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發(fā)生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被認為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確深深影響了歷史。就中國人而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聲炮響”是禍是福，如今已有了公斷。中國革命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方式，曾深受俄國人的影響；
中國一黨專制的現代專制主義制度也是由俄國引進到中國來的。正因為如此，要研究黨專制結構的邏輯起源和發(fā)生學過程，就必須了解俄國革命，知道它何以發(fā)生，又導致什么樣的后果。而研究這些東西，最好的切入方式是從討論這樣一個人入手，他就是俄國革命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作為馬克思忠實追隨者的列寧

　　列寧是一個天才的鼓動者、演說家，布爾什維克無可爭議的領袖，但并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列寧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獨創(chuàng)性，在這方面，他和馬克思不能相比。列寧的激進主張大部分導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接受。比如，在1894年、列寧時年24歲時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就大力批駁自由主義民粹派，闡述他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

　　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活動是要協(xié)助俄國工人運動發(fā)展和組織起來，把工人運動從目前這種分散的、缺乏指導思想的抗議、“騷動”和罷工的狀態(tài)，改造成整個俄國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斗爭，其目的在于推翻資產階級制度，剝奪剝奪者，消滅以壓迫勞動者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作為這種活動的基礎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信念：俄國工人是俄國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1]

　　如果瀏覽一下列寧各個時期發(fā)表的主要著作，就會發(fā)現這種篤信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對列寧來說是一貫的。然而，正是這種原教旨主義立場，使列寧既沒有能對當時世界大勢的發(fā)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走向做出正確判斷，也誤讀了俄國的形勢和這個正在進行現代化制度轉型的老大帝國所面臨的基本任務。

　　先來看前者。在這方面，列寧與“修正主義”的“伯恩施坦主義者”的論爭可謂代表。我曾經談過，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西歐）是民主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1890年德國議會否決了延長“社會黨人法”的法案（這個旨在限制左派政黨活動的法案是俾斯麥政府于1878年頒布的），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各黨派的活動重新獲得合法性。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各國經濟的普遍增長，普通市民中有產者的比例也大幅增加。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愛德華•伯恩施坦提出社會民主黨人不應再把希望寄托于資本主義的“大崩潰”，而應該訓練工人階級學會“運用民主，為國內的一切適于提高工人階級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國家制度的改革而斗爭”，“在一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游行和類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實現了�！� [2]

　　伯恩施坦的觀點遭到列寧的強烈反對。1899年8月，還在流放中的列寧讀到俄國社會民主黨某些成員贊成伯恩施坦而發(fā)表的文字《信條》時，立刻寫了一封抗議書，指責“臭名遠揚的伯恩施坦主義”要“把革命的工人政黨變?yōu)楦牧贾髁x的黨”，“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降低為一種庸俗的改良主義思潮”。[3] 　那么，《信條》的作者究竟是怎樣闡述“伯恩施坦主義”的呢？我們不妨簡單作個引證：在指出歐洲形勢的變化后，《信條》的作者談到“這種變化不僅使黨更加努力進行經濟斗爭，鞏固經濟組織，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黨改變對其他反對派政黨的態(tài)度。固執(zhí)己見的馬克思主義，否定一切的馬克思主義，原始的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階級的劃分持過分死板的看法），將讓位于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加重號為引者所加），而黨在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地位也就會發(fā)生急劇的變化。黨將承認社會；
黨的狹隘小團體的、多半是宗派主義性的任務，將擴大為社會的任務，而它的奪取政權的意圖，就會變成適應現代實際情況和根據民主原則改變或改良現代社會的意圖，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護勞動階級的權利（各種各樣的權利）”。[4] 　即便在今天讀來，我也要說，這些文字寫得何等之好��！我們不難發(fā)現，恰恰是“修正主義”的上述主張經受了歷史的考驗；
這些在馬克思主義語境內使用的語言，恰恰表達了民主憲政和制度現代化的一般邏輯。實際上，20世紀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沿著這個思路發(fā)展下來的，它代表了馬克思主義仍有其生命力的那一部分遺產。相形之下，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立場卻顯得如此陳舊、死板，他對黨內同事贊同伯恩施坦觀點的批評，充分證明他對西歐“階級斗爭”發(fā)展的大格局的判斷是錯誤的。

　　再來看后者，即列寧對俄國國內形勢和社會改革之基本任務的誤讀。我們知道，俄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兼有亞洲式的專制傳統(tǒng)和脫胎于拜占廷的東正教文化。與西歐相比，俄羅斯是落后的，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從1613年大貴族米哈依爾•羅曼諾夫被推選為沙皇起至1917年二月革命被推翻止）長達300多年的時間內，俄羅斯一直經歷著“世界時間普世性”與俄羅斯“歷史時間特殊性”之間的緊張。[5] 　彼得大帝的改革開啟了從器物上學習西歐的過程；
18世紀另一位杰出的統(tǒng)治者葉卡特琳娜女皇的“開明專制”繼續(xù)了這個過程，并把“歐化”引入精神領域。經過19世紀上半葉專制主義卷土重來的反動時期后，1861年沙皇亞力山大二世的農奴制改革標志著俄羅斯社會轉型的一個新的起點：農民開始獲得有限度的、然而又是意義深遠的解放�！按蟾母铩辈粌H宣布了俄羅斯封建農奴制的結束，而且?guī)�動了行政、司法、教育、軍事等領域的變革。雖然俄、土戰(zhàn)爭（1877-78）后亞力山大二世的被刺（1881）使俄羅斯沙皇主導的改革又呈異相，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再度猖獗，但俄羅斯制度現代化的總的歷史走向仍然是清晰的：一方面，市場經濟仍然在發(fā)展，并在威權主義的制度框架內取得很高成就；
另一方面，政治現代化也總要尋找時機適時地切入，這樣的時機終于來臨了，它就是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失敗和隨之發(fā)生的1905年革命促動了俄國國內的政治轉型，君主立憲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傊�，這是一個以俄羅斯歷史進程特殊性形式體現的制度現代化的普遍要求，看不到這一點，就說明沒有理解歷史發(fā)展的內在機理和大趨勢。

　　那么列寧的問題在哪里呢？當列寧斷言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在俄羅斯是不可避免的、并以此批評民粹派試圖“阻止”資本主義的想法完全錯誤時，他本來是握有相當真理的。問題出在接踵而來的下面這個判斷上，那就是無產階級不僅要歡迎資產階級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不僅要最大限度地參加這場革命，而且還要掌握革命的領導權，因為“大資產階級、地主、廠主以及跟著解放派走的‘社會人士’不可能是這樣的力量”，“他們自己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堅決的斗爭”。因此，“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夠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的力量”，而“‘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6] 　在這個基礎上――列寧滿懷信心地認為――俄國無產階級甚至可以把革命的烈火燃向歐洲，并反過來擴大俄國革命的歷史范圍，把革命向社會主義目標繼續(xù)推進。

[7]

