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試析中國國際關系學的“進步”:,幾點批評與思考*
發(fā)布時間:2020-06-0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摘要: 本文對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現(xiàn)狀做了檢討與反省, 認為在看到繁榮興盛外表的同時, 必須承認這門學科發(fā)展的不充分性和其他缺陷, 如多元化趨勢化下的“失重”問題,“進步”意識和質疑意識淡漠的問題,“以科學為業(yè)”之精神缺乏的問題, 等等。作者還追溯了中國傳統(tǒng)思維造成的消極影響, 提出要對現(xiàn)狀展開批評性大討論, 用“知恥勇而后勇”的態(tài)度, 爭取這門新興學科的更大發(fā)展。
關鍵詞: 中國國際關系學; 理論的進步; 批評與反思
我認為, 在目前階段, 中國國際關系學面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必須引起重視:
看上去, 中國國際關系學目前是一種趨向多元化的可喜局面: 它既是研究觀點、研究方法的多樣,又是思想流派、理論學派的多維, 還是探索領域、歸屬類別的多元; 沒有人懷疑, 這些多樣、多維和多元的情勢, 無論廣度或影響力都是史無前例的, 都可算了不起的進步。
然而, 在這種繁榮興盛的現(xiàn)象背后, 不僅存在著深刻的認同危機, 而且有迷失在多元化森林里的危險。這是一種以往未曾有過的“失重”。多元化勢頭的形成, 是對長期思想專制的一種挑戰(zhàn)和反動, 而持續(xù)的多元化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 便是理論神像的坍塌和權威話語的喪失, 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服從老的訓條戒律, 是無窮盡的求新異、“非傳統(tǒng)”。
于是, 一個嚴肅但令人困惑的學理問題提了出來: 在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盛行的現(xiàn)時代, 在思想多元化剛剛萌生的當代中國, 是否還存在值得向我們的讀者、受教育者和公眾推薦的國際關系“ 經(jīng)典”?如何評判被推薦作品的水平, 由誰來提名和認可,又怎樣確認不同理論的效用? 如果說相對而言各個流派學派的作品水準尚可在特定的“ 圈內”大致認證的話, 整個學科范圍的規(guī)范、權威性以及經(jīng)典性質怎樣認知和規(guī)定? 假設求新異、“非傳統(tǒng)”的多元化努力, 代表著有生命力的東西, 代表著嶄新的創(chuàng)造性過程, 那么這些新東西的價值是什么, 整個過程不同階段的區(qū)分點在哪里, 有沒有特定的界限或標識? 是否還存在政治學尤其是國際政治學的不同觀點、流派、類型都可以接納的共同話語和知識平臺? 顯而易見, 假使對于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均為否定的話, 就有可能加劇目前存在的某種程度的“ 各說各話、互不往來”, 從而無法推動學術研究的正常批評與水平提升。
現(xiàn)在的問題是, 官方教科書認可的“ 經(jīng)典”基本上是根據(jù)國家大政方針的“ 主旋律”寫成; 具體到國際問題領域, 現(xiàn)有的教科書完全圍繞諸如“ 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獨立自主外交”、“ 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特征”、“ 經(jīng)濟全球化進程和政治多極化格局”等口徑性線索展開, 國家重心和政府主導的色彩十分濃厚; 而許多研究人員和教師( 特別是從歐美歸來的一批人) 推薦的或被追捧的“ 經(jīng)典”多半是西方的、特別是當代歐美的, 譬如說, 美國人喜歡談論的“ 三大主流學派”、“ 進攻性與防御性現(xiàn)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與國際制度論”等等, 在中國國際關系學子里擁有最大比例的讀者群。二者的溝通幾乎談不上。
不妨以經(jīng)濟學—— 一個比較發(fā)達的學科—— 作為參照系, 看看國際關系學的問題: 中國的經(jīng)濟學教學與研究自然也有自己的問題與困惑, 某種程度上同樣存在“ 中”、“ 西”、“ 馬”的對壘, 但必須承認, 經(jīng)濟學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知識領域或者說學科, 尤其在經(jīng)過中國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市場化以后, 這一學科的基本知識和概念體系越來越深入人心, 宏觀經(jīng)濟學和微觀經(jīng)濟學的許多假定在中國像在其他市場經(jīng)濟體一樣被理解和接受, 政府、企業(yè)和個人的不同角色逐漸明確, 供求關系和價格決定的過程日益透明, 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評判和經(jīng)濟理論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共通性, 人們至少是用“ 相同或近似的語言”切磋爭辯。