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后的魯迅起先在杭州的兩級師范學堂擔當生理學與化學課程，并兼任日語口譯。這是由于當時聘請了很多日本教師，因此需要口譯。夏丏尊（后為暨南大學教授，翻譯家、散文家，知名的佛教研究家）負責教育學方面的口譯，而生物學方面則由魯迅擔任。

　　生理學課上，魯迅應學生的希望講授生殖系統(tǒng)。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周圍投以驚異的眼光，而魯迅泰然自若，只是向學生提出一個條件：講授過程中絕對不許笑。他對同僚說：“在這些時候，‘不許笑’是個重要條件�！�

　　原先的校長沈鈞儒被選為諮議局（清末在各省設置的一種類似議會的下意上達機構）的副議長調職之后，繼任的校長夏震武是一位古板的道學家，強逼教員禮拜孔子，濫施權威。對此，魯迅和許壽裳、夏丏尊等人總辭職，反而使校長陷入辭職的境地。迫使校長辭職后，雖然魯迅好像又復了職，但結果還是于第二年即1910年夏，辭去杭州的教職，回到紹興擔任紹興中學堂的教員兼教務長。

　　魯迅的《著者自敘傳略》寫道，他進而在第二年辭去紹興的工作，想在一家書店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辛亥革命也就發(fā)生。然而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將魯迅想當書店編譯員的時期記述為介于辛亥革命后擔任紹興師范學堂校長、進而辭職之后與去南京的教育部赴職之間。

　　《魯迅的故家》是一本極盡詳細的書，但若細心調查還是會不時發(fā)現(xiàn)其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周作人在過了數(shù)年所寫的《魯迅的青年時代》中，也有被視為訂正《魯迅的故家》的記載的部分，可是也不一定能夠全信。這種情況下，因為《朝花夕拾》的《范愛農》中的記述也是辭去師范校長后馬上進教育部，因此我想還是相信魯迅自己的記述，認為周作人記憶有誤比較合適。不過，如同我曾多次提到的，《朝花夕拾》大半是虛構，其他文章也由于寫作當時的心境而有較多的潤色或被簡單化了，很難斷定其真實性。當然,魯迅何時想當書店編譯員這件事本身擱在其中任一階段都沒有太大關系，我只是想作為例子提一句：即便《著者自敘傳略》與《魯迅的故家》這種核心的傳記資料，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歸國之后到辛亥革命的大約兩年間，是目前魯迅傳記中資料最少的時期之一。竹內好氏曾經將魯迅寫作《狂人日記》以前的六年北京生活視為“他一生中最不為人了解的階段”（《魯迅》，日本評論社，1944年）；
不過有關這一時期，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的第四部分《補樹屋舊事》中有所涉及，而且1912年以降的日記也出版了，因此已經可以有相當?shù)牧私狻＿@樣一來，這兩年的空白就格外顯得惹眼。片斷式地提及這段時期的資料中，如以上例子所見，時常相互矛盾，難以辨清事實。最主要的是，即使知道了部分事實，但欠缺將這些事實聯(lián)系起來的一條線，魯迅當時的思想與感情，總是殘留著曖昧不清的地方。

　　比如，他寫道歸國后一到上海，最先就買假辮子。當時在上海有一位專裝假辮子的專家，回國的留學生好像一般都找他買。稍微再引用一下《病后雜談之余》（1934年）中有關辮子的部分：

　　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大則指為“里通外國”，就是現(xiàn)在之所謂“漢奸”。……

　　……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xiāng)為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是滿洲人的紹興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發(fā)，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里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復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里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卻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軒亭口離紹興中學并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

　　照例是寄寓曲折的文章，特別是由于寫于晚年，這篇文章傳達了多少當時的心境，很是疑問；
而且，作為事實寫下的東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這也有疑問。即便不管這些，也不清楚他出于什么想法買的假發(fā)，在路上被罵被嘲笑沒有辮子時是什么感覺、怎么想的，反對學生剪辮時又是何種心境？關于辮子，魯迅寫了《頭發(fā)的故事》（1920年），《風波》（1920年）也涉及到，可以說在這些文本中辮子被賦予了象征辛亥革命的地位，正因為如此，倘若不進一步解明這個問題，就會留下依然無法弄清當時他心境的明暗與郁悶的細微之處的焦慮。換言之，這是與魯迅如何接受文學運動的失敗及回國，此后有沒有受到打擊，如果受到打擊，那是怎樣的打擊這些疑問相關的問題。

