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的特殊國情

　　╳╳：你好

　　對歷史重新清理十分必要，終于有人做這個工作了，文章也給我很多啟發(fā)，謝謝你。

　　總體印象上，有一點似乎還得多下筆墨：即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特殊性。這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因為人口、資源、缺乏資本和國際冷戰(zhàn)封鎖等嚴重問題和特定歷史處境，革命、政治以及理想道德才成為這種國家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社會改造工具，才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替代。我們沒有條件靠高薪支農(nóng),靠巨獎采油,靠專利制度搞“兩彈一星”，靠國外超額利潤來緩解國內(nèi)矛盾并培養(yǎng)一個中產(chǎn)階級,所以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政權(quán)出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生產(chǎn)力，這是中國經(jīng)驗和毛澤東思想中最有意義之處。如果說第三世界的小國還有可能有依附性發(fā)展,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就只可能走與歐美日不同的發(fā)展道路,而有些官僚與知識分子都無這種眼光，這是中國發(fā)展多次發(fā)生內(nèi)部沖突的原因之一。革命后期尤其是文革中極權(quán)與人權(quán)的沖突構(gòu)成另一方面的真相，但常常被用來掩蓋了前一種沖突。這兩種乃至更多種沖突才構(gòu)成了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二，毛超越了斯大林，但對現(xiàn)代性意識形態(tài)批判仍無徹底性，比如對進步、科學、歷史規(guī)律等基本價值的崇拜，導致他后期特別是在文革中采用極權(quán)和斗爭方式時不擇手段，具有西方殖民主義者同樣的道德優(yōu)越感，只是西方殖民者為“先進文明”而不擇手段，而中國革命者可以為“先進階級”不擇手段，包括對某些所謂“封建”制度資源（山呼萬歲，家長制等）的容納與利用也就順理成章。一個第三世界的農(nóng)民集團“反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性（汪暉語）”，最容易落入這種結(jié)局。這一過程不能少談，恰好應該多談和談透。這可能是我們實現(xiàn)思想創(chuàng)新和制度創(chuàng)新——而不是簡單地回到毛時代的重要工作。

　　對八十年代的反思不是不要現(xiàn)代化，而是要中國的（不是一廂情愿照搬歐美日的）人民的（不是屬于少數(shù)巨富和官僚的）現(xiàn)代化。

　　最近對某些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瞟了幾眼，沒有時間多讀。感覺他們理論上頗多亮眼之外，也有不少問題�？赡苁浅鲇谖液茉愀獾奈膶W感覺和懷疑主義，覺得他們大多對人的復雜性注意不夠，多概念的推斷而少生活的感受。比如說自由競爭將導致壟斷極權(quán)，這個邏輯過程是對的，但人很復雜呵，壟斷極權(quán)集團內(nèi)在沖突很可能超邏輯地出現(xiàn)自我調(diào)整和改革，包括汲收社會主義的很多成果。十月革命一鬧，八小時工作制，婦女選舉權(quán)，計劃調(diào)節(jié)和控制，福利政策和工會權(quán)益等等，這些社會主義遺產(chǎn)都被后來的資本主義走汲收并且促成了他們戰(zhàn)后的繁榮強盛，而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幸在這個時候滑向僵化。說全面民主的方案也是對的，但同樣得考慮人的復雜性，考慮民主的內(nèi)在沖突，不宜過分地理想化。前人對資本主義的預斷和對社會主義的實踐，之所以出現(xiàn)很多意外結(jié)果，撮其大端，我以為很大程度上都是沒有把人的多相性（私性／群性，自然性／文化性，理智性／情感性等）納入他們的理論運算，在有些時候?qū)ι鐣�過程都書本化和圖標化了。事實上，因為人的復雜性，各種體制都會有很大彈性，在一定條件下都有改革的內(nèi)動力。

　　作印象之議，你不必當真，我也是隨便聊聊。頌

　　秋安　　　　　　

　　少功

　　2、革命的原因

　　╳╳：你好

　　能清醒把握現(xiàn)實的人都不多，何況歷史乎。我在農(nóng)村當知青六年，至少明白農(nóng)業(yè)學大寨并不可笑，在沒有強大國家財政的時候，在世界銀行之類相對于一個大國也只是杯水車薪的時候，不靠精神動員、艱苦奮斗、集體體制下無償或廉價征集人力和物力，如何能完成那么多農(nóng)田基本建設？那些設施至今還是農(nóng)業(yè)的老本錢，是當今很多地方農(nóng)民致富的依托。想一想印度眼下每年的水患，想一想非洲眼下每年的旱災，就可知道當年中國人的汗沒有白流。有人說六十年代中國經(jīng)濟已到“崩潰邊緣”，這當然是部分的事實，但也說得過分了，因為現(xiàn)在算出來多少多少億的國有資產(chǎn)流失，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難道不就是當年的的收獲和積累？在這一點上，農(nóng)民比很多知識分子洞明，所以曾經(jīng)說“毛澤東搞建設，鄧小平搞生活”，并不把改革前的幾十年一筆勾銷。只有毫無歷史感的人，才會以為中國一開始就可以靠外資、靠高薪甚至靠大家的搓麻和泡妞來整治國土。

　　八十年代以來恢復和發(fā)展市場經(jīng)濟，確實是非常明智的改革，現(xiàn)在重提社會公正和社會保護正是為了使市場經(jīng)濟更健康發(fā)展。過于兩極分化，至少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蕭條，所謂內(nèi)需不足，多數(shù)人沒有購買力，老板們也沒法做生意；
二是犯罪（劇增）或革命，如果社會不能盡量使大家都搭上車，如果沒有制度化的二次分配即非市場化的分配，無活路的人就會以暴力變相實行之。這兩條都會使市場經(jīng)濟受挫，富人也活不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階級沖突的良性解決就是階級的共存和互助。

