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重返中國并訪問這所偉大的學校，我感到萬分榮幸。北大聚集了中國最為出類拔萃的精英，是推動中國經(jīng)濟、科學、政治和社會思想進步的動力中心。

　　1919年的“五四運動”正是由這里的學生促動而爆發(fā)。“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中國人民反對巴黎和會違背中國人民的意愿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界轉讓給日本的決定。中國的知識分子因此希望振興自己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科學和民主。然而，“五四運動”的參與者對科學和民主的含義并不十分清楚，產(chǎn)生了各種各樣的訴求。他們理想主義的追求很快就被淹沒在接連而至的內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和之后如火如荼的革命之中。

　　而關于民主定義的爭論至今還在繼續(xù)。

　　1949年4月我第一次來到中國。作為一名年輕的潛艇軍官，我參加了在你們國家最著名的一些港口沿岸舉行的海軍演習。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日子顯然已屈指可數(shù)。幾個月后，蔣介石離開了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0月1日成立。這一天正是我25歲的生日。

　　23年以后，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總統(tǒng)訪問中國，并和毛澤東主席進行了會談，共同發(fā)表了上海公報。上海公報提出許多重要主張，其中最重要的的一條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只有一個中國。但是，公報并沒有說明到底是哪一個中國。許多美國領導人，包括我們的總統(tǒng)，仍然堅持應該保留和臺灣的所有外交關系。

　　1978年間，我和鄧小平副總理進行了深入的談判，并宣布中美兩國將在1979年的第一天全面恢復邦交正�；�。這是我在白宮生涯中作出的一個最明智的決定之一。它為中國人民、美國人民以及一切珍惜、維護世界這一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的人們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利益。

　　在隨后的22年中，我多次訪問中國。我曾愉快地和鄧小平以及他的接班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并且有機會訪問你們國家的許多地方。我親眼目睹了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它向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的引人注目的邁進。中國人民更多的信仰自由、遷徙自由、自由創(chuàng)業(yè)的權利，以及中國在世界經(jīng)貿組織和其他更多的國際組織的與日俱增的參與都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我和鄧小平的交談中，他談到將要啟動經(jīng)濟改革和鼓勵開展自由、公開的村委會選舉選舉。1982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憲法；
1987年，全國人大又通過了一項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會組織法》），制定出許多使得上述目標能夠可以實現(xiàn)的法律規(guī)定。副總理當時向我解釋，村民委員會不是一級政府，應該允許村民直接選舉他們的領導人，以管理自己的事務，這對于村民和上級政府都有益處。前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先生也曾反復強調，村委會選舉是中國農(nóng)民的民主學習班，是中國最終走向完全民主的道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六年前，卡特中心被邀請參加評估為實現(xiàn)鄧小平先前提出的目標所作出的努力的效果，并在規(guī)范選舉和治理方面提供幫助和建議。從那以后，卡特中心與它在全國人大和民政部的伙伴建立了牢固的合作關系。1998年11月，《村委會組織法》獲得了修改，我們也在繼續(xù)觀察著這個引人入勝的進程。

我們還被邀請觀摩中國的縣鄉(xiāng)兩級的人民代表的選舉經(jīng)過。今年夏天，我們中心贊助了對深圳本屆區(qū)縣人民代表換屆選舉的研討會。同樣，中國的官員人也曾作為我們的客人來到美國，參觀我們的選舉活動。毫無疑問，我們都從對方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

　　卡特中心嚴格堅持自己觀察員的身份，只是在受到邀請的情況下才對有關問題發(fā)表意見。我們不會在任何時候干涉你們這個主權國家的政府的任何決策。

　　一些知名的（中國）學者認為官員直選不適合中國，并把中國的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發(fā)展與印度和俄羅斯進行比較。其實，過去二十五年的經(jīng)濟改革已使你們偉大的國家取得了已經(jīng)引人注目的成績，其中包括社會的相對開放和持續(xù)的經(jīng)濟的增長。毫無疑問，如果愿意，中國可以深化政治改革，而且這一改革將不會對穩(wěn)定和法制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

　　我個人堅信，只有當人民被賦予權利和責任并能夠直接選擇他們自己的領導人時，政府的責任感、治理的透明和社會的穩(wěn)定和有序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xiàn)。讓全體公民感到他們個人親自參與了對自己的命運的主宰，讓領導人意識到他們的政治前途取決于兌現(xiàn)自己的承諾，并滿足那些把他們推選成領導人的人們的合法需要，這才是對公民和官員都有好處的雙贏局面。

　　這樣的政治安排通常會緩和緊張的局面，會帶來志愿的團隊精神，會使人民產(chǎn)生接受政府決定的意愿，就好象這些決策出自自己的家庭。政府的民主決策過程有時顯得磕磕絆絆，有時令人迷惑不解，我們在美國就經(jīng)常碰到這些問題，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天然存在著一種能力，能夠對錯誤進行自我修正，并和平地面對和接受變化了的環(huán)境。

　　和一些學者的觀點相反，民主和法制之間并非水火不容。這一點已經(jīng)在我的祖國，在加拿大，在整個歐洲，在其他許多穩(wěn)定繁榮的國家得到了證明。一些國家，象韓國，曾經(jīng)由于世界市場的變化、原材料的匱乏、或者失誤的管理政策而被迫面臨嚴重的經(jīng)濟挑戰(zhàn)。但是，他們的國民和政府同心同德，共同克服困難，實現(xiàn)了復興。

　　只有在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實現(xiàn)了融洽的對接，只有在一個民主的國度里，經(jīng)過選舉產(chǎn)生的領導人才能夠允許完全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不受限制的信仰自由、遷徙自由、建立工會以保護工人權利的自由、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獲取信息的自由和使用其他表達自由愿望和政治人權的方式的自由。

　　當然，一個主權國家必須獨立自主地決定要去實現(xiàn)哪些目標，何時實現(xiàn)和如何實現(xiàn)。

　　根據(jù)我自己的觀察，中國的村民選舉已經(jīng)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并且十分受歡迎。當然，對民選村官和上級任命的官員之間的關系人們還有許多疑惑，但許多問題已經(jīng)得到成功的解決。政治改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一點在美國和其他的一些國家都得到了證實；
甚至在這里，開始于十五年前的村級直選也證明了這一點。

　　民主不是洪水猛獸。從實質上講，它是一套所有參與者都同意遵循的程序。中國的經(jīng)驗就證明了這一點。當村民們被號召起來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時，他們起初感到疑心重重。但是，在最終認識到政府的確是在鼓勵他們這樣做以后，村民們認真、積極地參與選舉。由于他們大規(guī)模的參與，先前的試行的村委員組織法突然變的不能適應，因為它不包含必要的、足以保障自由、公正的選舉和透明、公開的治理的條款。村委會組織法在1998年得到修訂，現(xiàn)在它再一次需要修正。.

　　鄧小平很久以前就說過，不進行政治改革，其他任何方面的基本改革都無法取得進展。你們已經(jīng)邁出了開始的步伐，進一步實現(xiàn)民主的決策必須由就在你們的國民和領導人作出。

　　兩年前，我和江澤民主席會面時，他談起了自己的“七一”的講話，并向我闡述了“三個代表”的理論。他同意我的觀點，那就是充分實現(xiàn)“三個代表”的最好道路是允許人民以最好和最負責任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人。

　　在“五四運動”84年后的今天，中國人民仍在討論民主的是非曲直。北大一直是這一討論的最重要的論壇之一。我希望你們大家都參與這一討論，象你們的前輩一樣，致力于創(chuàng)造自己的祖國的未來。（2003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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