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做人的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四周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時厚黑學和潛規(guī)則。從這些學問那里，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后的、創(chuàng)造性的無恥。我經(jīng)常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學問里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么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經(jīng)常有人問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10年的時間創(chuàng)辦了兩張中國優(yōu)異的報紙，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一度在廣州和北京兩地奔走，管理兩個兩千多人的新聞團隊，現(xiàn)在你管理一份幾十人的體育雜志，落差如此巨大，你會不會不甘心。
　　程益中并沒有失去對傳媒的熱情。他選擇了另―個向度，繼續(xù)他最擅長的傳媒事業(yè)。
　　他辦體育畫報，雜志雖小，格局卻大。體育畫報在一個幾乎被丑聞摧毀的體育產(chǎn)業(yè)中誕生，試圖重建國人對于體育界以及體育媒體的信心。體育代表人性，也代表人類最透明的契約精神和競爭意識。凡是擁有健康的契約精神和競爭意識的國度，都會贏得世人的尊敬。在當下，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體育畫報的這種建設性的努力是必須的，和建設完美的體育場館一樣必須。
　　接手體育畫報時，程益中堪稱幸運――這是一本迄今為止擁有最奢侈制作成本的中文體育畫報。
　　
　　
　　進入中國期刊第一陣營
　　
　　人物周刊：一年多前，你設定的體育畫報中文版在中國體育傳媒和中國傳媒界的角色是什么?一年來體育畫報中文版的發(fā)展是否如你所愿?在何種情況下，你會認為，這本雜志已經(jīng)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準備接手體育畫報中文版的時候，感覺壓力挺大。我知道這是一個很難做的雜志項目，有許多雜志項目比體育類雜志賺錢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難了，一門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說實在的我那時尤其害怕失敗，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勝利來安慰自己。
　　我給體育畫報中文版設定的一周年目標是：尋求投資理念、制度設計和團隊組建的最佳解決方案，建立中國體育新聞雜志新標準，樹立中國體育新聞雜志新標桿，躋身中國期刊第一陣營，在雜志的內(nèi)容和設計質(zhì)量上獲得讀者高度認可，在市場推廣和品牌建設上贏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條與巨額投資相匹配的營收之道。我對體育畫報中文版一年來的發(fā)展感到滿意，因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說怎樣才算已經(jīng)成功，我向來標準極高，無論做什么項目都想成為第一，因為第二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說做體育新聞雜志的第一，這只是體育畫報中文版的最低目標，而是要進入中國期刊第一陣營，做中國雜志TOP10。
　　人物周刊：對你而言，體育畫報中文版這個平臺是否太小了?服務平臺的大小。是否影響到你的成就感?如何說服自己“歸零”?
　　程益中：我也想過這個問題，但我覺得有事情做總比沒事情做好，在當時這個選擇對我來說是跌幅相對較小的一次倒下。再說我也需要養(yǎng)家糊口。
　　無論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極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這樣建立的。在目前形勢下，服務平臺的大小，可能影響我對社會的貢獻，但不太影響我的成就感。我覺得現(xiàn)在不去利用媒體建設性地編織謊言和創(chuàng)造性地愚弄大眾，就已經(jīng)功德無量了。我現(xiàn)在也沒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感覺為自己為家人活著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是一個心態(tài)能夠及時調(diào)整復原的人，激烈的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我沒有隔夜的苦惱和困擾。
　　我提倡歸零，并不是因為我現(xiàn)在遇到了挫折，我對個人的遭際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傷懷，既不背失敗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時候都知道自己是誰，都有一顆返璞歸真的心。
　　人物周刊：你在媒體領域的自我定位是怎樣的?你是天生的帶隊者嗎?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記者、編輯、專欄作家或者校對，但我起碼是當代中國最優(yōu)秀的前報人之一，是個最有格局的媒體資源管理和整合者，是個優(yōu)秀的媒體環(huán)境、氣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認為我天生就是帶隊者，我認為我之所以可以帶隊伍，是因為我敢于承擔責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擔責任。我不是一個好下屬，但的確會是個好領導。
　　人物周刊：你的職業(yè)最吸引你的特質(zhì)是什么?你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這個職業(yè)與大眾的權(quán)利和福祉息息相關(guān)，并且有可能讓從業(yè)者賴以生存并獲得生命價值，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理想的下一站?我也不知道。還是隨緣吧，我從來都沒有規(guī)劃過自己的未來，也扼不住命運的咽喉。人生的不確定性和戲劇性太多了，每個人的一生其實都是一部沒有劇本的電影，邊拍邊播，由不得你規(guī)劃不規(guī)劃；又好比一張不規(guī)則的大網(wǎng)，這張網(wǎng)的起點是生，終點是死，而從起點到終點，有無數(shù)路徑，每到拐點便是歧路，我們就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忙忙碌碌去吧。人生就是由一個又一個偶然性組成的，但偶然性的總和便是必然性。我的下一站，還是由偶然性決定吧。
　　人物周刊：你如何描述南方都市報、新京報、體育畫報中文版在你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是我過去的滄海，而體育畫報中文版是我現(xiàn)在的桑田，滄海也好桑田也罷，都是我耕耘收獲之所，它們共同導演我的未來。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怎么講?刻骨銘心過，撕心裂肺過，轟轟烈烈過。現(xiàn)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依然是我的燈塔，在照耀我的遠航。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都市類報紙起家時代言弱勢、和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茍合強勢的角色轉(zhuǎn)換?