　　針對同一時期魯迅在遭遇祖母之死時的態(tài)度，也是同樣的問題。魯迅從杭州回紹興前不久，1910年5月，祖母蔣氏去世。這位祖母是祖父介孚公的后妻，雖然與魯迅沒有血緣關系，但她是魯迅他們在孩提時代敬慕的叔母的生母。眾所周知，《孤獨者》（1925年）所描寫的主人公魏連殳祖母的葬禮的場面，據(jù)說融入了魯迅自身這個時期的體驗。也就是，連殳的祖母死后，親戚和閑人聚集在一起商議。因為這個“承重孫”是“新黨”，預料他關于一切喪葬儀式，是一定要改變新花樣的。結果，商定了三個條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請和尚道士做法事�？偠�言之是全都照舊。不久連殳回來了，他聽完條件后，周圍的人全數(shù)悚然地緊看著他的嘴，只見他神色也不動，簡單地回答道：“都可以的�！比霘毜臅r候連殳給死者穿衣服，那穿衣也穿得井井有條，仿佛是一個大殮的專家，無可挑剔。整個葬禮，連殳就始終沒有落過一滴淚，只坐在草薦上，兩眼在黑氣里閃閃地發(fā)光。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之時，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著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關于這一節(jié)，周作人說以前從母親魯老太太那里聽到過，是事實。雖然周作人沒有限定哪些部分是事實，但我想連殳哭著然后長嚎的部分，還是看成創(chuàng)作上的虛構比較好。事實部分應該是魯迅照舊禮俗默默地完滿主持了祖母的葬禮吧�！豆陋氄摺返闹黝}是，一位知識分子在青年時代的理想失敗后的挫折感，通過使自己沉入周圍的舊習與愚劣的人際關系以毀滅自我，由此反過來拒絕同包圍自己的世界的關系，使自己作為“孤獨者”得以完成；
而葬禮的插曲，就是這一總的主題的鮮明伏線。在這里，問題是在一族人好奇目光的注視之下并受到七嘴八舌的指點，但依然出色操辦完祖母喪事的魯迅是何種心境?這種心境是否與魏連殳有相通之處?

　　剛才引用了增田涉氏的辛亥革命前魯迅為了組織“綠林”和他們來往的記述。那時我寫道，從事情的性質考慮，從事這一活動的時間只能是這一時期。若是這樣的話，認為被命令當刺客等事也在同一時期，應是最為自然的想法。而且，這一時期，魯迅好像與反清文學社團“南社”也有關系。

　　也就是，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他在《新生》創(chuàng)辦失敗后“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始于文學運動沒有任何反響的“寂寞”，直接與辛亥革命之后到文學革命這段時期相連，將回國后到文學革命之間的整段時期全都涂成灰色；
如果基于這種理解來看待這一時期的魯迅，阻撓學生剪辮和祖母葬禮上的表現(xiàn)都可以作為失意的魯迅像再好不過的材料。但是，我對此難以信服。我想將魯迅意識到失敗、自覺到“寂寞”的時間稍微往后推遲到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的敗北、袁世凱的帝制及張勛復辟時期。

　　說起民元（1912年——筆者注）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xiàn)在的情形。（《兩地書》，第八信，1925年）

　　雖然作為書信的《兩地書》比起《〈吶喊〉自序》等較為直率，但特別是由于對方是自己的青年學生，我們不能忽視其在不同意義上有簡單化之嫌；
即便如此，說魯迅在民國元年抱有希望，應該是相當接近事實的吧。最重要的是，如下面將論及的，魯迅從辛亥革命到那之后不久的行動表明了這一點。立志投身的文學運動幾乎毫無反響、不得不中止學業(yè)回國，這雖然的確給魯迅的內心帶來一定的傷害，但恐怕那還止于陰影。在上海戴假辮子，在當時不如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習慣。在周作人的日記中同樣可看到，魯迅1903年暑假短期回國時，到即將回日本前好像也都一直戴著假發(fā)。此外，紹興中學堂第一屆畢業(yè)生、辛亥革命后與魯迅一起創(chuàng)辦《越鐸日報》的金如鑒在《回憶魯迅先生》（《文藝月報》1956年10月）中寫道：紹興中學堂的校長是在日本經常去魯迅租的房子造訪的陳濬，他與徐錫麟事件也有關聯(lián)，這位校長也一直都戴著假發(fā)。紹興中學堂的學生胡愈之也對當時的情況這樣寫道：

