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美國社會避免了由于家庭破裂導致的末日衰落。安德魯•薩利文認為英國應從中汲取教訓。

　　夏天比以往更酷熱難耐，社會瓦解的跡象隨處可見。犯罪率飆升，搶劫襲擊泛濫，種族關系緊張，以吸毒為樂在城市司空見慣。

　　離婚率居高不下，墮胎，婚外婚前性行為從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唾手可得。公共交通變得危險、面臨空前威脅：反社會行為，醉鬼，涂鴉，粗俗不堪，謀殺讓地鐵成為人們避之不及的是非之地。

　　報紙上充斥殺人事件，時不時小規(guī)模的動亂，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汽車被撬，家里被盜，鄰居遭到襲擊的事情。學校似乎更像手拿鋼筆的流氓晃悠的場所，而不是學習的地方，大學成了野心勃勃的精英學習如何性交，如何在娛樂場所鬼混的場所，還辯稱各種形式的文化都有同樣的價值。

　　由于國家認同越來越淡化，中上層階級陷于分裂和爭吵。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和難民的到來，國家認同的意義開始崩潰瓦解。在市中心地區(qū)，貧民窟充滿集團暴力，文化被當選官員稱之為“抑郁癥” 的情緒所控制。

　　1970年代后期的紐約市，熟悉嗎？看一下這些天的英國報紙，你會發(fā)現(xiàn)新世紀的倫敦怎么和當時的紐約一模一樣，或伯明翰（Birmingham），曼徹斯特，各拉斯哥（Glasgow）也一樣。

　　你可能很熟悉文化衰落主義者的冗長陳述：無所不在的粗俗不堪，公眾行為標準降低，教育崩塌，家庭脆弱，自私自利崇拜，庸俗市儈，享樂主義泛濫成為公眾生活的主流。有人試圖將英國的“墮落”歸咎于7月7日的炸彈襲擊。

　　下面是我們的專欄作家米耐特•瑪林（Minette Marrin）兩個星期前說的話：“隨著時間的推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穆斯林極端分子對我們越來越多的蔑視。他們瞧不起我們的墮落，我越來越被迫承認這個讓人痛苦的事實，他們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家長不給予孩子適當?shù)募o律，孩子們根本不會養(yǎng)成自我約束的習慣。文明的社會建立在自我約束和自我克制的基礎上�！�

　　30年前在美國同樣聽到這個聲音。沒有人相信事情會有好的改變。許多保守派人士認為1970年代終結了文明的生活，除非有奇跡才能挽救家庭作為社會組織的末日的到來。犯罪率會越來越高，私生子和離婚也一樣。

　　但是后來的幾十年發(fā)生了讓人驚訝的事情。這個趨勢慢慢地改變了，逆轉了，并以驚人的速度好起來。紐約在幾十年時間里從如今就算最悲觀的倫敦人想象的更糟糕，更可怕的地獄般的地方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xiàn)。

　　這些天，就算在可怕的9-11事件中，紐約仍然保持低犯罪率，穩(wěn)定的經(jīng)濟，日益提高的教育標準，緩和的種族關系，和越來越少的私生子和家庭暴力的不俗成績。實際上，這個曾經(jīng)是緊張，恐怖，幾乎粗野的愚人村如今沐浴在接近麻醉的平靜中，像離開南部市中心的幽雅的郊區(qū)主題公園。如果你想投資賺錢，嘗試買哈萊姆的房產(chǎn)股票，是的，哈萊姆，最新一塊原來貧民窟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即將發(fā)生的蒸蒸日上的都市綠洲。

　　紐約是在二十年時間社會進步向上的很多例子之一。但是美國許多地方經(jīng)歷了同樣讓人欣慰的轉變：家庭重新得到尊重，非婚生子女數(shù)下降，犯罪率下降，工作機會增多。

　　這個復興讓悲觀主義者感到困惑�！案�朽”的西方社會墮落已經(jīng)能被歡呼了這么多年，性解放后的時代好像成了向下滑的最后一個拐彎。新一代人已經(jīng)擺脫了自從貓王Elvis以來虛無主義的最深處。

　　人們的許多擔心都是有道理的。1960年后期和1980年中期墮胎，非婚生子女和離婚率居高不下毫無疑問傷害了一代孩子。即使到了今天，和我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看了他們的父母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泥堆里翻滾的照片很難不感到害臊和難過的。