　　讓“無產階級”充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體，這已經是對“俄羅斯特殊性的否定之否定” [8] ，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而不是制度現代化（俄羅斯特殊性之否定）的邏輯。更何況，即便在馬克思主義語境內，列寧也似乎走的太遠了。同為馬克思主義者、但資格比列寧還老的普列漢諾夫就不贊成列寧的意見，他認為不但要嚴格區(qū)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更要考慮進行這種革命的條件（特別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水平），不能做超越歷史條件的革命跨越。普列漢諾夫批評列寧是“急進主義者”，列寧則反譏他的馬克思主義前輩是“機會主義者”。[9] 　今天，我們已不必就二人的誰是誰非做出評判；
類似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邏輯語境內是真問題，在制度現代化邏輯語境內則是假問題，且已經被歷史所證明其何以為假。我所關心的、也是從本文主題來看更重要的，乃是如下一點：既然列寧認定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還面臨著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專政的艱巨歷史任務，他必然會提出如何完成這一任務的組織形式問題。列寧自己是這樣闡述這個問題的：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自始至終都要成為有組織的工人群眾的階級運動”，“只有獨立的工人政黨才能成為反對專制制度斗爭的堅固堡壘”。

[10]

　　事實上，正是在回答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如何建黨等問題上，列寧主義開始顯露自己的特色。我們馬上就來更深入地研究一下，看看這個問題是在什么具體歷史語境內生發(fā)出來的，它又怎樣包含著后來演變?yōu)楣伯a黨一黨專制之組織建構的邏輯胚芽。

　　鐵的政黨：列寧主義的真正創(chuàng)造

　　就列寧本人而言，建設一個強有力的、足以承擔革命使命的政黨，是心中醞釀已久的計劃。他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曾回憶說，早在19世紀末列寧在西伯利亞流放的那幾年，他就開始認真考慮建黨的組織計劃，以至于把自己搞得“夜不能寐，異常消瘦”。同為流放戰(zhàn)友的克爾日札諾夫斯基也回憶道：“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寬廣的葉尼塞河邊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這是一個寒冬的月夜，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西伯利亞一片冰封雪蓋、遼闊無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講述了回到俄國后的計劃和設想。創(chuàng)辦鉛印的黨報，把它遷往國外出版，利用這張中央機關報來建黨，這樣，這個機關報將成為建造整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大廈的特種腳手架……。” [11]

　　這段回憶深情而浪漫，令人生出幾分感動，又幾多感慨。

　　后來的歷史發(fā)展真和這里的描寫差不多。1900年列寧結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國創(chuàng)辦、出版了《火星報》，這張報紙成為列寧要建設的“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中心。為了批駁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經濟派”提倡工人運動的自發(fā)性、推崇“自治”和“組織工作中的手工業(yè)方式”等觀點，列寧撰寫了《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一書，系統(tǒng)闡述了他的建黨見解。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后，這次大會上形成的“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在組織構建原則上產生了嚴重的觀點對立，于是列寧又寫了《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再談他自己的建黨主張。這些主張中最重要的要點包括：

　　•黨是由無產階級優(yōu)秀分子組成的先進部隊，而不是隨便什么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松散團體。應該使“作為階級的先進部隊的黨成為盡量有組織的，使黨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分子”。

[12]

　　•黨的核心應該是由一小部分精干的人組成的“職業(yè)革命家組織”，理由是：“（1）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一種穩(wěn)定的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就不能持久；
（2）自發(fā)地卷入斗爭、構成運動的基礎和參加到運動中來的群眾愈廣泛，這種組織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應當愈鞏固……；
（3）這種組織的構成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yè)的人；
（4）在專制制度的國家里，我們愈減少這種組織的成員的數量，減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yè)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爭的藝術方面受過專業(yè)訓練的人，這種組織也就會愈難被‘捕捉’……” [13]

　　•在黨的外圍，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它們應服從黨的監(jiān)督，接受黨的領導，但不可“把這些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混為一談”。

[14]

　　•在黨組織內，必須貫徹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盀榱吮ＷC黨內團結，為了保證黨的工作集中化，還需要有組織上的統(tǒng)一，而這種統(tǒng)一在一個已經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組范圍的黨里面，如果沒有正式規(guī)定的黨章，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用集中制反對自治制，就是用“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反對“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的組織原則”。

[15]

　　以上幾個方面結合在一起，的確勾勒出一個全新的，既不同于“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政黨、也不同于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建黨模式�！凹�中制”和充當核心、領袖作用的“革命家組織”是這個模式最顯著的特征。

　　1947年胡適寫過一篇文章，論“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16] 　這篇文章的要旨當然在批評共產黨的獨裁，但在論及俄式政黨的特征時，似乎忽視了這些特征形成的具體歷史語境。要知道，當列寧提出以上建黨原則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尚處于非法的秘密狀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非法身份不能不對黨的組織構成和運行方式產生影響。列寧自己就曾有力地闡述過秘密狀態(tài)下的黨為什么不能實行“廣泛的民主原則”：

　　每一個人大概都會同意“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以下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
第二，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談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僅限于對本組織的成員。我們稱德國社會黨組織為民主的組織，因為在德國社會黨內一切都是公開進行的，甚至黨代表大會的會議也是公開的；
然而一個對所有非組織以內的人嚴守秘密的組織，誰也不會稱之為民主的組織。試問，既然“廣泛民主原則”的基本條件對秘密組織來說是無法執(zhí)行的，那么提出這種原則又有什么意思呢？

　　關于民主制的第二個標志即選舉制，情況也并不見得好些。這個條件在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中是不成問題的……。（但對專制的俄國來說）要所有“承認黨綱的原則并盡力幫助黨的人”來監(jiān)督秘密革命家的一舉一動，這在我國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為了工作，必須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來選舉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這個人或者那個人呢？只要稍微考慮一下《工人事業(yè)》所講的那些響亮詞句的真正意義，就可以知道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在流行由憲兵來進行選擇的情況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

[17]

　　引述上面這些，是想強調一個意思：要歷史地看問題，即便是那些后來發(fā)展為專制主義的、極其可惡的東西，它的起源也可能包含著某些極容易理解的客觀因素。但我為列寧的“辯護”（如果這種引證可以稱之為“辯護”的話）只能到此為止，因為列寧確實沒有注意、至少是沒有強調事情的另一個方面，那就是集中制的弊害和黨的權力中心的寡頭傾向。

　　研究政黨組織之“寡頭”問題的最好著作之一，是德裔意大利籍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1911年發(fā)表的《寡頭統(tǒng)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米歇爾斯首先承認組織的必要性：“組織看來是形成集體意志的唯一途徑。組織能夠使其成員的付出最小化，最節(jié)省精力，它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 [18] 　這與列寧的觀點顯然是一致的。――列寧的說法是“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

[19]然而，米歇爾斯的下列斷言卻顯然超出了列寧的視野：“組織是寡頭統(tǒng)治的溫床（――加重號為引者所加）。在任何組織中，無論它是一個政黨、工會組織，還是其他任何類型的協(xié)會，其貴族化傾向都是顯而易見的。組織的結構在賦予自身穩(wěn)定性的同時，卻使組織化的大眾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完全改變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地位�！� [20]

　　米歇爾斯也強調政黨組織的非民主特征，但他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討論的――

　　在組織的日�；顒又�，一定程度的專制獨裁有利于政令的迅速傳遞和執(zhí)行……。在政黨組織中，特別是在那些作為戰(zhàn)斗堡壘的政黨組織中，民主不是只供自己享用的東西，而是一種對外出口的物品。任何政治組織都需要“一套不妨礙其行動自由的輕型裝備”。民主與這種策略上的及時性是格格不入的，民主本身并不利于組織立即采取行動。這就是為什么政黨（即使是那些民主主義的政黨）對全民公決以及其他保障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得以實現的舉措持有如此深的敵意；
這也是這些政黨組織架構呈現出即使不是絕對的專制，也至少是強烈的集權和寡頭傾向的根源。

[21]　

