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中國社會現代性蓬勃發(fā)展——以“神舟五號”載人航天飛船成功發(fā)射為標志——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為后發(fā)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中國，其現代化進程深受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干擾和影響，這使得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中，后現代性扮演著早產兒的角色在中國大陸捷足先登�，F代性與后現代性不僅代表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也是對不同社會狀況和社會特征的社會理論概括，在中國，二者的并存彰顯了中國社會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和制度失衡。因此，在全力推進現代性車輪向前滾動的同時，對潛在的風險和“副作用”輔助付諸深刻的反思與自省是中國現代性建構的必由之路。

　　關 鍵 詞：
中國社會 現代性 后現代性 矛盾共生

　　在全球化語境和社會現實背景之下，有關現代性、后現代性，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探討與爭論層出不窮。無論是哈貝馬斯的“重建現代性”、利奧塔的“重寫現代性”，還是吉登斯的“反思性現代性”，以及貝克的“風險社會”和“第二次現代化理論”，乃至齊格蒙特·鮑曼對后現代性的預言，都振聾發(fā)聵地對現代性加以解釋、批判和建構，另人耳目一新。但是，“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概念是西方社會的舶來品，學術界對其界定、解釋、探討和爭論也大多是基于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傳統(tǒng)觀念、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這就決定這種探討和爭論面臨學術話語與中國社會現實相契合的適用性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問題。

　　一、現代性與中國：概念與實際

　　學術界通常認為，“現代性”是指從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歷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的用自己的‘理智’來評判一切”（佘碧平，2000：2）。它基于現代社會的特征，即工業(yè)主義、民族國家和自然科學、主要處理人與自然的矛盾，物質生產是主要任務，將人從自然和社會的必然性王國中解放出來是人的理性，解放政治是實現這一理想的基本途徑。從“知識就是力量”、“人為自然立法”到“理性統(tǒng)治一切”，肇始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性理性精神—其核心是工具理性——摧毀了宗教神學，實現了個性解放，樹立起人的絕對權威，推動了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工業(yè)革命。在短短的幾百年內，人類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

　　作為實體概念，現代性基于西方社會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tǒng)，不可與中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tǒng)同日而語，但作為分析的方法論工具，它可以說明和解釋中國現代性的發(fā)軔與發(fā)展。在我們看來，雖然1919年“五四運動”標志中國現代社會的開端，但是，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國門被歐風美雨敲開之后，中國已經開始現代性建構的歷程。其標志性歷史事件和歷史運動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這主要是科技意義上的；
有拯救民族危機、變革圖存的維新變法和改朝換代的辛亥革命，這主要是政治（制度）意義上的。而后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加上“打倒孔家店”、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早期文化探索。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現代性工程被革命和戰(zhàn)爭的炮火所掩蓋并成為它們的附屬品。直至新中國成立，中國才進入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現代性工程建構的新時期。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前，共產主義為中國人民描述了一個自由、平等、豐衣足食的大同社會�！坝性S多人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但他們既不關心也不了解這一目標何以才能實現，他確信的僅僅是這些目標一定會實現，無論其代價如何”（哈耶克，1997：37）。一場極富感性激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始了。大煉鋼鐵、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在狂熱的“求大”失敗后，中國人民痛定思痛，將國家的未來定格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線上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間獲得了迅速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上新臺階�！翱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這些口號和政策及其實踐成果見證了中國現代性發(fā)展的偉大成就。

　　二、“神舟五號”：一個現代性的隱喻

　　在西方發(fā)達國家正在進行現代性與后現代游戲之爭的時候，20034年10月15日9時9分50秒[1]，中國首位宇航員升入太空，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將人類升入太空的國家�！吧裰畚逄枴陛d人飛船發(fā)射成功，標志著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初戰(zhàn)告捷。這雖然不應該成為中國在世人面前盲目自大的資本，但它的確給國人以振奮和鼓舞。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的航天事業(yè)、中國的高新技術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它更說明中國的現代性在科學技術領域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當然，我們的目光不會局限于科學技術本身，洞悉其背后的——如韋伯所說的——合理化過程才是我們的目的所在。