　　程益中：我不認為都市類報紙靠代言弱勢起家，而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就茍合強勢。這樣的判斷是對都市類報紙的偏見。都市類報紙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不是這個問題。需要搞清楚的是，新聞觀有沒有問題?真實性、公正性、專業(yè)性是否有保證?發(fā)行量、影響力、美譽度如何?現(xiàn)在，一些報紙由于盈利上的壓力，偶爾會做出一些短視的行為，我覺得最好不要這么做，也沒必要這么做，但我同時覺得做了也無傷大雅，以后改了就好。
　　
　　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做人的學問
　　
　　　人物周刊：哪一種生活是現(xiàn)在的你最鄙夷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賣靈魂的生活。比如不認同某種價值觀而又必須依賴這種價值觀生活；比如為了生活去背叛人類常識和普世價值，為了生活干脆拋棄了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話是謊言，但為了生活卻偏偏說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這樣做只是為了生活得更成功。
　　人物周刊：你認為現(xiàn)實生活中，中國人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程益中：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的做人的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四周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是厚黑學和潛規(guī)則。從這些學問里，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后的、創(chuàng)造性的無恥。我經(jīng)常會覺得不可思議，怎么那么多教人做 人的學問里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么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更隱忍和更妥協(xié)?
　　程益中：過去的鋒芒也好，現(xiàn)在的隱忍和妥協(xié)也罷，我認為對我來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為。我對人生的艱難困苦極其敏感，對加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與不公感同身受，嫉惡如仇，我的鋒芒被砥礪而成，如果沒有世間的不平和不公，又何來鋒芒可言?而所謂的隱忍和妥協(xié)，無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鋒芒被折斷，另一種是你失去了亮劍的機會，你已經(jīng)不合時宜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厭倦之時?你應該不是無條件樂觀的人。
　　程益中：要說厭倦，其實早就有了，不是現(xiàn)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辭職了。只是后來發(fā)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來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倉皇逃離。
　　我怎么能是一個樂觀的人呢?我是一個達觀的人，因為我悲觀至極。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的現(xiàn)狀滿意嗎?如何權(quán)衡過去兩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滿意的。我常常對我的家人和朋友說，別抱怨，要知足，世上還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還有多少受苦受難的人，面對這樣的世界，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抱怨，還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權(quán)衡，我覺得過去兩三年里得大于失。經(jīng)歷那件事之后，個人得與失對我于來說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任何情況下我都覺得自己得遠遠大于失。我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我對現(xiàn)實的看法，與個人境遇的關(guān)系不大，并不會隨著個人境遇的變化而變化。
　　人物周刊：面對鮮花掌聲、明槍暗箭時的心態(tài)，以及孤獨感的緣由。
　　程益中：無論鮮花掌聲還是明槍暗箭，無論得意還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不會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樣不會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獨，但我也不是太過不了這一關(guān)，并且我感覺我得到的理解遠遠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獨感并不源自發(fā)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時并不覺得無助，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們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獨也在凱旋歸來時。我常常會在高堂華座，觥籌交錯，熠熠生輝場合，一個人從后門出去，在如華的月光之下悲從中來。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獨。
　　人物周刊：你字里行間的情懷、氣概和力量因何而來?在你的心里，是否一直有個人和家國之間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達則兼濟天下，窮且獨善其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跟古往今來的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一樣，骨子里有很強的家國意識，有很強的為民請命意識。而我從事的職業(yè)，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人物周刊：你說過“只有不好的制度，沒有不好的人性”，現(xiàn)在你對制度和人性之間的關(guān)系有新的認知嗎?
　　程益中：最不好的現(xiàn)實是，制度性的敗壞與國民性的敗壞雙重作用于這個時代，一方面制度性的敗壞改造和傷害了國民性，加劇了國民性的敗壞，另一方面日益敗壞的國民性也為制度性的日益敗壞提供了肥沃土壤，兩者互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瀾。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廣州生活的區(qū)別是什么?對你來說，北京是異鄉(xiāng)還是歸宿?
　　程益中：廣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間，是市民社會，是契約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權(quán)力無處不在，人與人之間不能進行公平交易，無法建立平等互信。來北京，我最大的收獲是對中國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來歲，感覺人生剛剛開始，現(xiàn)在談歸宿有點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北京不是我的歸宿。古人說心安之處即故鄉(xiāng)，從這個意義上講，籍貫地和戶籍地都不可能是故鄉(xiāng)。在何處安妥心靈，對我來說，還真是一個問題。
　　人物周刊：你希望50歲時的自己是怎樣的?
　　程益中：我希望50歲時，自己更寬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憤怒，能生活在人權(quán)、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實的社會，能看到官員廉潔奉公、環(huán)境日益改善、社會公平正義、人民安居樂業(yè)。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業(yè)、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點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個好制度下幸福的公民，絕對不愿意做一個壞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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