　　沒有了理想和價值觀念，或者更糟的，擁有錯誤的理想和價值觀念確實導致離婚，情緒低落，實況電視，和墮胎診所。宗教信仰淡漠，對追求快樂的個人行為的約束抑制也隨之淡化，對社會來講是破壞性的，比如辦公室戀情，不承認的吸毒成癮，對孩子的不負責任等。當家庭解體，父親離家出走或根本沒有父親，十多歲的孩子就成了問題少年。

　　社會保守派的許多觀點建立在這些難以反駁的真理。《我們怎么到了這里》（How We Got Here）是新保守派人士大衛(wèi)•弗魯姆（David Frum）描寫1970年墮落的書的標題。如果美國是個領導者，這些真理比它們表現(xiàn)出來的更加復雜。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了解到社會墮落不是必然的，我們了解到1960年到1970年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最明顯的是婦女，同性戀者和少數(shù)民族都得到很好的對待。但是社會變化還可以再變回來的，社會和文化衰落可能終止甚至逆轉。

　　看起來，社會是不會走向自我毀滅的。開放的社會比警察社會或前共產(chǎn)主義國家或警察國家（想一下俄國和伊拉克）在傳遞消息方面更加有效，因而也能很快的自我糾正。美國這種自我糾正的速度是驚人的。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無法輕松地解釋這一切。這證明了英國文化和社會樂觀主義者真正的希望。

　　專欄作家大衛(wèi)•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最近重新公布了隱約出現(xiàn)十年之久的數(shù)據(jù)。從1970年代末期最低點，美國多數(shù)社會指標長期以來都在穩(wěn)步上升。

　　離婚率？從前一代人的高峰緩慢穩(wěn)定地下降。犯罪率？1990年蹣跚下降，后來就一直下滑。自從1993年美國暴力犯罪數(shù)量下降55%，年輕人犯罪下降71%。更有趣的是，即使在監(jiān)督增加的情況下，家庭暴力在十年中也下降了超過一半。

　　教育水準？按智力測驗分數(shù)，智力在過去50年一直在提高。美國學校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過去幾年中分數(shù)都在提高。

　　吸毒情況？從1970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學校中。不要忘記，1980年代最具破壞性的社會崩潰，吸食可卡因和HIV？吸毒成為貧民窟先前的陰影，舊金山剛剛宣布的HIV感染者居民也在下降中。

　　污染問題？你聽到的都是全球氣候變暖這個真正讓人擔心的問題。但是按任何一條環(huán)保標準，當今的環(huán)境都比上一代人的環(huán)境更健康。在1970年代，你從好萊塢山上幾乎看不見洛杉磯市中心，如今，看到的都是晴朗的天空。

　　癌癥患病率下降而治愈率提高。美國接近3億人口中每年死于愛滋病的人數(shù)為16000人。美國人最大的健康威脅是窮人吃得太多。

　　想象一下在1950年或1930年寫這樣的句子。這說明成功的社會的最大健康問題是肥胖，最大的環(huán)境問題是汽車大地足以讓爺爺奶奶生活在里面。

　　有趣的問題當然是：為什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這些事情可以發(fā)生在美國，為什么不能發(fā)生在英國？需要指出的第一點是從來沒有龐大的政府組織的“針對反社會行為的戰(zhàn)爭”。勸說人們成為自己生活中的好管理員呼吁做好事的左派，和吹毛求疵的右派但是沒有多大效果。真正有幫助的是不需要的時候，政府一邊呆著去，不用來攪和，需要的時候，更加手段更加熟練巧妙。

　　畢竟，這個復興開始于里根時代，當時政府被看作麻煩，華盛頓不再試圖微觀管理經(jīng)濟而讓人們的主動性創(chuàng)造財富。它降低了稅收，讓資源分配更加合理有效。它控制通貨膨脹，讓人們有意愿投資創(chuàng)造未來。政府對鼓勵反社會行為的獎勵機制進行改革。

　　回顧一下我們可以說克林頓的最大成就是廢除過分慷慨的福利制度�？肆诸D1996年福利制度改革要求福利接受者兩年后必須工作強化和加速了城市犯罪率，墮胎，私生子女和失業(yè)的大幅度下降。

