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化范圍果真可以依據(jù)民族或者地域加以劃分，則在世界歷史上，在以地中海盆地為中心的廣泛地域中，以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羅馬之名代表其頂峰的文化范圍可以視為一個整體。這四個民族，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達到獨特的宏偉文明之后，彼此關系極端紛繁復雜，人性的一切要素都得到幾乎是最精深的探討和豐富的發(fā)展。它們之前的舊民族和它們之后的一些新民族不過象波浪沖擊海灘那樣，沖擊著地中海各國的領域，在被人們稱為世界古代史的那段時期，他們都曾與地中海民族發(fā)生多方接觸和聯(lián)系，但在各自的發(fā)展上既沒有給這些民族以決定性的影響，也沒有從這些民族接受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并沒有分享將由這些民族鑄造的世界史意識；
但在被稱為世界近代史的這個時期，這些默默無聞的民族便從地中海南北兩岸泛濫開來，以前他們曾在歷史上被地中海分隔為南岸和北岸，此時，卻把文明的整個重心從地中海移出，移到大西洋。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別并不是純粹偶然的，也不是為了純粹編年上的便利。它們事實上是新舊不同的兩個文化范疇。但新者與舊者一樣，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軌道，要充分享受各民族的福禍，既經(jīng)過發(fā)育、全盛和衰老各時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藝術乃至科學上勤奮創(chuàng)造的成果、以及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舒適；
也許，有朝一日他們也會在因為達到目標而志滿意盈之際，創(chuàng)造力歸于枯竭。然而，什么樣的目標都是暫時性的；
最偉大的文明體系也有自己的行程；
人類卻不是這樣，人類每當似乎達到目標的時候，舊課題便在更廣大的范圍內(nèi)和更崇高的意義上被重新提出，至少是在不同的世界中、被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

　　現(xiàn)在要重新提出的問題就是：在人類歷史獨一無二的冷戰(zhàn)時代結束后，人類本身是否會在現(xiàn)實關系上回歸以連橫合縱為主要特征的遠古戰(zhàn)國時代？如果是，這種關系是否能深入人之心靈，變革時代精神，進而塑造文明？這個問題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必須對之作出力所能及的回答。

　　美國對亞洲的興趣加重，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克靈頓總統(tǒng)1993年在一次亞洲政府首腦會議上提議成立太平洋共同體。但是，最富有實質意義的問題在于：“共同體”這個次用在亞洲，意義十分有限，因為太平洋地區(qū)的關系基本上與大西洋地區(qū)的關系大為不同。歐洲國家可因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和實際利益而成的共同體制而組合，亞洲國家卻自認為彼此懸殊、相互競爭，亞洲的習慣是強調差異勝過一致。亞洲主要國家彼此的關系具有許多19世紀歐洲均勢體系下的特征，那就是，若其中一國實力大增，幾乎必然引起其他國家的單獨或者聯(lián)合抵制行動。

　　于其中居影響地位者當然是美國的態(tài)度；
美國有能力扮演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亞太地區(qū)的穩(wěn)定，其總為人們用來夸耀的繁榮的支撐物，都不是經(jīng)濟或自然規(guī)律所導致，而是典型的相對均勢所帶來的短暫和平的結果。亞洲沒有集體安全這種體制，即使在少數(shù)民主國家里，也沒有所謂以共同的國內(nèi)價值為基礎的合作關系，和平與發(fā)展的重點完全擺在實力均衡和純粹的國家利益上面。所有的亞洲國家，軍費支出都已經(jīng)在上升。中國的政治和軍事陰影必將籠罩整個亞洲，尤其的遠東地區(qū)，并且不論中國人自己怎么想，中國的實際政策多么有節(jié)制，都將實際影響到其他國家的估價。亞洲其他國家很可能以對付日本之道，來設法制衡越來越強大的中國。這就是東盟要求美國仍留在此一地區(qū)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角色無可避免地會就情勢變遷而隨時調整，日本領袖依其國家作風將會以累積許多很難察覺的細微改變?nèi)プ稣{整。冷戰(zhàn)時期的日本，放棄其歷來的自己依賴自己的傳統(tǒng)，在明治維新的痛苦變局之后，忍痛處在美國保護之下。但無論如何，日本都是個堅毅的經(jīng)濟競爭者，它以不可避免的喪失傳統(tǒng)為代價，換來經(jīng)濟領域內(nèi)的自由運作。但這種模式已經(jīng)不可能長久繼續(xù)下去。韓國與中國的軍事力量日增，前蘇聯(lián)軍事力量最未受到傷害的部分駐扎在西伯利亞，日本的制定長遠計劃的人不會永遠認為美國、日本的國家利益絕對會一致，尤其是在當經(jīng)濟問題沖突成為常態(tài)而不再是例外的時候；
加之，日本地理上的那種天生而來的焦慮處境和歷史經(jīng)驗也更是注定了日本對亞洲大陸的觀點不會與美國雷同。因此，日本的國防預算在俄羅斯內(nèi)部困難尚未克服之際，就將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有效的軍事預算。美日在經(jīng)濟上不合是盡人皆知，文化障礙可能更隱伏其中。不同國家決策方式不同，都會有這些痛苦，甚至有狂暴的痕跡。