　　而米氏真正擔心的是組織的這種本性所必然造成的“領袖的專斷”。隨著“寡頭”――也就是不多幾個掌控著組織大權的領袖所組成的小圈子――的形成，他們會變得日益保守，這個小圈子也將逐漸形成獨屬于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有可能――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肯定將――背離組織原來所追求的目標。權力意識總會使人變得自負，渴望主宰他人的欲望會迅速膨脹起來；
而大眾的漠不關心、得過且過，以及希望得到引導，將進一步助長領袖對權力的本能貪欲。政黨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其代表凌駕于黨組織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最后，當組織內的權力競爭超過了政黨與其敵手間的競爭時，政黨就喪失了自身的政治純潔性，因為政黨本來意味著邁向某種共同目標的一致意向，一旦這種共同意向不復存在或至少變得模糊起來，所謂的政黨就只能是單純的“組織”而已。

[22]

　　米歇爾斯的研究語境和討論對象是20世紀初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時的德國社民黨是一個公開的、合法的組織。這一點與列寧討論問題的語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米氏論證一個合法的、公開的黨在其運行中會從民主走向獨裁（寡頭統(tǒng)治），那么列寧的秘密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從建黨一開始就不能不是高度集中的、寡頭領導式的黨。但列寧只是囿于條件所限而不能實行民主，卻心儀之；
而米氏則斷言任何組織都不免走向專制，寡頭統(tǒng)治乃是所有政黨都難以避免的結局。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比較。我以為，盡管米歇爾斯的觀點也有偏頗之處， [23]　但在對組織的本性的理解和前瞻上，米氏顯然比列寧高出一籌，因為他看出了組織所蘊含的內在的危險。當然，無論米歇爾斯還是列寧都沒有料到、更沒有論證過“組織”后來的發(fā)展：在一黨專制條件下，“組織”會生發(fā)出更為玄妙、也更為可怕的功能，成為鎖住人的手腳的鐐銬，禁錮人的靈魂的緊箍，成為一黨專制的得力助手和基本控制工具。這種研究需要新的材料和新的體驗。它只能由我們來繼續(xù)、來完成了。

　　強調集中，強調“鐵的紀律”，這是列寧主義建黨理論和建黨實踐的重要特色。這種特色不但在秘密年代，而且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后，也成了黨的傳家寶。1920年列寧向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各國代表傳授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經驗時，就把“無產階級實行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當作“戰(zhàn)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24] 　此類的“傳經”似乎進一步說明列寧囿于一時的經驗而缺乏更深刻的反省精神，把布爾什維克黨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當成了普遍真理。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在政黨建構理論內討論這個問題，那么我們就仍然沒有超出米歇爾斯式的問題域；
列寧主義黨建模式的真實歷史意義恰恰不在于此，而在于這種組織結構與國家政權的結合。當“鐵的政黨”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邏輯范疇內與國家政權“合二而一”而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國實踐時，也就是說，當“鐵的政黨”真的掌握了國家權力并形成排斥一切競爭對手的權力壟斷局面時，歷史的不幸才真正注定了要發(fā)生。

　　 “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黨專制的形成

　　如同法國巴黎公社一樣，俄國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共產黨長期以來所宣傳的那種“改變人類歷史方向”的“時代意義”。就俄羅斯現代歷史的發(fā)展軌跡言，導致這場“革命”爆發(fā)的內、外因素很多，而且總的講這些因素大部分可以歸結為歷史演進之邏輯意義上的偶然性，比如“二月革命”后出現的混亂格局以及戰(zhàn)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對俄羅斯國內政治-社會轉型進程的悲劇性影響。對于這些，俄國人自己已經作了深入的研究。[25] 　我們這里所關注的，乃是借助這場革命而產生的一個新型的政權――布爾什維克政權，它給自身界定的“本質”屬性，證明這些“屬性”之正當性的根據，以及它在現實操作、運行中所呈示的那些實際特征。

　　研究俄國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國家與革命》。該作品準確表達了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所理解的、即將進行的這場“革命”的性質。討論是從引述（重述）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學說開始的。列寧強調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又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一個階級鎮(zhèn)壓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按照這個邏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是不可能“合作”或“調和”的――

　　階級斗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

[26]

　　可以說，這是關于革命成功后“無產階級”將獨自壟斷政權的最明白無誤的宣示。

　　它也同時宣示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當然在否定之列。

　　按照列寧的說法，“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tǒng)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鎮(zhèn)壓人民、壓迫人民（――加重號為引者所加），――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薄罢埧匆豢慈魏我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 [27]

　　大概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認知，即便是在1905年后實行君主立憲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已經擺脫了秘密狀態(tài)（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國家杜馬的正式黨團，列寧也從未考慮過與其他政黨在議會內真誠合作，而只是把議會當作工人階級政黨宣傳自己的綱領和激進政治主張、痛斥沙皇制度的講壇。[28] 　1917年“二月革命”發(fā)生后，列寧強調布爾什維克黨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教導人民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在列寧自己起草的《四月提綱》中，這位黨的領袖明確提出“不要議會制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氐阶h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了一步）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 [29] 　1917年9月，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全俄民主會議，并產生了“預備議會”，布爾什維克也出席了此次會議。當時身在芬蘭的列寧激烈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黨參加民主會議的“錯誤策略”，警告他的同志們不要成為“十足的議會迷”。[30] 　正是在列寧的堅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做出了退出預備議會的決定，全力準備武裝暴動�！�

　　從今天我們已經達到的、制度現代化的認識邏輯看問題，列寧當年的想法和路數根本上就是錯的，盡管他自己極其真誠地相信他握有真理。其實，在君主立憲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能夠成為公開的、合法的黨，派代表出席國家杜馬的工作，公開出版、發(fā)行黨的機關報《真理報》，這本身就是制度現代化范疇內俄國民主化的進步�？上н@樣的進步好景不長�！岸�月革命”后俄國國內出現了極其復雜的政治形勢，軟弱的臨時政府、分崩離析的各種政治勢力、軍隊的混亂、來自底層民眾的呼聲混雜在一起，最終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創(chuàng)造了機會。而對列寧來說，政權的獲得意味著從此可以按照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改造俄國、建設俄國。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制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一步步地成為現實。

　　可以舉個例子，那就是蘇維埃政權建立不久布爾什維克公布的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

　　“立憲會議”本來是臨時政府時期就準備召開的會議，旨在使俄羅斯的政治-社會轉型納入法治的、憲政的軌道。列寧本人對這樣的“立憲會議”并不感興趣，用他自己的說法：“過去把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列入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立憲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钡�“蘇維埃共和國是比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而且是“能夠保證痛苦最少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

[31]

　　不管怎樣，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還是在1917年的11～12月舉行了，結果并非布爾什維克所愿：社會革命黨在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在彼得格勒塔夫利達宮正式開幕。在會議進行中，多數代表不同意事先由列寧起草好、已經以立憲會議的名義在《真理報》上刊登、并要求立憲會議“批準”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在這個《宣言》中，表達了立憲會議要臣服于蘇維埃政權的意思，并宣誓“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并且認為它本身的全部任務就是規(guī)定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原則”。

[32]　顯然，這是一個未經協(xié)商的、強加于人的文件。而當會議的大多數代表拒絕討論這樣的文件時，布爾什維克黨做出了激烈的反應：退出立憲會議，并于第二天宣布“解散立憲會議”！

