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險報告》因福利國的發(fā)展，讓貝弗里奇名震遐邇，但是他的好友陶尼（Tawney, Richard Henry 1880-1962）在中國卻沒有同樣顯赫。其實，陶尼不僅和貝弗里奇一起在牛津大學最古老的學院貝利爾學院讀書（陶尼1899年進入，貝弗里奇1998），在那里他們成為終身的緊密朋友，而且還結(jié)了親：貝弗里奇的妹妹嫁給了陶尼。對中國學人來說，陶尼在某些方面又不是陌生的，研究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都知道一本著名的經(jīng)典著作：《中國土地的和勞工》，作者就是陶尼。此書于1995年還被臺灣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張漢裕教授翻譯成中文。陶尼在1930，1931年兩次到了中國，訪問了北京、天津和南京。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對陶尼的了解，大多局限在陶尼作為一個經(jīng)濟歷史學家，但對他的和貝弗里奇一樣的在社會政策上的貢獻卻了解不夠。陶尼有多種身份：教育家，社會實踐家，經(jīng)濟歷史學家等。我認為，他最重要的是對國家福利的貢獻。他是社會政策的思想家和身體力行者。他，奠定了當代社會政策學的原則基礎。

　　陶尼著述很多，1912年出版了《十六世紀的農(nóng)業(yè)問題》；
同年出版《貪婪的社會》，1925年《不列顛勞工運動》，1926年《宗教和資本主義的崛起》（有美國、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波蘭和荷蘭諸多版本），以及《鄉(xiāng)紳的興起》；
從中國回來寫了《中國土地和勞工》（1932），還有《中國的條件》（1933）。他的美國之行出版了《美國勞工運動》。陶尼不僅著書學術，還為曼徹斯特的《衛(wèi)報》寫了一系列的政治文章。陶尼試圖從不同的側(cè)面揭示資本主義產(chǎn)生這一重大歷史現(xiàn)象。他相信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歷史變遷的首要動力，同時確信社會和經(jīng)濟的同步發(fā)展更重要性。他在所有研究中都指出這種平衡發(fā)展的重要。1931年，《平等》出版，此后在英國再版七次。此書凝聚了陶尼思想的精粹。

　　陶尼的平等思想始于學生時代。在牛津大學，陶尼開始揚起了他駛向社會的風帆，而把皇家的功課擱在一邊。陶尼、貝弗里奇和其他的同學相信：他們的學習將要解決一定的英國問題，同時他們又找不到方向。他們對社會有盲目的自信心：他們以貴族似的眼光看英國的問題，沒有感覺到這種挑戰(zhàn)將會改變或者讓他們遠離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擁有知識分子的情調(diào)：如他們在討論時用機智的語言和選擇聰明的語句互相攻擊、評判；
寫作時他們絕不使用第一個名字，像Henry（亨利），他們認為這樣會孩子氣或不正規(guī)，而是用字首，如R. T.，來表達他們的嚴肅和可信。他的導師，后來貝利爾學院的院長史密斯這樣評判過他們：將來有一天，當你們聽到某人談論荒謬的時候，你們就會聯(lián)想到你們自己。史密斯問他們，你們?nèi)绻�讀過《理想國》和《道德》，就絕不會計較這些純荒謬的事。史密斯當時正在組織貝利爾的暑期學校，試圖用這種方式把知識傳授給礦工，陶尼也熱心加入了這個活動。礦工們這樣談論大學：“這是什么地方呀，在這里，我們哥們兒要被搞懵了”。史密斯回答他們說：“嗨，我?guī)�你們參觀校園去，這樣你們就知道它的歷史了。其實，當你們了解了它，你們能把它打懵（Terrill, Ross, 1973， R. H. Tawney and His Time, London: Ander Deutsch）�！睆倪@時起，就在這里，陶尼也了解了一種任務，并且伴隨了他的一生。一旦他明白了，他的要“打懵”的熱情一直沒有衰退。