　　中國人均資源很少，歷史上各朝各代只有抑兼并才能防止危機，才能安邦富民，其現(xiàn)代版本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以往或是體制內(nèi)的改革（如貞觀之治），或是體制外的革命（各次農(nóng)民起義），原始小農(nóng)的社會主義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粉紅色的孫中山和紅色的毛澤東。這個傳統(tǒng)并不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中國為定居農(nóng)業(yè)社會，人口轉(zhuǎn)移和國土拓展的空間小，明清以降雖有走西口、闖關(guān)東、下南洋，但人口與資源的矛盾仍然尖銳化，無法像歐洲國家那樣，憑借技術(shù)和財力的強勢，可以向整個美洲和澳洲以及中東、非洲大舉移民，大舉開拓殖民或國際貿(mào)易的獲利空間，并可能“以外養(yǎng)內(nèi)”、“以外安內(nèi)”，培養(yǎng)本土的中產(chǎn)階級并依托這個階級來結(jié)構(gòu)民主秩序。但1949年以后中國受到冷戰(zhàn)的政治圍堵，連下南洋這種小調(diào)整都不可得，反而要增加軍事自衛(wèi)的高額成本。中國怎么可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以英美為藍本”？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放棄新民主主義的設想以及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并且直接引發(fā)后來的城鄉(xiāng)社會主義收造，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糧商的投機導致城鄉(xiāng)糧荒，整個上海和南京差點就沒有飯吃，于是再一次證明“抑兼并”的必要，證明當時私有制市場經(jīng)濟的諸多條件尚不具備，或風險太大成本太高。因此每一種主義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聰明人從書上讀來的，而是具體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的生存策略選擇。至于這種選擇帶來了別的問題，滑入了別的陷阱，那是應該另說的。我們清算革命時代的悲劇和罪惡，甚至可以反思革命手段本身，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無視當年革命的真實原因。答案不對或不全對，不意味著答案所針對的問題從來不存在。當今一些小說家的筆下，看法是似乎特別簡單：是中國革命毀了他們的好日子，革命只剩下血污和殘暴（當然可說部分真實），大概只能讓魯迅先生以及當年的左翼作家都大為驚訝和絕望。

　　印度為宗教之國，多宗教之國，故有獨立運動而沒有社會革命，一直保留貴族制以及由貴族集團控制的多黨民主，這一點使社會的破壞性震蕩較少，殺人少，廟也燒得少，但森嚴等級制極大限制了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重新配置，社會動員力太弱，在很長的時間里哪個想改革，哪個就更可能“民主”地中箭落馬。因此雖有不錯的上流社會，包括大學發(fā)達、新聞自由等等，但農(nóng)村教育、公共衛(wèi)生、水利及農(nóng)田整治成了經(jīng)濟的最大瓶頸，中下層的廣大地域可說是滿目瘡痍，貧困和災荒的“殺人”并不見少。如果沒有宗教鎮(zhèn)痛，恐怕早已崩潰。但中國的有些知識明星既不看中國的過去，也不看印度，不看俄羅斯，只看歐美，讓人覺得糊涂。

　　我相信吉拉斯說過的一句話：沒有完美的社會。若心懷惻隱，行任何主義都當使代價盡量減少，否則便會喪失其公共性和公正性。中國、俄國、印度在這方面國情相近，都有深刻而重大的教訓，應該互相借鑒。頌

　　時綏

　　少功

　　3、學術(shù)的利益背景

　　╳╳：你好

　　回家后又忙起來了吧？這次開會也是我們盡力而為，能否有益于世道也只有天曉得。

　　我不喜歡當少數(shù)派，但并不害怕當少數(shù)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自由化分子”，也是十面埋伏，頻遭攻擊。過了這二十年，我看知識界很多人還是沒有什么出息，只會隨大流，趕浪頭。比如趕一趕批判文革的浪頭，至今還在一個勁地抹鼻涕。其實現(xiàn)在痛斥文革還需要多大的勇敢么？“全面否定”文革不已經(jīng)是黨和政府的決議而且?guī)壮扇�民共識么？這種一心跟黨走的行為如何還要擺出烈士的悲壯？又比如說紛紛爭奪“民間”身份�！懊耖g”當然很好，但黑道很難說是“民間”，那只是另一種專制組織；
黃道也算不上“民間”，那是金錢控制下的另一種體制，另一種權(quán)力。有些人的所謂遠離權(quán)力，其實是向另一種權(quán)力跑步前進，比如開始學會“傍大款”。真正的獨立并不容易。

　　有很多人算計得很清楚，眼下思想“犯上”的風險已經(jīng)大為降低，而這種體制內(nèi)的損失可以用另一種體制內(nèi)的回報來彌補，如國內(nèi)的損失可以用國外的回報來彌補。政府手里只捏著幾個官位幾個職稱，連飯碗都管不過來了，能管住的幾個飯碗里面也無太多油水了，各種資源正在往“民間”轉(zhuǎn)移，因此“民間”不熱起來也就不可能的。有些人編造一些故事，冒充“民運英雄”去找外國基金會要錢，就是看出了這些故事的商業(yè)價值。有些人動不動就把論敵封為“官方”，于是自己可以得到記者的追捧，編輯的青睞，評論家的贊賞，還有西方大量名和利的犒賞，也是看出了這種“民間”身份的商業(yè)價值。故表面的“勇敢”后面，其實是再清楚不過的投資權(quán)衡。有一個老板對我說過：“現(xiàn)在好多人的愛黨和反黨都商業(yè)化了，一點都不嚴肅了，好沒意思了�！�

　　我曾經(jīng)很覺得奇怪，有些人對革命時代一個黨委書記糟蹋婦女怒不可遏，但為何對眼下老板玩妓女卻覺得不必大驚小怪甚至還津津樂道？那么當年他的怒不可遏是何道理？是不是以為只要金錢代替了政治權(quán)力，強奸也就有了“進步”？恰恰是這些冷漠者，也在熱衷于民主化，他們在有了地位、名聲、金錢乃至各色小密以后，當然就只缺一個權(quán)力了。但這正是民主和憲政面臨的新危險。這些冷漠者如果只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權(quán)力等級制，那么他們不過是要把老權(quán)貴取而代之，改朝換代；
或者是要在老權(quán)貴那里分享權(quán)力，合股聯(lián)營。他們的政治情結(jié)與人民真正地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沒有什么關(guān)系。

　　當前的爭論既是學理之爭，也隱藏著背后這樣越來越明顯的利益背景。多數(shù)人的思想分岐當然是源于思想方法、觀察角度、個人經(jīng)驗等等的不一樣，這種分岐最終比較容易溝通或者相互補充。但個別人對有益于社會的事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他們憑鼻子一嗅就知道自己能從什么人那里得到好處，得到資助、喝彩、出國機會以及在BBC、USA的大出風頭。他們像飛蛾趨光一樣有天生的“趨金性”。所以我常常感嘆，這后一個問題比較難解決，因為它不是一個什么理論問題。

