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難，做好人更難，做一個有良心的律師難上加難！” 　　 　　農民就是可憐 　　 　　我父親15歲被拉壯丁為國民黨當兵，后被“解放”加入到老百姓自己的隊伍，參加過解放廣西、廣東、江西、貴州、云南等戰(zhàn)斗，多次立功。父親于1952年復員回到開縣五通鄉(xiāng)高橋村，因沒有文化，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再加上當時的農村與單位工作沒有多大差別，就選擇了在農村務農。
　　父親一輩子堅持做人要講良心的原則，他要求我們要做善事，他一有空就修修路，補補橋。我對父親很敬重，他是普通的農民，但他樸素、善良而又剛直不阿，從不畏懼權勢。這性格就像種子，播種在我血管里，根植在我心田上，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大集體時，家里很窮，我們很難吃上一頓肉。每年過年剩余的肉，都要留到種包谷的時候吃。我后來到湖南打工，是母親把我逼出去的。母親總認為，我當兵存了私房錢。我當兵第一年津貼10元／月、第二年11元／月、第三年12元／月，復員費50元，指導員又給了80元，回家后，我全部交給她了。
　　由于家境貧寒，我只在高橋小學讀過二年級。我缺衣少食，營養(yǎng)不良，造成脫肛，肚子腫，屁股蹺。有人挖苦我父母生了個兒是兩頭蹺。我在小學二年級時就開始隨父親一起干農活掙工分，撿一斤糧食能掙一分。我小時候煮的飯，一斤米全家人吃，我們吃的稀飯在碗里能照得見人影。13歲時我的生日，家里煮了一斤六兩面條，我一下就吃完了。
　　當時是一個生產隊為一個集體單位組織勞動。出工前，隊長組織學習毛主席語錄；干工時，插秧要插“忠”字形；收工時，排隊高喊“萬歲”的口號后散隊。農民的糧食產量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真正感覺到，農民就是農民，農民就是可憐。
　　夢斷高原
　　1974年11月5日，我當兵體檢，視力檢查結果我有色盲，實際上，我并不是色盲。因為我叫不出相應的名稱，只曉得紅、黑、白。曉得是小草的顏色，只會答青草的青色，叫不來“綠色”。外科檢查要脫掉全身衣服。醫(yī)生問我怎么不穿內褲？這時我才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也要穿內褲。
　　1975年3月，新兵訓練完畢。我們奔赴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先從成都火車站出發(fā)到青海的西寧，坐的是拉煤炭的悶罐車，車上沒有廁所，解便時要相互拉著，害怕掉下去，坐了四天四夜才抵達西寧。到西寧后，我們就坐解放牌車，下面裝著大米，我們就坐在大米上睡覺，坐了四天四夜才到青海的格爾木。
　　到格爾木后分到連隊，當時有個“五三?”工程，從青海的格爾木修一條輸油管道到西藏的拉薩，即現(xiàn)在的青藏鐵路沿線。當時工作就是為輸油管道挖溝。每天部隊用車將我們拉到工地后，班長就給每人分挖30米長的任務，要求是底寬是50厘米，深1．5米。在青藏線當兵兩年學會了挖溝，鍛煉了自己的身體。高原空氣稀薄，氣壓低，飯總是煮不熟。
　　四年兵滿才能換新被子，沒滿四年只能帶著當兵時的爛被子回家。我既不紅也不專，帶著失落回家種田。
　　
　　從農民到律師
　　
　　當時我們生產隊每天勞動的報酬是掙10分工分值一毛二分錢，飯也無法吃飽。我隨妹夫唐開文外出跑江湖。我到湖南安鄉(xiāng)縣安尤磚瓦廠，工作主要是挑磚、挑煤、拉板車，每天工作時間達12小時以上。沒有休息天。磚瓦廠有人自學法律，可能是想改變自己那時的生存現(xiàn)狀，我也就跟著學。
　　我在湖南打工期間一窮二白，日子過得相當清苦。安尤磚瓦廠的三年經(jīng)歷，是我人生轉折點。從浦里大河邊光著腳丫、頂著烈日狂奔猛跑的野娃兒，到考兵時沒穿內褲體檢的傻小子；從青藏高原揮舞鐵鍬挖輸油管道溝的年輕軍人，到湖南安尤磚瓦廠挑磚搬瓦的成熟磚瓦匠，我艱難地積蓄了實現(xiàn)身份嬗變的內在力量。
