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想象日本]日本和想象中的不同
發(fā)布時間:2020-04-0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唐納德•里奇的日記用很多篇幅描寫日本見聞和瑣碎的人際交往,也有大量關(guān)于他個人的哲學化思考,但我最感興趣的是,以里奇為中介,西方到底用什么樣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樣的日本。
1973年的一天,里奇在日記里記載了和朋友的一場討論:為什么他們――也就是西方人――對日本有興趣。此時他已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結(jié)論是,一方面,因為他們和日本不可能有所謂“真正的關(guān)系”,他們是日本的局外人,因此輕松自在。另一方面,他們覺得“亞洲佬”有趣,并且,在“內(nèi)心最陰暗的深處”,他們把日本人視作“下等人”,免不了有優(yōu)越感和促狹的心理。這種說法至少部分接近真實。
1955年,日本還在由美國托管,作為美國公民的杜魯門•卡波蒂臨到東京機場,才發(fā)現(xiàn),竟然需要簽證。他認為日本小氣,還自傲得很愚蠢。
這次行程從頭到尾都不舒暢。據(jù)里奇日記記載,卡波蒂幾乎完全呆在帝國飯店,無比無聊,吃、睡、打電話,向所有人抱怨個不停。他聲稱不喜歡這個國家。后來他決定讓《紐約客》負擔這次行程的費用,因此去為他們采訪正在京都附近的馬蘭•白龍度。然而一旦他回到紐約,又表現(xiàn)得“想的都是日本”,還表示要寫本關(guān)于日本的書。顯然,這一時期,日本作為一個物質(zhì)、文化和感情等多重的新大陸,在整個西方都很有市場,以至于那些從日本歸來的人們可以借此裝點門面。
里奇在日本迎來送往了一批西方來的文化名流。這些人浮光掠影的日本印象大抵如下:這是非常小的國家(里奇游歷了日本的許多地方,發(fā)現(xiàn)它小巧玲瓏的名聲只是一種想象,他認為它實際上是個“大國”,各地差別很大),整潔甚至過于整潔,很鄉(xiāng)下、小地方,“有它的趣味,但過時而俗氣”。他們顯然不太看得起它。
1959年,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來到日本,他對里奇說:“你一定要帶我們?nèi)タ凑嬲娜毡。”英國小說家安格斯•威爾遜則俏皮地說:“我們絕對會捅穿那些可愛的紙門!崩锲鎺е@兩人和意大利小說家莫拉維亞等人去了高野山,他認為那里是真正的日本,有寺廟,還有很多紙門和一個墓地。但是那些人顯然不滿意,他們在這里“吃過不能吃的飯,洗過受不了的澡,在可怕的墊子上睡了失眠的一夜。蹲過恐怖的廁所,用完嚇人的早餐”,后悔不迭。莫拉維亞深切懷念起東京,那才是他的“真正的日本”。在那里,他借助里奇的翻譯和一個鱷魚手袋,在夜總會搞到了一個年輕的女收銀員。這大概是西方人發(fā)現(xiàn)“真正的日本”最正宗的路徑和源泉之一。
他們表現(xiàn)了西方人遭遇日本的典型模式:從好奇和陌生,轉(zhuǎn)向不適應(yīng),最后歸于失望和厭棄。說到底,他們在想象中熱愛日本,厭棄則部分地來源于挫折感。
1982年,法國女作家尤瑟納爾也來到日本,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發(fā)現(xiàn)日本是她到過的“最難理解的國度”。她出去買鉛筆卻空手而回,因為她不會日語,并且找不到和日本人溝通的有效方式。這一微小的事件卻是最有力的象征。在西方人看來,日本人采取的方式是“茫然不知和躲避”。結(jié)果,尤瑟納爾和她的男伴做了別的選擇,他們在日期間一共看了40個小時的歌舞伎表演,那是他們“逃避日本的地方”。
那時的日本對于西方世界,則處在深切的矛盾中。在東京,比如女收銀員這樣的都市女性并不避外國人,甚至不拒絕發(fā)生一些艷情,尤其是當對方頗有些聲望時;女粉絲等在毛姆門口長達幾小時,等著跟他談靈魂,最終被晾在門外;藝伎們則完全知道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是《春之祭》的作者,并樂于討他的歡心。但東京以外的人,不了解東京,更不了解西方。里奇去到一些海邊村鎮(zhèn),常引起無法停息的討論,以及直率而赤裸裸的圍觀,那些觀看的眼神無不充滿駭異,村童因為他“吃人”的玩笑,嚇得滾倒,然后爬著逃離。
到1988年,里奇覺得日本變了。因為“日本富了,不再需要我們,不需要模仿我們”,也不再需要借他們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1989年12月30日,里奇記錄了一幅有些倒錯的畫面:東京銀座聚集了很多游客,多數(shù)像美國人,穿戴著隨意的運動衫、牛仔褲、伐木工襯衫和絨線帽。顯然,他們是有產(chǎn)者,但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勞工階層。而相反,這時候的日本人又精致又優(yōu)雅,就像50年代的西方人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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