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廣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蘭州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畢業(yè)后先后在陜西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現(xiàn)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導，擔任《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民史與經濟史。主要著作有《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合著）、《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案例研究》、《學問中國》（合著）等。

　　盡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視力，但這并沒有成為秦暉書山路上的障礙。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應該說，有些事情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有些說起來是很偶然的。比方說，我一出生的時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當時在全國來說這種病都是很難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險，在廣西看不好，后來又到湖南去，當時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眼科醫(yī)學中心就是湖南湘雅醫(yī)院，我出生十幾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醫(yī)生說，這么小的孩子動手術很危險，建議維持一段時間，長大了再動手術�；氐綇V西之后發(fā)現(xiàn)不行，我眼睛的情況一直在惡化，后來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醫(yī)院、中蘇友好醫(yī)院等等。后來在上海的汾陽路醫(yī)院，也是當時中國最好的眼科醫(yī)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術。現(xiàn)在我每次做眼科檢查，醫(yī)生都說這手術現(xiàn)在也不容易做。當時如果不做，或者動壞了的話，現(xiàn)在的我就會永遠在黑暗當中了，可以說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過。

　　雖然動了手術，但我還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視神經萎縮，直到現(xiàn)在我的視力還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視力。包括我在農村插隊，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視力有關，因為招工的機會對于我來說可以說沒有，體檢總是不合格。后來我考研究生，我的導師因為這個問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當時有人看了我的體檢材料就擔心這種情況不知道往后怎么樣，不知道我的視力能夠維持多久。我的導師趙儷生先生說：“如果不招秦暉，我就一個都不招了�！焙髞砦业暮芏嗤瑢W都說：“幸虧招了你，否則我們都沒戲了。”我沒有受到過多少課堂教育，實際上只在“文革”前上過六年小學。1969年開始下鄉(xiāng)，在農村待了九年。不過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中的藏書也很多，這對我的影響很大。另外，農村那幾年，我也學到了不少人生經驗，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在農村讀的是“早稻田大學”。我在插隊的時候，因為體檢老是不合格，當?shù)匾恍╆P心我的人總是勸我辦病退，但是那時候不但我下鄉(xiāng)了，父母也被下放到農村去了，我退都沒有地方退。如果當時家在城里，也許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樣子。按照我的情況，如果沒有“文革”，大概會小學、中學、大學一直讀下來，也不可能形成我對于社會、對于人生的這種感悟。

　　在農村待了九年

　　在農村一下子待九年絕對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沒有辦法。我在農村的時候跟當?shù)氐霓r民關系都不錯，老鄉(xiāng)們都認為我是不錯的人，但是他們認為我不太適合在農村干活。道理挺簡單，因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視力，看東西沒有立體感。在山里走路總是深一腳淺一腳的，容易摔跤。他們一有招工的指標就給我，但因為體檢的原因一直沒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為體檢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們都感到很憤怒，還跑到縣委書記那里去請愿，質問他們怎么能這樣干呢？后來還是我息事寧人，說：“既然他們不愿要我，我也懶得去。”我雖然也很想當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著他們要我。

　　在生產隊，差不多所有的技術活我都干過。我曾經干過三年的生產隊衛(wèi)生員，也就是今天人們講的所謂的“赤腳醫(yī)生”。最近幾年有一種關于合作醫(yī)療的神話，由于有那樣的經歷，我覺得自己對于這個事情是很有發(fā)言權的，我知道當時的合作醫(yī)療是怎么回事。當時的情況，無論是招工還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種有實際利益的情況，實際上既不是按照業(yè)績標準，也不是按照政治標準，而是按照權力標準。拿衛(wèi)生員的例子來說，在沒有任何待遇的情況下是我當?shù)�，后來生產隊的衛(wèi)生員有了一些補貼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換了一個跟生產隊長有親戚關系的人。

　　我也曾經有過幾次招干的機會，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對于文藝寫作很感興趣，寫了一些演唱材料。當時中國各級的文工團主要任務就是組織每年一兩次的地區(qū)調演、省調演，以便某些節(jié)目可以評獎。那時候縣文化局都是有專業(yè)的創(chuàng)作組的，但是專業(yè)的文化在當時被認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層的人來做這些事情，我當時就做過幾次。后來縣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來也是因為招干指標的問題沒成。

　　在那段時間里，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我有了一個類似于人類學調查的機會。當時我們搞了很多采風，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壯劇、壯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舊之后看不到的東西。當時縣文化局也有一些這方面的專家指導，他們對于地方文藝比較了解。

　　我們采集的東西在當時看起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過搞得都很認真。由于我們那些人在下鄉(xiāng)之前接受的東西都是正統(tǒng)的居多，所以回過頭來想，在當?shù)氐霓r民看來，我們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經，農民在一起扯東家長西家短的時候我們總是不感興趣；
農民唱“酸曲黃歌”，我們總是不搭腔。雖然當?shù)氐霓r民普遍都認為我們是不錯的人，但是要說很知心，確實談不上。