　　那時紹興府中學堂的校長陳先生和學監(jiān)周豫才先生，都是日本留學生，學生們都知道他們兩人是和同盟會及徐錫麟有過關系，雖然逢著圣誕日，他們都戴上假辮子，率領學生向萬歲牌跪拜，但學生們都明白他們是革命黨，是不得已而為此，因此對他們起了敬意。（《在紹興中學堂》，據(jù)王士菁《魯迅傳》轉引）

　　知識青年離開家或農村等自己所屬的小集團到都市游學，特別是到外國留學，這意味著脫離前近代社會，大致進入“現(xiàn)代”社會。就日本而言，大學畢業(yè)的學生面前，有打著“富國強兵”的口號努力指導國民的官界、為趕上發(fā)達國家而一心致力于資本主義化的產業(yè)界，還有勤奮地忠實引進歐洲學術體系的學界。而且，文壇、論壇也大體形成了。也就是說，雖然都還處于“大致”的階段，但總歸可能在異于自己的家與故鄉(xiāng)的“現(xiàn)代”社會繼續(xù)新的生活。這對于日本的知識青年來說，至少意味著能夠在觀念世界中成為現(xiàn)代人，并立即把觀念轉化成實際的生活原理。因此，他們把復歸、接受古老的習慣、成規(guī)，直接與觀念、精神層面的挫折、轉向相聯(lián)結。

　　我想，在日本有一種較強的傾向，即把一個人經歷、事跡的細微起伏都與他精神上的發(fā)展、變化對應起來思考，而且這種傾向一直還都具有相當?shù)耐桩斝�，其原因與上述情形不無關系。

　　然而，至少在當時的中國并非如此。現(xiàn)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作為階層形成，是在“五四”之后。大部分知識青年，不管是當官抑或教書，他們生活的地方大多是故鄉(xiāng)。他們回到故鄉(xiāng)后，不得不再次被收編入由舊習和成規(guī)支配的社會。對中國的知識青年來說，從一開始，將他們知道的觀念照原樣當作自己生活原理的道路就是走不通的。中國與日本的這一差異，不論是在文學史還是思想史上，都是研究現(xiàn)代中國精神史時必須充分留意的。

　　我以為，在日本已經把辮子剪掉，然而到上海卻又買假發(fā)這樣的事情，在日本或許很自然地覺得那在某種意義上與精神的挫折相聯(lián)系，可是放到魯迅身上，卻并非一定如此。

　　確實這一時期魯迅的心中，寫作《摩羅詩力說》等時沒有的陰影在不斷增大，而且無疑這與不久“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這一處相關聯(lián)；
但是，對當時的魯迅來說，恐怕尚且有著足以消除這一陰影的對于革命的期待。正因如此，當他意識到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就一下子自覺到那之前的一切經驗都是失敗，引發(fā)了“寂寞”。

　　這不單是對魯迅的“寂寞”何時開始這一看似瑣碎事情的查證，我借此想探尋的是與他的所謂絕望、寂寞的性質相關的問題。確實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之前，離開這一“寂寞”將無法討論魯迅的文學，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罷、絕望也罷，一切都無法片刻離開中國革命、中國的變革這一課題，中國革命這一問題始終在魯迅的根源之處，而且這一“革命”不是對他身外的組織、政治勢力的距離、忠誠問題，而正是他自身的問題。一言以蔽之，魯迅原本就處于政治的場中，所有問題都與政治課題相聯(lián)結；
或者可以進一步說，所有問題的存在方式本身都處于政治的場中，“革命”問題作為一條經線貫穿魯迅的全部。

　　我的出發(fā)點就在于通過探尋這一獨特的貫穿方式，究明魯迅乃至中國的現(xiàn)代思想、文學與生俱來的特征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竹內好氏將他第一本專著《魯迅》的中心思想概括為立于“文學者魯迅無限生發(fā)出啟蒙者魯迅的終極之處”，如果套用他的說法，可以說我的立場是探尋“將革命作為終極課題而生活著的魯迅（倘若從他后來的話語中尋找形容這樣的魯迅最合適的詞，我想應該是‘革命人’吧）生發(fā)出文學者魯迅的這一無限運動”。

　　恐怕魯迅一邊作為熱心認真的教師從事科學教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邊繼續(xù)著他力所能及的反清革命的努力。有關具體事跡的資料很少，我也曾寫道：關于這一時期的魯迅的反清革命運動還不清楚。不過，從他與會黨的聯(lián)絡等也可窺其一斑吧。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這之前，清政府預告開設國會等等，做了各種各樣的延命工作，但無法挽救已十分明顯的末期癥狀。1910年在廣州，黃興指導了新軍起義，汪兆銘暗殺攝政王未遂，1911年4月廣州再次爆發(fā)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以5月清政府公布鐵道國有化為契機，全國反對的聲勢日盛，特別是四川發(fā)展成全省暴動。于是在清政府正忙于鎮(zhèn)壓這些起義暴動之際，與此相呼應的武昌起義成功了。

