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2004年，在美國居住了一年半的愛爾蘭人伊恩•克羅里（Ian Kilroy）抱怨說“美國人有個觀點，覺得美國人身份比其他國家的人的身份更優(yōu)越。因為許多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生活比別的國家好，美國比別國更安全，更民主，他們對身為“地球上最偉大國家的公民”而倍感榮幸。當(dāng)然，在缺乏對外部世界了解的情況下?lián)碛羞@樣的想法很容易。因為美國人假期很短，每年只有兩周，很少到國外旅行，除了自己國家，很少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們可以不理會作者尖酸的語調(diào)和明顯不公平的指控。(克羅里可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發(fā)達國家中移民數(shù)量最多的國家，因此覺得美國是超越民族偏見的世界性國家)但是他至少在一個問題上對的，美國人確實覺得自己不一般。

　　從1630年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敦促他的清教徒同胞建立一個“山上的城市”。在1830年代，法國人托克威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注意到美國精神的一些特征，到1950年代一代擁有共識的歷史學(xué)家認為美國沒有封建時代的過去因而沒有血腥的社會沖突和紛爭。所以“美國例外主義”就有強大的市場。托克威爾寫到“美國的地位是例外的，可以相信沒有另外哪個民主國家有類似的情況。”

　　最近有些學(xué)者對這個持久的觀念提出挑戰(zhàn)，認為美國并不是可以例外于歷史前進的潮流。普林斯頓歷史學(xué)家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Rodgers）的設(shè)問句最好地表達了他們的立場：“難道美國不是很獨特嗎？當(dāng)然是。確實是。即使另外一個國家替換美國，答案也一樣。比如“難道阿根廷不是很特別嗎？”或者“難道阿富汗不是很獨特嗎？”

　　在他的新書《幸運的國家：美國是怎樣形成的》（Blessed Among Nations: How the World Made America (Hill and Wang, $24),加州大學(xué)戴維斯分校歷史學(xué)家埃里克•羅威（Eric Rauchway）正面探討傳統(tǒng)的“美國例外主義”。他反對羅杰斯等人的觀點，認為美國實際上表現(xiàn)出有別于歐洲的經(jīng)濟和政治發(fā)展模式。但是他和多數(shù)“美國例外主義的支持者不同的地方是把他的觀點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個全球化不是我們在新聞中經(jīng)�？吹降�21世紀(jì)的全球化，而是19世紀(jì)早期的全球化浪潮，當(dāng)時在各大洲之間資本，勞動力和思想的大流通。

　　他說美國是在歐洲人的資金和移民為基礎(chǔ)而崛起的，但是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傳統(tǒng)讓它使用全球的資源建立了獨一無二的體制和傳統(tǒng)。

　　他的著作的中心觀點是美國開始它的帝國主義生涯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相比同樣宏偉壯麗，但是歐洲國家到世界其他地方尋找新的市場，資源，領(lǐng)土擴張，美國則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西部邊疆。因為美國的西進運動不需要大規(guī)模的軍隊和殖民地基礎(chǔ)設(shè)施，美國和歐洲列強相比中央政府就比較干練，不臃腫。

　　用羅威的話說，“美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在于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區(qū)。新開發(fā)的西部對美國人來說就像歐洲列強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讓工業(yè)化城市化的東部生產(chǎn)工業(yè)制成品。”他繼續(xù)說區(qū)別在于“和其他帝國相比，美國能夠非常便宜地建立起這樣的聯(lián)系和紐帶。而且美國不需要龐大的海軍進入像殖民地一樣的大草原的中心地帶，也不需要與其他的帝國因為殖民地爭奪而發(fā)生戰(zhàn)爭。

　　把美國征服西部和俄羅斯征服土耳其斯坦（里海以東中亞地區(qū)）相比，羅威指出俄羅斯的殖民地官員最終已達土耳其斯坦人口的2%，而美國的西部疆土上的人員從來沒有超過該地區(qū)人口的0.8%。

　　和歐洲列強的殖民地人民不同，美國西部的居民在全國政府里有自己的代表。實際上，在成立國家的時候，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區(qū)的代表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地區(qū)。每個州不管人口多少都有兩個參議員席位。因此，在美國，殖民地居民實際上是國家公民，有發(fā)泄自己沮喪情緒的出口。

