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大院,進過部隊,下海經商,回歸文藝,葉京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為自己的青春歲月,也為大院子弟寫下傳奇｡ 　　 　　“大院文化”是當代中國的一道風景｡它之所以會產生,正是因為出現(xiàn)了王朔､葉京等這些成長在軍隊大院的“風云人物”,創(chuàng)造出了眾多被大眾所廣泛關注的帶有一種特殊文化背景的“風云作品”｡一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讓葉京和他們的大院再次成為傳奇｡
　　
　　出了不少名人的訓總大院
　　
　　用葉京導演的話說,“大院兒”這一概念應該產生于建國以后,“實際上是一幫‘泥腿子’,查三代都是放牛娃出身的人坐江山來了,而我們這些軍隊的干部子弟,就是一幫‘新興的貴族’｡所以它跟老北京的文化是有抵觸的,是格格不入的,但又是互相影響的,互相滲透的｡”
　　直至現(xiàn)在,葉導講到自己生長的大院都還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1957年,葉京出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的大院里｡
　　在50年代,這個部里都是重量級的人物｡“第一任部長是葉劍英,底下還有5個副部長都是上將,包括獨臂將軍彭昭輝,劉鄧大軍二野的參謀長李達,還有蔣成武､張宗遜等人,這都是很有名的戰(zhàn)將,所以我們院里都是一批很精干的,從全軍調來的最好的軍事尖子｡因為它是管全軍訓練的,里面有海軍部､空軍部､陸軍部還有裝甲兵部,各軍兵種全部都匯集在這個訓練總監(jiān)部里頭了｡”可能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院兒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也包括一幫出了名的壞孩子｡”
　　揸架､偷東西､拍婆子､揸琴,這是當時這些生活在軍隊大院中的孩子最主要的幾項“娛樂”活動｡在不久前的一次聚會上,葉京､王朔以及和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大院中的發(fā)小們再次聚到了一起｡已經近30年沒見的老朋友談論起兒時的經歷依然充滿激情｡《與青春有關的日子》當中所表現(xiàn)的揸架的情節(jié)似乎是所有人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也成為那個特殊年代所產生的一項獨有的運動｡
　　外號“楊猴子”的楊總,可算是當時領軍人物,如今已經從商,移居香港,但談到那段“輝煌”的往事仍然非常興奮｡在他記憶中,“打得最狠的一場架是在八一湖,同第七機械工業(yè)部的一幫孩子,當時雖然只有二三十人,但戰(zhàn)況非常激烈,七八個人都受了重傷｡”打架的原因他已經記不清了,“好像只是為了幫助海軍大院的哥們兒出頭,當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非常簡單的,比現(xiàn)在的人要義氣得多”｡
　　而另一位“骨干”李建平,也曾經歷過無數(shù)場大大小小的群架,“陣勢最大的一次是在王府井南口,總共來了二百多人,但因為種種原因那場架并沒有打起來”｡最初的起因多數(shù)還是因為部隊大院的子弟和普通百姓的孩子之間的矛盾,“軍裝可算是當時最流行的服飾,包括軍帽,而大院的孩子因為家庭原因平常自然多是這些穿戴,所以經常被劫,有時幾百人打一場架為的就是一頂軍帽”｡
　　他認為,“之所以當時經常打架,甚至騎著車到頤和園去打架,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人抱團兒,或者說團結｡我們受的都是集體主義的教育,沒有家的概念,把自己的任何東西都拿出來大家一起分享,也沒有什么自我的概念,同院的一個人出了事,大家只要聽說都不會袖手旁觀｡”就好像《青春》的結尾一樣,高洋回來后,大家還是原諒了他,“人與人之間有著一種非常真摯的情感,這種情感就源自那個年代”｡
　　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們又覺得,當時的年輕人似乎都處于一種茫然的狀態(tài),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樣的,也無從考慮未來,“為了排解心中的這種茫然､空虛､無聊,打架､惡作劇成為唯一的方式”｡也正是這樣的經歷,使每個人對于他們這個集體產生了某種依附的心理,眾人的命運被捆綁在了一起｡
　　