　　浙江省會杭州于11月4日發(fā)生民兵起義。前一天，諮議局副議長沈鈞儒赴撫署，要求解散清軍入民籍、發(fā)布獨立宣言使浙江免于戰(zhàn)禍，但被拒絕。于是4日夜民兵起義，占領了兵器局等并選出湯壽潛為都督。

　　杭州光復的消息也馬上傳到了紹興。與此相呼應，在城內的一個寺院召開大會，魯迅被公舉為主席。他提議組織講演團以闡明革命的意義和鼓動革命情緒，并指出人民武裝實屬必要，講演團亦須武裝，這些建議都得到贊成。他向即將出發(fā)的武裝演說隊的學生作簡短訓話時，一位擔任隊長的學生問萬一有人攔阻便怎樣，據(jù)說魯迅當場正顏厲色地答復他說：“你手上的指揮刀作什么用的？”

　　但是，雖說是人民的武裝，實際上幾乎沒有武器。中學有槍，但沒有子彈，只有一些操練用的空槍。為此民眾還是惶惶不安。一天，敗殘的清兵要進城騷擾的謠言擴散開來。魯迅為了安定人心，主張整隊上街解釋，并印好了許多張說明絕沒有清兵過來的油印傳單。即刻打起鐘來，把學生集齊于操場，然后上街講演、散發(fā)傳單。魯迅也參加了，還不停地向民眾作解釋。這的確很有用處，人心立刻安定下來，關掉的店鋪也重新開了。一班人回到學校時，天已黑下去了。

　　不久，革命軍方面的王金發(fā)的軍隊入城，王金發(fā)成為都督。

　　王金發(fā)原為浙江東部會黨的首領，其部下也大體好像是同一黨的人，據(jù)說他經常聽取旁人的意見，處理事情不太獨斷專行。魯迅也說：“他雖然也出自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保ā哆@個與那個二》，1925年）任命魯迅擔任紹興師范學堂校長的，就是這位都督。同時魯迅的舊友范愛農被任命為學監(jiān)。

　　這年為紹興師范學堂一年級學生的孫伏園，后來擔任《晨報副刊》編輯，《阿Q正傳》就是應他之約而寫的。他這樣回憶魯迅就任時的情形：

　　魯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學生相見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頭上卻戴一頂陸軍帽。這陸軍帽的來歷，以后我一直也沒有機會問魯迅先生，現(xiàn)在推想起來，大概是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罷。魯迅先生的談話簡明有力，內容現(xiàn)在自然記不得了，但那時學生歡迎新校長的態(tài)度，完全和歡迎新國家的態(tài)度一樣，那種熱烈的情緒在我回憶中還是清清楚楚的。（《哭魯迅先生》，1936年）

　　魯迅有時候也自己代課，代國文教員改作文。大概目的在于增加青年們的勇氣吧，據(jù)說他批改作文時常下讓人覺得褒揚過度的評語。

　　這樣，魯迅欣喜地迎接辛亥革命并在學生的期待下就任師范學堂校長的時候，大概也準備為自己的大抱負奮斗獻身吧。然而此后事態(tài)的發(fā)展違背了他的愿望。如同《阿Q正傳》所描繪的，雖然清朝滅亡了，但地方政權的內容幾乎沒有改變。地主和地方勢力依舊把持著地方政府機關。紹興也是如此，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寫道，革命前的知府殘酷鎮(zhèn)壓貧民的請愿和有時發(fā)生的“破壞”，然而革命后未受任何處罰。當上都督后的王金發(fā)，起初還常聽輿論的，不久周圍的人群起而捧之，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胡亂壓榨人民。

　　1911年冬，魯迅寫出了第一篇小說《懷舊》。這篇作品于1913年4月以周逴的筆名發(fā)表在《小說月報》上，是一個短篇，以夾雜著諷刺的筆觸描寫了革命的風聲傳到一個叫“蕪市”的地方城市，鄰城的有錢人和私塾的先生驚慌失措左奔右突，而傭人們則回憶起了太平天國時期的事情。這篇小說在魯迅的這個時期顯得孤立，是唯一一篇文學作品，而且是用文言文寫就的，但已經清楚地體現(xiàn)出魯迅小說的特色，從內容上看也可以說是《風波》的前身；
“革命”雖然讓有錢人和學者等俗人們慌亂，但終究止于閑話，而這一閑談也擴散到下人們的懷舊談中去，魯迅在辛亥革命后僅一兩個月就寫出這樣的故事，讓人首先讀出魯迅在當時狀況下所感到的微微苦澀。