　　克靈頓總統(tǒng)提議以歐洲模式建立比較有組織的太平洋共同體，不出意料地受到了禮貌而又冷淡的亞洲式回應，原因就在于亞洲國家并不認為他們是一個共同體，更不會認為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共同體。亞洲并不想要一個有組織的架構。亞洲國家普遍愿意開放與美國交換意見，也贊成讓美國充分參與，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旦緊急事故發(fā)生，美國能施以援手擋退對其獨立的威脅。但是亞洲國家對獨大的鄰居，甚至包括美國在內(nèi)，都有天生的忌憚，因而不可能支持在全太平洋建立正式組織，以斷絕大國通過組織渠道領導亞洲事務的可能性。

　　因此，美國影響亞洲事務的能力主要得靠他與亞洲主要國家的雙邊關系來進行。但頗為奇妙的是，日美關系穩(wěn)定，中美關系就會不穩(wěn)定。日本雖然相當接納中國文化，卻一直掙扎在又敬又怕的心態(tài)中，歷來如此；
日本固然想建立睦鄰，卻又有心要宰制中國。中美關系一吃緊，日本就傾向于脫離美國，目的若非增強他在中國的影響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緊密追隨美國而損害日本對中國之影響力。同時，日本如若純以本國立場出發(fā)，又有被中國詮釋為東亞霸權前奏之擔心。因此，美國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就成了美、日長久良好關系的先決條件，也成為中日親善的先決條件。這種奇特的三角關系，任何一角想放棄，都必須冒重大風險。

　　在所有的大國或潛在的大國中，中國的聲勢最盛，至少世局造成的印象如此。美國已經(jīng)最為強盛，歐洲必須努力整合得更加團結，俄羅斯是步履艱辛的巨人，日本的財富可觀，但性格仍然怯懦。然而，中國經(jīng)濟體的年增長率接近10%，具有強烈的國家團結意識，軍事實力也非常強悍。沒有一個亞洲國家承擔得起，在美國和中國爆發(fā)政治沖突時，出面支持美國；
一旦發(fā)生這種情況，絕大多數(shù)的亞洲國家即使內(nèi)心可能不愿意，但實際上多少都會與美國保持距離。

　　中國具有最長久的獨立外交政策歷史，傳統(tǒng)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國家利益為基礎，中國歡迎美國參與亞洲事務，以制衡可怕的日本、俄羅斯兩大強鄰、以及印度。可是，美國的政策同時要與北京修睦，又要與北京認為對中國安全有潛在威脅的國家交好。很顯然，美國決無可能放棄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傳統(tǒng)關切；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美國是否支持其價值觀念，而是中美關系的全部取向要在多大程度上以人權等價值為先決條件。中國認為，兩國關系不以互惠利益為基礎，卻以華盛頓裁量的善惡為基礎，這十分屈辱。這種態(tài)度令美國在中國的外交晴雨表上顯得不可靠、強人所難；
在中國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點。