正因如此, 可以說, 不管存在多么大的分歧, 面對市場經(jīng)濟提出的各種挑戰(zhàn), 經(jīng)濟學家探討的“ 假問題”比較少, 探討問題時水平的高下容易鑒別( 例如, 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在中國有很高知名度, 其見解贏得了從中國政府高官到普通學生直至大眾傳媒的重視) , 在經(jīng)濟領域中外交流比較容易; 中國的經(jīng)濟學研究并沒有放棄放慢多元化的進程, 但它大體保證在“ 同一個平臺”上推進。在我看來, 現(xiàn)階段的中國國際關系學仍缺少這樣一個“平臺”, 或者說共同知識的架構。
二、缺少獨立審視的學問態(tài)度
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觀察, 我認為, 認真思考并區(qū)分下述兩類理論, 對于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發(fā)展越來越有必要: 一是服務型、應用型的國際關系理論,一是學理型、審視型的國際關系理論。
頭一種理論的重要性毋須多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發(fā)展中的人口大國,一個負有重要責任的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顯然與某些中小國家有所不同的是, 它十分需要、也有理由發(fā)展有自身的國家利益學說和國際戰(zhàn)略思想, 如對各種大國關系的分析和應對思路、聯(lián)合國改革特別是安理會改革的不同設計、國際安全的總體考量和局部沖突的解決方案、全球性南北關系改善的政策性建議、現(xiàn)有國際經(jīng)濟體系尤其是金融體系和能源供應的穩(wěn)定辦法、處理本地區(qū)內部各國經(jīng)貿糾紛的不同路徑, 等等。面對這些重大的挑戰(zhàn)和難題, 面對國家和民族的諸多期待, 教師和研究人員應當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 獻言獻策”上面。國際關系學與文學、考古、語言等人文學科不太一樣, 它天然與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有關系, 存在太多太重的“ 高政治”, 勢必引起政府特別是外交部門的高度關注, 一有出錯便可能造成大的麻煩, 因此對這方面的需求不能不有很敏銳的估計。問題是, 涌向政策建議和應用研究的大有人在,無論水平高下, 至少不用愁追隨者的源源不斷。困難之處在于理解和接納國際關系理論之非“ 服務”的一面。在當下中國, 人們常常把“基礎研究”掛在嘴上, 試圖以此區(qū)分“應用研究”。我以為這一說法容易造成歧義, 因為所謂“ 基礎”到底還是要為“ 上層建筑”服務的。真正意義上的“ 基礎”, 應當還有思維的深度和廣度, 人的眼界與氣質, 面對復雜情況時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獻身科學與忠誠面對真理的精神, 等等, 這些都不是單純的“ 服務”或“ 建議”所能容納的。
著名思想家韋伯在“ 以科學為業(yè)”的演講里說道: 當一個人立志以“ 科學”為業(yè)時, 是在向自己提出特殊的要求, 那就是理解“ 科學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永遠承諾追求這種價值。它需要的不只是熱情和興趣, 需要靈感、天賦與創(chuàng)造力, 還需要科學工作者的人格;“ 在科學領域中, 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 才會有‘人格’。”這種人格是指, 他會堅持“ 為科學而科學”, 而不看重通過應用科學而能帶來商業(yè)上的或技術上的成功, 能更好地提供衣食保障、做出闡釋和進行統(tǒng)治[1]( P7- 12) 。韋伯還指出, 對于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說, 采取現(xiàn)實的政治立場是一回事, 對政治結構和不同利益集團的觀點進行探討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同時擁有兩者, 但真正的科學家須明白自己與政治家的功能是有別的, 科學家安身立命的東西是后者而非前者, 他能提供其他的職業(yè)無法做到的東西, 例如思考問題的方法, 對審視能力的訓練, 使人的大腦變得清晰, 在觀察事物時注意完整性[1](P20)。