　　列寧本人并不認為這么做有什么不妥。他在自己起草的《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中斷言，無產階級根據本身的革命經驗“打消了同資產階級妥協(xié)的幻想，認清了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形式的欺騙性，從實踐中得出了結論：不同這些議會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協(xié)行為決裂，被壓迫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解放”�！笆�月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并通過蘇維埃把政權交給了被剝削勞動階級，因此引起了剝削者的拼命反抗，它對這種反抗的鎮(zhèn)壓充分顯示出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33]

　　就這樣，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不但被用于否定議會制度，而且被順理成章地用于鎮(zhèn)壓異見。

　　甚至，這種鎮(zhèn)壓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發(fā)布一紙宣言，而是落實在了用武力表達的行動上：當彼得格勒的市民為紀念立憲會議而舉行和平游行時，他們竟然飽嘗了來自革命士兵和赤衛(wèi)隊員的子彈！

　　當然，這一段帶血的歷史在后來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是普通俄國人（那時他們被稱為“蘇聯(lián)人”）所不知道的，中國人自然更無從知道。我們只是從1988年才在蘇聯(lián)出版、1998年才譯成中文的高爾基的著作《不合時宜的思想：關于革命與文化的思考》中，才確切得知這樣的史實。當年的高爾基曾在十月革命前后編輯《新生活報》期間發(fā)表一系列時評，批評布爾什維克黨的各種政策。其中有一篇提為“從1月9日到1月5日”的文章，就是講的槍殺和平紀念立憲會議示威者這件事情。

[34]　　　　　　　　　　　　　　　　　

　　從邏輯的角度講，令我們深思的毋寧是這樣一點：當年的列寧確曾真誠地相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義的，鎮(zhèn)壓階級敵人的反抗正是為了促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當第二國際的思想家考茨基寫了一本小冊子批評列寧和蘇維埃政權不該解散立憲會議、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消滅了民主”時，列寧立刻給考茨基冠以“叛徒”的罪名，強調“著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觀點”，“革命的利益高于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35] 　列寧的邏輯是：“無產階級不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zhèn)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獲得勝利，而凡是實行‘暴力鎮(zhèn)壓’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36]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民”和“敵人”兩相對立的邏輯開了一個多么惡劣的先河，在當時又導致了多么嚴重的后果：1922年蘇維埃政權就采取過一項“非常行動”，把包括尼•別爾嘉耶夫在內的160名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授、詩人――他們構成當時俄羅斯文化的核心和精華――驅逐出境。更有材料顯示，由于當時多數知識分子完全沒有接受布爾什維主義，多達200～250萬人不得不流亡國外！ [37]　

　　至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列寧是這樣講的：“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币驗椤疤K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于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辦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薄俺霭孀杂刹辉偈羌俚模�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里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筑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里奪過來，就使群眾的集會權利更加‘民主’百萬倍……�！� [38]

　　這里，我們不必譏笑一個可能由于長期的秘密生活所致竟然把“在最好的建筑物里開會的自由”理解為“民主”的革命領袖。――這種邏輯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絕不能說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是在“最好的建筑物”人民大會堂里開的，這個會就一定是“民主”的。我們不必拘泥于列寧的此類表述，而要抓住他的論證的核心，那就是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講的，無產階級民主表現在“完全徹底地打碎了官吏機構，趕走了所有的舊法官，解散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建立了正是使工農更容易參加的代表機關，用工農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農蘇維埃監(jiān)督官吏，由工農蘇維埃選舉法官�！� [39]

　　總之，“無產階級民主”是對窮人的民主，工農已經成為新社會的主人。這就是列寧的結論。這個結論當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那里引申來的。它一方面把不是工農的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入另類，不再屬于人民的另類，另一方面又把工農神圣化。而我們又已經知道，無產階級必須通過“黨”實施自己的領導（因為一盤散沙式的無產者是無法承擔階級領導的重任的），“黨”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樣，對工農的神圣化必然導致對“黨”本身的神圣化�！奥殬I(yè)革命家”和布爾什維克“鐵的政黨”自然都成了“無產階級”的天然代表。在奪取政權以前是這樣，奪取政權以后更是這樣。

　　黨專制的邏輯就是這樣形成的。

　　對于這種名義上是無產階級掌權、實際上卻由少數幾個人在最高層操縱的黨專制，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曾做出過下列分析：

　　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于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tǒng)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杰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并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tǒng)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 [40]

　　事情還不止于此。一黨專制不僅將窒息社會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與當權者不同的聲音，而且在黨內也將形成排斥異己、領袖獨裁的格局。這是黨專制邏輯的必然演變和發(fā)展，且為俄國和其他國家共產黨掌權的歷史所證明。

　　從戰(zhàn)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列寧的經濟烏托邦

　　列寧的經濟烏托邦思想直接來源于馬克思。馬克思雖然對斯密、李嘉圖作過深入研究，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機制有過出色分析，但他的經濟學研究卻一直被他的人類學前設和政治哲學目標所左右。由于馬克思總是在“異化”和歷史活動的“自發(fā)性”意義上討論“交換”和后來被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歸結為“價值法則”的那些現象，這位思想家不可能得出制度現代化邏輯語境內有關市場經濟之經濟結構及其正面功能的一般結論。

　　馬克思經濟學分析的政治學后果是階級神話的完成。在這個神話中，赤貧的無產者將轉變?yōu)樽杂傻拇嬖谡摺６鴮τ诹袑巵碚f，這當然不是什么神話，而是真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無階級社會中商品生產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思想自然成為列寧蘇維埃實踐設計的根據和出發(fā)點。

　　我們先來看看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闡述這個問題的。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這樣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人的勞動的非交換性：

　　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
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

[41]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有關說法則更為直截了當、通俗易懂：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tǒng)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tài)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

[42]

　　列寧對馬、恩的上述觀點是非常熟悉且高度認同的。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斷言布爾什維克黨面臨的“政治上的迫切問題”乃是“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yōu)橐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并使這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成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國家”。

[43]　在這個“大辛迪加”里，將不再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里將貫徹共產主義的勞動原則。當然――列寧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說法――此處所謂“共產主義”還只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因為社會還不可能一下子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在消費品的分配領域還不得不執(zhí)行“按勞分配”即“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但由于資產階級已經創(chuàng)造了使人人都能參加管理的文化、經濟前提，“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內立刻著手由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監(jiān)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產品�！笨傊�，“計算和監(jiān)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須的主要條件�！� [44]

　　列寧關于（第一階段的）蘇維埃共產主義社會的經典形容是：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45]

　　這些還只是理論�，F在我們看一看十月革命成功后蘇維埃政權的實踐。眾所周知，1918年到1920年，蘇維埃俄國在經濟上實行的是以余糧收集制和國家壟斷一切貿易活動為核心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余糧收集制意味著禁止一切糧食私營，農民必須把除口糧以外的全部糧食上交國家�？紤]到當時的具體歷史語境（國內蜂起的武裝叛亂、外國武裝干涉、交通癱瘓、物資尤其是糧食奇缺），不可否認這些措施帶有救急的、乃至于被迫的性質。但僅僅從這個角度理解戰(zhàn)時共產主義是不夠的，也是不符合史實的。從當時以及后來列寧就這個問題發(fā)表的大量言論看，戰(zhàn)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的實行超出了權宜之計的范圍。比如，我們可以讀一讀列寧1919年2月起草的《俄共（布）綱領草案》，在這個文件中，列寧列舉了奪取政權后布爾什維克黨和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經濟、土地問題等方面面臨的基本任務。關于經濟任務，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現實的任務是堅定不移地繼續(xù)在全國范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目的是把全體居民組織到生產消費公社中，這種公社能把整個分配機構嚴格地集中起來，最迅速、最有計劃、最節(jié)省、用最少的勞動來分配一切必需品�！彪m然“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初期立即消滅貨幣是不可能的”，但“俄共將力求盡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為消滅貨幣作好準備，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領物證等等來代替貨幣，規(guī)定貨幣必須存入銀行等等”。[46] 　顯然，廢除貨幣交換和商品生產絕不是說說而已，而是作了認真的謀劃，并寫入黨綱，公開發(fā)表了出來。列寧還高度贊揚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不領任何報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雄主義嗎？難道這不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的開端嗎？” [47] 　――在這樣的敘述中，似乎馬克思憧憬的“自由人聯(lián)合體”就要由俄國工人階級把它開始變?yōu)楝F實。