　　這又和羅威的第二個重要觀點有關(guān)，該觀點試圖回答大部分美國例外主義者一個經(jīng)典的問題。1906年德國社會科學(xué)家溫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論文《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非常直接地提出了的問題。羅威的回答是復(fù)雜的。他解釋說，首先，美國接受了大量歐洲移民，和其他歡迎新移民的國家不同，新大陸吸引了大量背景各異的冒險家和難民。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在阿根廷，意大利人占所有移民的39%。在美國，意大利人只占10%。

　　由于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多樣性，移民發(fā)現(xiàn)超越各自的種族身份認同建立階級意識和覺悟非常困難。另外，返回母國的高比例表明許多移民來到美國想迅速發(fā)財后再回去。對于這些移民來說，為了長遠的工會利益和政治目標(biāo)犧牲短期的經(jīng)濟目標(biāo)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當(dāng)然這不是什么新的觀點。像哈佛大學(xué)的歷史學(xué)家科恩（Lizabeth Cohen）講得更詳細，更清楚。但是羅威為這個故事提供了新的視角。

　　盡管承認移民降低了工人工資，他仍然認為許多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舉家搬遷到西部。實際上，1910年，外國出生的西部人口占15%，美國本土的移民占整個西部人口的19%。如果移民沒有意志力或者必要的手段建立強大的批評資本主義的力量，這些美國本土的移民能夠這樣做，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些奇怪的地方興盛起來，比如俄克拉何馬的農(nóng)村地區(qū)，和歐洲的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普遍方式不一樣，因為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是集中在城市工人階級中間的。

　　如果社會主義（或者更籠統(tǒng)的說，對資本主義的激烈的批評）在美國的不同人群中出現(xiàn)，也就是說西部移民，那么它也產(chǎn)生了參與全國政治的不同的途徑。這就是羅威的第三個觀點。

　　在歐洲工人階級組成強大的社會黨，要求福利國家，一個提供應(yīng)對新的全球經(jīng)濟變化無常的安全網(wǎng)。在美國，那些有動機有能力抨擊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人集中在像殖民地一樣的西部。他們的憤怒不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而是新來的移民（他們把工資拖下來了）和東部以及外國的金融機構(gòu)。

　　比如，我們可以考慮1890年的民粹主義運動，19世紀(jì)最強大，最激烈的政治運動。歷史學(xué)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經(jīng)說民粹主義彌漫著偏執(zhí)狂的非理性的對英國銀行家，猶太人，外國資本的仇恨。這個發(fā)現(xiàn)讓霍夫施塔特得出結(jié)論民粹主義者都是有毛病的人。不過且慢下結(jié)論。

　　對稱贊美國單邊冒險主義擴張和征服的精神的保守派來說，羅威的描述很謹慎。美國西部或許被過去美好時光的美國人的血汗和眼淚征服了，但是這個征服大部分歸功于來自外國投資。美國最大的債權(quán)人英國也在其他許多地方進行投資。但是總體上說英國購買的政府債券占外國投資的20%到66%。因此資助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的龐大的，公共領(lǐng)域的基礎(chǔ)設(shè)施工程建設(shè)。在美國，由于中央政府精干，只有6%的英國資本直接投向聯(lián)邦政府。60%的資本進入私人企業(yè)，鐵路公司等，這些公司利用這些急需的資本注入來開拓西部廣袤的邊疆。

　　所以當(dāng)農(nóng)村的民粹主義者攻擊外國資本，東部的公司，遠方的資本家的背叛行徑的影響時，不管他們的言辭如何激烈，夸張，和狹隘，決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式的激進主義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不如說是反對殖民主義的。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激進主義者的要求集中在對公用事業(yè)公司，鐵路，銀行的管理上而不是建立像歐洲那樣的福利國家。

　　羅威的帶有挑釁味道的書帶給我們的更多，作者當(dāng)然沒有對美國例外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但是《幸運的國家：美國是怎樣形成的》同樣具有流暢的文筆和大膽的解釋途徑，野心勃勃的討論內(nèi)容。這些優(yōu)點讓本書和19世紀(jì)的歷史學(xué)家霍夫施塔特,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singer, Jr.）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的著作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由于這本新書，羅威重新把美國介紹給了新一代的美國人。

　　譯自：Is America Really So Unique?—Joshua Zeitz

　　http://www.americanheritage.com/events/articles/web/20060722-eric-rauchway-blessed-among-nations-richard-hofstadter-arthur-schlesinger-immigrants-we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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