　　再聊。

　　少功

　　4、好戰(zhàn)者讓人厭惡

　　╳╳：你好

　　文章拜讀，覺得不錯。民族主義容易走火入魔。其實中國過去丟了高麗，安南，后來又丟了外蒙古等等，雖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但也未見什么天崩地塌，而且現(xiàn)在誰都心平氣和地想得通，如此便可知國家主權(quán)很神圣，卻也未見得絕對神圣。國家或民族之間煩事也多，并無太多良策，能談愛就住在一起，煩了就打離婚，沒有什么了不起。硬要為神圣婚權(quán)或國權(quán)血刃相見，或者導彈打來打去全都不活了，只能是糊涂和居心可疑。聯(lián)合國一下就增加了好幾十個國家，讓我們的地理知識幾乎廢了一半，都是鬧“婚變”給鬧的，也只能由他們?nèi)グ伞?/p>

　　至于西方強國想分解對手和制約對手，那是另外一回事。雖說是自然而正常，卻未見其仁，Y的文章為美國出兵科索沃叫好，缺點是把美國說成是道德義軍和雷鋒群體，這起碼還需對其進行薩特或加繆式的現(xiàn)代主義教育。

　　中國當然也要立國，在這個不可避免的民族國家體制時代，當然也可學美國搞點正常而自然的自利行為，但得有個度，比如反戰(zhàn)就是一個度。鼓吹戰(zhàn)爭總是讓人惡心，因為這些鼓吹者沒有一個準備自己上戰(zhàn)場的，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痛的丑惡之處。據(jù)我看，自古來凡平穩(wěn)時期，多是武官好戰(zhàn)而文人反戰(zhàn)，這是因為武官要多拿軍費花花；
凡戰(zhàn)事臨頭則多是文官好戰(zhàn)而武官反戰(zhàn)，這是因為文官都站在安全地帶。我沒有去打仗的愿望，所以除非人家打上門來，我反對用戰(zhàn)爭手段去實現(xiàn)合理或不夠合理、明智或不夠明智的各種國家利益。幾個大學生容易情緒沖動，—愛起國來就容易“血血血”、“死死死”地慷慨悲歌，當然難能可貴；
可真要他們操刀上陣，恐怕其中很多人又要責怪國家不珍惜人才了，又要責怪國家剝奪他們的談愛權(quán)和深造權(quán)了。這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年連蔣介石都看破了這一點，只能搖頭嘆息。

　　世界眼看就要分裂成五百多個國家（專家估計數(shù)），那么多邊界和海關(guān)和總統(tǒng)并非人類的聰明所在�？崎L本就多了，還加那么多總統(tǒng)！這當然不是什么美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奈何？

　　頌

　　時安

　　韓

　　5、騙子的盈利空間

　　╳╳：

　　“請教”太嚇人了，聊天便是。文章文理俱佳，有何不好？為避“事后諸葛亮”的嫌疑，可附一則說明，說明寫作時間以及自己眼下文章出手的想法。

　　各種精神騙局可被政客利用，但確實不完全是什么政治現(xiàn)象，而是永恒的人性痼疾。哪個政治派別里都有精神騙子，哪個時代也免不了邪教和準邪教，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不是“政治”一講就靈，一講就百弊皆除的。說這種騙局是“唯心論”也不在點子上，因為正常宗教也不是什么“唯物論”，卻也做些好事，起碼對社會沒有什么危害，起碼能受到政策和法律的保護。美國大概是科學最為發(fā)達的，但幾天前我對何清漣說，美國總統(tǒng)就職要手按《圣經(jīng)》宣誓（按：當是手按《憲法》宣誓就職），科學家信宗教的更是比比皆是，可見科學與宗教的所謂“唯心論”（暫時就這么說吧）并不是非此即彼。要真正說清說透這種騙局是怎么回事，一些簡單化的宣傳不但無用，而且后患無窮。

　　中國有玄學傳統(tǒng)，少實證功夫，通才多，專才少，動則天上地下搞大系統(tǒng)。這樣一來，中國可能出圣人，但最可能同時多產(chǎn)騙子。這大概是騙子們的文化淵源。而且中國除西藏一塊，一直缺少真正成熟的宗教，特別是漢區(qū)的宗教只有灶王爺和送子娘娘一類福利官員，很多宗教活動就是賄賂這些官員以求安求福，如同在世俗社會里收買科長或局長。信徒們大多沒有對“天命”和“天訓”的敬畏，只有對利益的算計和保全。在這個情況下，道德不像有些西方國家由教堂來管理，而只好政治化或美學化，價值空白由政委、書記或文化人來填補。這種傳統(tǒng)也許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而已。只是一旦政治出現(xiàn)了“三信危機”式的內(nèi)分泌失調(diào)，很多執(zhí)政官員都唯利是圖了，文藝圈也差不多變成娛樂圈了，大眾的道德信仰就勢必茫然無依，于是“真善忍”就成了精神騙子們廣闊的盈利空間。這大概是騙子得手的社會條件之一。

　　西方當然也有騙子，但西方多少還有宗教頂著，施政者的道德壓力有所分解，政治只是政治，總統(tǒng)泡了一個萊溫斯基照樣可以當總統(tǒng)。這不似全能政府下的一治皆治和一亂皆亂，道德信仰危機總是要施壓于政治，而且也通常只能用政治手段來解決�，F(xiàn)在大家都說全能政府不好，就是要分散管理的風險和壓力，但不知道精神這一塊將來如何處置。蔡元培早就說過最好用“美育代替宗教”，可將近一個世紀以后的現(xiàn)實卻是有人在用“氣功代替宗教”，這只能讓蔡老先生瞠目。

　　如你所說，大話一旦超出人們知識實證范圍，就無法駁斥，也就不怕沒人去相信。要玩就玩大的。這是當下的騙局特點。牟其中不也是在玩經(jīng)濟大氣功么？還有些人不正是在玩政治大氣功、學術(shù)大氣功、藝術(shù)大氣功么？喜看氣功千重浪，遍地大師下夕煙。中國似乎是塊特別肥的騙子高產(chǎn)田，那次我去看了一次元極功的演示，想真心學一點氣功，但活活地看了一場文化大革命。人們不容你不承認皇帝沒穿新衣。明明背上臺的瘸子都是一個個再背下臺的，但全場信徒就是要歡呼氣功治好了瘸子的奇跡，讓你覺得太陽真是要從西邊出來了。從眾心理，知識奇缺，再加上有些人急功近利（謀延壽消災之捷徑），以及沽名釣譽（我跟你們常人玩的不是一路），都使各種新“文革”勢不可擋。

　　其實他們大多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只是錯把騙局當作了自救自強的廉價快車票。這樣的弱者越多，這樣的快車票也就越多。所以掃除騙局還得有整個社會的改良，那是另外的話題了。