按照這一標準, 一個好的國際關系學者, 不止能夠考慮來自政府的或企業(yè)家的請求, 譬如說建議在國家安全關系或貿易爭端中采取這樣那樣的措施,他還會發(fā)問: 現(xiàn)有的一切如何是有意義的? 還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可能? 好的“ 學問”, 既是“ 學”, 更是“ 問”。他會不停地質疑呈現(xiàn)給他的表象, 評估已有的結論和建議, 拓展更大的想像空間, 致力于提升心智與認識力。他總是保持一種批判性思索的狀態(tài), 思維的維度始終指向新的未發(fā)現(xiàn)的世界。這樣的人才算“ 以科學為業(yè)”。像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所指出的那樣, 所有偉大思想家的顯著特點在于,他們并不是根據(jù)純粹的現(xiàn)實性來思考。“ 如果不擴大甚至超越現(xiàn)實世界的界限, 他們的思想就不能前進哪怕一步。除了具有偉大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以外, 人類的倫理導師們還極富于想像力。他們那富有想像力的見識滲透于他們的主張之中并使之生氣勃勃�!盵2](P76)
對這類“不可能性里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 我們的國際關系研究是非常缺乏的。例如, 中國學者很少討論, 什么是國際關系中的“ 進步” 與“ 退步”, 如何脫出現(xiàn)有的國家權力博弈怪圈, 怎樣發(fā)現(xiàn)國際政治中的“ 小人物”, 依靠什么來推動所謂非主流學派的成長, 在批評他國錯誤政策的同時如何反省本國政策的失誤, 在分析別人教科書荒謬之處的同時怎樣檢討自己教科書存在的問題, 在批評譬如說布什被欺瞞的同時如何防備并審視自身視野可能存在的盲點, 等等。它或許可以證明, 我們多數(shù)人的“ 學術努力”, 仍然不太像一種探索性的事業(yè),仍然與“以科學為業(yè)”的要求有相當距離。
三、學科領域淡漠的“進步”意識
上面多次提到國際關系理論和思想“ 進步”的重要。讓我們進一步分析, 何以為“ 進步”, 又如何取得這種“進步”? 這里, 不妨從科學哲學的認識論中獲取一些啟示。
根據(jù)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論述:科學知識的進步和思考力的提升, 既不可能從“ 白板”開始, 也不可能僅僅依賴“ 觀察”; 知識的進步主要在于對先前知識的修改, 發(fā)現(xiàn)的意義“ 取決于它修改我們以往理論的力量”[3](P40,310)。“科學史也像人類思想史一樣, 只不過是一些靠不住的夢幻史、頑固不化史、錯誤史。但科學卻是這樣一種少有的—— 也許是唯一的—— 人類活動, 有了錯誤可以系統(tǒng)地加以批判, 并且還往往可以及時改正。正因如此, 只有對于科學才可以說我們經(jīng)常從錯誤中學習, 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說到進步�!盵3]( P310)科學哲學所說的“ 進步”, 不僅不害怕犯錯誤, 相反它看重的是出錯之后的反駁, 是汲取教訓的能力, 是糾正錯誤的速度。“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標準, 是它的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尤其強調, 一種不能用任何想像得到的事件反駁掉的理論是不科學的�!� 不可反駁性不是( 如人們時常設想的) 一個理論的長處, 而是它的短處�!彼赋�:“ 有些真正可檢驗的理論, 被發(fā)現(xiàn)是假理論, 仍然被贊美者抱著不放- 例如專為它引進某種特設性假說, 或者特地為這個目的重新解釋這個理論, 使它逃避反駁。這種方法總是辦得到的, 但是這樣營救理論免于被駁倒, 卻付出了破壞或至少降低理論的科學地位的代價。”[3](P52)
正因如此, 科學哲學家眼中的進步, 表現(xiàn)為“ 猜想與反駁” 的動態(tài)獲取知識的過程。波普爾提出:“科學只能從問題開始。問題會突然發(fā)生, 當我們的預期落空或我們的理論陷入困難、矛盾之中時, 尤其是這樣。這些問題可能發(fā)生于一種理論內部, 也可能發(fā)生于兩種不同的理論之間, 還可能作為理論同觀察沖突的結果而發(fā)生。而且, 只有通過問題, 我們才會有意識地堅持一種理論。正是問題才激勵我們去學習, 去發(fā)展我們的知識, 去實驗, 去觀察。因而科學開始于問題, 而不是開始于觀察; 盡管觀察可以引出問題來, 不期而然的觀察、也即同我們的預期或理論發(fā)生沖突的觀察尤其是這樣�?茖W家面前自覺的任務, 總是通過建立解決這種問題的理論, 例如通過解釋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釋過的觀察,以求得這個問題的解決。而每一有價值的新理論都會提出新問題, 和諧的問題, 如何進行新的以前沒有想到過的觀察檢驗的問題。而且主要正是因為提出了新的問題, 這一理論才是富有成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 一種理論對科學知識增長所能做出的最持久的貢獻, 就是它所提出的新問題, 這使我們回到了這一觀點: 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 愈來愈深化的問題, 愈來愈能啟發(fā)新問題的問題�!盵3](P318)