　　1983年1月，因背井離鄉(xiāng)諸多不便，加之農村實行年產承包責任制，父親又年老多病，不得不返回原籍開縣重操舊業(yè)。因學了一些法律知識，加之我有點破嘴皮，參加調解一些農村解除婚約等事，人家以一塊肉、一條煙作為酬謝，被人們稱為“土律師”。
　　1983年5月全國都在各鄉(xiāng)鎮(zhèn)組建法律服務所。我冒昧地給開縣司法局寫了一封信。8月，開縣司法局在開縣陳家區(qū)（現(xiàn)為長沙鎮(zhèn)）組建法律服務所，我受聘從事法律工作，對外執(zhí)行職務統(tǒng)稱為律師工作者。1986年全國首批律師資格考試，參考無需文憑，報名均可參加考試。我考試成績?yōu)?52分，當時的錄取線為240分，我有幸取得了律師資格證書。
　　我最初在法律服務所工作期間，每個月的工資35塊錢。我為了充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多少個不眠的夜晚，推敲法條，改寫訴狀，多少個例假節(jié)日，擠火車，蹲散席，東追西討。在開縣當律師期間，我真誠保護委托人的權利，案源一年比一年多。
　　
　　在深圳遇到“三個第一”
　　
　　開縣是一個150萬人口的農業(yè)大縣，農民們靠種田，已經(jīng)求不到衣食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開始大規(guī)模地跑江湖。外出務工人員達50余萬人，主要在廣東珠江三角洲、江蘇、浙江、福建、海南等地。開縣每年財政收入2億元，外出務工人員通過銀行及郵匯回來的款，每年達15．8億元。
　　1996年4月30日，開縣南門鎮(zhèn)清泉村徐昌文、趙碧夫婦在深圳龍崗區(qū)玩具廠下班后，路上被一香港貨車撞死。我受委托，前往深圳辦理此案。到龍崗后，與死者家屬住在雙龍旅店，單間20元，雙人間30元。為了節(jié)省開支，每天都是在旅店蜂窩煤爐自己煮飯。車主押了5萬元后，龍崗交警隊已將其車輛放行�！�…后在交警大隊主持下調解，車方賠償了交通事故死亡賠償?shù)荣M用計13萬元。
　　車方賠償后，我作為代理人認為按照《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工傷保險條例》的規(guī)定，徐昌文夫婦在下班時間、下班路上發(fā)生的交通事故，且本人不負責任，應當依法享受因工死亡的待遇，幾經(jīng)周折，得到了確認。廠方?jīng)]有給趙碧買工傷保險，工廠拒絕賠償。此案歷經(jīng)5個月之久，共賠償了33萬元，在深圳開創(chuàng)了因交通事故引發(fā)的工傷賠償先例。
　　自辦理此案，我留在了深圳。1996年11月8日，四川老鄉(xiāng)彭剛中在寶安區(qū)發(fā)生了工傷，要求我為其代理此案。彭剛中已被廠方辭退，無處居住，便與我同住。我代表彭剛中向寶安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寶安區(qū)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支持了我的上述觀點，深圳市中級法院維持了寶安法院賠償17．2萬元的判決。同時，對寶安區(qū)人民法院的訴訟費按標的額收取，予以改判，判決訴訟費只能收取50元。
　　我通過訴訟手段，彭剛中案含假肢更換費獲得17萬余元的賠償，要企業(yè)主多掏了十幾萬元。彭剛中案系我受理的第一個斷手案件，也是要求假肢更換費作一次性支付獲得成功的全國第一例，他更是我打了官司不付律師費跑了的第一人。事后我找他時，他居然說：“不給，你又能將我怎么辦？”
　　律師不能異地辦案？
　　1997年7月16日，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通知我到勞動局，有個穿著制服的警察問我有沒有暫住證，我說法律未規(guī)定律師出差必須辦理暫住證。同時，又有司法局的人要求查看我的律師執(zhí)照，說，按照我們這里的規(guī)定，外地律師不能在我們這里打官司，要打也必須經(jīng)得當?shù)厮痉ň峙鷾省?