　　1903年陶尼離開了牛津。和貝弗里奇一樣，他搬到倫敦東部的湯恩比館。從1903年到1906年11月陶尼都住在那里。湯恩比館建于1884年。布茲在他的《倫敦的生活和勞工》中描述這個館設計的目的：把大學的文化直接地和最貧窮的人結(jié)合。陶尼在那里給工人授課，還聽取來自工人的意見。他和貝弗里奇一起在居住區(qū)做社會調(diào)查，有了發(fā)現(xiàn)貧窮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一起加入了工人俱樂部。今天陶尼的照片還掛在那里：整潔的帽子，強健的靴子，小胡子，有活力的外表。他的學生全都比他大，或者帶著硬草帽，或者帶著僵硬的領帶。陶尼的故事成了工人中的帶著尊敬色彩的傳說。一個工人回憶第一次見到陶尼的情景：“我們這個班有四十個學生包括三個女士。在第一節(jié)課上，兩個秘書進來了，后面緊跟著一個穿著大學長袍禮服的男人。我們第一個驚異的反應是，他真年輕；
第二是為他外表溫柔和藹的魅力吸引。他的舉止一點兒也聯(lián)想不到學究，沒有一點死板的樣子，他是我們之間的一員。我們原來以為學習的地方是呆板僵硬的，沒想到我們被放在炙熱的赤道上了。陶尼不是一個老師，他是一個有靈魂的人（Terrill, 1973）�！碧漳崾且粋�開拓者，他的授課方法已經(jīng)成為理想的方式。工人們后來也變成了教師，把陶尼的課程擴散到了小村莊�，F(xiàn)在，過去的一些咨詢點已經(jīng)真正變成了大學。在戰(zhàn)爭期間，他聽到工人朋友沒地方住，他給他們打電報，叫他們來他在格萊斯特郡的玫瑰別墅。工人來了，跟隨了一大群孩子，把陶尼的別墅變成了一個雞窩。陶尼沒有看不起這些人，正是這些人教給他經(jīng)濟生活的現(xiàn)實，讓陶尼成為一個經(jīng)濟歷史學家。更重要的，他們影響了陶尼的思想情感，陶尼在工人的教育中發(fā)現(xiàn)了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他相信教育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陶尼在許多公共組織任職，包括煤礦工人委員會，教育咨詢委員會，倫敦教育委員會。他和同期的西尼•韋伯一起成為煤礦工人的六個代表成員。自1905年起陶尼是工人教育委員會的執(zhí)行官，從此，他擔任這個職務45年，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17年。陶尼在1906年加入了費邊社，在1909年加入了勞工黨。以后無論在那里工作，他都沒有離開工人教育。1906年到1908年陶尼在格拉斯哥大學工作，做經(jīng)濟系主任的助手。然后從1908年到1014年他是牛津大學在曼徹斯特地區(qū)的老師。從1912年陶尼開始在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LSE）工作，到1931年成為LSE的教授和經(jīng)濟歷史系的主任。在那里，他的學術思想成熟。后來，他的LSE的課程也被邀請授予劍橋大學。陶尼1949年從LSE退休。

　　陶尼在1930年第一次來中國。太平洋關系研究所國際研究委員會邀請?zhí)漳釋χ袊�的工農(nóng)業(yè)做一個研究。陶尼在1930年的下半年踏上了中國的土的。他去了北京、天津和南京。陶尼感興趣并焦慮于中國土地問題。陶尼第二次來中國，花費了八個月，并寫了報告：中國教育的再結(jié)構(gòu)。在南京，他住在賽珍珠的家。他是一個著名的教授，此時卻更像一個中國的鄉(xiāng)紳。就像他在英國一樣，他和農(nóng)民一起去田野散步，跑過去檢查奶�；蛘咴囍�用竹耙子。陶尼說自己就是一個農(nóng)民只不過被錯放了地方。盡管南京的夏天熱得出奇，他總是穿著蘇格蘭的套裝，反對一切讓他買衣服的勸說，因為那意味著是“新”衣服�？吹娇嗔υ诮稚侠�著沉重的大車，他忍不住去助一把力，引得路人觀看。陶尼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地尊敬。我看到他的一張在中國的照片：他穿著中式的長袍馬褂，像中國農(nóng)民一樣雙手揣在胸前袖筒里，含蓄地微笑著。陶尼在《中國的土地和勞工》這一詳盡的調(diào)查報告記錄了中國農(nóng)民苦難深重的生活。他說，“土地問題是嚴峻的。1911年的革命是中產(chǎn)階級的事情。農(nóng)民的革命還沒有到來。如果他們的統(tǒng)治者繼續(xù)剝奪他們，或者允許他們被剝奪，像目前一樣的殘忍，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應該的�！彼�希望中國能夠從西方借助方法，并產(chǎn)生內(nèi)部變革的動力。他預言在不久的將來，農(nóng)村深重的苦難會爆發(fā)為一場社會革命。