　　中國長久以來在其歷史或者傳統(tǒng)區(qū)域內(nèi)是卓越而不群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圖號令其組織和內(nèi)部運作的行為，都會引起他的最刻骨記恨。鑒于中國對西方介入其歷史的一次次不愉快經(jīng)驗，這種由歷史意識培養(yǎng)而來的敏感性更是深化。自從19世紀上半葉鴉片戰(zhàn)爭打開中國門戶以來，中國人視西方是一連串無休無止的國恥的始作俑者。頑強的地位平等觀念、強烈堅持不聽命于外國，這在中國人及其領導人心目中，不只是戰(zhàn)術，更是道德必然性的要求。

　　中國所求于美國者純?nèi)皇且环N戰(zhàn)略關系，用以制衡中國認為太強大、太貪婪的鄰國。要達成這個層次的外交政策協(xié)調，中國可能預備在人權問題上做些讓步，但是一定要做出這是出于中國自身決定的姿態(tài)。美國堅持要吻合公開劃定的條件，使得中國覺得這是美國企圖轉化中國社會接受美國價值的作為；
對此，中國人不但習慣性地視為屈辱，同時也覺得美國人不夠真誠。如果在這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國，中國將不會有興趣作出讓步。

　　就歐洲而言，美國跟它有共同的價值觀，但是還未能設計出符合后冷戰(zhàn)時代的共同政策或適當?shù)慕M織；
就亞洲而言，美國有可能界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盤戰(zhàn)略，但這只是永遠都應歸于暫時的戰(zhàn)略而已，共同的價值觀、以及以此價值觀為依托的共同體的建立勢比登天。

　　美國領導人一般重視動機，勝過重視結構。他們重視影響對手的態(tài)度，而非估算其實力。因此，美國社會對于歷史的教訓往往表現(xiàn)出特別的愛恨交織。美國影片經(jīng)常描寫戲劇化的事件如何使得惡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轉變成道德模范；
正如托克維爾所判斷，戲劇是民主國家的最突出文學形式，這反映出全美國人民深信，過去種種可如昨日一死，永遠有可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在現(xiàn)實世界里，這種大轉折很少發(fā)生在個人身上，國家是由無以計數(shù)的個人組成，這種大轉變的情形可就更加稀罕了。

　　美國人不肯接受歷史事件所賦予后世的意義教訓，而熱中于歌頌每個正常人都普遍遵循的道理，不論某個人的過去、來源或其他大可變異的環(huán)境有何不同。由于美國傳統(tǒng)重視普遍真理而非國家特性，美國決策者一般偏好采取多邊方式而非基于一國立場去思考問題；
他拒絕接受歷史束縛，堅持永遠有可能創(chuàng)造那賦予美國生活方式之偉大品質的尊嚴和美麗；
美國人尤其擔心迷戀歷史的人自己去制造關于未來的預言，這固然有幾分道理，但也正如格言所說，忽略歷史者必將重蹈歷史覆轍；
美國必須認識到，崇高的目標不是只憑空言談或者姿勢就能達成。新興的國際體制遠比美國外交過去所遭遇者更加復雜。國際局勢必須由一個強調眼前誘因、并且能提供少許長遠誘因的體制來引導。政治領袖必須能與選民交往，選擇則透過視覺和聽覺印象而接受資訊。凡此種種都要求在思考和分析之時，更重視感情和情緒的因素。

　　然而，美利堅民族離認識到這一點尚有很遠很遠的距離。美國當然不會也不敢忽視勢力均衡的分析，但是美國必盡其心力，在全世界堅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礎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識；
美國勢必要以道德共識去支撐均勢。在這方面，美國人一方面類似于當初的羅馬人，那就是按照特殊的社會來設想普遍的社會；
另一方面又多少類似于雅典人，那就是小共和國的建立使他們夢想著大的；
然而，我們都只不過是在成為公民之后，才真正開始變成人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應該怎么樣來看待那些所謂的世界公民了：他們以自己愛全人類來證明自己愛祖國，就象馬可.安東尼以愛埃及的名義來證明愛羅馬一樣；
他們自詡愛一切人，為的是可以有權不愛任何人；
——在世局看來，美國人就是這樣的。

