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這部書是文學的,更是歷史的｡” 　　 　　“當代西方有一種新興的服務性行業(yè),專門陪孤獨老人閑聊｡李輝是個高級陪聊者｡他專門尋找那些文化界幸存的寂寞老人閑聊,讓他們吐苦水,發(fā)牢騷,通過回憶的魔術把自己裝扮成無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受難者或圣徒｡”
　　一位上海批評家?guī)啄昵霸�這樣措辭嚴厲地批評1982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的著名傳記作家李輝｡李輝卻不愿意去公開回應,因為“這樣會分散精力”,他甚至謝絕了門戶網(wǎng)站開博客的邀請,“心態(tài)要靜,否則在這個浮躁的社會就做不了事兒”｡
　　幾乎是同時,李輝開始了他自認為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寫作｡2001年7月,李輝去美國尋訪《走進中國――美國記者在中國革命中的冒險與磨難》的作者Peter Rand教授｡
　　Peter Rand的父親是1930年代美聯(lián)社駐華記者,這些外國記者曾經(jīng)親歷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風云｡李輝在Peter Rand家看到了他父親遺留下來的很多珍貴資料,還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文獻｡借出1927年和1943年的《時代》周刊后,李輝發(fā)現(xiàn)《時代》從1923年創(chuàng)刊開始每期都會選擇一個配合主題的封面人物｡他借閱的那兩年的刊物中,正好蔣介石和宋美齡都入選過封面人物｡
　　“從1923年到20世紀末,將近80年的時間里,到底有哪些中國人出現(xiàn)在《時代》封面上?”回國后數(shù)月,同事送的畫冊《歷史的面孔――雜志的封面(1923-1994)》,讓李輝的職業(yè)好奇進一步被刺激,他發(fā)現(xiàn)陸續(xù)成為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有:吳佩孚､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wèi)､溥儀､宋美齡､宋子文､陳立夫､陳誠､吳國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羅瑞卿､陳毅､李富春､達賴､林彪､江青､鄧小平等,“在他們中間,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幾位依次是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周恩來,其余均為一次”,“還有幾位封面人物雖是外國人,但與中國事件有關,故也可歸于此列,如抗戰(zhàn)期間的美國將軍史迪威､日本天皇;國共內(nèi)戰(zhàn)初期負責停戰(zhàn)調(diào)解的美國總統(tǒng)特使馬歇爾､60年代初中印戰(zhàn)爭時期的印度總理尼赫魯､70年代訪問中國的尼克松……”
　　于是,李輝開始以這些人物為線索,以編年體的方式梳理中國現(xiàn)代史,并加入自己的實地尋訪和現(xiàn)實思考｡這些文字自2005年開始在《收獲》上以“封面中國”的專欄形式呈現(xiàn)｡在前不久剛剛揭曉的第五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上,李輝以此獲得“2006年度散文家”獎項｡近日,這些專欄文字又結(jié)集成《封面中國――美國周刊講述的中國故事(1923-1946)》(以下簡稱《封面中國》)一書｡
　　
　　上海是命運的轉(zhuǎn)折點
　　
　　筆者:《封面中國》是上海《收獲》雜志的專欄文字結(jié)集,你上大學也是在復旦｡在恢復高考30年之際回望,上海在你的人生軌跡中是不是特別重要?