　　不過，比起郁結于心，這時的魯迅還是更致力于向外的行動。1912年1月，他和陳濬、孫德卿以及師范學堂的學生有志等大約十人一起策劃、創(chuàng)刊了《越鐸日報》。在登載于1月3日創(chuàng)刊號的創(chuàng)刊詞上，他以黃棘的名字這樣寫道：

　�。ㄓ捎诖虻沽饲宄�）民氣彭張，天日騰笑�！�…顧專制久長，鼎鑊為政，以聚斂窮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譏平，瘠弱槁枯，為日滋永，桎梏頓解，卷攣尚多，民聲寂寥，群志幽悶，豈以為匹夫無與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虜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為主人，有殊臺隸�！�…繼自今而天下興亡，庶人有責，使更不同力合作，為華土謀，復見瘠弱槁枯，一如往日，則番番良士，其又將誰咎耶？……獨立戰(zhàn)始，且垂七旬，智者竭慮，勇士效命，而吾儕庶士，坐觀其成，儻不盡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國民之外。爰立斯報，就商同胞，舉文宣意，希冀治化。紓自由之言論，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fā)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不欲守口，任華土更歸寂寞，復自負無量罪惡，以續(xù)前塵；
庶幾聞者戒勉，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責，亦借以盡其什一�！�…

　　可以感到身處對“共和之治”的期待與對“瘠弱槁枯”、“寂寞”的擔憂之間，魯迅為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所支配著。

　　但狀況只是一直在變壞。由于《越鐸日報》大量發(fā)表文章攻擊王金發(fā)及吹捧他的人，自然對師范學堂的責難也多起來了。據(jù)《朝花夕拾》中的《范愛農》，王金發(fā)也不發(fā)給校款了。而且《越鐸日報》編輯部編織借口接受王金發(fā)等收買的錢，恐怕也是事實。

　　這種情形下，經許壽裳的介紹，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的聘請，于1912年1月赴南京，出任那個月剛成立的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部員。之后，5月份隨著政府的搬遷移居北京。但魯迅對革命結果的失望，從這一時期開始似乎漸漸變濃了。

　　魯迅當師范學堂的校長時任學監(jiān)的范愛農，在魯迅辭去職務赴南京后不久也辭職了，輾轉至杭州紹興。這年3月，他從杭州寄給南京的魯迅的信中，這么寫道：“聽說南京一切措施與杭紹魯衛(wèi)，如此世界，實何生為……”魯迅還在紹興的時候，因為紹興師范學堂離周家不到一里路，范愛農辦公完畢經常就這么戴著農夫常用的卷邊氈帽來訪魯迅。一邊吃著魯迅的母親預備的家鄉(xiāng)菜、喝著老酒，一邊高談闊論。談話的內容大都是批評周圍那些“呆蟲”，老太太在后房聽了有時不免獨自匿笑，主客皆十分愉快�？傄�聊到十點后，才打了燈籠回學堂去�？梢韵胂�，范愛農在信中提到聽說南京也差不了多少之前，估計魯迅已寫信告訴過他這樣的感想了。

　　范愛農于這一年的7月10日落水身亡。19日從周作人的信中得知此事的魯迅，在凄黯之極的大風雨中，張著傘拜訪了許壽裳，說：“愛農死了。據(jù)說是淹死的，但是我疑心他是自殺。”日記里寫道：“悲夫悲夫，君子無終，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輩為群大蠹。”何幾仲是魯迅去南京后謀劃將范愛農逐出師范學堂的人物，當時作為自由黨的中心人物十分威風�！栋�Q正傳》中的趙家“秀才”有他的影子。三天后，魯迅作了三首悼念范愛農的詩，寄給周作人。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其二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xiāng)。