　　當政府提供福利卻沒有工作要求，人們就會惹是生非。讓他們有工作可做，有完整的心理，文化就會隨之改觀。家庭歸屬感同樣有用，美國人的愛國意識是最強的。還有團結合作的觀念。人們在自己的社會中有了精神支柱，就會自己照顧自己，還會做的更好。

　　美國的宗教復興與它有關系嗎？這樣想當然好，一個健康的社會關鍵的潤滑劑---相互信任，誠實，鄰里和睦---很難在沒有宗教背景的情況下興盛起來。但是極端主義的核心和福音派基督教過去30年的重生---南部圣經(jīng)地帶（the Bible Belt south）--- 見證了和世俗地區(qū)一樣大的進步，但整個地區(qū)仍然在犯罪率，墮胎，離婚，非婚生子女方面比其他地方高。自由主義盛行的馬薩諸塞州允許同性戀合法結婚，同時離婚率又是全國最低。

　　我并沒有說好的傳統(tǒng)價值沒有作用。它們當然有，但是它們不能解釋整個局面的改觀。最明顯的解釋是顯而易見的：人們不希望生活在地獄班的環(huán)境中。如果他們有足夠的自由改變環(huán)境的話，他們會改變的。就那吸毒來說吧，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非常強烈上癮的，在1980末和1990年代初幾年內(nèi)它顯然破壞生活，社區(qū)和家庭�，F(xiàn)在它是從前力量的一個部分。非正式的社會壓力就把它趕出去了。面對吸毒的后果---大腦損壞的兒童，坐牢的丈夫，破碎的生活，被殺的少年---市中心的黑人開始遠離毒品，并事實上譴責毒品了。

　　我親眼目睹了這個事情。我曾經(jīng)住過15年之久的首都華盛頓一個社區(qū)曾經(jīng)是吸毒集中的地方。今天你可能惡在夏天的惡臭的空氣中聞到大麻的味道，但聽不到人們?yōu)榱隋X或為了買到滿足毒癮的機會砸汽車玻璃的聲音了。人們不再自殺。最終社會壓力將迫使毒品交易離開社會破壞性的地步。沒有奇跡，但是有免于崩潰的本能欲望。

　　技術也在起作用。當警察能用先進的電腦系統(tǒng)馬上追蹤犯罪行為，在幾分鐘之內(nèi)確定犯罪現(xiàn)場，用精確瞄準毒品市場，最終的影響能夠提供導致社會安寧的頂端。干凈的街道，更少破碎的窗戶，更少的涂鴉，微小的環(huán)境改善都幫助改變氛圍。

　　簡單的皮下植入避孕栓（Norplant）放置在容易受到侵害的貧民區(qū)的年輕婦女身上也能幫助降低懷孕率。甚至1970年代的高墮胎率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減少1990年的犯罪率，當年做掉的孩子如果生下來也到了青年時期，最容易犯罪的時候。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而當時生下來的人面臨法院更加嚴厲的判決。

　　在這點上，老牌保守人士當然也是對的。關進監(jiān)獄的人越多，街上閑逛的人就越少。監(jiān)獄有作用，犯罪率下降。更高標準的更加公民化的社會有助于相互強化。

　　在中產(chǎn)階級家庭，60年代人的孩子不可避免地增加他們自己保守的強烈抵制。我是生于1970年代的人，在上大學時拒絕毒品作為年輕守舊者的原則，我自己針對左派自由主義者前輩的反叛表現(xiàn)為努力讀書，和每星期都去禮拜。自那以后，我成熟了很多，但是我的核心價值觀基本保持了我自己同時代的經(jīng)過磨練的，講究實際的人的內(nèi)容。我的同伴們也有了孩子，一代放浪者（Ab Fab Saffys）決定用不同的方式撫養(yǎng)自己的孩子。一種溫和的保守主義就出現(xiàn)了。

　　還有其他因素，婦女擁有的更大經(jīng)濟和社會權利迫使整整一代的男人比自己的父輩承擔更大的家庭責任。結果是年輕一代和其他時代的年輕人得到同樣的家庭教育。受過大學教育的夫婦離婚率也穩(wěn)步下降因為我們自己父母的現(xiàn)實有時候從內(nèi)部傷害了我們的生活。

　　換句話說，我們從1960年代吸取了教訓。這個教訓不是說性是罪惡的，或者快樂應該避免，或者我們必須回到1950年代的壓抑與禁錮中去。而是說1960年代的社會收獲應該被它們過分極端的懲戒提醒而緩和。我們可以更加自由但同時我們應該有更加協(xié)調(diào)和策略的承擔責任的意識需要。這不是專橫的政府給其公民的教訓，而是一個個的人自己吸收的教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

