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化批評、社會批評迄今受著限制，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作為批評者，我們是否因為所遭受的外部限制而不需要來自內部、來自自身的限制？是否因為遇到了約束便反對任何約束？對於自己所處的文化、社會潮流始終保持一份清醒，不去隨波逐流而寧愿取批評的立場，這當然是可貴的，但這種批評是否包含了對批評者本人的自我批評在內？是否考慮到批評者自身可能存在的、實際上是難以避免的盲點和誤區(qū)？當批評者利用頭腦的法則慷慨陳詞時，他本人究竟身在何處呢？他是否真的如同他自己聲稱的那樣，已經(jīng)和他的批評對象脫離干系、劃清界限了？抑或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仍然有著不只一種斬不斷的聯(lián)系？甚而批評者以其自身的所作所為，恰恰做了他所要批評的對象：他絲毫沒有意識到他自己！他如此輕易地越過了他本應牢牢遵循的他自身的界限！由此想到，處於一個基本的批評環(huán)境還沒有形成的現(xiàn)實之內，批評最有可能被導?quot;偽批評"和對於批評的濫用。

　　手邊就有這樣一個例子，也是為人們所熟悉的。王彬彬在《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一文中，引用了蕭乾先生《給青年朋友》這篇文章中的一句話，繼而批評道：對蕭乾先生來說?quot;顯然原則、道義，在個人面前都是次要的"。接著又說："如果當時在場的所有人，全都像蕭乾那樣跑上臺去說真話，情形又會怎樣呢？"我對此不以為然。我以為王彬彬此時沒有遵循他自己的一條大限：年齡和經(jīng)歷的限制。以王彬彬的年紀，那種情況他沒有經(jīng)歷過，批判胡風的會議他不可能在場，他怎么能知道，如果他自己置身于那樣的場合，他會作出什么樣的反應？他是否能夠像呂熒那樣跑上臺去？任何事情都是很具體的，有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因素在其作用，采取一個行動和不采取一個行動往往取決于很多突發(fā)的偶然因素。而沒有從那種經(jīng)歷中走過來的人，沒有親自體驗過那種壓力的人，都不好代替當事者作出決定，包括事后發(fā)表這樣的評論。依本人一孔之見，即使你自己當時做到了挺身而出，也沒有必要一定去指責仍然處于羞辱中的其他人們。論現(xiàn)在的王彬彬，有許多話他還是沒有說得出來，在許多場合下他也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像我們大多數(shù)人所經(jīng)歷的那樣，否則，他不可能在許多報刊雜志上繼續(xù)進行他的各種批判。顯然也包括他和王蒙之間的爭論。他批判王蒙的話，他能夠說出來，而王蒙若是反駁他，誰都看得出來，王蒙有些話不能說出來。他要是以為自己正在說出恰如其分的真理，那么他就陷入了他所要反對的謊言的泥沼之中。他自己在今天不能做到的，讓蕭乾先生在四十年前做到，這未免有點過分了。

　　我最好講講我自己，談談我自己要遵循的自身限制。文化大革命1966年時我10歲，懵懵懂懂上小學四年級，最初的那些"急風驟雨"的歲月我沒有經(jīng)歷過。但我不能說自己與這段非理性反文明的歷史是沒有關系的。因為文革結束的1976年我已經(jīng)20歲了。在這10年當中，我肯定一再地以某種方式加盟那種"時代的最強音"或"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1973年批林批孔時我讀高中二年級，在一次語文公開課上，老師分析《祝�！分恤斃纤臓斶@個形象時，我脫口而出："現(xiàn)代的孔夫子"。事后外校來聽課的老師紛紛夸贊?quot;放了一顆衛(wèi)星"。這叫個什么"星"呢？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無非是把頭天晚上的"高詞大語"稍加運用罷了。現(xiàn)在我想到自己要對這件事要負的責任是：當時我已經(jīng)17歲了，17歲的中國學生沒有讀過一頁孔子，卻毫不羞慚地拿他老人家在課堂上作無聊的比附，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沒有！并且因為我的無知加狂妄，正好可以被小人政客為推行他們的個人目的所利用，這真令人羞愧萬分。我19歲在農村插隊時還干過一件蠢事：某個天氣炎熱的下午，生產隊長到田頭找到我，布置我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詩歌。我二話沒說便答應了。回到屋里，我運用當?shù)匾皇坠?jié)奏明快的民謠加以種種變奏，把當時流行的胡言亂語塞進去，一口氣寫了二十多首，當晚在會場上分發(fā)給我的基干民兵同志們，我們隊的青年中了頭彩。這件事就更不像話了：都什么時候了！當時我的許多行為表明自己已相?quot;邊緣化"，純粹是為了逃避半天的重活累活我才接受這個任務，我肯定是用肚腸子和腳趾頭寫出那種東西的。