　　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

　　故里寒云惡，炎天凜夜長。

　　獨沉清冷水，能否滌愁腸？

　　其三省略。范愛農畢業(yè)于日本的“物理學�！保ń駯|京理科大學）。很多留學生都選擇容易入學、畢業(yè)，能弄到有利資格的學校，而這所學校既非“大學”，又沒有“專門學�！边@樣的名稱，據(jù)說成為他一直不遇的一個原因。前面已經講過，《朝花夕拾》中的《范愛農》里寫到的他在徐錫麟事件時和魯迅的爭論乃是虛構，不過他的性格有些狷介倒好像是事實，這使其越來越不為周圍所容。但魯迅喜歡這種性格，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后的狀況下，范愛農對于周圍的激烈反撥與蔑視，魯迅應有強烈的同感吧。聽到范愛農的死訊，他懷疑不是失足，恐怕是因為范愛農的心境他太了解了。范愛農這樣的人物不得不死，而同時，何幾仲之流胸佩銀質桃形的自由黨黨員徽章，正謳歌著自己時代的春天�！笆牢肚镙笨�，人間直道窮”，“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甚至可以認為，范愛農的死，對于魯迅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中華民國”的前途。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吶喊〉自序》）

　　如竹內好氏也指出的（世界評論社版《魯迅》），“沉入于國民中”恐怕是指官吏生活。不過，要是從早于《〈吶喊〉自序》寫作時間十年的1912年這一時點來考慮，那不僅意味著“讓靈魂沉睡”，毋寧說與他在《越鐸日報》創(chuàng)刊詞中所寫的倘今不盡一得之愚，“殆自放于國民之外”也有很大的牽連。

　　魯迅于1912年5月被任命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教育總長蔡元培具有康德式的人格主義思想，盡管為滿足當前的需要，不得不注重實利，但主張教育應以公民道德的涵養(yǎng)為中心，必須使國民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為此提倡應當重視美育。下達通知要求各省的小學一定要留出圖畫、手工等時間的也是他。而且后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還特意創(chuàng)設了“美學”、“美術史”課程。

　　許壽裳說蔡元培得知魯迅關心這方面,于是讓他當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確實，前面也提到，他從孩提時代就喜歡影寫書中的插圖，而且之后到“五四”時期，一直收集、研究造像、墓志的拓本；
1928年翻譯了板垣鷹穗的《近代美術思潮論》，晚年創(chuàng)始并推進木版畫運動�？梢姡瑥男郧閬碇v魯迅也是喜歡美術的。他應蔡元培的期待，為振興美術作了各種各樣的努力。不過他這時考慮的“美術”，比一般所說的具有更廣泛的內容。

　　比如他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創(chuàng)刊號（1913年2月）上發(fā)表的《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不僅包括所謂的美術，其論及范圍涵蓋了音樂甚至文學、戲劇，可知這里的“美術”不如翻譯成日語的“蕓術”更為恰當。文中有“物質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膚淺；
今以此優(yōu)美而崇大之，則高潔之情獨存，邪穢之念不作，不待懲勸而國乂安”這樣的字句。這些話本身并非魯迅的獨創(chuàng)，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泛泛之詞，可是如果就魯迅的內心來思考，還是應該認為這與他自《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以來對于“文學運動”的設想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

　　也就是說，他曾經從《新生》的流產與發(fā)表在《河南》的諸篇論文結果完全沒有反響這兩件事情，知道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但這時作為教育部部員的魯迅，以有別于以往期待兼具“心聲”、“內耀”的超人的出現(xiàn)、從而一舉喚醒民眾的形式，通過提倡“美術”去追求以往未能實現(xiàn)的目標，哪怕只是幾分之一。上引《兩地書》中的民國初期還有希望這一說法，估計與他自身這種多少還在的抱負也有關聯(lián)。

　　從1912年的6月21日開始到7月17日，魯迅為了演說《美術略論》前后五次赴教育部舉辦的夏期講演會。1913年，還在教育部的《編纂處月刊》上翻譯了日本上野陽一的《藝術玩賞之教育》、《社會教育與趣味》及《兒童之好奇心》。

　　但是當時的狀況遠遠無法實現(xiàn)他的抱負。據(jù)《魯迅日記》，他演講《美術略論》的夏期講演會的出席者，最多的第一次也僅三十人，而且中途還退去五六人。7月5日第三次，“下午四時赴講演會，講員均乞假，聽者亦無一人，遂返”。第四次有二十余人。最后一次初只一人，最后十人。而登載于《編纂月刊》的翻譯，有多少人讀也不清楚。因為之前發(fā)表在《編纂月刊》的《意見書》以及這些翻譯，在舊版的《魯迅全集》和1946年的《魯迅全集補遺》中都未收錄，直到1952年的《魯迅全集補遺續(xù)編》才首次被收入，所以無疑發(fā)行數(shù)又少，讀者也寥寥無幾。進而美育也終于被教育部召集的臨時教育會議廢止。他在1912年7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

