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需要解決“三大矛盾”

　　從世紀之交開始起，有很多經濟學家就警告說，自1978年來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進入了深水區(qū)。

　　進入深入區(qū)的含義是，已經沒有一個單獨的改革措施可以使全社會都從其中受益。改革開放之初一項措施出臺就贏得一片叫好之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的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會有一部分社會成員為之付出代價。國企要改革，就會有員工下崗；
股市要整頓，股民就要受損。利益調整帶來的發(fā)展將代替生產力解放帶來的發(fā)展而成為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

　　5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了這個預言。在新世紀的5年中，中國社會仍然處于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年均GDP增長基本在8%左右，已經成為全世界矚目的新興國家。但是高速發(fā)展給中國社會內部也累積了巨大的結構性矛盾。而這其中，教育、醫(yī)療、住房三個領域，成了社會矛盾聚焦點。

　　在教育方面，根據上海社科院的一名研究員對本地徐匯區(qū)的一個橫向調查顯示，現階段城市撫養(yǎng)一個孩子成年的成本已經高達49萬元，而其中教育費用高達23萬元。在高昂的教育費用壓力下，每年都有不少農村學生考上大學因為學費太貴而被迫輟學的案例發(fā)生；

　　在醫(yī)療方面，醫(yī)療費用每年以百分比兩位數的速度上升，看個感冒花費幾百元的事例已經不是個別現象。衛(wèi)生部警告說因為醫(yī)療費用的上升，已經有46%的民眾經常處于有病不去醫(yī)院的狀態(tài)；

　　在住房方面，從2000年來，大部分中國城市的住房價格都有很大幅度的上升，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的表現更是明顯。雖然各地區(qū)的收入不同，房價差距也很大，但普遍而言，用國際上通用的房價收入比3～6倍的指標來衡量，大部分是超出，甚至是遠遠超出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一屆中國領導人走上執(zhí)政位置后，很快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而在一年之后，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這個口號之下，新一屆政府在國內事務上的指向，就是要調整多年高速發(fā)展積累下來的結構性矛盾，而調整之矛的鋒尖，直指教育、醫(yī)療、住房矛盾。

　　“三大矛盾”的功與過

　　教育、醫(yī)療、住房領域的價格高漲確實給社會結構帶來沖擊，但同時，不可以忘記的是，這種高價也確實給這三個行業(yè)本身的發(fā)展帶來的巨大變化：在教育方面，教師不再是低收入高付出的行業(yè)，大量學校重建擴建為未來的教育發(fā)展構筑了良好的硬件基礎，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大大上升，高等教育從精英化逐步走向平民化；
在醫(yī)療方面也同樣，醫(yī)生成為高收入群體中的一部分，許多醫(yī)療的硬件設施有巨大的進化；
而住房的高價格使城市在迅速擴張的同時，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財力來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2000年開始的這一輪住房價格高漲，讓很多城市都被政府和開發(fā)商徹底改造了一遍。如果說5年來中國的教育、醫(yī)療和住房確實讓老百姓付出了巨大代價的話，那么這些付出的代價更多地是用來建成了在很多年內都可以使用的公共事業(yè)的平臺。也就是說，中國老百姓在這幾年之中付出的教育費用、醫(yī)療費用和住房價格里，包含了大量的基礎建設成本。這些成本的支出，構建了滿足一個未來數十年需要的平臺。

　　有了這些功勞，并不意味著“三大矛盾”就沒有過，也不意味著“三大矛盾”本身問題的嚴重性。首先是在這三個領域的高價格，已經向社會發(fā)出了強烈的信號，引導大量的社會資源向這三個領域轉化。以房產為例，在房產價格漲幅最大的長三角地區(qū)，幾乎每個城市的支柱型企業(yè)都涉及了房地產開發(fā)，因為已經很少有比房地產開發(fā)利潤更好的行業(yè)了。而同時這種高價格必然導致消費人群的相對萎縮，于是房產在大量老百姓住房條件急需改善的同時制造了成批的空置房；
醫(yī)院一方面有看不起病的病人而另一方面卻經常出現醫(yī)生為病人開大方的情況；
一方面有學生上不起學，一方面卻有學校用空頭許諾騙取招生。這些現象的出現，都在證明三個領域的高價格在幫助它們吸取了社會資源，實現了超常發(fā)展之后，實際上已經成為其自身發(fā)展的障礙——在容納能力擴大之后，無論是教育、醫(yī)療還是房產業(y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能力為社會服務，高價格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障礙。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三個領域的高價格不僅是前述的經濟問題，更涉及了社會的公平問題，它們的產品不是彩電和冰箱，富人有錢可以用，窮人沒錢也可以不用。教育、醫(yī)療和住房，恰恰是憲法保證每個公民的幾個重要權利。短期的高價，可以成為發(fā)展的動力，但這種價格的長期存在，必將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的因素。