　　在LSE，陶尼的思想體系已經(jīng)閃爍光芒。在那里，陶尼和社會改革家，LSE的創(chuàng)建者韋伯夫婦成為了緊密的朋友。陶尼喜歡LES，喜歡那里的活力，好像學科之間沒有不可更改的界限；
喜歡那里非正式的平等的氣氛；
喜歡那里的意義——這是從韋伯夫婦獲得的：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創(chuàng)造一個公正的社會；
學校的存在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公眾。比較牛津和劍橋，陶尼更稱贊LSE。韋伯夫婦注重研究社會機制，而陶尼更注重道德研究，想把事實轉(zhuǎn)變?yōu)樵瓌t。所以，當陶尼想離開LSE的安全的天堂，期望更多地投身于工黨的工作而更深地涉于政治時，韋伯夫人碧翠斯明確地說，陶尼的使命是發(fā)現(xiàn)和詳細闡述一個新的信仰，而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家、管理者或者事務處理者。陶尼也知道，對于他，最重要的最高的歷史使命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升華它們。陶尼和韋伯夫婦之間也存在著不一致。比如對蘇聯(lián)的看法。陶尼贊成集體，但是極不喜歡它的官僚主義和缺少自由意志。他愿意在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和美國的自由精神之間找到一個中間的道路。他的《平等》一書在1931年第一次出版，是獻給韋伯夫婦的。陶尼寫《平等》的時候，比貝弗里奇的《社會保險報告》問世要早10多年。他的平等一書是貝弗里奇報告和國家福利的思想基礎。

　　平等展示了基于社會主義理想的社會政策的原則。陶尼寫平等，是因為社會上存在著不平等。陶尼闡述了英國在四個方面的不平等：財產(chǎn)與收入、機會、權(quán)利和社會地位。

　　三十年代的英國，人們被分為掙工資的和財產(chǎn)擁有者。英國在財產(chǎn)擁有上是不平等的。那時，社會上2/3的財產(chǎn)被1%的人口擁有。一直到了1952年，從1%的人擁有的2/3的社會財產(chǎn)下降到了他們擁有社會財產(chǎn)的一半。在分配上也是不平等的，在三十年代的英國，1.5%人口擁有全體個人收入的23%。

　　陶尼還呼吁機會平等。這是指公民接受福利的機會，如就業(yè)的機會，接受教育的機會，醫(yī)療的機會，和取得服務的機會等等。如果沒有平等的機會，就增加了遭遇險境的可能。

　　陶尼這樣討論英國的能力的不平等：不平等分布在國家水平（政治的領導力量伴隨出身和財富的結(jié)合在英國是很平凡的事情）；
在工業(yè)生產(chǎn)水平上，權(quán)威的集中，優(yōu)先權(quán)和控制權(quán)在特權(quán)的最高點上，在經(jīng)過“指點的”和領導者之間熟悉的分配；
在制定規(guī)則的人和那些因為規(guī)則而獲益者之間分配；
私有工業(yè)和官員決定目標和方法，決定人民大眾所依靠的經(jīng)濟的命運。他不是自由的工人，雇主決定他的選擇。如果他表達他的煩惱，會被作為煽動者被解雇。他的職業(yè)是工作，這時候要質(zhì)疑管理機構(gòu)，機構(gòu)為他思考過嗎？這個不對稱還表現(xiàn)在消費者范圍內(nèi)的商業(yè)力量集中。陶尼說，如果一個人吃自己磨的面粉制作的面包，房子中25%的財富被外方控制。抽的從聯(lián)合公司買的煙草，妻子縫紉線由第三方提供，而這第三方，是個八百萬的富翁，他還感到自己是一個自由的消費者嗎？力量的不平等，因為工人對影響他們生活的至關緊要的決定無能為力。

　　陶尼指出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的現(xiàn)象。不僅僅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更有勢力，他們更加被人尊敬。陶尼說，統(tǒng)治階層不應該有權(quán)利讓自己的行為作為獲得利益的自然的儲藏所。這是富人剝奪窮人，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么多的窮人羨慕富人。陶尼說，英國，雖然政治上是民主的，在它的經(jīng)濟生活里，但是還是被階級的優(yōu)越和階級的從屬這樣一個陳舊的傳統(tǒng)的有害的幽靈影響折磨著。

　　陶尼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個理想的公正的社會。陶尼呼吁平等：更公平的社會體現(xiàn)了社會進步。陶尼的平等觀念是，全人類擁有一個共同的人性；
社會應該被組織起來，全部社會的成員應該是平等的；
分配應該把個人和社會的目標聯(lián)系起來，不應該脫離為社會服務、回報社會。個人存在的不同確實存在，但是這種存在并不意味著不去尋求確立更大的在條件、環(huán)境和機會的平等的尺度。那樣，雖有財富、出身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但它們建立在滿足共同需要的堅定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共同升華和快樂的源泉。