　　好吧，對文革這種事情我承認自己是要負責任的。1988年我在一篇叫做〈重讀《罪與罰》〉的文章中，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清算過自己："……可是，另外一些標明自己是出生於烏托邦的人，或者確實是為烏托邦的熱情所點燃的人，卻不能夠在這條道理上走得足夠地遠。也就是說，對他們自己的理想不夠徹底。他們同時還受了另外一些思想的影響，諸如強權意識（這是馬克思完全不具備的）。

在追求理想的某一刻上，他們會出人意料地突然掉過頭來去追求現(xiàn)實，追求僅僅屬於他們自己的非常實在的自己的權力、權威。"權力只給予敢於俯身去拾取的人。這只需要一個條件，僅僅一個條件：只要膽大妄為。"拉斯科爾尼科夫興奮了，"誰比所有的人更膽大妄為，誰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確。"……所謂既惑人，又令人生畏，原因就在這里。在同一個時刻伸出兩只手占取了現(xiàn)實和理想兩把交椅，并隨時隨地地準備用現(xiàn)實去褻瀆、去侮辱理想，又轉而用現(xiàn)實來抽理想的耳光。時而振振有詞，時而庸俗不堪。"

　　那么，對於更早時候的事情呢？比如說1957年、1958年，當時我只有一兩歲，我要不要對這片土地上所發(fā)生的某些事情負責任呢？看了陸鍵東所著《陳寅恪的最后20年》，我對於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這本書的第十章叫做"哭泣的1958年"，這令我萬分驚訝。不是總說"轟轟烈烈"的、"大干快上"的1958年嗎？什么"粉紅論""雙反""雙改"等等，原來這種事情早就發(fā)生了呀。書中說陳寅恪先生的"教學生涯終于在這年永遠停了下來"，這令我想起我所讀書的南京大學，在校時也曾聽說有七八位"國寶"級的教授，如羅根澤、胡小石等，都在1957年、1958年這期間相繼去世，當時卻未細想；
現(xiàn)在我恍然大悟：原來我上的就是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們不教了的那個大學！我的老師們是站在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被迫離去或含恨辭去的那個講臺上教我！

　　也許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正是當時"給老師送禮"（"對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批判、提意見、貼大字報"）的學生。天哪，我卻始終站在他們這一邊，除了他們，實際上我也找不到別的老師！我這里絕無責備老師們的意思，我和他們上演的是同一種悲劇，在學術上我出身於他們是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但不管怎么說，在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不教了的大學里念書，畢竟是一件令人淚流滿面的事情。否則……否則至少我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畢業(yè)以後寫了十幾年的家庭作業(yè)，至今還沒有寫完；
每天我還在繼續(xù)為自己知識上、心智上的完備在黑暗中艱難的摸索。我必須對我作為一個后來者身上承受的這份后果負責。我對陳先生、羅先生、胡先生是負有責任的。