　　和諧社會重塑秩序

　　正如國內經濟發(fā)展的區(qū)域不平衡一樣，以教育、醫(yī)療和住房為代表的結構不平衡也有其內在原因。如果沒有政府這個秩序維持著進行宏觀的調整，這些不平衡都將自我擴展，最后成為中國崛起的強大阻力。如果說在區(qū)域不平衡上，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西部開發(fā)和東北振興政策，那么結構性不平衡，顯然現在成為新一代領導核心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相對于區(qū)域不平衡中的自然條件差別，造成結構性不平衡的差別主要在于行業(yè)的壟斷性。無論是教育、醫(yī)療還是房地產，這些價格畸高的行業(yè)背后，都存在著較高的進入門檻和廣泛的市場需求，從而造成行業(yè)價格的競爭約束較少，因此它們不約而同地把價格定位到“保留價格”上，即不管自身的生產能力有多大，都會把價格保留在高到消費者勉強可以接受的程度上，以獲得自身的最大利益。而不會像很多工業(yè)產品一樣把價格定位在其自身可以接受的最低程度，從而獲得最大的競爭力和擴張力。同時也使消費者在產業(yè)的發(fā)展過程中獲得收益。

　　如果說2004年新一代領導人提出“和諧社會”的口號之初，人們大多還看不清楚他們所言的“和諧”之意的話，到2005年初房產新政，中央政府開始全面治理房地產市場亂象的時候，“和諧”的內涵已經是清清楚楚的了。很明顯，在經濟高速增長了近30年以后，中國社會內部累積的矛盾是“和諧社會”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三農、教育、醫(yī)療、住房、環(huán)境、金融等等等等。

　　首先是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經濟的列車無法再加速前進。無論是三農問題所引起的農村干群矛盾激化，還是住房產業(yè)帶來的經濟增速失控，初期可能都只是局部的和片面的，但隨著問題的累積，它們中的很多都可能對發(fā)展的全局造成影響。

　　另外，從可能性來說，經濟的發(fā)展已經為解決這些問題準備了充分的國力。拿教育問題來說，雖然前面述及大量的教育基礎設施在數年內投入，但實際上，政府對教育的財力投入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3%，低于絕大部分國家。而以現有的中國國力，多投入1個百分點意味著數以百億計的資金投入，在教育方面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可以看到的是，“和諧社會”的口號，并不是一個和稀泥式的口號，它的本質意義在于社會秩序的重塑，厘清在高速發(fā)展中很多被暫時擱置的矛盾。而同時這個口號的背景是中國社會還在高速發(fā)展，就像是在一架急升的飛機上幫助客人調整座位，是一件難度頗大的事情。

　　房產新政標本

　　可以看見的是，新一代領導核心在所有列入和諧社會問題清單上的各個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投入，但是政策威力最大，引起社會反響最強烈的，還是2005年以來的房產新政。

　　為什么房產新政會被政府和社會同時高度重視？實際上“和諧社會”口號提出之初，政策的重點在于農村，當時矛盾最激烈的三農問題是政策要點。不過顯然三農問題由來已久，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農村自身，而是在于讓更多的農村人口城市化。因此在免農業(yè)稅、初步減輕農民負擔之后，“和諧社會”之劍一轉身進入了城市，對準了房地產這個矛盾核心。因為房地產不僅涉及社會的和諧，還涉及現時社會的發(fā)展。

　　從短期看，房產的熱潮對社會的貢獻是迅速地擴大了城市的范圍，并完善了配套；
但從長期看，房熱源首先是制造了一個昂貴的城市，順便還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泡沫。在這個過程中，受損害的人群是現時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核心力量——城市的新增人群。昂貴的城市居住成本甚至比戶籍制度更有殺傷力，戶籍制度制造了一個代價很高的入口門檻，而高昂的城市居住成本甚至還有驅趕的能力。正因為這樣，房產熱潮——尤其是因此而造成的房價飛漲是不可能持續(xù)的，而政府也正是看到了這種不可持續(xù)性，所以試圖提前用有形之手來熨平這種波動。

　　對房產和三農問題，在“和諧社會”的政策指向上我們可以隱約看出的是一個問題解決的先后次序，相對農村來說，誰也不會否認，城市是當代中國的發(fā)展動力，而給城市發(fā)展帶來最大動力的是它的新增人口，這些人中，有穩(wěn)定工作，掌握相當知識的人群又是核心力量，而這些人正是高昂的城市房價損害最大的人群，因為他們有很強的購房欲望。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和諧”意味著更多的是要解決矛盾，但發(fā)展中的矛盾在時間表上還處于優(yōu)先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發(fā)展仍然是“和諧”的背景。