　　從更大的背景看，狀況則愈加惡化。雖說辛亥革命獲得成功，但連打倒清政府也必須借助軍閥袁世凱之力的革命派的弱點，不久就顯露出來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華民國成立之際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孫文，也為了同軍閥妥協(xié)，一個月后就不得不把大總統(tǒng)之位讓與袁世凱。1912年7月，不滿袁世凱的革命同盟會出身的閣僚辭職，教育總長蔡元培也在這時一起辭職，赴德國留學。袁世凱組織了御用政黨共和黨，露骨地表現(xiàn)出對同盟會的敵意。同盟會方面也組織了新政黨國民黨與之對抗，但這個黨民眾基礎薄弱，沒有力量對抗接受英、美、法、德、俄、日等帝國主義六強的借款、獲其支持的軍閥勢力。1913年3月，國民黨的中心人物之一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8月各地反袁軍起義，即所謂的“二次革命”，但終歸失敗。孫文逃亡日本，袁世凱的獨裁體制得到強化。緊接著，袁世凱宣布國民黨非法，停止國會職能，進行復辟帝制的一系列準備。

　　在這一形勢下，魯迅殘存的一點抱負與期待，似乎急速地失去了。應該說，那是他歷經多次崩潰的青春時代理想的終結點。可以說，這使得他一下子自覺到向來體嘗的各種失敗與失敗的沉重。以《新生》的流產和不如意的婚姻為首，他多次體驗到自己的期待被背叛，而同時，雖然有這么些挫折，在這之前他總是把它們收藏編織進自己精神史的一頁；
因為，有一個信念在推動他向前，鼓舞他去往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憚被誤解，就這么說出來的話，我以為那是對于“革命”的期待。

　　將魯迅的支點斷定為對革命的期待，或許不免被指責為簡單化。而且也許看上去是過于政治化的魯迅理解。但是，這種指責的一半以上，應歸咎于日本對于“革命”一詞的理解。如前所述，對魯迅而言，中國人首先就是在他周圍的周家的性格缺陷者、鴉片中毒者、將財色之欲隱藏于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的卑劣的禮教主義者及以冷酷的優(yōu)越感對待少年魯迅的庶民們。而中國社會，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陰濕的人際關系。于是，所謂“革命”，不論依靠具有“超人”般力量的“精神界戰(zhàn)士”，抑或章炳麟那樣的“菩薩式革命家”，總之都應從根本上顛覆這一人際關系，使人面目全新。我們經常說，魯迅認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國，需要精神的、或者說是人的革命。但是更準確地說，魯迅從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對他而言，政治革命從一開始就與人的革命作為一體而存在。他說“滅滿興漢”之時，不單意味著要將滿人的政府變?yōu)闈h人的政府，而意味著要將甘愿忍受滿人統(tǒng)治的漢民族變?yōu)閵^起反抗的人種。即便是將革命作為精神的問題、人的問題來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單獨考慮“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換言之，魯迅作為一位個體在面對整個革命時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學性的，這在性質上異于部分地只將革命中的文學、精神領域當作問題的做法。

　　一個特征是，如此渴望革命的魯迅在文章中，對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沒有一句展望。這也許表示他作為政治家是不夠格的。然而總之，對魯迅來說，所謂革命就是那樣的存在，在那兒他押賭了自己的青春。當他意識到辛亥革命失敗之時，是作為自己至那時為止的青春歷程（革命征程）的一舉失敗來體驗的，其理由即在于此。

　　在這種情況下魯迅開始了他有名的拓本收集。據(jù)周作人說，袁世凱害怕官吏中出現(xiàn)帝制反對者，嚴密監(jiān)視著他們�！遏斞溉沼洝返�1912年6月22日記著：“蔡總長元培于昨日辭職。收共和黨證及徽識。”共和黨是前面提到的袁世凱的御用政黨。收其“黨證及徽識”有何意味，魯迅自身及周作人、許壽裳等人都未曾言及，因此不清楚，大概是強迫官吏入黨，發(fā)給黨證與徽章吧。由此可知，從這時開始，對官吏的統(tǒng)制已相當嚴厲。隨著袁世凱的帝制計劃漸趨具體，監(jiān)視也越來越強化。袁世凱的特務機關軍警執(zhí)法處，以陸建章為頭領，濫施淫威，據(jù)說當時失蹤的人不可計數(shù)。人人不得不沉迷于游廊妓院、賭博、蓄妾或書畫古董等玩樂愛好，以避免監(jiān)視。魯迅的方法即收集拓本，這是周作人的說明。作為當時狀況的說明，沒有什么要追加的。只是我覺得魯迅不單將收集拓本當作蒙蔽袁世凱爪牙眼目的手段，他對這一收集行為似乎有一種沉溺。

