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碩士生報考又開始了。哪些大學的學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國青年報》近日的一篇報道說，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名校的研究生大多來源于名不見經(jīng)傳的地方院校，特別是以前從師專改制的基層師范學院。為什么這些學校的學生考研特別厲害？原來，不少地方性大學像高中一樣，將考研錄取率作為衡量辦學好壞的中心指標，所有的課程都按照應試的路子設計，學生考上了研究生，按照考取的學校的檔次，可以得到學校1000－5000元的獎勵。記者由此感嘆：高校變考研基地，本科教育重蹈高考覆轍！

　　針對上述情形，許紀霖專門在《南方都市報》上發(fā)表題為《考研為何重蹈高考覆轍》一文。此文一經(jīng)發(fā)表，便在世紀沙龍等網(wǎng)站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而為了回應爭論中的批評觀點，許紀霖又在網(wǎng)上發(fā)表了《等級社會是如何再生產(chǎn)的：再論考研變高考》一文。

　　關于這場爭論，我個人認為，許紀霖所要討論的顯然不是“如何評價地方院校出身的學生”這樣的問題，而毋寧是這樣一個問題：在“考研變高考、地方高校變考研基地”的過程中，地方高校的大多數(shù)學生為什么在接受大學四年本科教育以后都變成了考研機器？而這種現(xiàn)象又是由什么生產(chǎn)機制導致的？

　　許紀霖借用閻云祥的研究指出：第一，在一個同質化的等級社會，需要一個大家認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篩選制度，以保證在這個社會里面社會精英有機會往上流動。這一建制化的設置，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試乃至各類升等考試所組成的一個龐大的應試教育網(wǎng)絡。許紀霖認為，這里的問題在于我們對學歷的過分且片面的強調，而同時我們又只有這樣一個篩選機制。這是在一個等級社會中，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實質性代價，為了等級社會的制度性穩(wěn)定而不惜摧殘個人的自我創(chuàng)新。

　　第二，在中國，受教育成了改變一個人地位的惟一途徑�，F(xiàn)今中國的社會已經(jīng)日益變成了一個贏者通吃的社會，不成功的人或在底層生活的人正在喪失最起碼的做人的尊嚴，而要改變這種狀況，“惟有想辦法擠進上層。而成為都市人，又是進入上層的第一步。于是，底層社會的莘莘學子們，紛紛踏上考研一條路�！�

　　第三，許紀霖進而認為，假如不改變應試教育，中國的教育從小學一直到博士，遲早會被應試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過來說，只要等級社會一天不改變，在社會公平的壓力之下，應試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為支配和繼續(xù)再生產(chǎn)社會等級關系的強大杠桿。實際上，許紀霖所真正反對的乃是把“改變命運”這樣的非學術因素強加到研究生教育上來，因為它所依憑的應試制度會摧殘人才、摧殘中國人的智慧，并將進一步拉大中國與世界在知識創(chuàng)新能力上的差距。

　　我認為，許紀霖側重學術發(fā)展而對應試教育所做的制度性追究，從方向上看是比較有道理的，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他的觀點卻還沒有能夠真正探及中國高等院校的應試制度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在我看來，對中國高等院校之應試制度這種選擇的認識，可能必須從下述三個角度出發(fā)加以認識，因為惟有在這樣的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做出進一步的思考。

　　首先，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正如人們一般認為的那樣，在一定的意義上確實是與中國當下的就業(yè)狀況、即將就業(yè)的人口乃至社會的穩(wěn)定聯(lián)系在一切的，但是我認為，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最為根本的意義乃在于在當下的中國，它是除了政治血緣關系以外的惟一正當、合法和體面地分發(fā)“角斗場”“門票”的機制，以允許獲得“門票”者進入瓜分（無貶義）中國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利益之“角斗場”。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兌現(xiàn)這種“門票”的路經(jīng)就是眾所周知的碩士、博士、甚或博士后（這居然在中國也成了學歷）各種等級的學歷。惟有通過那種形式平等的分數(shù)考試并爭奪到各種等級的“門票”，才有可能進入到基本上等級相應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利益的“角斗場”——至于在這些“角斗場”中能夠瓜分到何種利益或瓜分到多少利益，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學歷等級的高低在影響學生可能獲得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利益多少的同時，使得學歷本身也轉變成了一種極其重要的“教育利益”，而這種“教育利益”的一個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種“投資性”的利益，而它的回報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那種政治的、經(jīng)濟的和社會的利益。與此同時，那些掌控各種等級學歷頒發(fā)權或授予權的機構或者構成這些機構的人也就成了支配這種“教育利益”的人，他們由此生出來的權力便是他們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決定誰有資格來進行這種“投資”。這種認識的有效性在于：它一方面解釋了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并不是完全為了學問的學生拚命忍受著那種無甚意義的“復習”也要爭奪到這些“門票”，同時也能夠解釋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交不起學費或交得起學費的學生仍不得不通過借債送禮而努力謀得這些“門票”；
它也解釋了為什么當下的中國不得不在高等院校人才的選拔上確立應試制度——而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主持考試者是否會“開后門”的一種擔憂。另一方面，它也解釋了為什么學生以外的各式人等也都要通過各種手段來謀取那些等級更高的“門票”。

　　其次，上文所謂的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的利益，顯而易見，實是在中國當下的地區(qū)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中實現(xiàn)其“利益布局”的，而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以及由此生產(chǎn)出來的各種等級的“門票”，則是以這種“利益布局”為其基礎性支撐的。當然，在中國當下的地區(qū)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中，最不容我們忽視的乃是中國當下那種似乎不可逆的且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之趨勢。眾所周知，這些結構性因素并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因此我們也毋需簡單地把某些問題歸結于這些層級或等級不具有“尊嚴”；
實際上，在貧困得連溫飽都是大問題的地方，根本就沒有什么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利益可分，談論“尊嚴”也是頗為奢侈的。

　　最后，我之所以要強調“利益布局”賴以為憑的中國當下的地區(qū)差距、層級不同等結構性因素以及最為重要貧富懸殊之結構，根本的目的是要指出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并不是一種自足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寧是中國當下政治經(jīng)濟安排的一種依附性的制度安排——它實際上是對中國當下政治經(jīng)濟安排的一種回應。

　　據(jù)此我認為，對于中國高等院校應試制度這種安排、由此產(chǎn)生的各種侵損中國教育質量的措施以及在實質上踐踏學生“精神生命”的做法，中國當下的政治經(jīng)濟安排要負責任。進一步言，中國當下的政治經(jīng)濟安排乃是相關政策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政策以及支配這些政策的理念做更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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