[48]

　　只是當戰(zhàn)時共產主義在實踐中遭受重大挫折后，列寧才意識到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他的坦率承認錯誤，倒是后來共產黨領導人中很難再得見到的優(yōu)點。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列寧坦言：過去“在估計可能的發(fā)展道路時，我們多半（我甚至不記得有什么例外）都是從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這種設想出發(fā)的，這種設想也許不是每次都公開講出來，但始終是心照不宣的�！� [49]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這篇文章中，列寧更加坦率地承認：在經濟建設這個“最重要最困難的事業(yè)”中，“我們遭受的失敗最多，犯的錯誤最多”――

　　我們?yōu)闊崆榈睦顺彼�激勵，我們首先激發(fā)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熱情，然后又激發(fā)了他們的軍事熱情，我們曾計劃依靠這種熱情直接實現與一般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同樣偉大的經濟任務。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F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通過多年的工作來準備），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不能直接憑熱情，而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 [50]

　　“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這正是從1921年開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精神實質。顯然，這個新政策是不得已轉而實行的。日益明顯的農業(yè)危機、規(guī)模日甚的農民暴亂、糧食和燃料困難的加重等迫使布爾什維克當權者做出政策上的調整。新政策的核心是允許糧食自由貿易。這就是說，農民在合法納稅后，可以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產品并從中謀利。從制度現代化立場看，這當然是一個意義非凡的轉變，須知，經濟增長動力源的自由主義式的理解、產權結構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制度性安排等等，都可以從允許糧食自由貿易這件事上合理地推導出來，生發(fā)出來。但列寧并沒有、也不可能這樣看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確實并未否認、而是痛快地承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貿易自由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復活”。然而他同時強調實行新經濟政策并不是要退回到資本主義，而是從戰(zhàn)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

[51] 當然，這個話說的很牽強，不過表明列寧并未放棄他的共產主義經濟烏托邦的理想。到1922年，列寧承認實行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暫時的“退卻”或“換車”，但他同時說：“我們現在退卻，好像是在后退，但是我們這樣作是為了先后退幾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 [52]

　　對于蘇維埃政權實行新的貿易自由政策，當時的俄國持不同政見組織路標轉換派曾有“布爾什維克正在發(fā)生內部蛻變”的說法，而列寧對這種說法的反應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方面，列寧認為“這是階級敵人粗魯地公開說出的階級真話”，他們希望蘇維埃政權“走向通常的資產階級政權的道路”；
另一方面，敵人又的確“指出了我們面臨的危險”。[53] 　既然是“階級敵人”說出的“階級真話”，那么從階級斗爭的需要出發(fā)，布爾什維克也不能讓敵人的陰謀得逞。所以列寧說：“這不是競賽，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拼命的激烈的斗爭，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爭�！� [54]　至于“危險”，列寧曾在另一個場合仔細分析過他所理解的、布爾什維克面臨的危險是什么――

　　在解決建立蘇維埃政權和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時，危險來自政治方面。這種危險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資本家所支持的國內戰(zhàn)爭的時期到來后，出現了軍事上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比較嚴重了。而在我們改變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后，危險就更大了……。資本主義的恢復、資產階級的發(fā)展和資產階級關系在商業(yè)領域的發(fā)展等等，這些就是我們目前的經濟建設所遇到的危險，就是我們目前逐步解決遠比過去困難的任務時所遇到的危險。

[55]

　　顯然，在列寧的排列順序中，“政治危險”是最微不足道的，之所以“微不足道”，大概是指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暴力機器，可以輕而易舉地宣布解散議會，鎮(zhèn)壓階級敵人的反抗。――當然，列寧的淺薄也正在于此。他完全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政權的結構本身其實孕育著更大的政治危險。軍事危險在列寧看來是較為現實的危險，不過布爾什維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紅軍，戰(zhàn)勝這種危險也應不在話下。最重要的還是經濟方面的危險，因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確實正在蘇維埃政權控制下的俄國復活，而且，這種“復活”對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來說帶有不得已的被迫性質。“不管我們怎樣覺得商業(yè)領域距離共產主義很遙遠，但正是在這個領域我們面臨著一項特殊任務�！�

　　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復活理解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危險，這當然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經濟假設和蘇維埃階級斗爭邏輯的產物。在這樣一個認知邏輯內，對市場機制和市場功能的承認是不可能徹底的。好在列寧作為實踐家，他清楚地意識到蘇維埃政權除此以外別無其他出路。然而，在論證布爾什維克如何完成這項“特殊任務”時，列寧再一次暴露出自己的視野和思考問題角度的局限性。

　　列寧認為，當時蘇維埃政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黨的官員不懂得管理。從1921年起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一方面表現在允許農民自由買賣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另一方面就是在國營企業(yè)實行經濟核算，提高效益，甚至通過引進國外資本、設立合營公司來增加工業(yè)品的生產供給。問題在于――據列寧看――布爾什維克黨人和蘇維埃政府的官員不會管理這些事情，不會管理經濟�！拔覀円�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權力，又有各種經濟資源和其他資源。就是缺本領�！薄拔覀兊娜说教幇l(fā)號施令，結果完全事與愿違。”“資產階級人士往往比我們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懂行，我們黨員雖然擁有全部政權和一切條件，但絲毫不會利用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政權�！绷袑幒芡�意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員說的這樣一句話：“僅僅戰(zhàn)勝資產階級、給資產階級致命打擊是不夠的，這不過是事情的一半，還必須強迫他們?yōu)槲覀児ぷ鳌！?[56]

　　說剛剛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不懂得經濟管理，這完全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問題是什么是管理？在什么意義上去談管理？如果承認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那么政府人員的管理只是為市場經濟服務意義上的管理，只是以“看得見的手”的方式為市場運行確定基本規(guī)則、并矯正市場運行中可能出現的缺陷的管理。而國營企業(yè)的領導則是學會如何運用市場運行的知識、經驗，從而更好地駕馭市場這種意義上的管理。但列寧似乎主要不是在這兩個意義上談，而是指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要比資本家更有“文化”、更能控制、戰(zhàn)勝私營資本活動意義上的管理。換言之，列寧并未從整個蘇維埃經濟結構的重新整合、承認市場原則所具有的根本意義、并把它納入新的經濟制度安排之類角度看問題，反而把這樣考慮問題的人說成是“敵人”，這樣，政治理念之邏輯框架的謬誤自然決定了列寧不可能有制度現代化之市場經濟制度建構的觀察視野。

