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做為一位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國學者,您對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競爭力是如何感受和看待的?

　　丁學良:談到中印競爭力問題,讓我們先從小處著眼。有一個現象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印度大學生的素質普遍比中國大學生的高。我在美國、澳大利亞和香港等地的大學里做研究和教學，我和同事們都發(fā)現，來自印度的學生一定是班上表現最好的學生。第一，他們對學習持續(xù)的認真態(tài)度和刻苦精神。第二，他們表現出色，不僅考試考得好，而且非常積極地發(fā)起和參與討論。他們非常會提基于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問題。第三，印度裔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普遍高于華裔學生。

　　觀察一個學生的天分和潛能，重要的是看他（或她）怎么提問題：從一個簡單的問題上，可以看出他具備不具備抓住整個討論中間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的智慧穿刺力。印度裔學生在這方面的普遍表現，遠超過我遇到的華裔學生。

　　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是這些，在其它領域，如商界、產業(yè)界、文化界、學術界看到的也是如此。單從我個人的視野望出去，在國際社會，印度裔的成功人士，遠遠比華裔人士更多，也更為搶眼。從這些方面來比，印度比中國更有優(yōu)勢。

　　未來10年到15年期間，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們都會進入國家最重要的領域和部門。我們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印度在軟件方面——這包括行政、法律、語言能力、教育和科研制度等方面，要比我們好得多。這些因素將對亞洲這兩個最大的國家，將對這兩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的未來相對地位，產生非常重要的長遠影響。這兩國間的競爭，是21世紀最最關鍵的競爭之一。

　　《21世紀》:這種差異似乎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丁學良: 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有根本的不同。從中國歷史上看，兩千年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統一觀念，所以多半以灌輸的方式來進行。而印度的教育則更多地側重于獨立自由思考的能力，而且印度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多源和持續(xù)多樣化的。這是造成兩個民族學生質素重大差異長程的原因。

　　第二點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教育部門較少受到官僚部門的制約和管理，是相對獨立自主和多元的，沒有強制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我們知道，只有“自由競爭性”的方式，才會得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第三點是他們的英語背景。印度好一點的學校都是用英語進行教學的（這并不排斥他們的母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根本地位）。英語是事實上的國際普通話；
如果說每一種語言都是信息庫，那么以英語來儲存信息的這個“庫”無疑是最大及最多源的，因此印度學生所接觸的信息就比中國的學生更廣泛更多樣也更高素質。多種語言能力讓他們能有更高更寬的起跑線。普遍的英語能力也是印度人在其他領域比較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語言上的優(yōu)勢讓他們更為熟悉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結構等等，而這些恰恰是創(chuàng)業(yè)以及進入西方主流社會最重要的要素。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比華人更容易與西方社會融洽。

　　對中國的教育來說，也有通過改革趕上世界潮流的方案——最重要的是讓教育機構、教育方式、教育體制多源和多元化。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留學生出國回國，他們所接觸的更為國際化、更為多元的教育方式和教室文化 （classroom culture），能夠讓中國在十至十五年內就有非常大的積極變化，關鍵在于要開辟讓他們做實事的制度環(huán)境。

　　《21世紀》：在近兩三年里，主要在英文研究界，有一派學者提出非常重要的新說法，論證印度在發(fā)展本國經濟實力的政策和措施方面，從中長期的戰(zhàn)略眼光看，總體的表現會趕上并且超過中國。您是否能解釋一下這種說法的依據是什么？

　　丁學良：簡要說來，這派觀點認為，在過去25年的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在吸引外來投資（FDI）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地區(qū)，為了吸引更多的FDI，都愿意去做、并且經常是主動地去做很多在其他國家很難實行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的法律特別是各級政府的實際政策，對于本國的尤其是民營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 （entrepreneurship）——在組織、制度和經營方式等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所給予的大環(huán)境和小環(huán)境，卻長期地和明顯地次于中國給予FDI施展身手的環(huán)境。因此，過去25年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其增長的動源，包括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國在制造業(yè)領域和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絕大部分并非由中國自己的企業(yè)創(chuàng)新出來的，而是來自外商企業(yè)，主要是外來的和尚在念這本經。

　　那么，這里面的含意是什么呢？這個含意就是，中國目前經濟和產業(yè)創(chuàng)新的機制大部分不屬于我們中國本身。

　　與此相反的是，印度在過去這些年的改革期間，在吸引FDI方面雖然比不上中國，但是印度培養(yǎng)和促進本國的民營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在政策鼓勵、財政扶持和體制發(fā)展等等方面，遠遠勝過中國。因此，過去這些年來，印度涌現出來的優(yōu)秀的企業(yè)，大部分不是來自外資公司，而是源自印度本土，是他們自己的企業(yè)家和技術人員的創(chuàng)新活動在造就印度經濟的動力之源。

　　換句話說，無論是從國際戰(zhàn)略還是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講，這些大環(huán)境一旦發(fā)生了不可預知的急劇變化，比如說金融資本的流動、市場的大幅度漲落、國與國之間的大沖突乃至戰(zhàn)爭，那么印度立足于本土的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機制，將會給他們國家的經濟安全、戰(zhàn)略安全和他們企業(yè)的跨國擴展以更堅實更牢靠的支持。

　　而對于中國來說，極為欠缺的，就是在法律、金融等方面，給予中國的本土企業(yè)家一個良好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這樣一種穩(wěn)定的良好體制，不然只會誘使人們更多地以哄嚇詐騙的方式經營企業(yè)。