　　不管美國人多么憎惡歷史，我們只需要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就很容易看到：對于自然權利、以及對于人人所共有的博愛的健全觀點，是很晚的時候才傳播開的，并且它們在世界上進展得那么緩慢，以至于只是到了基督教才把它們充分普及的，其情形頗類似于莎士比亞在其戲劇中所表白，謊言的流傳要快過真理。我們就在查士丁尼的法律中也發(fā)現(xiàn)，古代的暴力在許多方面都是得到認可的，不僅僅是對于已經(jīng)宣布的敵人，而且還對于不屬于帝國臣民的一切人；
因而羅馬的人道，并不比他的統(tǒng)治權伸展得更遠。

　　事實上，正如格老修斯所指出的，人們長時期都在相信他們可以被允許去盜竊、掠奪、虐待異邦人、尤其是野蠻人，直到把這些人轉化為奴隸。由此而來的是，人們總要問不相識的人是不是賊匪或海盜，而并不會冒犯他們；
因為這種行業(yè)在當時遠不是不光彩的，反而被當作是榮譽的。最早的英雄們，如赫拉克勒斯和特修斯，是在向賊匪開戰(zhàn)，所以自己才不肯也進行盜劫行徑的；
而希臘人則經(jīng)常是把那些根本并不處于交戰(zhàn)中的民族所定的條約都習慣性地稱呼為“和平條約”的。對許多古代民族來說，甚至對于拉丁人來說，異邦人和敵人這兩個名詞長久以來就是同義詞。西塞羅說過：“凡是被我們大多數(shù)稱為陌生人的，我們現(xiàn)在就稱其為異邦人。”因此，正如盧梭非常機靈地指出的那樣，霍布斯的錯誤并不在于他在獨立的但已變成了社會的人們中間確立了戰(zhàn)爭狀態(tài)，反而在于他對人類假設了那種自然狀態(tài)，并且把本來罪惡的結果當成了罪惡的原因。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則更是如此。

　　然而，盡管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會和道德共識，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人類就不會有道德和幸福了。人類哪怕是從壞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夠醫(yī)治人類的補救辦法吧。從兩百年前的美國內(nèi)戰(zhàn)當中，即使是一個黑奴也已經(jīng)學會了以“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的道德信念，來看待或者參與那場可以說是出于國家領導者之陰謀的戰(zhàn)爭；
在世界逐漸步入現(xiàn)代的今天，每個人作為“成熟的人”，已經(jīng)學會了欣賞事物的更美好的體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當然能看到善良行為的代價，但他們更懂得對壞事的懲罰以及正義與幸福之間的那種前所未有的可愛的一致；
人們明白了如何用新知識來引導自己的理性、以新情操來陶鑄自己的心靈，也逐漸開始明白與自己的同類分享自己的生存和福利的重要性；
為此，人們根本就用不著一個任何性質的政府或者統(tǒng)治者；
人們也絲毫不懷疑自己已經(jīng)靠自身經(jīng)驗的力量培養(yǎng)起了強勁的靈魂和正直感，在他面前，那些遠古的幽靈以及仇恨制造者終究將以人類之敵的身份放棄他的仇恨和錯誤，引他走入歧途的他的夢想也將在理性的不斷訓導下重歸人道上來的；
人們已經(jīng)徹底學會喜愛自己已經(jīng)很好理解到的利益勝過自己的表面利益；
人們最終變得更善良、有德、明智了。