聯(lián)想一下, 衡量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近些年來的進步, 不光要看單純“ 量”的擴張, 例如新涌現(xiàn)的各類國際關系學院所, 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標, 層出不窮的教科書、專著和譯作, 越來越多的課題和調研項目, 更要注重這些東西是如何超越過去, 有哪些新的內涵和創(chuàng)造性, 它們對以往的理論和思維定式做出了什么樣的修正, 以及教師、學生和研究人員怎樣看待這類變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這個角度評判, 現(xiàn)狀是不讓人滿意的, 許多方面遠遠落后于那些相對成熟的學科( 例如經(jīng)濟學、社會學和法學) 。我以為, 關鍵是我們這門學科尚未在古典意義上的“ 質疑、反駁、批判”與“范式擴大、知識增長、能力提升”之間, 建立起可靠的聯(lián)系, 許多人甚至沒有意識到建立這種聯(lián)系的必要性。嚴肅學術批評的缺乏是最容易見到的一件事實( 例如現(xiàn)有的書評要么很少, 要么只有贊美之辭) ; 深層次的體制障礙依然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假理論”( 例如, 受到廣泛針砭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里, 有許多毫無意義的“ 假問題”) ; 包括一些有才華的中青年作者在內, 多數(shù)人在“ 首創(chuàng)”自己的命題時, 似乎從來不參照、不評價國內同行的同類工作; 相關的主管部門顯然不太愿意鼓勵具有“ 反駁”或“ 證偽”性質的工作( “ 主管部門”概念本身, 便與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之間形成矛盾) ; 當學者和研究人員的某些見解與官方正式的提法相左時, 最終總是前者被迫放棄或修改( 有關“ 和平崛起”的話題被“ 和平發(fā)展”的表述取代的故事意味深長) ; 對很多人來說, 國際問題的研究和教學, 不像是一個饒有興致、富有想像力、在批評中不斷創(chuàng)新的領域, 而更多地被當成要么是“ 缺錢”/“ 圈錢”的事情, 要么是“ 太敏感、碰不得”的雷區(qū); 諸如此類, 不一而足。
我想指出, 上述妨礙性因素里面, 既有個體性的毛病即教師和研究人員素養(yǎng)方面的問題, 也有機制性的弊端即政治權力與市場利潤介入不當?shù)膯栴};假使低估這些妨礙性因素的消極作用, 就不可能使我們的國際關系學探索事業(yè)有質的提升。
四、“中國特色”問題的一面
有關國際關系學之“中國特色”的討論, 近一時期重新熱烈起來。這里面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是新加入的學者提出了新的有意思的論點論據(jù), 例如秦亞青教授提出的“ 三個源泉”的看法( 即中國古典中的精華、近代以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進思想成分以及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積累的新鮮經(jīng)驗) ; 二是中國實踐達到新的階段, 國內外都要求中國學者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志�?傮w上, 我贊成加強這方面的探討, 思維只有在辯論中才能更加清晰和深刻, 我也希望和相信中國國際關系學最終在世界舞臺上占據(jù)應有的一席之地。但面對當下的具體情勢, 我仍然主張用反思性態(tài)度, 更多審視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不充分的一面, 看到我們與發(fā)達國家同行的差距, 看到中國傳統(tǒng)風格的特點之不適應當代變革的內容, 以“知恥者勇”的態(tài)度改進自己的工作。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 與西方同行相比, 我們的案例研究做得不夠好, 不僅數(shù)量比較少, 而且不太精細, 沒有數(shù)量的或實際的依據(jù), 大量的論作都是在做“ 宏大敘事”, 缺乏細致說理和邏輯嚴密的論證。坦率地講, 其中不少屬于中低水平的重復勞作。細究一下, 這類現(xiàn)象也許不能完全怪罪我們的作者,弊端與積習里有很深的歷史原因。像馮友蘭先生很早指出過的那樣, 中國哲學的氣質及思維的方式從一開始便與西人有別: 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作品多半比較簡短, 多半看上去缺乏系統(tǒng)的推理與論證, 與西方著作相比名言雋語有余而比喻例證不夠, 主張微言大義, 言有盡而意無窮, 道不可道、只可暗示[4]( P10- 12) 。