　　我說：中國至今沒有任何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外地律師不能異地打官司。相反《律師法》明確規(guī)定，律師執(zhí)業(yè)不受地域限制。我要律師執(zhí)照，他們不還，要強行扣證。我要求他們出具收條。于是，他們以公律科的名義給我寫了一張收條：“收到周立太律師執(zhí)業(yè)證（證號：9790111598）壹本。龍崗司法局公律科。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六日。”
　　我于當日下午以龍崗司法局超越職權為由向龍崗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庭劉來平法官（后最高法院評其為十佳法官）經(jīng)審查認為，龍崗區(qū)司法局收我律師執(zhí)業(yè)照沒有合法依據(jù)，并指出違法性。龍崗司法局歸還了我的律師證。我至今還保存著原始收條。
　　
　　做有良心的律師難上加難
　　深圳夏季天氣十分炎熱。我白天在外辦事，沒有錢坐帶空調的豪華車，專找票價便宜的車坐；吃飯只要每個五元以下的快餐；我晚上回到住地熱得像蒸籠蒸。沒有錢買空調、開冷氣，我和工作人員擠擠挨挨，躺在撿來的席夢思床墊上睡覺。第二天大早起來精神抖擻，啃兩個又黑又硬的自己做的饅頭就出門辦案。
　　工廠老板們異口同聲地說辦廠斷手是正�，F(xiàn)象，哪個工廠不斷些手？法庭上出現(xiàn)了老板歧視打工仔的怪論，說有些工人是故意把手放進去搞斷，想賠一筆錢。當老板說這些話時，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感到現(xiàn)在的有些人談不上良心。社會在進步，經(jīng)濟在發(fā)展，人們的道德在滑坡，這真是令人心寒。
　　同時，想起我的一些委托人，就心如刀絞，我自認為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則立馬崩潰。陜西漢中有個王某，當法院要補發(fā)一筆錢時，我通過多方打聽，通知他從漢中來到我所租的房屋住了一個月，最終他拿到錢跑了。貴州畢節(jié)縣人帥某，案件宣判時他在貴州老家。我通知他前來深圳，寶安社保局支付了賠償款。帥某最終也逃之夭夭。當這些人走后，與我無任何聯(lián)系。
　　在這個社會生存，為了掙碗飯吃，特別是律師，難哪！加之，我這個人又不愛混日子，總覺得當事人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然而，一旦當事人打贏官司拿錢跑了，不給律師費，我真是心如刀絞，真讓人心痛。做人難，做好人更難，做一個有良心的律師難上加難！
　　辦理勞工案件9年來，才真正體驗到律師在市場經(jīng)濟中的作用。過去在開縣老是辦一些離婚案、打架案、經(jīng)濟案。它只能是就案辦案，為打官司而打官司。我覺得一個律師更應該通過一些訴訟活動促進社會進步。不光打官司，一個律師就是要正直，如果當事人對律師也不信任的話，還有什么公正而言。最終的結果老百姓不相信法律，那只能相信暴力，那將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我將自己的工作日記在網(wǎng)上發(fā)布，既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文學才華，更不是為自己打商業(yè)廣告；我只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抒發(fā)內心真實的感受，同時真誠地希望全社會對勞動者，特別是對傷殘的勞動者這一弱勢群體予以更多的關注。有位電視臺的主持人說：周立太，他可能不是一個多么高尚的人，但至少他不是一個卑鄙的人，最起碼他還算是一個正常的人。
　　我周立太僅僅“還算是一個正常的人”嗎？不管人們如何看待我，我對自己所做的這一切感到知足。（摘自《周立太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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