　　頌

　　撰祺

　　老韓

　　6、多元的沒心肝

　　╳╳：你好

　　收到兩封一樣的信，但題目不一樣，不知是什么鬼鬧的，反正能收到就行。

　　說起美術(shù)，我和你的感覺一樣，原來一直訂《中國美術(shù)報》，后來沒訂了。見到一些畫家，覺淺陋和庸俗，只是拿嚇人而輕薄的前衛(wèi)作派來包裝而已。什么裝置藝術(shù)，行動藝術(shù)，有些人驚世駭俗還有些來由，但大多數(shù)是毫無感覺者的虛張聲勢，與這兩年臭了街的一些電視臺春節(jié)晚會沒有什么兩樣。

　　最近看意大利安東尼奧尼當年一個獲獎電影《云上的日子》，才知中國一些先鋒導演的作品原有所本，把幾對男女一些破碎的瑣事拼結(jié)起來，示之為深刻，這其實是傻子都能干的活。就算是打碎好萊塢的情節(jié)霸權(quán)，也得放點血才對么。破碎取代周密，一定是破碎更能表現(xiàn)人的情感和靈魂才有道理。怪誕代替尋常，一定是怪誕更能表現(xiàn)人的情感和靈魂才有道理。

　　有些人現(xiàn)在是戲不夠，人權(quán)湊。中國的人權(quán)當然問題還很多，但對于藝術(shù)家來說，有好作品的人權(quán)是真人權(quán)，沒有好作品卻硬要給作品加人權(quán)的外銷包裝，便居心可疑。文學損失政治補，這種戲一輪輪見得多了。

　　八十年代藝術(shù)始有主義之爭，九十年代的藝術(shù)在很多人那里不是為人民服務，只是為人民幣服務了，于是在很多人那里，各種主義只是各種作派，沒心肝是一樣的。這就多元的沒心肝代替了一元的沒心肝。故說藝術(shù)有“進步”有“發(fā)展”，大謬。

　　再聊。頌

　　安適

　　少功

　　7、要科學不要科學主義

　　╳╳：

　　再寫幾句。“后現(xiàn)代”中的一些人解構(gòu)理性與科學，是一種輕狂和野蠻，是為他們半文盲狀態(tài)作時髦的辯解。我同意你對他們的看法。

　　但當然事情還有另一面，科學本身并非萬能，它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種控制甚至是壓制的力量。在這一點上，�？拢ㄋ�常被認為是“后現(xiàn)代”的思想來源之一）的提醒也許值得重視。這“后現(xiàn)代”不是那“后現(xiàn)代”。

　　問題：一，科學永遠是必要的，重要的，但科學主義表現(xiàn)為濫用科學，比如將進化論加之于社會，將機械論加之于歷史，將政治或經(jīng)濟學加之于文學藝術(shù)等，常常是有害的。在這一點上，哈耶克也批判科學主義，將其視為極權(quán)主義的哲學基礎。

　　二，科學不光是人對自然的認識，本身也是一種社會關(guān)系，甚至是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某些科學超常發(fā)達，如對歷史上某些強勢集團有利的地理學、精神病學、軍事科學、當前有關(guān)金融與電子的科學等；
而有些科學反常的萎縮，如解除窮人疾苦的職業(yè)病治療，貧瘠地區(qū)的水土整治，就可能得不到應有的科研投入而長期缺“學”少“術(shù)”。甚至有些知識被列為“反科學”：在革命時代妨礙革命升溫的人性研究，在市場時代無助于市場擴張的“人文精神”，不都被打入“不科學”之列？這都顯示出科學并不那么價值中立。

　　產(chǎn)值利潤率曾被認為是經(jīng)濟“科學”的鐵律，但如果換一種觀念，在計算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效率時，把生態(tài)成本和社會成本（包括世界大戰(zhàn)、文革、生態(tài)危機等）都打進去算，那么不僅往日的社會主義效率不高，資本主義也牛皮不起來。這種新的成本概念將導向一種新的經(jīng)濟“科學”。與舊的經(jīng)濟“科學”相比，哪一種誰更“科學”？在這一過程中，是“科學”變了，還是制造出“科學”的社會關(guān)系和文化環(huán)境變了？

　　我們不可能須臾離開科學，只是這種科學是一種不斷演變的解釋體系，是人與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復雜互動的產(chǎn)物，從來沒有絕對真實或絕對客觀可言。換一句話說，“科學”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解釋，但為什么能這樣解釋？為什么要這樣解釋？這樣解釋對誰有利？……卻受到“人”這一變數(shù)的制約。我以為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這種變數(shù)的作用更為明顯和更為緊要。

　　中國人最缺科學，又最迷信科學，這本身就不“科學”，就不是五四“德先生”的應有之義。這種陰陽兩虛的病最不好治。這使我們說話都難，一說就可能被人誤解。

　　再聽你們的。

　　少功

　　8、文化這個大魔方

　　╳╳：你好

　　來信是大題目，平時不敢妄言，私下里也許可不避冒昧地說說。

　　我當然也不贊成把文化差異性絕對化。把文化劃分為中西，正如劃分為秦楚等，只是描述文化的角度之一。國以下還有省、縣、鄉(xiāng)、村、家乃至個人，而共時性之外還有歷時性的切割角度。故中西文化的不同點之外還有共同點，這源于中西人種都有一個頭、兩只眼、兩條腿等等……文化還能“不同”到哪里去？難道中國人吃飯，美國人就吃泥嗎？中國人討老婆，法國人都克隆嗎？文化差異等等問題，只能在極有限的范圍里來談，才是有意義的。

　　文化的共同點，當然會構(gòu)成共同的價值標準，故屈原不光承擔楚文化價值，也承擔著楚文化以外各種文化的共同價值，于是才有人類“共鳴”說云云。后人和外人敬仰之，不一定是要對楚文化發(fā)燒，更不是也要淚流滿面地效忠楚王。而一切丑類，不管他們是希特勒還是汪精衛(wèi)，不管他們的文化有多么的不同，都在人類文明的共同尺度之下顯示出彼此相似的黑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文化的叛徒，問題并不在于他們所叛賣的文化有多么可惜，而在于他們違犯了人類共同的價值標準，比如他們的勢利等等。所謂文化霸權(quán)，問題也并不在于他們的文化應不應該霸起來，也是在于他們違犯了人類的共同價值標準，比如表現(xiàn)于他們的驕橫和無知等等。這就像一個殺的是中國人還是殺了德國人，這并不是問題的要緊之處，問題是殺人應不應該被接受。