　　陶尼死后，陶尼的同事及繼承者，LSE社會行政學系的第一個主任蒂特姆斯教授發(fā)展了陶尼的理論。他高度評價社會平等和社會融合的價值，努力尋求社會和福利的結(jié)合。根據(jù)陶尼平等的理論，蒂特姆斯寫了《福利的義務》和《社會政策的原則》，開創(chuàng)發(fā)展了社會政策這門科學，成為現(xiàn)在社會政策學科的鼻祖。蒂特姆斯為1964年陶尼《平等》一書的第五版寫了序言。蒂特姆斯說：在陶尼寫平等的時代，不平等大量地存在。福利國家的出現(xiàn)，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到了60年年代，迪特姆斯寫道，英國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富裕的、中產(chǎn)的和貧困的人界限更加模糊了的社會。

　　陶尼是一個學者，一個教師，戰(zhàn)士，作家和公眾人物。陶尼是二十世紀英國為數(shù)很少的幾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1926年他在牛津大學創(chuàng)建了經(jīng)濟歷史學會，在經(jīng)濟歷史上的貢獻是著名的。在工人教育事業(yè)里，他建立了杰出的導師課程，是工人教育委員會里最偉大的人物。作為社會哲學家，他贏得了一個位置：就像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大師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公正評價：陶尼的名字在列在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的創(chuàng)建者之中并將被長久地記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政治上，他被陳列于英國工黨社會主義的預言家的最高 “教皇”的位置。這個黨的右、中、左翼全已對他恭敬行禮。陶尼在英國廣泛地受尊敬。1960年，下議院為陶尼舉行一個隆重的生日晚宴慶祝他的80歲壽辰。當時，英國泰晤士報發(fā)表評論：“在世的人沒有人能超過陶尼帶給人的如此精神的和智力的恩惠。他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更是一個圣人（Reisman, David, 1982, State and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62年1月16日陶尼平靜地在睡夢中去世。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放在他床邊的桌子上。在去世前兩天他寫道：“感謝仁慈的安排，一個人半死時好像并不可怕。就像大樹的根松動了，我準備好了，沒有一點悲哀�？磥�，托爾斯泰對安德烈公爵之死的描述是真實的�！惫�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教授譚若思（Ross Terrill）寫道：“陶尼至死沒有空虛絕望過，因為在他的生命里從不拼命地追求那些個人的，建筑一個他自己的王國的東西：像金錢、權(quán)力、被景仰或建立一個特殊的關系網(wǎng)，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 “他的最大的職業(yè)是著書寫文。他總是和時間競賽，他沒有留下遺憾�！彼�被安葬在倫敦海格特墓地，馬克思也長眠在那里。

　　陶尼的工作，像一個普遍的福音，今天已經(jīng)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全世界有了回音與結(jié)果。陶尼的平等理論一直沒有過時。在他的母校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馬歇爾提出了公民權(quán)利論，迪特姆斯提出了普遍的社會福利模式。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72年出版。英國社會發(fā)展研究所的高登•懷特，同樣的終身工黨黨員，沿著陶尼的道路多次來到中國，他去田間，到工廠。他寫了諸多反映中國經(jīng)濟和社會福利發(fā)展的著作。他曾經(jīng)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的墓地在英國南部美麗的海濱城市布萊頓，墓碑上刻的是中國的龍鳳。

　　在今天，我們懷念陶尼，有諸多因素。經(jīng)濟發(fā)展之后，社會的發(fā)展是更重要的，更是發(fā)展目的和意義所在。在貧富分化以后，溫習陶尼的平等，喚回人們對公正的和諧的社會的追求。這是社會工作者的任務也是國家政策的方向。富有和權(quán)貴者面對陶尼，希望良知不會泯滅，為社會的平等做出努力。而受過教育的人們在迷戀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富足的人們在以最奢華的方式來渴望早日變成英式貴族時，希望仰望前面陶尼的榜樣，在精神上也同樣的富有：那是一個真正高貴、有教養(yǎng)、有靈魂的人。

　　參考書目：

　　Reisman, David (1982), State and Welfare, Tawney, Galbraith and Adam Smith, Mackillan: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21),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Bell: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32),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Unwin: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64), Equality, Unwin: London

　　Tayor-Gooby, Peter and Dale, Jennif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Arnold: London Terrill, Ross (1973), R. H. Tawney and His Time, Ander Deutsch: London

　　George, Vic and Wilding, Paul (1994), Welfare and Ideology, Harvester Wheatshea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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