　　魯迅的拓本收集始于1915年，而與此類似的工作在這之前就開始了。早在1910年他就開始細心搜羅散佚于《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的古小說片段，1912年之前，《古小說鉤沉》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此外，1912年收集《謝承后漢書》，1913年�？薄讹�康集》，1914年耽讀佛經，1915年翻刻《百喻經》，同年出版了之前搜集的《會稽郡故書雜集》。就性情而言魯迅也喜歡這些工作。少年時代以來的各種事實同樣說明了這一點。上文已經提到古小說對于他的意義。而在杭州、紹興的教員生活與同時從事的革命的實際行動之余，收集整理小說斷片，也是多少填補他當時不得伸展的志向的行為吧。而且，如已被指出的那樣，�？鄙�活于魏晉這一時代轉換期的文人嵇康的文集，大概也與他的內心有關聯(lián)。如果詳細研究他購買閱讀的佛經，或許能夠發(fā)現(xiàn)一定的傾向。但是我以為，不管怎樣，概而言之，這些收集整理工作的重點漸漸離開內容的考慮，而轉向收集、整理工作本身。1915年以后收集的古碑拓本，不僅有碑文，還包括畫像和花紋，特別可見出這種傾向。根據(jù)胡冰的計算，從1915年到1924年收集的拓片（其中近80%為1918年之前收集）大約達1500種（《魯迅對石刻畫象的搜集與研究》，收于《魯迅研究札記》，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其中一部分魯迅在1924年整理成《俟堂專文雜集》（俟堂為他當時的別號），但當時未出版，后于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戳酥�后，我覺得自己好像第一次實際感受到魯迅當時的一部分心境。也就是說，未看到這些拓片之前，我將魯迅所說的為了“使靈魂沉睡”而鈔古碑這句話，與其照字面原樣理解，毋寧說以為就像從�？薄讹�康集》能看出他當時的抵抗姿勢，碑文的有些內容也起著支撐他的作用。然而，我現(xiàn)在知道這一看法太淺薄了。因為，魯迅當時的絕望并非是如此輕而易舉就能被支撐的。

　　這些拓本，除去對于文字本身或美術的興趣，幾乎就是無內容的。當然從《兩地書》可以知道1929年他有寫作《中國字體變遷史》的打算，因此拓片的收集也許有這樣的意義；
而且如《意見書》里所寫的，“椎拓既多，日就漫漶，當申禁令，俾得長存”，的確他從一片片古碑中也感受到民族的“美術”。但是，使得原本致力于讓全民族都具有位于這種“美術”根源之處的“內耀”、“心聲”，直到三四年前還抱著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希望迎接辛亥革命、寫出《越鐸日報》創(chuàng)刊詞的魯迅獨自一人在房間里面對這些拓片消磨時日的，還是他對于“革命”所抱的希望之大和與之伴隨的失望之深。

　　不過，他雖然對革命失望，但絕沒有“幻滅”。不是置身革命之外，對革命的結果與導致這一結果的革命黨的“妥協(xié)”、“腐敗”感到幻滅。辛亥革命是他自身的事情，辛亥革命的敗北就是他自身的敗北。這一差別貌似很小，實際上是決定性的。

　　正因為如此，辛亥革命的敗北從根本上顛覆了他之前對于中國變革的設想。甚至可以說，他在這兒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的第二部小說集《彷徨》的作品寫于1924年之后，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的彷徨從體嘗辛亥革命的敗北之時就開始了。在“彷徨”中，就這樣迷失著方向，如后來所說的從“對先驅者的同感”到發(fā)出“吶喊”之聲的魯迅，由于在“‘五四’退潮期”再一次看到運動的倒退與解體，“吶喊”之前的“寂寞”變本加厲，這是“吶喊”與“彷徨”的差別。可是我想，比起體驗了辛亥革命后的失望前后的差別，“吶喊”與“彷徨”的差別還是小的。

　　那么，通過這一失敗魯迅得到了什么呢？他一個人在房間里整理拓片的時候，這一失敗的經驗在凝固，或者說結晶成什么呢？如果把至此為止當作所謂的魯迅的前史時期，那這理應將決定歷史時代的魯迅的出發(fā)點。不過，我避免將它當成這里的結論，而準備在下一章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它在《吶喊》、《熱風》的世界中最能得到解明。

　�。ā遏斞浮�—他的文學與革命》第一部第六章，平凡社，196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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