　　早在人類開始走向“成齡人”的歷史開端處的“戰(zhàn)國時代”，人們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征服土耳其帝國之所以如此困難，理由在于那個國家中不會有任何一個貴族敢于作內(nèi)奸，出來邀請征服者進去；
因為一切人都是統(tǒng)治者的奴仆與附從，難于加以賄賂，即使收買到了，也無法從中得到大利，因為他們不可能帶走人民。不過，一旦征服了它，并擊敗它的統(tǒng)治者，使其不能再建立軍隊，那么除了統(tǒng)治者的家族外，你便什么都不必害怕了；
如果將王室消滅干凈，那你就誰都不必擔心了；
勝利者在勝利之前既不能對任何人寄以希望，在勝利之后也就不用對任何人有所忌憚。但在同一時期法國的那種統(tǒng)治方式中，事情的發(fā)生卻是相反的；
你大可以勾結國內(nèi)的某些大貴族，因為那里總會有心懷不滿的人要求改革的，所以要進入法國并不難。但是如果你想保有你占領的土地，那么將統(tǒng)治者及其家族斬殺干凈是不夠的，因為總有另一些貴族能夠在新的革命或反抗中起帶頭作用，而人民因為自從法蘭克時代就已經(jīng)不再是農(nóng)奴，而是自由人了，所以他們更是隨時準備追隨領導者進行反抗。因此，作為征服者的你將有萬千機會失掉這個國家，因為你無法滿足被征服的人民，同時更無法消滅他們。當羅馬人剛剛統(tǒng)治西班牙、高盧和希臘的時候，那里經(jīng)常發(fā)生反抗或者暴動，但是羅馬人的國家和帝國持續(xù)生長與強大，他們逐漸在各地培養(yǎng)起權威，并通過建立合理秩序的方式讓這種明智而溫和的權威深入人心；
甚至到后來，當羅馬統(tǒng)治者本身的內(nèi)部發(fā)生戰(zhàn)爭的時候，每個派別都能在各自樹立了權威的領地內(nèi)獲得全部的支持。思考了所有這些事情之后，我們發(fā)現(xiàn)之所以會出現(xiàn)如此不同的結果，真正掌握命運轉折點的絕不是征服者的手腕、權謀或者所謂才略的高下，而恰恰是由于那些被征服人民的性格不同。

　　在“戰(zhàn)國時代”想象力的陰影之下和之外，興起和增長著另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同戰(zhàn)國權謀家們、同國家統(tǒng)治階層相比，實在是另一種出身、另一種性質、同時又是命定要與國家權謀力量作斗爭并勢必要消滅它的勢力，我這里說的就是市民。

　　自人類開始進入近代世界以來，市民階級一直是文明的最積極、最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可以這樣說，它決定了近代文明的方向和性質。從社會觀點來看，在數(shù)個世紀時間中，市民階級始終和古羅馬奴隸一樣居于弱勢地位，但他們并不模仿古代的奴隸暴動，他們只是在暗中逐漸地擴展和提高自己，起初有力地改變了、接著是戰(zhàn)勝了、最后同化吸收了或幾乎同化吸收了一切其他階級；
從一般的政治觀點來看，在其最原初的誕生地，這個階級在長大六大世紀的時間里，以決絕的耐心忍讓氣勢洶洶的貴族階層，他們采取聰明的辦法，先與王族聯(lián)合，致力于摧毀貴族制度而代之以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央權力；
但一當他取得了這個勝利，就開始追求另一種新制度，著手將純粹君主制度改變成君主立憲制度或者民主制度，并同樣取得了勝利。

　　這件事情在歷史上不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新的，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的。在亞洲，在戰(zhàn)國時代及其同一時期的各地，人們都大可以在各個古代民族的命運中同樣看到動蕩不安的大事件，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征服，征服者屹立在被征服者之上，各階級之間深刻的不平等，在統(tǒng)治者的形式和權力范圍方面的繁復的變動；
但你在任何地方都不會遇到類似于近代市民階級這樣的一個社會階級，它起步時地位很低、很荏弱，沒人看得起他們，幾乎覺察不到他們的起源，它通過不斷的微弱的運動和不斷的努力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逐個時代加強自己的力量，不斷地侵犯和并吞它周圍的一切，至少是它遇到和看到的一切，權力、財富、影響力，改變社會和政府的性質，最后變得如此有勢力，以至于他們的命運可以說就是世界的一切。