　　那么，再往前的事情呢？比如我出生之前的那種事情？如果歷史被剜卻了，生活被弄得支離破碎或被迫改變方向，我們就坐在后來那輛呼嘯著出軌的列車上。那擋住歷史身影的黑暗會不會也擋住了我們？那把生活削弱至最低限度的力量會不會也令我們殘缺不全？那些被壓抑和被取消的聲音，中國歷史上那么多屈死的冤魂，是否仍然日夜不寧，穿過歲月的隧道在我們頭上呼喚盤旋不已？從而造成我們生活中的許多缺口和我們精神上的焦慮不安？一度降臨的黑暗是否會造成永遠的黑暗？一個時期推行的不公正是否會產生若干個時期、好幾代人的不幸？想到這里，我不禁悲從中來：我尊敬的師長、父輩、歷史教員、哲學家、引導民族走向未來的人們，為什么、為什么你們向我們隱瞞了太多的過去、太多的真相？我不會因此而感謝你們。我的孩子也不會。那不會照亮過去的光明如何照徹現(xiàn)在和未來？那不能使往事走近前來的力量如何使我們進一步走向明天？至今我不知道腳下的路在哪兒，這僅僅是因為我不知道我的先人們的道理最終去了何方，他們的尸骨何在？尤其是那些曾經(jīng)赴湯蹈火的先人和同伴們，他們今日安在？該如何安置他們？如何讓他們的亡靈安息？如何給他們新做的墳上放上一束鮮花？我想如果有一天這片土地上再度響徹歌聲，那一定伴隨著遍地的燭光，第一支曲子肯定是獻給死者的靈歌。而如果他們繼續(xù)被封死，我也將像一只被淋濕的蝴蝶那樣被釘在這面陰冷的墻上。是的，就這些，尊貴的大人先生們，我希望你們能聽見。我站在這里，感到自己欠缺太多。我想對歷史負責，也想對你們這些人全部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

我不會再將自己的光榮建立在別人（上一代人或任何一代人）的恥辱和痛苦之上，這種誘惑不存在了。

　　這就是我意識到的我自己應該遵循的大限，它也許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大限的一部分。所有這些表面上由歷史造成的我們在生活、人格、知識方面的種種缺陷來自一個更為深層的東西：人性中的盲目和黑暗。小小年紀的我們就知道去迎合和奉承某些東西，正是因為人性中存在的那些種子：對權力的崇拜和追逐，想出人頭地，想支配和控制別人，對於他人的排斥，貶低別人所取得的成就，想邀頭功、領頭獎，在歷史的某個事件上書寫自己的姓名等等。我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所有這些東西都只能是壞的和消極的，但如果對它們缺乏意識，不加以自覺的限制，情況就是這樣。這和某個人從事什么職業(yè)沒有什么關系，哪怕他是"批判的知識分子"。想想看，事到如今，我們還有什么力量使得我們不去做某些事？當我們感到憤怒和受侵犯時，我們何以能夠加以克制和收斂？我們也變得非常任性呢。一件事物帶著它固有的先天不足出現(xiàn)了，要找出的它的缺陷是再容易不過的，我們的眼睛從小被訓練用來"批判"，但或許在它的幼稚背后，包含著某種新的可能性，哪怕萌芽，我們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開口罵人，或上去一通亂捧，至少攪它個天昏地暗，是非不分，把也許是好的東西弄得臟兮兮的、也許是有意義的東西弄得令人疑疑惑惑。我們還能信任什么？我們還剩下了什么？還有哪些可能的共同話題、共同努力和共同行動？再由少數(shù)精英人物去創(chuàng)造歷史嗎？恐怕不可能了。需要的是我們集體的努力和這種努力不再付之東流。我們的手上應該是沉甸甸的果實而不是僅僅沾滿了空氣。如果再讓我去從事批評，我將意味著我同時對我的批評對象說：和你一樣，我并沒有第二個出身、第二種起源，我們的雙腳是同時插在同一個歷史、同一片土地之中的。我并沒有離開你太遠。也許你的疾病正是我的疾病，你的疼痛也是我疼痛，那使你陷入不幸的也正是我難以跨越的障礙。除非我們一道超越它，一道克服它，否則，任何人單方面都不可能獲救。我愿以此微薄的心愿和我同代人共勉。

　　關於這篇我自己也不太習慣的文章，我還想補充的是，我畢竟是從批判的傳統(tǒng)中走過來的，我知道什么叫做托爾斯泰式貴族式的懺悔及如何批判它，我也知道什么叫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及其悲劇結果，如果有人想用諸如此類的模式套我，或指責說我想取消批評，那我就要借用卡夫卡的立場和語調回敬他："我不是你們想象的那個我�！�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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