　　比如，美國爭取同性戀者權利的運動吧---或許是過去20年里保守派抬頭的最明顯的社會革命�？紤]一下矛盾的匯合點：一個文化保守主義同時還有同性戀革命。事實上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占主導地位的右派也不是排斥其他的左派。非常簡單的是，從前被反文化極端主義定義為遭到擯棄的社區(qū)繼續(xù)聲稱不僅有性自由而且有部隊服役的責任和公證結婚（不舉行宗教儀式）。發(fā)生的情況是激烈反彈---一個對1960和1990年代特點的文雅的融合。

　　上個星期，在馬薩諸塞州海邊度假小鎮(zhèn)普羅文斯頓（Provincetown），我有幸在那里和家人消夏一周。有數(shù)百對的同性戀家長出現(xiàn)帶著他們收養(yǎng)的更多的孩子。那是沙灘上的水桶和鏟子，公共圖書館的睡覺時講的故事，飯店的哭泣，和家庭旅館的照看小孩者。

　　一個嶄新的被收養(yǎng)的孩子悄悄地融入曾經(jīng)會拋棄他們，或送他們到孤兒院的社會。這個20年前是個嬉皮士小鎮(zhèn)，度假者扔下毒品，同性戀者專門性活動，現(xiàn)在成了體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責任的樣板。這里犯罪率如此低人們根本不用鎖自家的大門。

　　在教育上，我們也看到類似復雜的進步。由于質(zhì)量下降，許多美國人把自己的孩子從公立學校拉出來自己在家里教育。具有革新思想的州長和市長創(chuàng)造出公立教育制度中的包租學校，或實驗性的有保證人，要求更多的透明化和責任追究制等。這個時代最成功的政治人物是在教育改革上贏得聲譽的，體現(xiàn)在布什總統(tǒng)上，他堅決要求規(guī)定的考試標準和學校責任追究制已經(jīng)產(chǎn)生鼓舞人心的效果。

　　帶領所有這些趨勢向前的是稅負減輕的經(jīng)濟，在加上創(chuàng)記錄的移民和快速的經(jīng)濟全球化。尤其讓人振奮的是在2000-2001泡沫破碎的下滑，緩慢改善的在犯罪率，福利，家庭穩(wěn)定性和流產(chǎn)等方面的社會上升勢頭并沒有崩塌。他們改變了，但繼續(xù)前進。

　　我并不打算主張美國不再有社會問題了。美國當然有社會問題。局部性的極度貧困仍然存在，監(jiān)獄中的人生活條件惡劣，健康福利分配不均，離婚率居高不下，成千上萬的墮胎，黑人家庭在返回健康的漫長道路上剛剛起步，暴力犯罪仍然在許多地方猖獗。

　　但是社會和文化健康的復興的可能性已經(jīng)充分顯現(xiàn)。政府能夠而且必須提供適當?shù)膸椭�，如更加有效的政策，更加嚴厲的教育標準，以及福利制度改革。但是起關鍵作用的改革主題是公民社會本身---難以定義的伯克式混合物（Burkean mélange） 家庭，朋友，小機構，志愿者，教堂和家長教師聯(lián)誼會（PTAs）。

　　真正的改變只能從下而上的出現(xiàn)---從上百萬的小決定開始如擦掉墻上的涂鴉，生孩子，和自己喜歡的人結婚，給移民上課，關掉手機，照看上年紀的鄰居，少喝點酒等。這些事情改變不是因為政客或牧師要求我們這樣做。他們改變是因為人們最終克制了粗俗和自私。

　　在過去的20年里，一代美國人終于做出了這個決定。已經(jīng)比過去更加自信和富足的英國人或許能夠從悲觀主義情緒中蘇醒。這種悲觀主義是一種姿態(tài)，一種對慣性的屈服，一種思想和精神的懶惰。相反，我們要樂觀起來，愉快接受人類的適應能力---雖然有時候選擇糟糕的事情，但更多的時候是選擇更美好的事情。

　　譯自：“It\"s a wonderful life” by Andrew Sullivan

　　http://www.timesonline.co.uk/printFriendly/0,,1-525-1733906-52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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