　　所謂“文化沖突”說，常常是表面上的熱鬧，更深的層次，是人們要利用這種熱鬧干什么？生活中，國粹派常常在眼紅著轎車和美元，而西化派則常常在弱者那里三宮六院。再說嫖娼是哪一國的文化？貪污和暴力是哪一國或哪一個時代的文化？……人都活在文化雜交狀態(tài)里，沒有什么從一不二的純粹，也就很難有什么文化的代表權(quán)。故“文化版圖”以及列陣相攻式的“文化沖突”，也只是在非常特定的范圍里才有效的。

　　每一種文化從來就不“純”，歐洲文化中的基督教就是從歐洲之外來的，其數(shù)學最初是從阿拉伯世界來的。這與中國文化夾“番”帶“洋”的情況相仿。各種文化從來都是大魔方，都互為資源，互為條件。資源多樣性好不好呢？當然好。會不會有些資源會要喪失呢？那也是一定的。這就像世界上總會有人要死的。有人說：讓中國文化死了算了。這當然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如你說的秦國滅了不就滅了么。很多東西失傳了又怎么樣？我們一般來說并不贊成對民族文化的守成態(tài)度，不想號召大家都當博物館長。問題是，文化沒有憑空的創(chuàng)造，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總是需要利用一切有益的資源，為何獨獨要排斥中國這一份資源？一個人對身邊的資源沒有興趣，那么他對遙遠地域的文化興致勃勃就那么真實？一個比較奇怪的現(xiàn)象是：凡是對西語、西學不大通的人，甚至是也沒有去過西方的人，才較為容易說這種文化大換血的大話。有一個最為主張全盤西化的青年朋友，到荷蘭呆了兩個月，后來碰到我，大為失望地說：歐洲怎么這么不現(xiàn)代化呢？在我看來，這位青年的西方觀才是最為“中國”的，只是他對自己無形的小辮子不自覺罷了。

　　再頌

　　順適

　　老韓

　　9、“獸性”浮現(xiàn)的條件　

　　╳╳：你好　

　　你說獸性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浮出水面，這雖然是普遍主義的老說辭，卻還是簡明易懂的方便。一個以公利為目標的社會，獸性常常會表現(xiàn)為理想的虛偽和專制；
一個以私利為目標的社會，獸性則常常會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的貪婪和冷漠。形式不一，但實質(zhì)無二。也許獸性就是人性的一部分，獸性不絕，故天國遙遙�！�

　　獸性得以“浮現(xiàn)”，當然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條件。這是需要具體分說。天主教是公利組織，初始之時善面可親，一旦執(zhí)掌政權(quán)則生大惡，出現(xiàn)十字軍、宗教法庭等等暴行，待政教分離之后，又成了今天民間互助互慰團體。故權(quán)力體制最為值得警惕，一旦缺少民主制約，權(quán)力便常常會誘發(fā)和擴張獸性。不贅。祝　

　　安好　

　　少功　

　　10、“反專制”的一詞多義　

　　╳╳：你好　

　　上次出訪，見了新加坡的富和印度的窮，于是有自由主義的朋友便面對印度自我感覺良好，堅決認為寧要專制而不要印度的民主。這真是個諷刺，資本主義可以隨時向?qū)Ｖ浦戮础Ｆ鋵嵾@是十分普遍的事實：有些老板仇恨中國的“專制”，可他們揣著外國護照就是不去那些不“專制”的國家做買賣。有些外商也在指責中國“專制”，但西方資本家向“民主”的俄羅斯和“民主”的印度投了多少資？向“專制”的中國又投了多少資？對這些現(xiàn)象，不用多想也能知道其中奧妙的�！�

　　自由主義以“反專制”為立身之本，這當然沒有錯，其人權(quán)與憲政思想為文明重要遺產(chǎn)。在中國當下語境里談“反專制”，對專制的新形態(tài)和新特點卻不應佯裝不知。眼下很多局長不容易見到市長，倒是有些老板可以分分鐘見到市長。往好里說，這是官員重視經(jīng)濟招商引資；
往壞里說，腐敗就在這種現(xiàn)象后面形成。中國眼下的專制以“傍大款”、特別是勾結(jié)跨國資本為主要特征�！�

　　“反專制”似乎至少還有下面幾個問題：　

　　一，“反專制”不意味著以“市場”反“國家”，因為成熟的市場不是以虛弱的國家而是以強健的國家為條件。沒有合理的國家調(diào)控和國家監(jiān)管，市場只可能混亂和崩潰。強制銀行實行存款實名制，強制各地撤銷地方壁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強制各地遏制泡沫經(jīng)濟和過分投機，包括香港政府入市擊退“炒家”等等，這些都是國家保護和促進市場的例證�？上Ш芏嘧杂芍髁x者總是籠統(tǒng)地把“國家”當作“專制”來反對，過分渲染“國家”和“市場”的二元對立，他們要求什么樣的“市場”豈不耐人尋味？　

　　二，“反專制”以擴大民主參與和提高政府效能為目的，因此必須以社會大體上的共富為基礎，必須防止貧富過分地兩極分化。民主是要成本的，支付不了這種成本的貧困化階層毫無民主可言，這不是什么深奧的道理。因此關(guān)注失業(yè)問題，關(guān)注西部開發(fā)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都是對民主的促進，而不是壞了“反專制”的好事。相形之下，有些人士把嚴重的貧困化現(xiàn)象以“進步必要代價”一筆勾銷，對民主的向往中越來越多等級制氣味，他們要求什么樣的“民主”同樣耐人尋味�！�

　　三，中國是一個大國，改制分權(quán)從來有更大的成本和風險，本世紀前期的軍閥割據(jù)，還有歷史上的南北朝、五代十國都是中央集權(quán)削弱之后幾次大亂，應為今日的政治體制改革所防范。體制散化的大亂，不僅會葬送市場經(jīng)濟，而且往往會以小專制代替大專制，徒�！懊裰鳌钡膰W眾招牌。因此任何自由民主的呼吁和宣言，都須落實為具體可行的方案，使改革既能保障各社會階層和集團的民主參與，又能防分裂，防內(nèi)亂，避免歷史覆轍。但愿自由主義的朋友們不會把這事又當作無足掛齒的“保守”。　

　　再談　

　　老韓　

　　11、發(fā)展主義的共同邏輯　

　　╳╳：你好　

　　沒有收到你的第一個郵件，大概也是談A的文章吧。A文有他的傾向性，這恐怕也很正常，正如蕭功秦、任劍濤、何清漣等文章一樣，并不能由編輯代庖。但蘇聯(lián)東歐改革不是沒有教訓的，在沒有更好的文章詳細介紹之前，由他談自己的親歷和感受，也是有好處的，至少可有拋磚之效。我看他的文章前面部分，也生出一些懷疑，但看到后來，他對前東歐也是有批評的，對當時反民主的表現(xiàn)也是否定的，便覺得他還不失大體。至于有些看法與所謂官方接軌，這不是文章的罪過。自由主義者主張全盤否定文革，熱情歌頌市場化道路和全球化方向，甚至達賴先生也堅決反臺獨，這些不都是所謂官方口徑或者接近所謂官方口徑么？我看那也不是什么罪過，不必在乎人家怎么說�！�

　　A文所提出的問題有意思，只是沒有談得更深入，比如沒有進一步分析“比富�！边@后面的進步主義和發(fā)展主義邏輯，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家共享，這個大前提很值得清算。站在這個大前提下，當然匈牙利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確實是有成績的，中國也可以在印度面前牛皮一把，何以印度不危而中國危？同樣是站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匈牙利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又是很沒面子的，匈牙利雖然小康，曾讓八十年代的中國羨慕至極，但在美國的發(fā)達面前仍是民怨沸騰。這是經(jīng)濟問題的兩個方面，是兩個角度的不同比較，都有一定的真實性。若把大前提說清楚了，“自相矛盾”就不矛盾了。至于說匈牙利當時外債太多，因此是泡沫經(jīng)濟，不能說是經(jīng)濟成果，那倒不足為據(jù)，因為如此追究的話，很大程度上靠殖民而發(fā)家的西方經(jīng)濟是否也屬泡沫？西方的經(jīng)濟優(yōu)勢是否也屬虛構(gòu)？要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

　　對社會主義的反思有兩個層面，一是發(fā)展模式方面：在這一方面，當前有些批評已經(jīng)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了，妖魔化了，即過于低估了社會主義的成果，包括過于低估這種成果對資本主義形成的改革壓力，即對資本主義的間接促進。同時這種批評也抹煞了社會主義的遺產(chǎn)，包括社會保護、國家計劃調(diào)控、社會精神動員等等，對于今天大量后發(fā)展國家的意義。這是某些右派的問題。另一個層面是對發(fā)展理念本身的反思方面：在這一方面，批評還很不夠，還很少有人清算社會主義是曾經(jīng)怎樣承襲了其對手的發(fā)展主義和進步主義邏輯，社會主義出現(xiàn)過的弊端，如侵害政治人權(quán)及私產(chǎn)權(quán)、剝奪農(nóng)民、官僚體制等等，正是這種邏輯下得到合法化的辯護，所謂進步有代價，強國必須犧牲個人，這些在發(fā)展至上的方向下都順理成章。這是某些左派的問題。因為很多左派在批評右派的時候，其實站在右派的邏輯上，比如還是“比發(fā)展”，A文一開始就給人這個印象。只不過是換一個角度，正如有些學者專拿中國和印度來比而已。盡管這種比較并非欺誑，但中國比印度有較高的GDP，就證明文革或大躍進是功勛而不是錯誤么？　

　　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多強國，所以常惡于外，多以侵害弱小民族為發(fā)展的“代價”；
社會主義曾經(jīng)多弱國，所以常常惡于內(nèi)，多以侵害弱小階級為“代價”。孟子曰：殺人以梃以刃有異乎？無異也。殺人以社會主義或以資本主義有異乎？同樣無異也。這是我們必須警惕任何主義下的“代價”論的理由。改革和發(fā)展當然是有代價的，但代價有度，也不能光由弱勢階層去承受。今天，有人說失業(yè)是代價，腐敗是代價，環(huán)境惡化是代價，“三陪”是代價，勞工待遇惡劣也是代價……似乎這些都不值一談，“代價論”又很時髦了。以這種思潮來否定社會主義，其實是復活了社會主義實踐中最糟糕的東西，是在另一種政治尺度上復活了林彪的說辭：“文化革命成就最大最大，代價最小最小。”　

　　回到正題，我以為A文觸及到這些問題，對糾正第一個層面的謬誤有意義，但在第二個層面上，作者似乎還沒有理得很清楚，于是會給人“自相矛盾”的印象。怎么辦？你能不能就此寫一篇文章以作回應？寫不長，寫成簡短的“讀者來書”也可�！�

　　順頌　

　　編安　

　　少功　

　　12、多重意義被單向理解　

　　╳╳：　

　　文章讀了，覺得這篇文章很及時也很有份量，對這些年的思想梳理準確而透辟，尤其對市場化在中國發(fā)展的過程及其思想反應描述得有說服力，給人印象深刻，對回頭認識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國，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推動�！�

　　如還想再打磨一下，我的印象式零亂隨想便隨手寫來，僅供參考：　

　　“89風波”的國際條件不可完全不提。蘇聯(lián)戈氏“新思維”當時已有影響，亞洲韓國、臺灣、菲律賓的民主化運動更激發(fā)國人想象，尤其是菲和平政變幾成中國全民上街的成功示范，阿基諾夫人幾成民主女神。這一切都被西方賦予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釋，使中國改革的參與者一開始就難有理論的自覺。如八九年北京市民要“穩(wěn)定物價”，上海學生要“還我海南（洋浦）”，這其實都是逆市場化的典型口號，居然后來在很多文本中被描述為對“市場化”的呼喚，對“私有化”的呼喚，后人更莫知其詳，莫知其真。這種扭曲當然是為了服從意識形態(tài)新神話的塑造�！�

　　八十年代初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相對成功，其實也是多重意義被單向理解�！熬�分地權(quán)”雖然是對國家集權(quán)主義的放棄，卻是中國上千年傳統(tǒng)“小農(nóng)社會主義”的恢復，是孫中山、毛澤東都想過或者干過的事情，不是什么“私有化”的改革�；謴秃桶l(fā)育市場當然也是當時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但“抑兼并”的市場和“倡兼并”的市場大不一樣，后來居然被人混為一談。直到今天，中國農(nóng)村仍以土地所有權(quán)不可買賣的政策承擔了社會保障，避免農(nóng)民在兼并之下淪為赤貧流民。中國除少數(shù)城郊和沿路地域以外，大多農(nóng)民也還是自足或半自足的自然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市場發(fā)生聯(lián)系的剩余產(chǎn)品十分有限，作為“市場經(jīng)濟”都還很不夠格，更遑論“資本主義”。總之，當時“包”字引進城，后來被單向性理解和宣傳為“市場化”和“私有化”引進城，這是八十年代很大的一個意識形態(tài)誤導�！�

　　另外，據(jù)我所知，九十年代初期的“后現(xiàn)代批評”內(nèi)部并不統(tǒng)一，解構(gòu)現(xiàn)代性大敘事并由此反思當代資本主義的，是一部分人；
而專門解構(gòu)革命大敘事進而崇尚資本主義體制的，是另一部分人，似乎應予以區(qū)別。所謂提倡“人文精神”者內(nèi)部也是不統(tǒng)一的，有一部分當時對市場化持樂觀主義態(tài)度，另一部分則對消費主義、技術(shù)主義、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及其美國式的全球化表示懷疑和拒斥，同樣是名同而實異。作出這些區(qū)別并非要搞什么排名劃線，而是剖示這些內(nèi)部分歧有利于總結(jié)九十年代的思想史及中國重要的特點之一：在西方理論學術(shù)單向輸入之下，不同思潮常常是對某個西學概念（如后現(xiàn)代或人文精神）的不同解讀，對現(xiàn)實的把握總是長期處于“無名化”和“西名化”狀況。這是一個難以避免的過程。西方有些人對這種發(fā)展中國家的思想情況并不太理解，因此常常從一些表面概念來說長論短，容易把中國的思想狀況簡單化�！�

　　最后，民族主義討論的復雜性還可進一步勾勒。有些人以自由主義反對民族主義，而有些人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以強國自由主義反對洋奴自由主義，比如他們公開宣稱“對美國的體制極為欣賞”但又堅決反對美國霸權(quán)，實際上是“你霸權(quán)我也就要搞霸權(quán)”的邏輯，這更接近中國較為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所以我以為，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常�；�為表里，兩種思潮實為一家。這一點不大為人注意。這是我的印象。　

　　似乎還想到過什么，一時記不起來了。想起來再說吧�！�

　　祝好　

　　少功　

　　13、個人主義是否珍視所有個人？　

　　╳╳：你好　

　　大肅反、文化革命、波爾布特之所以險惡，是以國家或階級強大為理由，視犧牲眾多個人為必要“代價”。自由社會如要少一些險惡，就不可接過對手的邏輯，視嚴重的失業(yè)、失學、失身乃至屠殺落后“土著”等等均為愚劣的活該。那不是普適的個人主義，而只是犧牲眾多“個人”的主義，即少數(shù)人的個人主義，離波爾布特的殘酷并不太遠。區(qū)別僅僅在于，左派罪惡有道德包裝，不如右派罪惡來得直露坦白。但揭破這種包裝并不等于要肯定包裝下的真貨，不能說假公濟私的權(quán)勢者是打著錯誤的旗號干了一件正確的事情。這是需要提防的一個荒唐陷阱�！�

　　在另一方面，右派也有道德包裝，比如把僅僅有利于少數(shù)人的個人主義，說成是多數(shù)人乃至全民的個人主義。H先生在指責革命時激動地說：每一個人都是很寶貴的。這很對。問題是為何很多個人被資本擴張進程拋進饑寒、屈辱、疾病、絕望乃至傷亡之時，這些個人就不寶貴了？就變成了“落后了就該挨打”的垃圾？就被H先生們視而不見了呢？這是什么樣的“個人主義”？很顯然，如果提倡這種的冷血邏輯，就會為斯大林主義提供隱形辯護，就可能抹去中國兩彈一星后面的冤獄和貧困。因為你玩得“代價”，我也就玩得“代價”。資本擴張犧牲部分個人如果是合理的，那么革命斗爭犧牲部分個人也就無可指責了。很多自由主義者就是在這一點上成了斯大林主義最好的革命接班人�！�

　　有一位教授在我面前大罵共產(chǎn)黨。我問他：你說共產(chǎn)黨最大的毛病在哪里？他想了想說：共產(chǎn)黨自私。我接著問：你們自由主義不就是提倡自私嗎？這一問真把他給問著了，問得他半天沒再說話。這就是中國有些自由主義者的邪乎之處，邏輯混亂之處。其實，“公正”、“平等”不光是社會主義的口號，也是自由主義的應有之義，不知為何在當前的有些中國知識者那里竟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惡。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公正”、“平等”因妨礙自私而十分可惡，那么集權(quán)和專制實現(xiàn)著治者們的自私又何罪乎？我們清算革命時代的罪錯不是因為那些罪錯有違“公正”、“平等”，難道是因為那些罪錯太“公正”和太“平等”么？　

　　之所以說到這點，就是覺得理論只要一虛浮囂張，就會過頭，而過頭的左和右其實殊途同歸，自己不覺而已。道不遠人，以常理常心待之，各種“代價”雖確有不可免的理由，但須有人道的限度。有時不禁想起曾國藩都說過的話：帶兵不可輕易殺人，萬不得以要殺人之時，也須有悲憫之心，不可殺得洋洋得意�！�

　　讀眼下一些紅色或白色的洋洋得意之論，我常懷疑自己是否待人太苛，總提醒自己多容納其它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但容納畢竟是容納，容納無法等同喜好和崇尚。再談。頌　

　　夏安　

　　老韓　

　　14、疑“人性即私、人性即惡”　

　　╳╳：你好　

　　Y文以為“人性”不可違，人性從來不認“平等”，因此談“社會公正”純屬過時的矯情和作態(tài)。這倒使我覺得這些朋友是十分紙上談兵的迂腐。以我的個人生活經(jīng)驗，身邊那些貪贓營私、賣身投靠、仗勢欺人、弄虛作假者并非人性標兵，這些性惡不公者恰恰是有違人性。難道Y先生以為中國人都小人化了就回歸人性了？改革就成功而大家就幸福了？這里不用學術(shù)，單憑直覺就是可以得出結(jié)論的�！�

　　人性并非惡，即使最粗糙最籠統(tǒng)地說，恐怕只是半善半惡。所謂人性即惡，人性即私，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很久以來、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某種文化建構(gòu)的結(jié)果，并非什么出于本能的常識。我家的狗在利己之外都有利它的本能，見我睡著了就決不叫喚，它都直覺到利它也是利己的必要條件，維護主人是它能得到肉骨頭的條件。在這條狗的本能的層面，都有私欲與公欲的低水平平衡。古今中外的社會道德理論其實很世俗也很簡單，極端地說，不過是我家這條三毛的為狗之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至于道德被神圣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強調(diào)社會公正并不是要求所有人在所有時候都舍己為公。在一般條件下，“公”只是“私”的理性放大和理性延伸，“公”是對大多數(shù)人之“私”的必要保護和有效實現(xiàn)。這難道是這些朋友百思不解的什么難題？人皆難免私心，以前的革命道德家們把社會改造建立在人性無私的基石上，當然會大栽跟頭。但若說人性無公，世界上只有“叢林原則”，于是剝削有理壓迫也有理，那同樣會大栽跟頭，包括強勝者的“私”也是保不住的。事實上，常人都有非私非惡的本性，亦即人們常說的“人性”，只有Y先生這樣的人為意識形態(tài)所障，才偏偏看不到這一點。人們性交都要講個雙方愉悅，都不能一心利己的。居家過日子也是全家安樂自己才可高興，更是不能一心利己的。社會多數(shù)人都赤貧了，你以為幾個富人就有好日子過？光是市面蕭條和犯罪劇增這兩條就會讓大款們喊天。在這里，“社會公正”首先是弱敗者的要求但最終也是強勝者的利益所在�！�

