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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一個真胡適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就職的時候胡適先生做完演講,蔣介石上臺講話,他說,胡適宣揚的五四精神,專門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當然很重要,可我覺得不夠,還必須加上倫理……沒想到胡適又上臺發(fā)言,把蔣介石的話痛批了一頓
          
          黃克武說:“在臺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jīng)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焙芏嗄暌郧埃斔粏枺骸澳阋鐾跤缿c還是余英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現(xiàn)在,位于臺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說,今日臺灣,胡適仿佛一個“過氣的英雄”,他的紀念館,迎來送往的除了臺灣中小學生,多是內(nèi)地去的學者。
          
          胡適與蔣介石彼此欣賞
          
          人物周刊:1930年胡適推薦給青年人的10本書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論妥協(xié)》),他似乎對“妥協(xié)”這個概念情有獨鐘,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協(xié)”的一生?
          
          黃克武:John Morley是19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妥協(xié)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有商量、有退讓。胡適喜歡這本書,也是受了韋蓮司的影響,書是韋蓮司借給他的,后來胡適在寫給她的信中大量抄錄了這本書里的內(nèi)容。當時中文里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譯,胡適譯成“姑息”。我去查了嚴復的翻譯,是“得半”,民國初年章士釗跟杜亞泉爭論的那個“調(diào)和”也是Compromise,后來從日文引進了“妥協(xié)”這個詞。
          胡適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個性非常和緩,從來不主張激烈的變革,他主張漸進式地改革中國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嘗試全盤推翻中國傳統(tǒng)。他一生都在這樣的拉扯中,漸進和激進。蔣介石在胡適去世時寫了一副挽聯(lián):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蠻準確的。
          人物周刊:在雷震案之前,胡適與蔣介石的關系是符合儒家傳統(tǒng)的,這是他身上舊傳統(tǒng)的一面吧?
          黃克武:胡適一生擔任過幾個重要職務,都與蔣介石有關。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場演講,讓美國能了解當時中國的情況;貒笏麚伪贝笮iL。1946年在蔣介石邀請下,他幾乎有點動心,要去參選中華民國總統(tǒng),可由于國民黨黨內(nèi)的反對,愿望沒達成。
          胡適一直得到蔣介石的欣賞和重用,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是一個地位非常高,帶領臺灣科學與人文發(fā)展的重要職位。就職的時候胡適做完演講,蔣介石上臺講話,他說,胡適宣揚的五四精神,專門講科學與民主,這兩個當然很重要,可我覺得不夠,還必須加上倫理,民主+科學+倫理,才能有一個平衡發(fā)展――這其實是蔣介石常掛在嘴邊的名言。總統(tǒng)講完本該結(jié)束了,沒想到胡適又上臺發(fā)言,把蔣介石的話痛批了一頓。他說,社會生活的發(fā)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識改善生活需要科學,至于倫理,是隨時代而變動的,決不可能跟民主科學相提并論。他講完后,就見蔣介石臉色大變,當時有幾百名學者在場,這樣的公開批評是很少見的,還好蔣當場沒有發(fā)脾氣。
          蔣介石個性非常強硬,他是軍人出身,在日本讀軍校,每天早上4點起來用冷水擦身。最近看到蔣的日記,他在日記里常做自我反省,對自己的批評毫不留余地,對他人也是一點不客氣,可是他對胡適倒始終有雅量,可見他對胡適是相當敬重的,他在胡適墓園親筆題的字是“智德兼容”。這兩個人其實是彼此欣賞的。
          
