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防部中國科科長卜大年，最近在一份題為《日美同盟的復活》報告中指出：近些年來，由于在處理中日關系中，中國的傳媒和公開聲明，都過多地關注了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現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巧妙加以利用，有意參拜靖國神社來激怒中國，轉移中國注意力，而“瞞天過�！鄙僬f多做調整了對華戰(zhàn)略，如加強了日美同盟關系，通過了有事法案，與美國實行聯合導彈防御等。這份報告認為，“由于中國一直強調靖國神社這個只具象征意義的問題，他們對于日本防衛(wèi)態(tài)勢的改變這一實質性問題的注意大大減少。”（3月17日《參考消息》）

　　卜大年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理解小泉政府在戰(zhàn)略上的這一著棋，必須對日本在處理外交時獨特的政治文化和思維傳統(tǒng)有所感覺。從歷史來看，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兩點：其一，為達成既定目的，不斷制造借口和滋生事端。19世紀末，日本介入朝鮮事務并最終于20世紀初吞并朝鮮半島，抗日戰(zhàn)爭中，蓄意制造柳條湖事件和盧溝橋事件，并全面發(fā)動對華戰(zhàn)爭，這些都是其典型表現。

　　其二，利用其他枝節(jié)問題掩蓋真實意圖以達成預先構劃的戰(zhàn)略目的。對此極有說服力的是日本民族的談判技巧：有意在枝節(jié)問題上抓住不放，轉移對方注意力，待對方筋疲力盡時才悄悄轉入實質性的問題，讓對方在心智耗盡、無心繼續(xù)深談時達成協(xié)議。

　　說得多的不一定是真想做的，真想做的卻不用多說。日本政治文化的這一特點，乃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歷史經歷與精神文化理念，深刻契入到了日本人的思維習慣中，已經成為一種傳統(tǒng)和下意識，恐怕不是說改變就可以改變的。實際上，近期以來日本在領土主權問題上與中國、俄羅斯和韓國同時交惡，在中國臺灣問題上改變以往的模糊政策，這種大膽冒進、不惜挑釁的做法，讓人不能不想起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

　　如果卜大年的說法無誤，那么，對于與日本交往的國家及其民眾來說，就應有明確的戰(zhàn)略意識，來思考和權衡與日本的往來。國家交往不能只有善惡判斷，因為這些有可能遮蔽更為重要的戰(zhàn)略上的利害。具體到中日關系，雖然歷史問題是妨礙中日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防止日本改變對華政策，以及在成為軍事上“正�！钡膰�家后危害中國的安全與發(fā)展，重要性卻不比前者輕。

　　對于中國來說，必須了然于胸的是，在日本將其今后的戰(zhàn)略追求，定位為實現“普遍國家”化之后，支撐“普遍國家”論背后的東西，乃是重新武裝，成為一個有著“自主”國防的國家。一個在21世紀初時仍在經濟上遠遠強大于中國的日本，如果利用其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與科技能力，加速擴張軍備，采取積極外向的國防與軍事政策，并且將中國視為今后要重點應付的對象，中國在東亞的軍事壓力將明顯加重。這無疑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另一個巨大挑戰(zhàn)。

　　對中國和亞洲世界來說，日本的重新武裝是對亞洲和平穩(wěn)定的最大威脅。也因于此，不能僅僅著眼于善惡判斷，直接從國家利益特別是安全利益的角度、在權衡前后左右的利害中把握中日關系，非常必要。在這一視角下，歷史問題顯然不簡單只是歷史問題，它與日本現實的戰(zhàn)略企圖切切相關。也就是說，在一個民族對另外一個民族的感情記憶如潮水而涌時，也要防止被另一個國家“壞事當好事”，一方面實現國內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實現其對外戰(zhàn)略目的。

　　在歷史問題上，放棄對日本的批評是危險的。關鍵的是，不妨換一種思路來看待這一問題：如何將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態(tài)度，與其現實政治、經濟和國防政策相聯系起來，向世人告誡日本重新武裝、可能走回歷史老路對亞洲世界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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