　　海德格爾講“存在就是共在”，哈耶克反對“原子個人主義”，他們的中國崇拜者們似乎從來讀不懂這些話。他們總是惡視“社會公正”，將其當作絕對平均主義或者道德圣賢運動，這是一種妖化策略，以便把大眾嚇退。其實Y先生這種人是最不應跟著起哄的，正如Z也總是在辦公室盛贊資本主義，我聽了只是笑。如果真聽從他的教導，我就先得把他給開了，請他這位中學生回家去拿救濟金度日。人們難免常是這樣：好事總往自己身上想，其實尚惡尚私也得要有點本錢吧，輪到希特勒或者比爾蓋茨來尚還差不多，哪輪得上Y先生或Z先生呢？一笑�！�

　　頌　

　　時綏　

　　少功　

　　15、關(guān)于“懺悔”　

　　╳╳：你好　

　　文章寫得不錯，《天涯》也可以發(fā)表。有一天開會時我說，要說主義，第一條就是要反對簡單化主義。你這篇的優(yōu)點就是打破“懺悔”問題上的簡單化，一層層剖開來說，破除無知妄言�！�

　　志揚說道德與政治應分開，應該是對的，雖然我不知他的具體所指�？档路Q道德是自我律令，只對動機負責，而法律才追究行為及其后果（大義如此）。如果接受他這一分析，那么做壞事的和沒做壞事的、甚至一天到晚做“好事”的人都可能應該有道德懺悔，因為他們都可能出于惡心，比如天天掛著紅綬帶掃大街者，天天要求他人對文革錯失懺悔者，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為了沽名釣譽，恰恰是最需要懺悔的人。反過來說，做過一些壞事的，并不一定都有懺悔義務，如醫(yī)療失誤，戰(zhàn)場拼殺，兩害相權(quán)時取輕避重等等，事后可以有技術(shù)的檢討，可以有對受害者的同情甚至道歉，卻不需要懺悔－－盡管這些行為及其后果孤立起來看時完全無異于行兇作惡，正如外科醫(yī)生很像一個劊子手。X與Y的指責只適用于那些既有惡心又有惡行及惡果的部分事例，而這遠不是生活的全部。　

　　以上是從道德層面來談。至于政治方面，政治思想與政治暴力是有區(qū)別的，政治暴力和政治罪錯也是有區(qū)別的。政治思想應該自由，鼓吹政治暴力（革命、政變、鎮(zhèn)亂、階級斗爭、跨國干涉和占領等等）的主義很難說應該統(tǒng)統(tǒng)禁絕，連法西斯主義也應該在一定范圍內(nèi)有思想和言論空間，這是因為思想不可能有無菌保險箱，思想只有在比較和沖突中才能得到正常發(fā)育。而思想自由并不意味著行為自由。一種思想變成一種行為，甚至變成一種有害的行為，有賴各種復雜的條件，并沒有因果上的必然。這便是一般基督徒不必對十字軍戰(zhàn)禍負責的理由，是�？藸柕膬�(yōu)生說不必對希特勒虐猶運動負責的理由。但一切政治和社會的正常沖突應以人道為限度，即不能在自衛(wèi)目的之外對敵人給予人身傷害和基本生活條件及人格尊嚴的剝奪。我現(xiàn)在只能下這樣一個定義，還想不出更好的說法。你在文中說到的國家暴行，就是因為超出了這一限度而構(gòu)成罪惡；
而中國在革命時代一般的政治批判，保留工資的下放勞動，給出路的“公私合營”等等，可以檢討其中是否有錯誤，但這些至少不構(gòu)成罪惡，這與希特勒的奧斯維新是大有區(qū)別的。同樣的道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歷史實踐中都有過血流成河的紀錄，但犯罪的具體責任不能簡單化地算在這些主義的一切奉行者和思想家的頭上。政治思想、政治暴力、政治罪錯這三者在有的情況下很難區(qū)分，但還是有必要盡可能區(qū)分。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這樣，把政治和道德懺悔強扭在一起來談至少就有以下幾種復雜的情況：一，應該懺悔的政治罪錯；
二，不必懺悔的政治罪錯；
三，應該懺悔的政治無罪錯；
四，不必懺悔的政治無罪錯。其實復雜的情況還可能更多。上述第二點也許較難被人們理解，但你在文章中已有提及并有高見。我以為這種情況特別多見于以暴還暴、以眼還眼的沖突中，特別多見于從正義動機出發(fā)到災難后果的復雜行為過程中。正如你文中所說，當年有一些群眾造反是借“文革”的名義懲罰黨內(nèi)的腐敗或官僚主義，雖然有行為不當或認識錯誤，但情有可原，并不承擔“懺悔”的義務。恰恰相反，在這種沖突中的一些受沖擊者，事后總結(jié)了歷史的教訓，在恢復權(quán)力后并不實行政治報復，并不要求沖擊過他們的人一一悔罪，這才是真正道德的行為。歷史上這種復雜的情況更多，而那種善惡分明的“義”戰(zhàn)其實并不太多。這是一些道德家們在書本里進行學術(shù)推算之外的真實，至少是一部分真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應討論政治的對與錯，而不是道德的善與惡。強說道德無異于拿眼藥水來治痔瘡�！�

　　說這些，當然不意味著道德多余，不意味著文革災難不需要人們用懺悔的方式來回顧和總結(jié)。然而正如《禮記》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睆娗笏�人懺悔的高調(diào)訓導不僅效果很差，而且其動機難免讓人生疑。　

　　隨便雜談，聊供參考。頌　

　　撰安　

　　老韓　

　�。ㄒ陨闲藕瘜懹�1998年至2000年9月，收信者有南帆、李銳、單正平、韓毓海、張浩文、汪暉等。此次發(fā)表時為使讀者對信函內(nèi)容的來龍去脈略有了解，作者在保持原信基本觀點的前提下，對信函文字稍有調(diào)整和充實。特此說明。左岸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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