          余英時考證出胡適的一個隱蔽的女朋友
          
          人物周刊:近年關于胡適先生的史料有沒有新的增益?
          黃克武:基本上沒有新的,可能民國的報刊上還有一些,但主要的都發(fā)掘得差不多了。胡適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中,算是個人史料留存最豐富的一個,安徽教育出版社幾年前出版了他的全集。他從小就寫日記,400萬字,10大冊,他心里其實有個想象的讀者,就是未來的我們。他是一個非常精心刻畫自己形象的人。
          但也有意外,1948年他離開東廠胡同的家時,把大量信件留在了北京,這是相當重要的史料。其中有關的書信,出了《胡適秘藏書信集》。我問過耿云志先生,到底有沒有沒收進去的部分?他說有兩部分,一是英文書信沒收,有一千多封;二是涉及胡適私密情感的部分沒收,有怕揭人隱私的顧慮!逗m秘藏書信集》有大量胡適和中國近代名人的來往記錄,涉及大量思想文化,中美學術交流等,里面題目多得不得了。
          最近幾年,耿云志編的《胡適研究叢刊》,李又寧編的《胡適和他的朋友》叢書,都對胡適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推動;還有一本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很有意思,可以說第一次清理了胡適的情感世界,寫得很精準。他花了10年以上的時間,去看那些耿先生沒公布的一千多封英文書信。胡適很多女朋友都是洋人,所以他很多情書都是英文寫的。
          人物周刊:看這些材料也得有些解密的技巧吧?
          黃克武:要了解胡適的真相,首先必須打破他精心刻畫的模本――一是他的《四十自述》,二是他晚年和唐德剛合著的《胡適口述自傳》。這兩個是胡適最重要的模板,奠定了他啟蒙者的形象,也就是大家心目中光鮮亮麗的“我的朋友胡適之”。
          不過胡適的個性很有意思,他很想跟后代歷史學家玩玩智力游戲,有些精彩的部分他也不完全抹殺和掩蓋,往往用些縮寫簡稱或隱語來表達,所以讀胡適日記就得有高度技巧,讀得最好的是余英時。余先生早年研究過陳寅恪的詩,對用典、隱語的傳統(tǒng)方式非常熟悉,所以讀完400萬字日記后,寫了一本書(注:《重尋胡適歷程》),考證出胡適的一個女朋友,是隱藏在日記很隱秘的角落里的。
          
          他一生沖昏頭腦的時刻多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韋蓮司女士在對待與胡適先生這段情義上,表現(xiàn)出東方式的婦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適先生的影響?
          黃克武:韋蓮司一生都在保護胡適的清譽,是為他犧牲的女性中的一個。他們認識的時候胡適已經(jīng)訂了親,當時他們確實是發(fā)乎情止乎禮,但精神層面上的交匯碰撞非常強烈,所以韋蓮司說“在靈魂上已經(jīng)結(jié)婚”。后來胡適回國遵母命與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國,1920-1930年間,兩人才有肌膚之親。但有了身體上的接觸之后,兩人精神上的溝通、對某些問題深入的討論反而少了,這是男女之間很有意思的一種現(xiàn)象。胡適一生都在追求心靈深處、靈魂之上的碰觸,后來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這種角色,像徐志摩。
          韋蓮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銀行家,父親是康奈爾大學考古生物學教授,她本人是一個非常有天分的畫家。美國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風氣普遍比較保守,加上韋蓮司生活在東岸,受清教傳統(tǒng)影響,所以她為胡適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養(yǎng)。
          胡適沒什么藝術天分,音樂美術都不行,基本上他是個實事求是理性思維的人;韋蓮司是藝術家,而且她有美國東岸好大學里的古典訓練,這是最吸引胡適的。從1914年他們結(jié)識后,雙方有50年的書信來往,其中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像中西文化的對比等,所以胡適說韋蓮司是有思想力有視野有魄力有閱歷的女子,還說在兩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適赴美的早期,韋蓮司是帶領他走進西方文化的關鍵人物,胡適的心靈成長,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隨著韋蓮司而展開的?上е苜|(zhì)平只把胡適寫給韋蓮司的信翻譯出來了,沒把韋寫給胡的譯出來,所以缺了一半。
          韋蓮司一生未嫁。胡適后來寄給她一張江冬秀與3個孩子的合影,1953年還帶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個月,不知道她內(nèi)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離開美國,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島,直到1971年過世,86歲。1962年胡適過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適寫給她的信都用打字機重新打過,后來全部捐給胡適紀念館。實際上她是在把關,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辭刪掉了,因為當時江冬秀還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男權(quán)社會里這種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黃克武:胡適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書中所寫的,3個月亮,好幾個星星,都圍繞著他這顆太陽。但有個基本模式,胡適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發(fā)現(xiàn)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點糾纏的時候,他馬上打退堂鼓,這就是胡適,在情感上相當內(nèi)斂,保守,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中盡量隱藏,蔣介石說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這種舊道德的束縛相當大。
          胡適對韋蓮司早期是心靈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對韋蓮司有點不太理睬,而韋蓮司卻處處為胡適著想。所以相對來說,胡適是個自私的男人,謙謙君子,膽子小,不是敢愛敢恨那種,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場中全身而退。對胡適來說,他需要的不是韋蓮司這樣刻骨銘心,為他犧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暫的浪漫的愛情火花。
          我們能感受到,愛他的這些女性,都是無怨無悔的,她們對于情感的追求、熱愛和尊重,都遠遠超過胡適。胡適也說過,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們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這樣呢?
          人物周刊:你說過在他跟朋友的關系中,最有趣的是與徐志摩,為什么?
          黃克武:兩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會把他的日記拿給胡適看,然后胡適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適,他說,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語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為這些按語往往都是導引你往錯誤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適說“知我者志摩”。后來徐志摩到歐洲去,還托胡適照顧陸小曼,曾經(jīng)想讓胡適帶著陸小曼到歐洲去找他,沒想到胡適和陸小曼之間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歐洲沒去,倒是留下了幾封陸小曼寫給胡適的情書,用英文寫的。
          人物周刊:胡適是不是一個以事業(yè)為重,慣用理智戰(zhàn)勝情感的人?
          黃克武:這其實是一個錯覺,他一生沖昏頭腦的時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這些年在胡適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領域和私領域結(jié)合在一起,私情和公義,其實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幾年前在臺北開過一個國際會議,叫“欲掩彌彰――中國歷史上的私與情”,私領域相當多的生活經(jīng)驗和表現(xiàn),其實和公領域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譬如胡適對他和江冬秀的婚約的態(tài)度,跟他在公領域――國際關系和政治參與等等的行為準則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剛先生有個比喻,說胡適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魚缸里的金魚,搖頭擺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這話也對也不對,其實胡適私領域的部分是金魚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盤。要“知人論事”,要看清楚作為思想史研究對象的胡適,這個疆界是必須打破的。
          