　　李輝:是,我主要的文章,長的大多發(fā)在《收獲》上,短的主要發(fā)在《新民晚報》上,《文匯讀書周報》也發(fā)了一些｡上海是改變我命運的轉(zhuǎn)折點｡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復旦這杯酒》｡昨天我們同學聚會,還說如果不是恢復高考,可能我們在工廠的繼續(xù)在工廠,不可能有后來的這些成就｡我對恢復高考心存感激｡
　　30年代文化重心南移,所以上海保存了很多文化人的資料｡我和陳思和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跟著賈植芳先生研究巴金,去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查二三十年代的資料｡最早接觸《良友畫報》做的筆記一直留到現(xiàn)在｡收集資料和編大事記,都是在上海完成的訓練｡所有的理解和敘述都要來源于第一手資料,這是賈先生對我們的教導｡這次的《封面中國》對歷史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全面的,但是我根據(jù)我掌握的歷史資料做出的判斷｡
　　筆者:應該說復旦是最早培養(yǎng)你的地方,才有你后來的厚積薄發(fā)｡
　　李輝:這也不叫厚積薄發(fā),但如果不是80年代有所準備,肯定今天寫不了這本書｡這些都是母校和上海帶給我的｡我每年都要去上海,首先要去看望賈先生,既有學業(yè)上的感激,更多是情感上的聯(lián)系,賈先生對我就像對兒女一樣｡復旦有那么多良師益友｡
　　我這些年的一點成績和個人努力當然也有關系,但大學培養(yǎng)的那些興趣是永恒的｡1980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發(fā)在《湖北日報》上,應該是最早評論復出的老詩人曾卓的文字,他是“胡風分子”｡1979年,我和陳思和開始做巴金研究,最早的研究文章發(fā)在1980年的《文學評論》上,我們應該是最早談論巴金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依據(jù)的材料就是二三十年代他發(fā)表的那些文章,不是當時研究者引用較多的巴金1958年的文集｡對巴金的研究后來又延續(xù)到蕭乾､冰心､沈從文｡巴金這條線和對胡風集團的研究構(gòu)成了我后來研究的兩大支柱｡
　　
　　做一個歷史學家
　　
　　
　　筆者:你怎么會在《收獲》開“封面中國”專欄的呢?具體寫作過程又是怎樣的?
　　李輝:2001年,我為中央電視臺的8集紀錄片《在歷史現(xiàn)場――外國記者眼里的中國風云》擔任總策劃和總撰稿,為了收集資料去了一趟美國｡回來之后就和《收獲》主編李小林談起過美國的見聞,她很感興趣,就鼓勵我寫專欄｡
　　都說中國人健忘,過去對歷史往往是單一的解釋,我想至少要有故事串起來的歷史,這些故事又不是虛構(gòu)的｡原來想準備充分點再寫,但答應寫專欄就給了自己一點壓力,寫完我剛好是50歲｡如果要寫到1997年鄧小平逝世,得有三四卷,越往后寫越困難越有趣｡
　　一期要寫兩萬多字,寫一篇至少要翻譯一萬多字的英文,當時的地名和人名還是很難翻的,我又不是英語科班畢業(yè)的,不像董樂山先生一天最多可以翻譯一萬字｡我第一遍先翻譯到本子上,再錄入電腦,還要看很多英文書,寫作過程挺辛苦,一直想找好的表達方式｡
　　上大學前我對文化有興趣,但讀書少,最后悔童子功差,看的名著少,畢竟父母不是做這一行的,又生在農(nóng)村｡到大學才開始正兒八經(jīng)學英文｡寫《蕭乾傳》,我翻譯了福斯特,楊憲益先生､董樂山先生他們都是英文高手,經(jīng)常指點我｡寫《封面中國》時翻譯《時代》的一些文章,我有時也發(fā)封Email給董鼎山先生,問這個譯法對不對,他畢竟在美國生活｡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個歷史學家,寫出帶有個人特色的歷史書｡民間修史其實是中國傳統(tǒng),我希望這部書是文學的,更是歷史的｡
　　筆者:《封面中國》的歷史味道較之你以前的作品更濃了,對歷史材料的整合能力和理解力也更加突出了,那你基本的歷史學的訓練是如何完成的?
　　李輝:過去我寫人物傳記,也是歷史方面的訓練｡自己買書最多的還是歷史傳記,尤其是“二戰(zhàn)”方面的,情報戰(zhàn)方面的也不少｡史料從來是第一位的,如果一個考據(jù)的論文做得好,就是很好的博士論文｡
　　我在大學已經(jīng)完成了歷史學方面的訓練,我寫《蕭乾傳》､寫劉尊棋寫黃苗子,都是先編大事記｡寫《沈從文與丁玲》,先是�？�,先查沈從文當年在《國聞周報》上的文章,后來又采訪了當事人施蟄存先生等｡
　　我在寫文章時盡量多引用一些資料｡這幾年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買了幾萬塊錢的二三十年代的書和資料,包括北伐時期的傳單,中原大戰(zhàn)時丑化閻錫山的漫畫……這些資料圖書館不一定查得到｡投入上我是下了功夫的｡
　　比如,我搜集了商務印書館“小學生文庫”中“地理類”第一集《東三省》1934年2月的第一版和1937年6月的第五版｡兩個不同的版本對比,發(fā)現(xiàn)一本本來只有100多頁的地理小冊子,被刪除的有反日內(nèi)容的章節(jié)居然有將近50頁,這是汪精衛(wèi)準備和日本談判做出的修改｡這也涉及歷史資料的整合能力｡恐怕對歷史的判斷比歷史學的訓練還重要｡
　　筆者:讀你的作品,往往會覺得你筆下的歷史不那么枯燥,這是你刻意的寫作風格嗎?