　　當然，我們確實可以想象那個年代滿腦子共產主義概念的黨的布爾什維克官員，面對正在復興的市場經濟的無措與愚蠢（列寧自己舉的例子是進口一船罐頭也要由中央政治局來決定 [57]）。說到底，新經濟政策背后的邏輯不過是：要維持蘇維埃政權，就必須爭取農民的支持；
要獲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商品換取農民的糧食（而過去余糧收集制的強拿硬要是不行的）；
要生產商品特別是工業(yè)品，就要用資本家的知識和經驗，但必須是讓他們?yōu)槲覀兎�務，而不是相反。蘇維埃官員的愚蠢正在于連這樣的事情都處理不好。

　　由此不禁使我們慨嘆：對當時的列寧來說，破除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迷信，重新把市場經濟作為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建構的核心要素來思考，確實顯得太遙遠了！列寧當時面對的問題太低級，問題的實質一面反而被掩蓋了。這樣的實質問題至少包括：（1）如何重新認識市場經濟的本性？（2）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3）如果市場經濟在蘇維埃政權條件下的復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政府官員有否在金錢力量面前異化的可能？又如何去面對這種異化，正視它并設法解決之？――但是，這樣三個問題列寧都從未涉及，而且也不再有機會去研究，去處理。上述引文大多出自列寧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這是列寧最后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并在會上作報告。兩個月后列寧就病倒了。直到1924年1月21日去世，列寧再也沒能就經濟問題提出新的、有意義的見解。他的有限度的經濟改革沒過多少時間就被他的后繼者所中斷；
而他的未經深刻省思的經濟烏托邦則對后來各國共產黨當權者的經濟實踐發(fā)揮了不良的、持久性的影響。這是后話。

　　從黨專制走向領袖獨裁：列寧主義的邏輯后果

　　現在，我們再把話題轉回到一黨專制的政治建構上來。

　　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關于領袖“專斷”或“獨裁”問題，米歇爾斯曾在寡頭統(tǒng)治角度內作過深入討論，但由于他所議論的主要對象并非執(zhí)政黨，所以從我們現在的角度和需要看，米氏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它的有待繼續(xù)的部分，要由我們來完成。換言之，我們的任務是要探討取得政權后、并且是在一黨壟斷權力的條件下黨的領袖走向獨裁的趨勢乃至必然性。是的，無論從邏輯上講還是從歷史經驗上講，我都認為這種獨裁的形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首先，由于列寧主義否認議會制度的合理性――從而也就否認了多黨競爭和建立在這種競爭基礎上的權力制衡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取得政權后的黨形成黨專制的局面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
其次，在既沒有來自外部的制約，又缺乏來自黨內的制約和監(jiān)督的條件下，黨的領袖形成獨裁和唯我獨尊的局面也是必然的。而且，這種獨裁還不僅僅是對黨而言；
由于一黨專制條件下黨的領袖同時又是國家政權的最高代表者，黨首的獨裁同時就是國家最高執(zhí)政者的獨裁。這樣，從黨專制走向領袖獨裁（包括黨內獨裁和國家政權獨裁）就成為列寧主義合乎邏輯的政治結果。

　　當然，這個東西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很多人喜歡用追求權力（對權力的貪婪）來解釋獨裁者的行為。這種解釋固然說出了部分真理，但對了解共產黨領導人何以會踏上獨裁之路，卻是遠不夠充分的。一般來說，共產黨的第一代革命者多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并非單純斂權的貪婪之徒。然而，在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不同觀點、不同策略主張之間的交鋒是不可避免的。掌握權力往往意味著可以強行貫徹自己的主張；
堅信自己主張的正確往往又形成對其他不同觀點的排斥。在殘酷的、瞬息萬變的斗爭環(huán)境里，形成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獨裁的而非民主的決策模式和領導風格尤顯自然。

　　取得政權以后，情況會發(fā)生靜悄悄的、然而又是意義深遠的變化：在革命斗爭年代形成威望的領袖會在以后的掌權歲月里膨脹其自信心、自負感和成就感，更加聽不進不同意見。在重大的國家決策問題上，由于沒有任何有效的、來自黨外的權力制衡和監(jiān)督，決策者事實上喪失了決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糾錯機制。黨內“民主”則更加靠不住：在野的社會民主黨尚且有形成寡頭壟斷的趨勢，執(zhí)政的、成為國家唯一權力中樞的黨更不可能真的有什么“黨內民主”。圍繞權力會形成一系列新的規(guī)則，它們只能有悖于、而不是忠實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一黨專制的政權建構本身就是促進領袖獨裁的最大的酵母，或曰領袖獨裁本來就是一黨專制的必然后果和體制性產物。當然，“組織”的力量也不容忽視。無論在奪得政權以前還是奪取政權以后，“組織”都是成就領袖獨裁的重要工具。在成為唯一的執(zhí)政者后，“組織”的最大變化是黨組織和國家政權機構的融合。黨的織體成為國家政權的核心，國家政權不過是黨的織體的外化。領袖則同時身兼黨首和國家最高執(zhí)政者二職，其作為獨裁者的“使動性”自然獲得無與倫比的畸形展現的可能。

　　以上所談，還只是黨專制走向領袖獨裁的一般邏輯。在各個具體的歷史場景，由于每個共產黨領導者個人經歷、修養(yǎng)和素質方面的不同，領袖獨裁的表現方式、程度也會有所不同。比如，當獨裁意味著沒有人能夠通過正常渠道和途徑對最高決策者的見解、決定提出有意義的挑戰(zhàn)時（所謂“有意義的挑戰(zhàn)”指本質上不同、或有重大分歧的意見、觀點、政策主張），這可能是一種程度較烈的獨裁，或稱強勢領袖獨裁；
而若提出這樣的意見還是可以被容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但這種容忍不一定意味著意見被采納，則這樣的獨裁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弱勢領袖獨裁，或較溫和的獨裁。

　　現在我們就以列寧和他的后繼者為例，看看這個黨專制走向領袖獨裁的大致進程。

　　列寧是無可爭議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具有戰(zhàn)略家的才能和極高的個人魅力。在長達20余年的時間里，他經歷了無數黨內斗爭，最終基本能夠控制這個黨按照自己的主張和意愿發(fā)展，并奪得了政權。雖然列寧的性格中有偏執(zhí)、暴烈的一面，但在列寧當政時期，俄共的黨內獨裁并未達到頂點，黨內還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比如，在1917年4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列寧做的主報告，加米涅夫做副報告，兩個報告的觀點并不一致。列寧強調要適時地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yōu)樯鐣�主義革命，加米涅夫則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尚不成熟，黨和工人階級的當前任務只限于監(jiān)督臨時政府。雖然加米涅夫的觀點受到了“批判”，但畢竟在黨的正式會議上講了出來。再如1918年到1920年期間，俄共黨內曾就企業(yè)管理中究竟應該實行“集體管理制”還是“一長制”有過激烈的爭論。列寧本人主張一長制，但在不少場合遭到反對。1920年1月12日召開的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黨黨團會議就反對列寧提出的一長制原則，認為一長制會破壞工人民主的基礎。在1月23日到29日召開的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列寧發(fā)表講話，再次堅持一長制的管理原則，但仍然沒有被會議接受，這個會以多數票通過了關于在一般情況下實行集體管理形式的決議。直到1920年3月29日至4月5日召開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才結束這個爭論，最終通過了列寧的一長制管理原則。[58] 　這些都說明當時俄共黨內尚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氣氛。列寧主事期間黨的代表大會每年都能如期召開，也是黨內生活基本正常的一個證明。