          在臺灣胡適是一等一的英雄,
          魯迅卻沒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適一生交游甚廣,還有那么多弟子,你覺得他最貼心的是誰?
          黃克武:我覺得唐德剛是真正懂胡適的,也能體會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適口述自傳》評點部分的精彩不亞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給胡適的仰慕者排排隊,李敖一定是在前幾名的,這樣一個狂人,誰都罵,但從來沒有說過胡適先生一個“不”字。
          
          但他的交際后來也帶來相當多的局限,我總結(jié)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適家中就是聚會場所,禮拜天專門開放給他的學生朋友,就叫“胡適做禮拜”,談學問談生活;二是演講太多。胡適是個非常琢磨演講技巧的人,從美國開始就用英文演講,每次都花很多時間準備。特別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為了中國的宣傳,做了好多演講,占去了很多時間;三是參加宴會太多;四是興趣太多:跟梁啟超一樣,他對人文世界的點點滴滴都感興趣,比如他花了5年時間去考證《水經(jīng)注》,《中國哲學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沒有寫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適的辯論?
          黃克武:胡適是代表五四反傳統(tǒng)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國民黨的十教授,還是1957年發(fā)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當多的辯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儒家的興起,其實都是針對胡適提出的挑戰(zhàn)。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心中都有胡適,他們都是以胡適所代表的五四運動當作對話的對象,來重新解釋中國傳統(tǒng),由此可以看出胡適在中國近代思想演變上的重要意義。胡適一方面有破的意義:去除中國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對于新儒家的興起,他也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當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對于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的認識顯然比胡適深刻很多,這也是胡適之后的哲學家,不管偏左還是偏右,都對胡適在哲學方面造詣有所不滿的原因。
          近代中國文化的張力,不是五四運動,也不是反五四運動,而是兩者之間的辯論和互動,這是中國文化在現(xiàn)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對于胡適在大陸的研究升溫,魯迅研究在臺灣近些年是個什么境況?
          黃克武:還是不行。政治的影響蠻大的:在冷戰(zhàn)的架構(gòu)之下,胡適和魯迅長期以來是相對的。在大陸魯迅是第一號人物,胡適卻是第一號戰(zhàn)犯;在臺灣胡適是一等一的英雄,魯迅卻沒有太多人注意。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多少人讀過魯迅的東西,我一直到大學才開始偷偷看《阿Q正傳》,兩相對比很鮮明。
          除此之外,我覺得跟臺灣文化的氣氛有關,它是溫和的,肯定傳統(tǒng)的,而魯迅的作品大多對中國傳統(tǒng)中黑暗的部分作無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樣。
          (除“胡適與蔣介石”外,本文其他圖片均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授權(quán))
          
          黃克武 1957年生。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xiàn)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著有《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一個被放棄的選擇》,以及有關嚴復、梁啟超、明清文化史的學術論文幾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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