他舉例說:“ 打開《論語》, 你會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數(shù)語, 而且上下章幾乎沒有任何聯(lián)系。打開《老子》,你會看到全書只約有五千字, 不長于雜志上的一篇文章; 可是從中卻能見到老子哲學的全體。習慣于精密推理和詳細論證的學生, 要了解這些中國哲學到底在說什么, 簡直感到茫然�!盵4](P10)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對照,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今天的中國教師和研究人員長于宏論而短于案例、喜好類比而虛微推理; 別的學科的情況不敢妄言, 我相信用它來評價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研究還是適合的。
李澤厚先生對這一現(xiàn)象更有深刻、精彩的解說。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一書里指出,“ 實用理性” 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中國的實用理性是與中國文化、科學、藝術各個方面相聯(lián)系相滲透而開盛、發(fā)展和長期延續(xù)的。它主要與中國四大實用文化即“ 兵”、“ 農”、“ 醫(yī)”、“ 藝”有密切聯(lián)系, 它們分別涉及極為廣泛的社會民眾性和生死攸關的嚴重實用性, 并與中國民族的生存保持著直接的關系�!� 從而, 從哲學看, 中國古代的辯證思想雖然非常豐富而成熟, 但它是處理人生的辯證法而不是精確概念的辯證法”;“ 中國哲學和文化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 毋寧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tǒng)的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 去追求和獲得某種非邏輯非純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領悟�!盵5](P303- 306) 他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里更明確地進行了鑒別:“ 與古希臘哲學‘ 愛知’為特征, 尋求宇宙的本源根底,以了解自然、追求真理為己任不同, 中國先秦哲學大都是一種社會論的政治哲學, 它以‘ 聞道’為特征, 要求理論聯(lián)系實際, 服務于實際, 解決現(xiàn)實社會問題、人生問題, 以‘ 救民于水火之中’和‘ 治國平天下’。西方基督教曾促使與實用無關的理知思辨和情感幻想充分發(fā)展, 從而精神變得精致, 中國哲學卻執(zhí)著于人世實用”[6](P321)。
此外李澤厚還指出, 中國思維傳統(tǒng)中的實用理性不是宗教, 因而它沒有非理性的信仰因素和情感因素, 來阻礙自己去接受外來的異己的事物, 這本是好的地方, 但也容易造成改變和同化外來思想中與本系統(tǒng)絕對不能相容的部分、“ 使其喪失原意”的傾向[6](P321- 323)。在分析和比較了中西思想傳統(tǒng)的各自短長之后, 這位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當代中國青年思想有極大影響的哲學家語重心長地提醒說:“ 所有這些, 給這個民族的科學、文化、觀念形態(tài)、行為模式帶來了許多優(yōu)點和缺點。它在適應迅速變動的近現(xiàn)代生活和科學前進道路上顯得蹣跚而艱難。今天, 在保存自己文化優(yōu)點的同時, 如何認真研究和注意吸收像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經(jīng)驗論傳統(tǒng)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羅斯民族憂郁深沉的超越要求……, 使中國的實踐( 實用) 理性極大地跨越一步, 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構建, 便是一件巨大而艱難的工作。它也將是一個歷史的漫長過程�!盵5](P306)
我很欣賞和贊成李先生的見解。就國際關系學在中國的前景而言, 無論如何必須確認, 我們必須補上缺失的一課, 即用更加細致的、推理的、邏輯的、精確的、實證的方法, 改進和完善外交、安全、戰(zhàn)略、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的分析框架; 即便我們這一代人或這幾代人做不到這一點, 也要教育和推動后來者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絲毫不意味著放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 不意味著減弱對亞青等人所提到的“ 三個源泉”的發(fā)掘努力, 相反它會令我們的“ 工具箱”增添更多的東西, 令中國的思維方式更便于讓國外的同行了解和接納, 尤其令那些今日困擾我們的多重障礙因素降低其消極性, 令中國人的學術和思想在一種開放的姿態(tài)下充實、提升和發(fā)揚光大。