　　李輝:現(xiàn)在的歷史不好看,應該多一種個人寫法｡楊念群教授最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fā)表文章《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我雖然不認識他,但我的觀念和他的“感覺主義”有一定吻合｡故事應該建立在細節(jié)上,寫史的人應該注重細節(jié)｡
　　中國人寫史很大的悲哀是人云亦云,沒有第一手資料,100年后怎么敘述還很難說｡檔案､書信和日記是很重要的三種資料,前些年我編自述多,但回憶有時也是不可靠的,現(xiàn)在我編書信比較多｡最近我在編陳寅恪先生的學生劉節(jié)的一部書信集｡我在加大編選資料的量,為將來寫史的人做一點準備｡為什么大學都讓學生做宏篇大論呢,為什么非要“論中國的……”?
　　
　　獨到的發(fā)現(xiàn)
　　
　　筆者:我覺得2001年你翻譯的《走進中國》一書是你寫作和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轉(zhuǎn)折點,這本《封面中國》是在這個線索上的繼續(xù)深化和拓展嗎?
　　李輝:我也最看重這一部書｡研究巴金是起步,80年代我最重要的作品是《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然后是《滄�？丛啤�｡我過去20年的書都是在為這本做準備,和文化界的交往,幫助我理解每一個人都是一本書｡現(xiàn)在正在做的書是《黃苗子談民國》｡
　　筆者:在《封面中國》這本書里,你還有不少獨到的發(fā)現(xiàn)｡
　　李輝:這個書就是要引起讀者對民國史的興趣､對外國人視角的重視｡我們通常把宋子文簡單地概括進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但宋子文和蔣介石是有矛盾的,他留學美國,曾經(jīng)想取代蔣介石｡
　　中美關系也沒有那么簡單｡越是專業(yè)人士(優(yōu)勢是嚴謹),也越容易受束縛,缺乏獨立思考的勇氣｡歷史和文學一樣,都是多樣的｡
　　“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為什么不抵抗?“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為什么要釋放蔣介石?這些章節(jié)我還是比較得意的｡越往后面越好看,越有歷史學家的味道,有站得比較高的味道,有跳出了時代局限的味道｡
　　筆者:《封面中國》的截止時間選在了1946年,為什么?1946年以后的部分會接著寫下去么?
　　李輝:1946年是一個重大拐點,現(xiàn)代史與當代史在這一年開始更替;國民黨時代在這一年走向尾聲;共產(chǎn)黨時代在這一年拉開序幕｡這一年,負責調(diào)解國共停戰(zhàn)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失敗而歸,中國共產(chǎn)黨與美國關系破裂,這標志著美國自1900年義和團運動以來直接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時代也宣告結(jié)束｡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則將從另外的層面和角度深深影響中國后來的行程,留下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話題｡
　　《時代》1949年3月就用毛澤東做了封面人物,但它的創(chuàng)始人盧斯又是反共的｡當時美國存在兩派意見,一是否承認中國,二毛澤東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鐵托｡這些要是接著寫可能非常有意思｡1950年的《時代》封面用過臺灣省長吳國楨,正好是韓戰(zhàn)爆發(fā)時,還談到臺灣地區(qū)是否“獨立”的問題｡周恩來上了1952年的《時代》封面,是因為他頻繁處理外交｡
　　從1947年到“文革”前,如果寫得詳細,一卷可能還不夠｡“文革”到鄧小平復出,中間有中美關系解凍,還摻雜著中印戰(zhàn)爭,中印關系又很重要｡這些涉及當代史的很多問題,很多對現(xiàn)在有參照作用｡我們以為很多問題是突然發(fā)生的,其實不是｡如果第一卷的反響不錯,我爭取明年下半年開始寫后面的,今年開始翻譯一些需要選用的《時代》文章｡未來可能是每十年寫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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