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民工王斌余殺人事件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對于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斌余死刑，輿論反響強烈。

　　法學學者高一飛先生發(fā)表文章《有必要判王斌余死刑嗎？》指出，“如果一個法律的裁定讓人之常情覺得不可容忍，就是違背人性的”，從王斌余的實際情況看，“其殺人行為雖可定罪判刑，但如認為沒有任何可以寬宥的地方，不給余地，對其處以極刑，就違背了人性，讓人遺憾�！保ㄒ姟缎戮﹫蟆�9月7日）

　　我為高一飛先生的這一觀點鼓掌叫好。殺王斌余，的確有違人性。道理顯而易見：任何一種違背或否定人性的法律都沒有真正的道德基礎論證自身－－因為法律從來不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它只是工具，而人才是目的。

　　但意猶未盡，我還想作兩點補充。

　　一、殺王斌余必須考慮法律的“合法性”

　　正如一種統(tǒng)治不經由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授權（民主），其統(tǒng)治就最多有效，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合法性一樣，任何一種法律都不能缺乏道德基礎，否則即為“非法（法理精神）之法（法律）”。

　　法學權威羅納德.德沃金在他的名著《認真對待權利》中曾指出，法律既包括法律規(guī)則也包括法律原則。前者指導我們對于一個預定的事件作出一個固定的反應（比如認為王斌若“殺人償命”），而后者則指導我們在決定如何對一個特定的事件作出反應時，指導我們對特定因素的思考（比如必須考慮王斌若殺人前被克扣工資、被欺侮等因素）。

　　德沃金認為，規(guī)則本身并沒有指明如何運用它。在作某項決定（比如判決）時，必須權衡各適用的原則。而法律原則必須有它的道德基礎。當法律規(guī)則和道德看起來相互矛盾時，法律必須權衡所有有關的原則，而不應該機械地服從法律規(guī)則。

　　這也就是說，不僅立法精神要求法律規(guī)則符合道德，而且法律的執(zhí)行在考慮到規(guī)則的指導作用時，也必須根據(jù)實際情況考慮到執(zhí)行是否經得起道德基礎的合法性論證。很明顯，從王斌余殺人的前因和投案自首的情節(jié)看，判他死刑明顯沒有道德基礎的支撐。

　　二、各相關國家機構應否對王斌余的犯罪行為承擔某種責任？

　　許多人都注意到王斌余被判死刑后的“真情告白”，就是“希望”更多人關注農民工。他是一個絕望者，其殺人和此前的“阿星”的心理如出一轍。

　　他之所以殺人，與這些因素有密切的聯(lián)系：包工頭吳華平白無故拿他出氣，打他，罵他；
工資到年底才結算，無理克扣工資；
合同上寫了醫(yī)療保險有病卻拿不到……

　　可以看出，包工頭的行為至少已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合同法》、《勞動法》，卻沒有受到相關執(zhí)法部門的懲處。作為由納稅人供養(yǎng)、人民委托進行執(zhí)法的機構，它們的不作為同樣作為一個因素，與其他因素一樣構成了王斌余的犯罪行為的背景。也就是說，王斌余的犯罪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由他們的過錯（不作為）所引發(fā)，和王斌余、包工頭吳華一樣，它們同樣要對王斌余的犯罪行為承擔一定的責任――哪怕“無法可依”而不算“法定責任”。

　　王斌余殺人事件不僅提醒人們“關注農民工”已經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而且必須進行廣泛的行動。同時，它也提醒各執(zhí)法部門，應及時、高效地履行好自身的職責，保障農民工的各項權利。否則，自己的不作為將成為絕望后的犯罪行為的一個誘因或催化劑。這明顯是和“和諧社會”對著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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