五、一個慣常說法的漏洞
我舉一個例子說明中國人習慣的表述方式所存在的問題。
“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 是眾所周知的一個重要政治判斷, 是我們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在各種國際場合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它宣示了當代中國政府處理國際關系的一種善意。應當說, 這種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總體考慮之上的判斷, 確能找到很多依據(jù), 僅從思想史講, 就有孔子的仁義忠恕學說, 墨子的非攻說和兼愛論, 孟子的王道說和側隱說, 以及傳統(tǒng)中國人的“ 天下觀”、“ 求大同存小異”的境界等。人們可以把“ 仁愛”與“ 合和”看成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一條重要的線索, 它們也是今天應當大力發(fā)掘和鼓勵的。當代中國外交倡導的一些重要內容, 如“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 和諧世界”理念, 都能找到思想的傳承性。
但是, 政治判斷畢竟不等于學術分析,“ 歷來愛好和平”的判斷終歸過于簡單, 它用于對內教育時無助于年輕人洞察歷史, 對外宣示時也缺乏一定的說服力。我們學者在做研究工作時, 還應仔細梳理中國歷史和思想系統(tǒng)里的其他線索, 把它們分門別類、區(qū)格定位, 然后有針對性地考察對后世的不同影響, 進而提示今天的中國外交如何揚長避短、增信釋疑。
比較中會發(fā)現(xiàn), 中國古代思想與現(xiàn)代西方的“ 和平主義”并不一樣: 后者抗拒一切形式的暴力,倡導無條件的和平, 對國家機器及其動員方式多持抵觸態(tài)度; 而前者看重軍事的“ 師出有名”, 主張“ 伐無道、誅暴虐”, 強調主政者有責任推動正義戰(zhàn)爭, 類似思想在官修正史或民間演義里可以說俯拾皆是、不勝枚舉。諸子百家里有兵家、法家、“ 權術勢”的各種流派, 有“ 上兵伐謀、下兵攻城”的各種韜晦。中國長期的歷史中不乏各類沖突、戰(zhàn)亂、征伐, 包括某些嚴酷無比、令人心悸的殘殺事件。對于這些, 中國的史官文化總有自己的不違反道統(tǒng)的解說, 聽上去似乎有理, 實際上經(jīng)不起推敲。
至于當代中國外交史展現(xiàn)的, 更是一個極其復雜和多樣、充滿變化和起伏的畫面, 其中既有令民族自豪、讓外界敬佩的宣示, 有各種慷慨的經(jīng)貿和金融援助( 20世紀60- 70年代對阿爾巴尼亞和越南的援助, 1997年對亞洲一些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的援助, 近幾年對非洲貧困國家的援助和對印度洋一帶受海嘯襲擊國家的援助) , 有參與聯(lián)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出色表現(xiàn)( 在柬埔寨、中東、非洲和中美洲等地執(zhí)勤的中國軍人受到的都是最高的贊譽) , 有解決朝核問題時的建設性、創(chuàng)造性的重大外交舉措, 同時也有數(shù)量不少的摩擦和麻煩, 如涉及雅爾塔體系的列強博弈, 涉及主權糾紛的武力使用, 涉及鄰國及周邊區(qū)域的其他沖突, 像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印邊界武裝沖突、中蘇珍寶島爭奪戰(zhàn)、抗美援越戰(zhàn)爭、中越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國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圍繞南中國海主權歸屬問題的“ 擦槍走火”, 等等。
既有的權威教科書對這些事態(tài)的各種解釋, 我們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對它們的研討分析, 是不充分的和缺少數(shù)據(jù)的, 至少可以說沒有建立起科學嚴謹、令人服膺的解釋框架。不用說, 它們容易產生一些問題和矛盾, 可能造成社會內部的某些困惑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不解。放寬討論的范圍, 不難發(fā)現(xiàn), 在中國的國際關系里, 粗略、籠統(tǒng)、含糊的說法還有不少, 如“ 大國關系時陰時晴”,“ 熱點沖突起伏不定”,“ 經(jīng)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趨勢難以撼動”,等等。不能不承認, 這些聽上去簡約生動、富于暗示的說法, 在外交斗爭的國際場合, 在時間有限的研討會上, 使用頻率之高、贊賞或批評者之眾, 給人留有深刻印象, 另外, 它們對于政治策略的運用很有好處, 也是我們經(jīng)常出國的學者和研究人員須掌握的“工具性詞匯”。