　　研究中印比較的那派學者也指出，就在中國的內部，也可以看到這種政策偏差帶來的不同結果——浙江和江蘇正好可以做為一個對比。江蘇以前的基礎比較好，引進的外資也很多；
但在25年的改革以后，因為浙江對民營企業(yè)有更為良好的環(huán)境，兩個省的經濟狀況和發(fā)展前景就有差異了。

　　〈〈21世紀〉〉：這種“印度中長期發(fā)展將超過中國”的說法，是否也與兩個國家深層次的體制變革進程有關？

　　丁學良：其實我想接著討論的第三點，就是關于印度所具備的體制演進比較優(yōu)勢（institutional evolving perspectives）。從甘地開始，印度經濟上實行的是與前蘇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更偏向于像歐洲的那種議會社會主義。他們的政府過去對經濟的干預不小，但沒有象有些國家一樣，曾經一度干脆消滅了市場，政府管事沒有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十幾年來，印度已經越來越遠離“大政府”的管理模式。所以，雖然印度的民主制度讓他們的政府更迭頻繁，但是政府的短命并沒有影響到國民經濟車輪的相對自主的運行。象意大利等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內閣的頻繁變化對國家宏觀經濟的影響很小，因為有定期的選舉制度，有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有相對獨立的法律制度。

　　過去25年里，中國的改革在幾個深層次方面進展不算大，比如說在改革行政制度和法律體系上，相對來說成果有限。這些領域里的改革才是改革大業(yè)的最艱難的環(huán)節(jié)，攻堅戰(zhàn)的決心最難下，下了決心后也不易落實。

　　我們比較地看一下印度，它的行政制度的發(fā)展程度（包括政府與選民之間互動關系的制度化，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劃分，公務員體系的專業(yè)化，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系），法律制度的成龍配套和法律過程的相對獨立，等等，都是在發(fā)展中國家里名列前茅的。

　　當然印度在這方面不是沒有毛病，但是在上述方面比我們中國起步得早，關系理得順，以后的路子要平坦得多。相比起我們中國，他們改革的難度顯然要小的多，遇到的問題也少得多。

　　我們今天靜下心來思考一下，對中國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構成基本障礙的是哪些環(huán)節(jié)呢？其一是行政體制和法律系統的取向和素質。其二是政策措施和法律環(huán)境對本國民營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鼓勵和扶持極為欠缺；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金融機構對本土的創(chuàng)新在資金方面支持不足。其次是中國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開創(chuàng)性研究的素質和能力都不夠；
中國的大學，無論是綜合性大學還是專科學院，在訓練同全球化總趨勢相接軌和配合的學生的素質和能力方面，與印度的大學相比，都差著一大截。

　　在這幾個方面我們中國人要攻堅的話，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面所需要的膽識和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能耐，比過去25年來我們在硬件方面的改革所付出的，要高得多、難得多。而在這些方面，印度總體上都比我們中國的水平要明顯得好。

　　〈〈21世紀〉〉：中國走的道路更象是以前亞洲四小龍的產業(yè)模式，雖然現在是以低成本吸引外資涌入，但是當制造業(yè)轉移實現的時候，中國也將必須逐步走出低水平競爭的態(tài)勢，在已經打好的“硬件基礎”上發(fā)展良好的“軟件”。從歷史來看，日本是如此，曾經用“膠鞋換芯片”的中國臺灣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說，中國與印度走的是兩種模式，各自的方向不同？日本的大前研一曾經說過，目前的中國是除了美國之外第一個實現網絡狀結構的社會，各個地區(qū)之間既充分競爭，又互相依存。他認為這樣的經濟社會才是最有效率的。您怎么看？

　　丁學良：從目前兩個國家的發(fā)展來看，中國可以說是“硬件”領先，而印度是“軟件”領先。長期來說，“軟件”大國的發(fā)展后勁會更足，因為“硬件”是來自于“軟件”的。這里的“軟件”既包括技術，也包括廣義的制度，包括文化。

　　中國走亞洲四小龍走過的道路，必須注意的是，象高科技創(chuàng)新方面的東西，別的國家是不會主動給你的，必須自已去“盜火”，更重要的是“盜”來“火種”后要開辟讓它在本土蔓延的制度環(huán)境，不然火種很快就滅了。而這又回到我們剛才討論的那個話題，就是中國目前各方面創(chuàng)新的環(huán)境不寬廣。我們必須明白，廣義上的“軟件”創(chuàng)新才是其他領域里技術創(chuàng)新的源泉。把大量的留學生派到先進國家以后，再讓這批學到先進觀念的人回到國內講新話、教新書、做新事、創(chuàng)新業(yè)，那才是一本萬利的政策。韓國和臺灣、香港都是這樣做的，才有了自己的新產業(yè)新強點。所以中國內地也得這樣做，讓這批人回到國內去生根發(fā)芽。否則你永遠都只能留在產業(yè)價值鏈的末端，撿別人丟下的東西吃。

　　從歷史上國家與社會關系形成的角度看，我認為大前研一的說法是不確切的。中國尚未達到真正“網絡化”的經濟結構，那種結構的體制特征是：小而有效的行政部門，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多元化的教育架構，創(chuàng)造力旺盛的公民社會。那還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長程目標。

　　丁學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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