　　一把骨頭交給了部隊
　　
　　去當兵,基本上可以說是每一個大院子弟的必經之路,葉京自然也不會例外,但他在部隊當兵的3年中卻有著不少不尋常的經歷｡
　　那時,他在社會上的聲譽不太好,在北京打架已經小有名氣了,“那個時候沒事干,就像我戲里寫的那樣,整天就是游手好閑,天天在街頭追女孩,或是跟這個打架跟那個打架去｡”因為那個年代當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盡管有不少部隊子弟托關系走后門兒,但是葉京的父親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不愛去求人｡最后實在沒辦法了,是他的母親出面使他進了部隊,“但是接收我的這個團長,也頂了很大的雷,擔心我毀了我們部隊的聲譽,所以開始一直考驗我,表現(xiàn)不好隨時都有被退回去的危險”｡
　　
　　他所在的部隊是坦克師,當?shù)氖翘箍吮?#65377;“當時我們坦克師有個宣傳隊,馮小剛就在那個宣傳隊里｡不過,當時我們并不熟,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通過王朔認識了｡梁天原來也在我們部隊,而且他跟我還是一個班的｡他在我們連呆了一年多,因為他會說快板書,就給抽到宣傳隊去了｡”
　　葉京說,為了證明自己,“在新兵連受訓的時候我就玩兒命表現(xiàn),當然也利用了我的一技之長了｡”那個時候部隊特喜歡體育尖子,而葉京從小在學校打籃球就是有名的,雖然個子不高,但酷愛籃球,甚至可以原地跳起來扣籃｡他所在的團里,當年還特招了一些專業(yè)打籃球的新兵,為的就是籃球聯(lián)賽,“但是那幫一米九幾的跳不過我,我在背后就能摘他們的籃兒｡這一下讓我們營長都高興壞了,說:‘這兵我要定了,誰也不許要走｡’我從此就逃過了一劫｡”
　　即使有這樣的特長,在部隊當中,其他人仍然看不起他們這些干部子弟､城市兵｡為了爭這口氣,葉京只有想盡一切辦法“學雷鋒做好事”,爭當“學雷鋒積極分子”｡“那時候部隊沒什么好事可干,不可能天天上大街上攙扶老幼病殘､到公共汽車站維持秩序｡軍營里就那么點事兒｡每個連隊有一廁所,人家農村兵5點鐘就起床去掏廁所,我就得4點鐘起,我真是把一把骨頭交給部隊了｡那時候去掏糞還不能讓人家看出來嫌臭嫌臟,或是捂著鼻子｡不能捂,恨不得要說:‘真香’,巴不得把自己身上趕緊用大糞給潑臟了,回來好讓連長聞見一身臭味兒｡睡覺前得想明天我得干什么‘好人好事’去,每天睡覺時腦子都在琢磨這事兒｡最后同農村兵比得我都快吐血了,還真讓我弄了一個‘學雷鋒積極分子’的稱號｡”
　　后來,“四人幫”被粉碎了,部隊又開始抓軍事了,“這一下上了我的路子了,連指導員都說,葉京你別再擦地板了,別再掏大糞了,趕緊給我訓練｡我為了軍事訓練,每天晚上挑燈夜戰(zhàn),一晚上一晚上不睡覺,穿著一條大軍褲衩,光著膀子,在坦克里面｡比如外面的溫度是三十七八度,坦克里面一定跟桑拿一樣是四十多度｡經常夜深人靜就我一個人在里面按照規(guī)程練習各種操作,在電視劇《夢開始的地方》中我表現(xiàn)了一點｡很快我就成了我們裝甲兵系統(tǒng)的軍事標兵了,而且還立了一個三等功,這個大獎狀現(xiàn)在還在我們家,被我母親引以為榮地掛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然后接茬我又入了黨,這還成為了我們師當中的一大新聞了,在上千人的北京兵當中我是第一個入黨的｡”
　　
　　失去自由的日子
　　
　　退伍后的葉京回到北京海淀區(qū)退伍安置辦去報到,海淀區(qū)正好是要選干部苗子,“一翻檔案,又是黨員,又是‘學雷鋒積極分子’,又立過三等功,海淀區(qū)委直接把我檔案給拿走了｡當時可把我父親激動得｡他認為我當工人也好,干別的也好,就應該趕緊上班,而最擔心的就是我和過去社會上的那幫狐朋狗友又勾搭在一塊｡”但在海淀區(qū)人民政府當了干部的葉京,干了3年便“離職”了｡他介紹,“那時候的國家干部根本不允許辭職,也沒有辭職這么一說,因此叫做自動離職｡”
　　
　　正是因為《青春》當中所描寫的那段南下廣州倒賣東西的經歷,葉京被隔離審查,“當時我還不知道怎么回事,來了兩個警察,出于客氣沒給我戴手銬,只說:‘葉京,你跟我們走一趟吧!’”此前,社會上正在搞“83年大抄”,但自認為只去過兩趟廣州的葉京,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我當時腦子確實有點懵,我想充其量給一個處分,或者打我一個無組織無紀律,但沒想到給我劃到階級敵人那邊去了｡”
　　葉京因投機倒把被關進了海淀分局拘留所,并且一審查就是半年｡回想起當時的監(jiān)獄生活,他仍然感慨萬分,“在我被關的那個監(jiān)獄里有一個小天窗,每天都能看見窗外的天空中有一群鴿子戴著哨飛過去,那個時候我就想人生真是失去自由比什么都痛苦!”