　　對改革的改革

　　也正是因為這種潛在的次序，我們可以看出“和諧”之劍下一步將指向何方。

　　教育的高收費幾乎是無可置疑的下一個，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過程中，昂貴的教育豎起了居住成本之外的第二道門檻。本來，經過教育之后，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是最好的一條道路，但現在高收費的教育不但不能加速這種進程，反而由于成本的居高不下在農村成為“讀書無用論”的根本原因。因此教育的高收費持續(xù)就意味著未來還將有大量低素質的勞動人口存在，將會是未來中國發(fā)展的重大障礙。

　　如果說住房和教育會成為“和諧社會”要解決的優(yōu)先問題是因為它們涉及發(fā)展的話，那么醫(yī)療則更多地是因為它的廣泛性和嚴重性。來自衛(wèi)生部的數據表明，因為醫(yī)療費用高漲而使人們有病不去看的情況已經高達46%，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因病致貧的情況已經不是個別現象，醫(yī)療，普遍已經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

　　除去自身因素之外，住房、醫(yī)療和教育合起來構成阻礙中國下一步發(fā)展之路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它們的費用高漲，在民眾心里造成巨大的不確定因素。這“三大矛盾”的分量近年來幾乎是每年都有不菲的增加，而它們又確實與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它們幾乎個個是中國居民儲蓄率連年居高不下的前五位原因之一。眾所周知的是，這種高儲蓄率，正是中國經濟內需不振，必須在外向和投資方面尋找動力的根本原因。

　　在房產新政這個標本中，中央政府對自上世紀末啟動的住房體制改革作過這樣的反思：問題在于商品化率太高，沒有建立住房保障體制。其實這句話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適用于醫(yī)療和教育問題。讓普通民眾拖著這樣沉重的負擔，中國的發(fā)展無疑是行之而不遠的。而同樣，對醫(yī)療和教育的下一步改革中，這種反思同樣可以成為前進的方向，與住房一樣，致力于建立滿足普通消費者需求的保障體系，進而穩(wěn)定民眾在這些基礎需求領域的消費期望。

　　政策的動態(tài)

　　有房地產商說，2005年的房產新政對他們來說幾乎是當頭棒喝，猝不及防。事實上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房產新政之后，各地的房產交易量幾乎是一下子被凍住了，整個體系都處于停滯狀態(tài)。

　　不過事實上，對于房地產業(yè)過熱狀態(tài)，其實兩年前就有信號發(fā)出。2003年政府高層和中央銀行都對房地產的快速發(fā)展和房價的上漲提出過擔心，2004年為房地產業(yè)當時的情況，央行和政府還發(fā)出過兩個意向性不同的文件，在當時的社會上還引起過很大的反響。

　　是什么使房地產整個行業(yè)對如此明顯的信號置之不理，進而在政策真正出臺以后市場一下子停滯下來？利益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巨大的利益使所有人都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床坏椒康禺a業(yè)的本質是財富在社會中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創(chuàng)造財富。這就意味著如果房產業(yè)得到的社會財富多了，就必然有人要因為它致貧。和股市一樣，地產業(yè)陷阱的隱蔽性在于它的展開是以時間為坐標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人人賺錢，另一段時間則幾乎人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而從根本上說，“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和“和諧社會”這兩句話決定了在目前像房產、醫(yī)療和教育這樣的行業(yè)高價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改革進入深水區(qū)說的是現在已經少有全社會都受益的辦法了；
而和諧社會意味著不能以犧牲一個社會群體的代價來獲得發(fā)展。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有兩個人的講話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一個是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他在2004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說：“高校的學費不能再漲了�！背�此之外，還對教育體系的現狀作了沉痛的反思。另外一個是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他在一次電視談話節(jié)目中對醫(yī)療體系的高收費現象進行了批評，并透露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醫(yī)藥分離，并指出醫(yī)患關系緊張的癥結在于醫(yī)生。

　　無疑，作為單個的官員，他們首先并不處于決策的核心層，其次也不具備對抗整個教育和醫(yī)療體系現有的壟斷力量，一次講話的威力是有限的。但不能小看的是這些講話，已經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反響，甚至超過了2003年政府高層對房地產泡沫擔心的講話。如果是作為政策出臺的試探氣球，這種反響可謂是足夠的支持了。從各方面的判斷綜合，我們有希望看到教育和醫(yī)療體系的改革，是“和諧社會”下一步的政策指向。

　　畢竟從社會公義上說，經濟的發(fā)展是為了讓其公民在社會中更好地生活，獲得更大的發(fā)展，發(fā)展的目的是讓所有公民都看得起病、上得了學、住得起房。否則經濟發(fā)展就是空中樓閣，而這也是“和諧社會”的根本所在。（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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