　　在俄共歷史上構成黨專制向領袖獨裁過渡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對“派別活動”的批判和禁止。這一點列寧本人要負主要責任。所謂“派別活動”，用列寧自己的說法，就是黨內“產生了幾個具有各自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規(guī)定內部紀律的集團”。在列寧看來，這種情況是不利于“黨的隊伍的統(tǒng)一和團結”的。在1921年3月列寧寫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統(tǒng)一的決議草案初稿”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列寧強調“在同派別活動進行實際斗爭中，每一個黨組織必須密切注意，決不容許發(fā)表任何派別言論。對黨的缺點進行絕對必要的批評時，應當使一切實際的建議以盡量明確的形式毫不遲延地立刻提交黨的地方和中央領導機關去討論和決定”。如果有人一定要搞“派別活動”，“可以采取黨內一切處分辦法，直到開除出黨”。

[59]

　　從表面上看，似乎黨員還是可以就黨的工作提出批評的，列寧所反對的只是黨內形成有組織、有綱領的不同派別。但經驗會告訴每一個黨員，他的個人聲音（尤其是那些不同于黨的現行綱領、主張的聲音）是很難被黨的領導人所聽到、所重視、所采納的；
不允許黨員以集合的、集體的聲音講話，實際上等于剝奪了黨員批評的權利。或者，我們再退一步，承認“黨內有派”有足夠的理由去禁止，問題是被開除出黨的異議分子是不可能另外組黨并以合法身份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的。這正是一黨專制的可怕之處。黨專制條件下的“取締派別活動”只能強化黨的領導人的獨裁傾向，而絲毫無益于黨的“民主”和整個國家政權的民主化。而當這種“派別活動”被解釋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影響時， [60]　對“派別活動”的圍剿又被罩上階級斗爭邏輯的神圣光環(huán)。這樣，任何獨裁者都可以輕易地打著階級斗爭和“黨的統(tǒng)一”、“黨的紀律”的旗號排擠乃至鎮(zhèn)壓黨內對手，而真正形成對權力的壟斷。另一方面，由于沒有了不同政見之間的交鋒，黨的領導人對權力的爭奪，也將越來越失去早先可能還具有的基于某種政治理念或策略主張而進行爭辯的政見之爭的性質，而變成赤裸裸的純粹權力之爭。

　　在獨裁體制內，純粹權力之爭意義上的權力角逐的發(fā)生，多呈現于權力交接班已成自然之勢的時候。列寧就遇到了這樣的事情。當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已經病入膏肓、自知將不久于人世時，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死后唯一的執(zhí)政黨上層領袖發(fā)生分裂的危險。在著名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這樣表達了他的擔心：“穩(wěn)定性的問題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依我看，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系構成的……。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斗爭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F實中央兩位杰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 [61]

　　問題是如何防止這種可能的分裂？在回答此類問題時，列寧再一次暴露出思考角度和觀察視野的局限性。病重的列寧面對這個黨和蘇維埃政權生死攸關的考驗，其思維邏輯自然而然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
對這樣一個具體的、又是重大的權力問題的解決，列寧的思路竟明顯地體現出對階級概念的傳統(tǒng)的路徑依賴。

　　列寧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增加中央委員會委員的人數，從工人中選拔幾十個人充實到黨的領導機關中，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減少分裂的危險，因為“幾十個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檢查、改善和改造我們的機關”。列寧特別強調――

　　工人中央委員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的崗位低于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我想，這種工人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能夠成為忠誠擁護蘇維埃制度的骨干，他們，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wěn)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機關。

[62]

　　這段話在今天讀來，已經成為笑柄。后來在實踐中真的推行過此類做法的，大概只有文革時期的毛澤東。

[63]　列寧對一黨專制體制下領導人的合理更替問題顯然也沒有什么高招；
在否認“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和通過多黨有序競爭實現國家領導人的選拔和更替機制的合理性后，列寧的自然選擇是乞靈于“無產階級民主”。但我們今天已經清楚地看到，這種“民主”壓根兒就是子虛烏有，不可能存在的。從學理上講，無論列寧的設想還是毛澤東的實踐，都是馬克思主義階級神話的產物，表現為既浪漫且幼稚的階級偶像化。在政治學和政治哲學研究視角內，“階級偶像化”是一個頗值得分析的現象，其特點（也是其特有的內在矛盾）是把某種神圣的形而上屬性賦予“無產階級”，但又必須把具體的、體現這種“屬性”的工作交給某個個人。然而全部問題在于，作為階級的個人是不存在的；
把某個人或某些個人說成“階級的代表”，乃是馬克思主義最成問題的、招致了最大貽害的抽象。而從結構角度看，列寧有關用“工人階級”的新鮮力量充實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張，只能在事實上幫助最高領導集體中領袖獨裁的形成。還是羅莎•盧森堡講的那個道理：在這樣一個權力結構內，新來的“工人階級代表們”除了鼓掌對領袖的意見表示贊同外，恐怕做不了別的什么。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構成權力機構中的獨立力量。而由于他們的存在，領袖獨裁正好可以打著“階級”的名義更加名正言順地粉墨登場。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接班，俄羅斯現代歷史上最殘暴的紅色獨裁就此開始。

　　用當代俄國學者米格拉尼揚的話說，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處于一種“全盤的奴隸狀態(tài)”，“整個社會生活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國家變成了一座兵營�！薄罢б豢�，俄羅斯發(fā)生的一切似乎是要結束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對財產機械地重新分配破壞了在社會機制中形成的所有有利于社會迅速發(fā)展的刺激因素。對社會財產的再分配產生的只是短期效果，只是造成了建立公正秩序的幻覺。”在短期的興奮之后，經濟生活就陷入“長時間的蕭條”。而在政治方面，“定型的政治體制的目標就是要使公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完全格式化，維持原狀，也就是說國家重新‘吞噬’了個人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會。” [64]

　　斯大林主義是蘇俄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這當然是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理想的實質性的背叛。但我們必須注意其中蘊含的一個歷史的詭吊：黨專制所導致的權力的異化一方面是對馬克思理想人性的否定，也是對馬克思烏托邦政治哲學的否定，另一方面又是它合乎邏輯的結果。因為恰恰是馬克思所鐘情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就了一黨專制，而一黨專制和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領袖獨裁又為人性惡的釋放（權力的異化）創(chuàng)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個人獨裁（不管是相對溫和的個人獨裁，還是像斯大林那樣極其殘暴的個人獨裁）都是借助“無產階級專政”才成為現實的，不管當事人是否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具有悲劇性的是，甚至像斯大林這樣的暴君，也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忠實地追求“人類解放”的高尚理想。這個問題，我們還是留待以后再展開吧。

　　注釋：

　　[1] 《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頁79。

　　[2]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殷敘彝譯，三聯(lián)書店1965年版，頁4、7。

　　[3] 《列寧選集》第1卷，頁266、268。

　　[4]轉引自《列寧選集》第1卷，頁264。

　　[5] “世界時間普世性”和“歷史時間特殊性”的提法，見王云龍《現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國最后60年社會轉型歷程解析》，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6]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見《列寧選集》第1卷，頁562。

　　[7]參見同上書，頁588-589。

　　[8]王云龍語，見《現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國最后60年社會轉型歷程解析》，頁289。

　　[9]關于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爭論，亦可參見王云龍同上書，頁286-294。