然而, 嚴格用學術尺度衡量, 按照科學的標準思索, 這類表述包含的歧義太多, 內在的邏輯推理模糊, 可供佐證的事情往往大相徑庭, 屬于是似是而非的非科學命題; 基本上, 它們無法取代學術之網(wǎng)的篩選和分析家者精細的解剖, 不能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結論和學理之言, 不易在國際同行之間交流溝通, 很難形成學科建設的階次步驟。我們當然要懂得, 政治的和外交的表達, 在借用歷史典故和用語的時候, 只能也必須采取“ 合用的樣式”, 即選取傳統(tǒng)思想文化里較有利的線索作為根據(jù), 但作為學術研究和客觀審視的過程, 研究人員更多要尋找可靠的證據(jù), 挖掘大量的可驗證的事實, 通過公認的分析范式或程序, 對之梳理解析、探究根源, 發(fā)現(xiàn)背后的東西, 權衡不同的利弊長短, 揭示真理性的知識與權宜性的考量之間的分野。關鍵是, 我們的研究者提出了什么新的問題, 是否證實或證偽了這些問題, 它們對于擴大民族的視野或提高人的心智有什么作用, 對于科學知識的增長或思考方法的轉換有什么價值。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者, 不能把自己的事業(yè)僅限于寫“ 形勢報告”, 或與各個部委“ 政研室”的工作等同起來, 那樣就喪失了存在的必要。
我說這些看法, 并不是要全盤否定我們以往的外宣口號和教材提法, 而是著眼于改進我們的國際問題學術研究, 提升中國研究者、學問家的審視力和想像力。無疑, 在現(xiàn)今中國這樣一個變革時代, 真正客觀、準確、精細、系統(tǒng)的科學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中國社會政治發(fā)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也是進步中的政府、公眾乃至整個民族所需要的。
簡短的結論
概括地講, 中國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落后至少表現(xiàn)在:
現(xiàn)階段多元化的蓬勃發(fā)展, 缺乏科學定向的坐標和共同知識的平臺, 相反, 它看上去比較像無所約束、四處伸展的樹杈和藤蔓;
相對于應用型的研討而言, 審視型和批評性的嚴肅學術努力很少, 為科學而科學、反對狹隘的功利主義的人格精神未受到鼓勵;
“ 進步”范疇未受重視, 這不僅指對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中的進步缺少研究, 還包括知識學意義上對“發(fā)現(xiàn)”、“糾錯”價值的忽略;
對長久以來沿襲下來的中國傳統(tǒng)表述方式,尤其是其主張“ 微言大義”并帶來邏輯嚴謹性不夠的弱點, 沒有很好地思考和批評;
在我們習慣使用的國際關系和外交詞匯里,普遍存在籠而統(tǒng)之、大而化之的問題, 許多事件和趨勢的解說缺乏客觀性和說服力。
這些只是問題的一部分, 假如細究下去, 還可發(fā)現(xiàn)其他缺失, 如:
在敘述的精確性方面, 包括應用現(xiàn)代自然科學成就方面, 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做得比較差, 譬如講很少提供高質量的計量研究成果;
在闡述政治哲學方面, 尤其是對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對于內政與外交的關系, 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很少提供獨立而深刻的思想見解;
在范式的批評與超越上, 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很少提供國際上有影響的概念、方法和系統(tǒng)的學說, 鮮見對這門知識的進步有任何重大貢獻;
在理論的淵源與構造上, 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很少認真思索與仔細梳理本學科與其他學科( 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和哲學) 的傳承或交叉關系;
總體而言, 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爭鳴極少,“ 理論的理論” 在這個新拓展的學科領域里屬于最少開掘的角落。
我建議, 對于我們這一學科發(fā)展的不充分性及其原因, 應當展開深入討論, 像國外這一領域過去的“ 三次大辯論”那樣, 把各種問題暴露出來, 讓更多的人產生緊迫感。這可能不失為目前階段中國國際關系學獲得提升的一條捷徑。
* 本文取自王逸舟主編《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 1995- 2005》的緒論, 此書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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