　　跟農民比起來，我們缺少一些蕓蕓眾生的味道。

　　大學沒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當時在我們縣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沒有錄取，或許當時我報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當時第一次錄取的時候并沒有完全按照擇優(yōu)錄取的原則，有很多成績很好的人，因為政審原因沒能上大學，后來又有了第二次補錄，給那些成績很高但是政審沒有通過的人一次機會。不過第二次補錄學校都不是太好，我當時也收到了一份補錄的通知，但是那個學校太差，我就沒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時招的。我報考了蘭大的研究生�？佳芯可�當時在縣里說起來是個稀奇事，總共才有十幾個人報考，都是“文革”以前上過大學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讀過大學，但是后來考上的也只有我一個。

　　在這之前，我跟趙儷生先生通過信，給他寄過一些文章。趙先生很熱心，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蘭大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走考據(jù)的路子。記得我在蘭大最初寫的幾篇文章在歷史系就被傳言不是我寫的，而是我爸媽代寫的。因為那幾篇文章在他們看來不像是同齡人寫的文章，引證特別多，而我爸媽又都是學歷史的，都在大學里工作。

　　那時候我每天都泡在圖書館里，以發(fā)現(xiàn)希見史料為快事。當時圖書館的管理還不像現(xiàn)在這么嚴格，什么善本書、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圖書館里的老館員都是學問很大的老先生，跟學界聯(lián)系也很多，他們在“文革”期間很少碰到去看書的人，現(xiàn)在看到有人去借書，都非常熱情，非常愿意給借書的人提供各種各樣的方便，不像現(xiàn)在的圖書管理員，你去借書的時候總是冷冰冰的樣子，希望你不來最好。

　　我讀研究生那幾年，研究生比較少，我們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資料，路費、復印費都可以報銷。找一個比較便宜的小旅館，就可以在當?shù)氐膱D書館泡上一兩個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圖書館去查資料，拿了導師給當時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的介紹信，顧先生當時正在生病，沒有見到他，我把導師的信給了館里的工作人員。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熱情，他給我在那里辦了他們食堂的飯票，甚至在八小時之外，他們把我鎖在善本部里面讓我任意看書。那時的善本目錄也不像現(xiàn)在，都是開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經常泡各大圖書館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們關系都很不錯。但是也出過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部做筆記的時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書上，結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發(fā)雷霆。

　　專業(yè)和社會緊密關聯(lián)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在一個地方鉆得比較深，趙先生曾經說我：“你用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夠大。”意思是說我眼界太狹窄，有點鉆牛角尖的味道。

　　趙先生覺得我們插隊的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專業(yè)，對于社會還是比較敏感的，因為我們的經歷跟社會變遷一直是緊密聯(lián)系的，當時我跟趙先生所學的專業(yè)———農民戰(zhàn)爭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會緊密關聯(lián)的。

　　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到了陜西師大去教書。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華。到了清華之后，先是在文學院教一些課，同時也負責清華學生的社會實踐工作。這樣，從1995年到1997年，通過學生搞社會實踐，我也做了一些調查。我們曾經通過清華團委，把學生家長的通信地址都調出來，然后跟兩千多名學生家長建立了聯(lián)系，到了暑假的時候，我們就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帶回去，讓家長填。當然，沒有經過專門訓練，有效問卷也不是很多，不過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華歷來有這樣的一個傳統(tǒng)，就是非常重視非學術的名譽，所以你看，清華的特長生歷來都招很多。當時在搞學生社會實踐比賽，清華領導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賽，當然就有項目，我負責組織了幾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別的學校并列第二。這些調查就不只是發(fā)問卷那么簡單了，而是讓學生在培訓后入村調查。這一段時間里，我也收集了很多關于農村的實證材料。（《新京報》陳遠 整理）

　　■記者手記

　　如果按照學術界流行的分類方法，秦暉是個不好界定的人。秦暉有個口頭禪——什么是我們時代的真問題？他的文章甚少高調，多是針對問題�！案哒{再高，茍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不逾底線，若能持守，低又何妨。”這可以說是秦暉的態(tài)度，也是秦暉的學術視角。

　　不過在我坐在他面前的兩個小時里，我們基本沒有涉及到這些問題。我想做的是通過他的經歷來考察他的思想歷程。

　　他們這一代人由于經歷了太多，一進入學術研究的時候便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秦暉也是如此，不過，在他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時候，他并沒有過多對現(xiàn)實發(fā)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條近似“乾嘉學派”重考據(jù)的治學路數(shù)。

　　在這之前，在他下鄉(xiāng)插隊的過程中，因緣際會，秦暉曾經在鄉(xiāng)下搞過一段時間的采風，接觸了很多壯族文化。那一段時間，讓他意識到，要研究一個對象，只有站在“主位”的立場和角度，問題才會看得真切。雖然這只是一個理想狀態(tài)，“客位”永遠不能成為“主位”。但是一旦具有了這樣的意識，即使不能成為“主位”，至少可以占到一個深入的“客位”位置。這兩點結合起來，成為了九十年代秦暉談論時事的學養(yǎng)根基和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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