　　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實踐同時也是現代性在中國展開與擴延的過程，“神舟一號”、“神舟二號”、“神舟三號”、“神舟四號”，到今天的“神舟五號”，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神話可見一斑。而且，科學總是與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按照丹尼爾·貝爾的觀點，“科學同新教倫理和社會主義思想一樣，在其形成之處都具有一種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超時代、超階級的獨立性，但到后來都演化成特定時期、特定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態(tài)”（參見劉少杰，2002：109）。“神舟五號”發(fā)射成功后，“神舟英雄”“太空勇士”“中國太空第一人”誕生了。2003年10月20日，遼寧省葫蘆島市委、市政府聯合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為表達楊利偉家鄉(xiāng)80萬人民對太空勇士的敬意，決定獎給楊利偉及其父母一套別墅式高檔商品房[2]；
同時在市中心建造“神舟五號”飛船模型和英雄楊利偉的塑像；
而后，綏中二中也更名為楊利偉高級中學。諸如類例，不勝枚舉。我們看到，“英雄”身上打著工具理性的烙印、籠罩著政治的光環(huán)。英雄不再是人，而成了科學的甲胄和國家的絕對權力。

　　自一百年前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英雄”稱號便是一個致命的陷阱，它在某種程度上是非人的標志、是自負的象征，它甚至有凌駕于平民之上的合法性。在西方，后現代主義者正在進行顛覆傳統(tǒng)和解構中心的游戲，而中國仍在進行制造上帝的活動，并且，一定要在醒目的位置上標明“MADE IN CHINA”�？磥恚�造神時代并沒有過去。

　　我們有理由說，中國的現代性是剛剛沖出閘口的洪流，正在奮力向前奔涌，雖然洪流有朝一日回在于枯竭。

　　然而，在“英雄”和“洪流”背后，我們看見農民在流汗，下崗職工在哭泣，失學兒童在流淚；
耕地在荒漠化、臭氧層在擴大；
黃河在短流、物種在滅絕……西方發(fā)達社會早已出現“寂靜的春天”，“切爾諾貝利”事件依然警鐘常鳴！“貧窮是分等級的，煙霧卻是講民主的”（貝克，2001：138）。失業(yè)率攀升、道德滑坡、人際關系冷漠、商品拜物教蔓延，這是人類共同的災難。中國應早日反思現代性，預防、阻止、這些問題的發(fā)生、擴張和蔓延。因為“風險緊跟著進步的喜訊，就象影子緊跟著光一樣。就是說，人們只要一想到事物積極的一面，同時就聯想到風險即表面上看不見的東西”（同上，161）

　　三、“大話西游”：一個后現代的聲音

　　當現代性在科學技術領域昂首闊步前行的時候，我們聽到來自另一個方向的聲音�！拔疫x擇，我喜歡”、“我是流氓我怕誰”、“過把癮就死”成為當下人們耳熟能詳的口號和談資。諸如豐胸肥臀的廣告，用身體寫作的美女，極富個性化的時尚用語成為另人撲朔迷離的陌生形象。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狀況”（謝立中，2001）的后現代性悄悄來到了。鮑曼認為，“后現代的世界是一個無根的陌生人的世界，人們不具有由較高的權力強加的道德準則的鼓勵性指導。當這個世界的居住者面對倫理的困境時，他們不再能夠把他們‘向上’提交給官員、教授、政治家、科學家或者所謂的扮演某種道德祭司的‘專家’。他們能夠——事實上不得不——為自己選擇在特殊境遇中需要遵循的某種行為規(guī)則”（史密斯，2002：21）。

　　從層在影視上風靡一時的影片《大話西游》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一點后現代的“幽靈”。眾所周知，吳承恩的《西游記》作為一個傳世經典，把孫悟空塑造成一個中華民族的英雄形象，在其中只有他一個人是英雄，其他人不是妖魔鬼怪就是無聊和平庸的神仙，而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游》，該片中沒有英雄，只有小人物—— 現代社會中因欲望和其他需要而掙扎的蕓蕓眾生。也許“現代英雄不再是驚世駭俗的行為，而是分離他本人的欲望并屈從于這種欲望的能力……無論是從馬克思那里尋找世俗關懷的證據，還是通過柏格森和尼采進行意義的比較，抑或分離薩特的‘欲望’，現代英雄都無法與傳統(tǒng)溝通……這為后現代式英雄涂寫提供了便利”（胡大平，2002：309）。