　　在這方面，不妨就以中國為例。這里也有許多次類似日爾曼人征服近代歐洲那樣的征服；
野蠻民族征服者不止一次地定居在被征服人民的國家里�？山Y果怎樣呢？被征服者幾乎吸收同化了征服者，而不可改變性仍然是這個國家的主要特性。再看看土耳其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隔離仍然是不可克服的，消滅征服本身并不是他們當中任何社會階級、任何歷史事件所能辦得得到的事情。在古代的波斯、埃及，類似的“戰(zhàn)國”事件一個跟著一個地發(fā)生。各種不同的民族混合在一起；
但他們僅僅結束了一種巨大的難以克服的已持續(xù)了幾個世紀的混亂狀態(tài)而已，他們也許改變了國家的日常政治狀況，但決沒有改變社會狀況，社會自身并沒有任何的變動和進展。

　　我無須拿希臘各共和國的歷史來糾纏，將城邦內(nèi)部的斗爭視為類似于近代市民階級斗爭的東西，顯然是荒謬的。但人們也許會認為作為古代歷史耀眼大事件之一的羅馬平民與貴族的斗爭應該與近代發(fā)生的事情類似吧。這也完全是一種錯誤的類比。在講述錯誤原因之前，請看看一個簡單而驚人的證據(jù)。羅馬平民和貴族之間的斗爭是從這個共和國的嬰兒時期就開始了。這個斗爭根本就不象市民階級斗爭史所展示的那樣，是一個在力量、財富和榮譽方面遠為荏弱的階級的緩慢而艱難的、不完善的持久耐心發(fā)展的結果。阿庇安在其《羅馬史》中已經(jīng)證明，羅馬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并不是一個長期被貶低的可憐的階級的逐漸進展的費勁的解放運動，而是一種事件造成的簡單后果，可以說是根源于亙古時代的羅馬征服戰(zhàn)爭的一種延長，是從羅馬的意大利平原“戰(zhàn)國時代”起，被羅馬征服的各城市的貴族力圖分享征服者的權利而已。

　　羅馬的平民階級是被征服人民中主要的家族。他們被移居到羅馬并由于戰(zhàn)敗而被置于低微的地位，但他們在經(jīng)濟上是同樣的貴族的、富裕的家族，四周都圍繞著一些受他們保護的客民或食客。毫無疑問，即使在羅馬的暴烈的階級斗爭中，也沒有任何類似近代市民階級的那種緩慢、曖昧而耐心的斗爭努力。市民階級通過無強的困難從奴役的核心中或從接近奴役的狀況中擺脫出來，一點一點地，使用數(shù)個世紀的時間不是從事于爭奪政權而是去爭取自己低微的世俗生活和享受�，F(xiàn)代市民階級的祖先，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就已經(jīng)開始享有如此廣闊、如此富饒的命運。在當時的整個歐洲，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德意志、在英國、在法國，他們都開始占據(jù)社會的、而非政治的重要地位。意大利的城鎮(zhèn)產(chǎn)生了一些光輝燦爛的自由城市共和國，他們堪稱“世界的聚寶盆”、“亞德利亞海的新娘”；
德意志的城鎮(zhèn)在鑄造了強悍的“漢薩商業(yè)同盟”之后，其擁有的巨大資本已使他們成為獨立自主的城市，并在德意志的通史中開始發(fā)揮巨大影響；
英國的城鎮(zhèn)則與一部分封建貴族聯(lián)系在一起，并成功地和他們組成議會中的一個占據(jù)優(yōu)勢的一個院，并在他們國家的歷史上很早就開始發(fā)揮強大作用；
類似的歷史進程甚至沖破了神圣羅馬帝國的頑固堡壘，并在西班牙、奧地利同樣地緩慢而又穩(wěn)固地發(fā)生著。