　　[10] 《列寧選集》第1卷，頁270-271。

　　[11]轉引自黃楠森、曾盛林著《列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頁153。

　　[12]《列寧選集》第1卷，頁471。

　　[13]同上，頁404。

　　[14]同上，頁478-479。

　　[15]同上，頁499、508。

　　[16]在這篇文章中，胡適把英、美、西歐的政黨稱為“甲式政黨”，特點包括黨員自由登記入黨或脫黨、黨員言論自由不受黨紀約束、黨遵循多黨和平競爭的憲政原則等；
“乙式政黨”則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納粹黨和俄國共產黨，這些黨都強調組織的嚴密、黨員必須服從黨紀、政黨目標在一黨專政等。見《申報》1947年7月6日。此文收入張忠棟等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民主•憲政•法治卷），（臺北）唐山出版社，頁1035-1039。

　　[17] 《列寧選集》第1卷，頁416-418。

　　[18] 米歇爾斯《寡頭統(tǒng)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任軍鋒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8。

　　[19] 《列寧選集》第1卷，頁526。

　　[20]　米歇爾斯《寡頭統(tǒng)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頁28。

　　[21] 同上，頁38。

　　[22] 同上書，參見頁78、89、155、175、324、325等。

　　[23] 比如，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他寫的《寡頭統(tǒng)治鐵律》英文版前言中就指出米氏理論有其“過于武斷的一面”，因為現代社會中不同的政黨在組織結構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同，而不同的組織結構會產生不同的功能，導致不同的結果。本書前引胡適的文章其實恰好證明了這一點。正如李普塞所說：“在現代社會，民主可以被視為組織化群體間爭奪民眾支持的過程�！薄霸S多內部結構呈現出強烈寡頭化傾向的組織，卻為整個社會實現民主提供了基礎，并能夠保障其成員的利益免受其他群體的侵害。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上的：任何群體都不能擁有某種權力基礎使其能夠對多數人發(fā)號施令，都不能擁有有效壓制或否決與其對立的其他群體的要求的永久性權力�！保ā豆杨^統(tǒng)治鐵律》英文版前言，頁48-49）這樣一種理解實際上預設了某種多元的憲政民主政體的存在，它的確有助于化解各政黨內部的寡頭化傾向對整個社會民主建構的影響。不難發(fā)現，上述對政黨“寡頭化”問題的討論，反倒使我們增加了理解多元憲政民主之價值的一個有用的維度。

　　[24] 引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頁135。

　　[25] 比如，可參考安•米格拉尼揚《俄羅斯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中的幾篇文章。其中，“為什么布爾什維克會獲勝，由此導致了什么結果”一文更是直接針對十月革命問題的研討。

　　[26]《列寧選集》第3卷，頁131。

　　[27] 同上，頁150-151。

　　[28] 有關文獻這樣記載了列寧向布爾什維克杜馬黨團成員交待任務時的談話。列寧說：“黑幫分子的杜馬是永遠不會通過改善工人狀況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務是利用杜馬的講臺，每天向黑幫分子表明：工人階級是有力量的，是強大的；
革命高潮重新到來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這個革命將把整個黑幫，連同他們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掃除干凈。當然，也可以對預算提出修正案，甚至還可以提出某種法律草案，但所有這些行動應該為了一個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駭人聽聞的專制罪行，宣傳工人階級的無權狀態(tài)和遭受殘酷剝削的事實。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保▍⒁婞S楠森、曾盛林著《列寧傳》，頁349）

　　[29]《列寧選集》第3卷，頁15。

　　[30] 同上，頁277。

　　[31] 同上，頁363。

　　[32] 同上，頁388。

　　[33] 同上，頁389。

　　[34] “1月9日”指1905年的1月9日，那一天正好是沙皇政府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工人示威者開槍的日子。“1月5日”則指1918年1月5日，是布爾什維克鎮(zhèn)壓紀念立憲會議游行者的日子。高爾基的文章對這兩個事件作了辛辣的比較，并對1918年1月5日的鎮(zhèn)壓提出強烈譴責。這里不妨摘錄一段文字如下：

　　1918年1月5日，手無寸鐵的彼得格勒的民主派――工人、職員――為紀念立憲會議舉行了和平游行。

　　俄國的優(yōu)秀人士為立憲會議的思想所鼓舞已經幾乎有一百年了，立憲會議，這是一個將給全體俄國民主派以自由表達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政治機構。數以千計的知識分子、數以萬計的工人、農民在為立憲會議的思想斗爭的過程中，死于監(jiān)獄、流放地和苦役場，死于絞架上和士兵們的槍彈下。在這一神圣思想的祭壇上早已血流成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現在“人民委員們”又下令向民主派開槍，可他們是為紀念這一思想而游行的。我要提醒一下，“人民委員們”中的許多人在他們整個政治活動的過程中，自己也曾教導工人群眾，必須為立憲會議的召開而斗爭�！墩胬韴蟆穼懙�，1月5日的游行是資產者、銀行家等等組織的，向塔夫利切斯基宮行進的正是“資產者”和“卡列金分子”，這是在撒謊。

　　《真理報》是在撒謊，因為它非常清楚，“資產者們”在立憲會議開幕這件事上沒有什么可高興的，他們在246名社會黨人和140名布爾什維克的環(huán)境中無事可作。

　　《真理報》知道，參加游行的有奧布霍夫工廠、帕特隆工廠和其他工廠的工人；
它知道，瓦西里島區(qū)、維堡區(qū)和其他區(qū)的工人是舉著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紅旗走向塔夫利切斯基宮的。

　　正是這些工人遭到了槍殺，不管《真理報》撒多少謊，它也掩蓋不了可恥的事實。

　�。ǜ郀柣�《不合時宜的思想：關于革命與文化的思考》，朱希渝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頁260）

　　[35] 引自“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見《列寧選集》第3卷，頁626。

　　[36] 同上，頁615。

　　[37] 參見德•沃爾科戈諾夫所著《斯大林：勝利與悲劇》，張慕良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頁267、277。

　　[38] 《列寧選集》第3卷，頁606。

　　[39] 同上，頁607。

　　[40] 盧森堡《論俄國革命•書信集》，殷敘彝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頁31-32。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303。

　　[42] 同上，頁633。

　　[43] 《列寧選集》第3卷，頁199。

　　[44] 同上，頁202。

　　[45] 同上，頁202。

　　[46] 同上，頁728-729。

　　[47]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頁16。

　　[48] 列寧的說法是：“普通工人起來承擔艱苦的勞動，奮不顧身地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護每一普特糧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起初聯(lián)合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后聯(lián)合為蘇維埃共和國聯(lián)盟的億萬人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的開始。”見“偉大的創(chuàng)舉”，《列寧選集》第4卷，頁17。

　　[49]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頁596。

　　[50] 《列寧選集》第4卷，頁569-570。

　　[51] 參見“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4卷，頁501-503。

　　[52] “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4卷，頁732。

　　[53]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選集》第4卷，頁678-679。

　　[54] 同上，頁679。

　　[55]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列寧選集》第4卷，頁608。

　　[5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選集》第4卷，頁669、680-681。

　　[57] 關于這件事，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頁683-685。

　　[58] 以上這兩個例，參見黃楠森、曾盛林著《列寧傳》，頁452-453、604-605。

　　[59] 見《列寧選集》第4卷，頁469-472。

　　[60]列寧本人就是這么解釋的。見《列寧選集》第4卷，頁473-474。

　　[61] 《列寧選集》第4卷，頁744-745。

　　[62] 同上，頁748。

　　[63] 文革期間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確吸收了一批普通工人充當中央委員，盡管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不是十大代表。參見徐景賢所著《十年一夢》中“睡夢里當上了中央委員”一節(jié)。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頁267-274。

　　[64] 米格拉尼揚《俄羅斯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曲折》，頁31。

　　（本文作于2005年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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