　　《大話西游》中，沒有了唐三藏的緊箍咒語，沒有如來佛祖九九八十一難的劫數游戲，他挑釁并解構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師徒、長幼和尊卑關系，現代人成為一種無意識的存在。這里沒有神，沒有權威，也沒有神和權威的指令和意志，這里只有偶然性。唐三藏不再是“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圣徒，而是滿腹牢騷的凡夫俗子。孫悟空也要伙同牛魔王陷害師傅唐三藏，并偷走了月光寶盒。500年后，孫悟空投胎于強盜頭頭至尊寶，而后引發(fā)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最后，至尊寶變成了孫悟空，但他對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極其不滿。影片的結尾，孫悟空將他殘存的至尊寶的影子化作以為夕陽武士，在對現實徹底失望后，只能構造一個虛構的想象來了卻心事，并借武士之口表達對自己生存狀態(tài)的不滿。可以說“‘大話西游’從不代表一種強勢語言，但卻很好的迎合了消解深度意義的民間心理需求，而這一消解，同時也是解構的過程，巧妙的結合了可笑、荒謬、滑稽、夸張等諸多喜劇要素，達到了對現實與權威的深曾顛覆”（一人獨聽小城風，2001）。

　　當下，在互聯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木子美”現象讓我們對后現代性的到來不再懷疑。“木子美”——自稱是用身體寫作的美女——用文字將自己與一夜情男人的做愛細節(jié)毫無顧忌的公之于眾，名之曰《遺情書》。在答復一個請求采訪的難記者時，她說“要采訪我，必須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長時間幾，我就給你多長時間采訪，結果那記者瞠目結舌，尷尬離去。這就是“木子美”的形象。“婚姻是一個很成問題的結構”，“我的愛就像一把米，東撒一把，西撒一把”。這是“木子美”的個性化言辭。

　　褒揚之抑或貶損之？在眾多的評論中，李銀河表示，“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tǒng)道德根深蒂固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模式發(fā)生了劇烈的變遷。”我們已經不能簡單的用道德與卑俗、貞潔與墮落、崇高與下賤這類話語來指稱某個人或某種社會現象的本質。沒有永恒的真理性標準可供我們推己及人，以為這是一個“無根的陌生人的世界，沒有他者”。存在于網民中的“權利說”、“墮落說”、“炒作說”等等莫衷一是的觀點其本身也許就是對“基礎”、“中心”、“本質”之類的現代性特點的突破與反叛；
“多元的”、“表面的”、“短暫的”、“不確定的”東西正向我們走來。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是社會塑造了個人還是個人塑造了社會？我們寧愿相信前者，因為從個體化的社會成員的身體、語言和行為方式中我們覺察到后現代性的不速之客已悄然走近�？赡芩鼪]有按動門鈴，但我們卻沒有權力決定它來去的合法性而只能順其自然。包容他者，這是當代人應有的胸懷。

　　四、現代性、后現代性在中國社會的矛盾共生

　　在我們看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并不是時間上的截然劃分，而是對社會發(fā)展過程中不同的社會歷史狀況和社會特征的概括與表達。二者不是嚴格的時間意義上的前后延續(xù)，而是共時性的類型學劃分，后者并不是對前者的否定和替代，二者可以共存與同一屋檐下。“后現代性與現代性共存。二者是一直相連的�！�(史密斯，2002：20)

　　然而，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我們發(fā)現這是一種矛盾性共生。之所以用“矛盾共生”而非“矛盾共存”，旨在區(qū)分“現在時”與“現在進行時”的區(qū)分。所謂“共存”是表達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tài)，而“共生”則暗含著在并存的同時有生長、發(fā)展的趨勢。借用阿爾溫·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論分析一下上述矛盾共生的假設。20世紀80年代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一個有沖擊力的觀點：農業(yè)文明是人類經歷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業(yè)文明是文明經歷的第二次文明浪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在當時已初現端倪的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是人類正在經歷的第三次文明浪潮。據此，我們發(fā)現，在我國北京的的中關村及全國許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科技軟件園區(qū)”以及充斥街頭巷尾的“網絡”、“基因”、“軟件”等術語，它們代表著第三次文明浪潮的特征。此外，這里還有另人眼花繚亂的街頭廣告，衣著花哨的“新新人類”、琳瑯滿目的時尚商品、良莠不齊的搖滾樂以及“九十秒鐘新聞，中間插入30秒鐘廣告，半首歌曲，一個大字標題，一幅漫畫，一幅抽象派的拼貼畫，一則短訊或計算機打印件”（托夫勒，1984：242）。這是典型的后現代性的特征。