　　市民階級在他們起初極端有限的活動空間里，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現(xiàn)代市民精神的各種狀態(tài)；
在歷時數(shù)個世紀之久的典型的歐洲“戰(zhàn)國時代”的版圖上，他們生長得比任何政治力量都更悄無聲息、更安靜、更卑微，但它的生長也比任何勢力都更頑強，更綿長。頑強而野蠻的血統(tǒng)、堅強不屈地捍衛(wèi)其碎片式拼湊起來的特權；
立即承擔任務或者義務，并巧妙地支持遠方更強大的、可為己一用的勢力，以求得本地的一線生存和發(fā)展機會，免受鄰近的政治勢力的壓迫；
隨著社會和政府的變化而變化自己的聲調，甚至自己的權利要求；
但始終堅韌地、明智地、以一種無與倫比的透徹的洞察力設法使文明的一般進程變得有利于自己�？梢哉f，從十七世紀起，在歐洲，我們已經(jīng)不再需要在各種特許狀和各自由城市內(nèi)部事件中探索它的命運的歷史了；
正如馬基雅維利在他的《佛羅倫薩史》中所生動刻畫的那樣，伴隨著梳毛工人的起義，他們傳遞新紀元信息的快馬已經(jīng)駛出了佛羅倫薩城邦。這個階級已經(jīng)開始在一個遠為廣大、遠為崇高的領域里闊步前進了。在當今的世界，我們可以說，這個階級的命運就是世界的命運了。

　　一則來自宗教史的關于七個長睡人的無聊傳說也許更能說明我們現(xiàn)在所處理的問題。這一故事假想在羅馬皇帝小提奧多西統(tǒng)治期間，汪達爾人侵占阿非利加的時候，那時候皇帝正對基督教徒大加迫害，以佛所的七個青年便躲在附近一座大山的寬廣的山洞里。暴君決定讓他們死在山洞里，便下令讓人用一堆巨石把那山洞口牢牢封死。這時，七個人立即全進入了深沉的睡眠，而且神奇地無限延長下去，竟然一直睡過了200年之久，卻絲毫無損于他們本身的生機。200年后，當一些奴隸拆開那個洞口，陽光照進了洞里，七個人竟然又醒過來。他們自以為只睡了幾個小時而已，不免感到饑餓，于是商量讓他們中的一員偷偷回城買一些面包給大家吃。這個“青年”對于自己原來十分熟悉的家鄉(xiāng)的面貌卻完全認不出了；
使他尤其驚奇的是，在以佛所的正門上卻堂而皇之地懸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而他的奇特的衣著和古老的語言也使得面包房的主人完全莫名其妙。這一充分表明人類意識的故事，之所以很快獲得廣泛的接受和傳播，應該歸功于故事本身的妙處。人們不受干擾地從青年時期向老年進發(fā)，完全不曾注意到那緩慢但片刻未停的人事的變遷；
甚至在我們的更為廣闊的歷史經(jīng)歷中，我們的想象也習慣于通過一系列稱不上連貫的歷史大事件，將我們自己同極其遙遠的過去的偉大聯(lián)系起來。但是，如果我們能把兩個重大時期之間的過渡期完全抹去，如果我們可能在一覺睡200或者2000年后，在這個對舊世界記憶猶新的人面前，展示出新世界的景象，那單單他的驚奇和感想必能成為一部富有哲理的傳奇故事的偉大素材。的確，在這七個非凡人物沉沉睡去的200年間，羅馬統(tǒng)治的重心由羅馬遷移到了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一座新城；
在這期間，對尚武精神的濫用已經(jīng)被一種認為的溫順和不切實際的奴役制壓制下去。繼承進行大迫害的提奧多西皇帝的人，一直都是一些正統(tǒng)基督教的皇帝，他們徹底消滅了古代神話中的眾神，人們迫不及待地供奉正統(tǒng)基督教會的圣徒和殉教者，伯利克里或者愷撒的雕像早已消失于帝國的版圖，充滿冥思和虛幻之感的拜占廷圓頂建筑取代了古羅馬的雕花拱門；
國家原有的天才人物也命定了全部將斯文掃地。

　　這個故事對目前的論題或許有所啟發(fā)。但無論如何，幸也不幸，我們所說的市民階級的命運對世界的所謂“戰(zhàn)國時代”寓意勢必頗為陌生，也頗無法理解；
因為雙方的命運各起自不同的來源、擁有不同的性質、教養(yǎng)和目標，并注定了要以一方在一定范圍內(nèi)的勝利和另一方在一定范圍內(nèi)的屈從而告終。不管在何種意義上、在哪個領域內(nèi)預言“戰(zhàn)國時代”的到來，都言之過早。

　　來源：詩性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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