　　在監(jiān)獄當中,一天只有兩頓飯,“上午10點鐘一頓窩頭,就一個窩頭,一點油水都沒有｡最可氣的就是這所監(jiān)獄隔壁就是海淀食品廠,每天餓得不行,還要聞著奶油巧克力蛋糕和水果糖的香味,真是難受｡”以至于在出獄之后,葉京一進家門,就喝了一鍋粥,二十幾塊雞蛋糕｡至今說起一口氣吃下這么多東西時,葉京臉上仍有一種興奮的表情｡
　　
　　開了北京第一家川菜館
　　
　　當時審查結束以后,葉京只忍了半年便做出了辭職的決定,“當時也并沒想好干什么,就是覺得不能再在這個單位呆了｡”正好同時,王朔也從他所工作的藥店辭職了,他的哥哥也回到了北京,幾個人開始做生意｡因為當時并沒有太多的錢,所以只能開個飯館,“我們開的飯館就在五棵松,301醫(yī)院后面｡我們的飯館是在北京開的第一家川菜館,叫天福酒家｡那時候還沒什么川菜的概念呢,北京當時只有一家國營的川菜館,四川飯店,在西單絨線胡同”｡
　　天福酒家開張之后生意相當紅火,在當時每天的營業(yè)額能夠達到三百多,最多的時候五百多｡“那時候,我們的嘴都笑到腮幫子上去了｡80年代初,菜也很便宜,都是一兩塊錢,還沒有現(xiàn)在這樣的消費概念呢｡王朔發(fā)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時候,請《啄木鳥》編輯部在我們飯館里吃飯,我騎著板車到甘家口去采購,勒著肚皮,給他們買了5塊錢的對蝦｡開了一年多,我們每個人都掙了一兩萬,在當時就相當不得了了｡”
　　之后,葉京開始了他的經商之路,不但去過廣州､深圳,還把生意做到了新疆,據(jù)他說,80年代他手頭走過的賬有5000萬,“如果那年代我抓住機會真做正經生意的話,我現(xiàn)在可能是中國首富｡但是說白了,我就不是做生意的人,太玩兒了,就是年輕｡年輕付出了代價,全花了,那時候真不拿錢當錢”｡
　　
　　為了父親寫下了第一個字
　　
　　葉京表示,現(xiàn)在他開始坐下來寫東西,拍電視劇,并不是因為他經商不成功,而是厭惡了那個行當里的生活,不愿意再跟那些生意人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人接觸了｡但是決定他轉行進入影視圈的最大的原因,還是要從1987年他的父親去世說起｡
　　他的父親在臨走之前的那段時間,讓他刻骨銘心,“盡管我父親跟我生了那么多氣,但是最后我還是特別理解我父親｡我父親走時一句遺言都沒留,就靜悄悄地走了｡從發(fā)現(xiàn)他得了癌癥到去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期間有件讓我轉變特別大的事兒,對我觸動太大了”｡
　　當時家里人輪流到301醫(yī)院去伺候父親｡就在輪到葉京值班的那天傍晚,“冬天,我穿著大衣戴著圍脖,記得是我們家老太太和我姐姐來接班,我就該走了,那時候我還開摩托車呢,我手里拿了個頭盔｡父親住院期間,接班輪流看護都已經習以為常了,臨走時我和他打了聲招呼,就走了｡我剛走出那病房門,就聽見我爹在床上,用那種很微弱的聲音,因為當時已經是晚期了,叫了一句:‘小京啊｡’‘哎’,我趕緊答應著,又走了回來｡他說,‘現(xiàn)在冬天外面冷,開摩托車一定要小心,把大衣圍脖趕緊系緊了,別著涼｡’我答應了一句,當時答應完那句話,我腦子就懵了,一片空白｡當時我媽我姐在旁邊聽著呢,她們都覺得是一句很正常的話,她們都沒意識到,只有我明白｡我太了解我父親了,我父親在跟我悄悄作最后的告別呢,就用一句特別普通的家常話就告別了｡我一走出那病房門,一下就受不了了,在過道里一下就哭了｡因為我父親從小到大從來沒對我這樣說過話,沒有過｡都是,‘哎,好好干啊,別辜負領導對你的信任’,全是類似于這樣的話,從來不會講從個人角度上關心我的話｡這件事對我觸動太大了,當時我就覺得,我不能再折騰了,不能再這樣下去｡那時候就覺得,我一夜之間確實又長大了好幾歲｡”
　　父親去世以后,每年春節(jié)他們家都要聚在一起過,那段時間大家仍然給父親照樣留一個座､留一個杯子､留雙筷子｡母親說兩句話,“來,我們敬你爸爸一杯酒｡”葉京表示,“每年三十晚上我都受不了這個場景,就只當我父親還在,說一些什么話,我就受不了了,我太懷念我父親了｡”
　　1995年春節(jié),三十晚上葉京就沒回家｡他一個人待在自己的家里,而且把手機､呼機,反正能聯(lián)絡的工具全部關掉了,跟任何人也不來往了,包括自己的家人｡“連我媽都不知道我哪去了,我只是跟我姐說了一聲,我不想回家過節(jié)了｡就是那年三十晚上,我一個人關在屋里,坐在沙發(fā)上,一罐一罐喝啤酒,喝了好幾十罐,我就不想回家去面對那樣一個場景｡就是那個三十晚上,我把自己關在屋子里面,像困獸一樣,更加難過｡喝著啤酒,留著淚,就喝到半暈的那種狀態(tài)下,拿起了圓珠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夢開始的地方》那個電視劇的第一個字｡在那部電視劇中,李雪健扮演了一個角色,其中有一個場景,父親在醫(yī)院去世了,兒子跪在地上,其實那就是我為了紀念我的父親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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