　　除此之外煙囪高立、機器轟鳴、環(huán)境污染嚴重、事業(yè)率攀升這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的特點。而在廣大農村和偏遠地區(qū)，生產力底下，經營方式單一，重復生產成本高而效率低，這里還處于第一次浪潮的階段。三次浪潮并存，孫立平教授概括為“斷裂的社會”，“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幾個時代的成分同時并存，相互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孫立平，2003：14）[3]從社會理論的視角看，可以命之為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矛盾共生。具體說來，“神舟五號”昭示中國現代性出現一個高潮，“大話西游”和“木子美”等現象則敲響了后現代性之鐘，而廣大從村還在通往現代性之路的起點上艱難地蹣跚。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現代性發(fā)展還很不充分，中國的后現代性也就不是在現代性充分發(fā)展之后而浮出水面的。這不足為奇，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是后發(fā)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是外生型而非內生型的現代化之路，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風東漸加劇，中國社會便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矛盾共生的局面，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中國社會后現代性不是現代性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但現代性的后果潛在的與后現代性的特征合流。道德真空、信仰缺失、信任危機等等已經很難說是現代的后果還是“西方后現代性影響的結果”。但是，我們應該警惕的是，資源日益枯竭、環(huán)境污染加重、社會分化加劇、社會風氣日下等現代性的后果正在顯露，工具理性的“鐵牢籠”已經襲來。這是現代性的代價，而“一切得失的最重要的成因是當事者的選擇，以及那些選擇制度化結果所導致的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鄭也夫，1995：2）。樂觀的進步主義早已受到挑戰(zhàn)，反思現代性和現代性的制度選擇已經成為社會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的強烈呼聲。

　　五、結 論

　　“神舟五號”與“大話西游”分別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兩個隱喻。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現代性力量已經式微，而中國的現代性正值壯年，同時后現代性在大眾消費、思想文化和娛樂休閑等領域悄然興起。二者的矛盾共生彰顯了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性矛盾：在現代性尚未得到充分發(fā)展的社會舞臺上后現代性已捷足先登，這是中國現代化發(fā)展的不平衡性矛盾，也是世界全球化進程和中國后發(fā)外生型現代化特征的必然結果。

　　現代性尚不充分但“副作用”卻不斷表露，后現代性多元異質但未免混亂駁雜。所有這些警示和告戒我們“一個有希望的社會應該以工具理性為輪，一價值理性為翅，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互交融，彼此互補，這樣我們的人類社會才可能從那渺無希望的未來黑洞中解脫出來”（王威海，1999：184）。這也在說明，對現代性與后現代性諸種問題的討論本身也許無關宏旨，為減少中國在現代性工程建構中所支付的高昂代價而付諸理性的思考與切實的行動才是當務之急。

　　注釋：

　　[1] 精確的數字表現了“社會麥當勞化”的特征：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

　　[2]這一舉動意味著百姓的稅收支付，它是否代表80萬人民的心愿，我們持懷疑態(tài)度。楊利偉固然功不可沒，但這和其父母有何必然聯系？他們沒有權利享用百姓的血汗錢！

　　[3] 孫教授的結論是相對于歐美發(fā)達國家的非斷裂社會得出的，那么是否理想的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國化。其實英國的“圈地運動”也是其現代性的代價。是否現代性建構的歸宿只能讓人陷入騎虎難下、欲罷不能的尷尬境地，值得討論。孫教授所說的斷裂是顯而易見的，但還有另一種斷裂：“話語——現實”斷裂。即官方和媒體對現實的浪漫化描述與實際存在的大量“灰色區(qū)域”之間形成一條隔離帶，問題與弊病被蒙在鼓里。而這是很危險的。

　　參考文獻：

　　[1] 佘碧平.2002.現代性的意義與局限.上海三聯書店.

　　[2] 哈耶克.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馮興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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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謝立中.2001.“后現代性”及相關概念辨析.社會科學研究期刊.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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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胡大平.2002.崇高的曖昧——作為現代生活方式的休閑. .江蘇人民出版社.

　　[7] [美] 阿爾溫·托夫勒.1984.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

　　[8] 孫立平.2003.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9] [德]烏爾里�！へ惪� 約翰內斯·威廉姆斯.自由與資本主義.路國林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10]鄭也夫.1995.代價論.北京三聯書店.

　　[11]王威海.1999.韋伯：擺脫現代社會的兩難困境.遼海出版社.

　　[12]一人獨聽小城風.2001.閑說《大話西游》的喜劇因素與悲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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