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的英文出版物中，已經(jīng)陸續(xù)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由海外中國人寫作的關(guān)于六，七十年代生活的個人記憶，成為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不少讀物還在大學課堂上起著引導學生認識中國的作用。這是一段無法丟棄的歲月，但有時，個體記憶的噴發(fā)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機緣，不僅要有時間上的適當距離，也得有空間上的阻隔。在一個全然不同的時空中，本以為已經(jīng)遠去的記憶反而會變得更加真切，鮮活，撕扯著回憶者的內(nèi)心，尤其當記憶與社會歷史重疊，而且?guī)в刑�多�?chuàng)痛的時候。但同時，這些記憶文字本身，也需要經(jīng)受讀者的評判。

　　在海外出版的英文文革回憶文字中，一九八七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高原”的《自來紅：文化革命記事》是面世較早也很受西方研究者重視的一部。一九八二年出國的高原，父親是一位革命干部，陜西省某縣領(lǐng)導，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高原的回憶詳細地記述了家庭經(jīng)歷，自己從中學生到當紅衛(wèi)兵，破四舊，到北京參加毛主席接見，卷入派性斗爭直到下鄉(xiāng)的全過程。文革中中學生暴力化的心靈軌跡及環(huán)境的影響是我一直感興趣的話題，高原的回憶在這方面提供了細致的記述。作者提到，在文革前夕的中學里，中學生就被要求一面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一面密切注意“階級敵人”的動向，在這樣的教育下，身邊任何有嫌疑的人很容易成為假想敵。作者在這里沒有進行分析，但暗示出紅衛(wèi)兵的偏激和暴力絕非一夜之間形成，而是和之前長期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相關(guān)。在高原的老師中，有一位李老師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國民黨背景，因此在文革爆發(fā)的時候理所當然地作為特務(wù)抓了出來。高原雖然喜歡李老師，但受的卻是和“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的教育，心理顯然是矛盾的——“一想起這些事，我開始恨李老師，然而（內(nèi)心的）另一部分還是喜歡他�！笨傮w上，《自來紅》一書的特點是，事實豐富而少分析和評論，也沒有明顯的感情色彩和傾向，即便在描述完自己親身參與的破壞和迫害后，也似乎沒有“懺悔”之情。這種手法，涉及到一切與文革相關(guān)的回憶錄和自傳體寫作都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即著者究竟應(yīng)該平實地敘述事實，還原歷史，由讀者來作出判斷，還是應(yīng)該直接加以評論？如果不加評論，是否會欠缺深度和分析？但如果加以評論的話，讀者又如何區(qū)分這些感想和評論是著者當時的觀點，還是后來才有的“事后諸葛亮”的感想？這個問題之所以存在，和文革的特殊性密切相關(guān)，因為文革是歷史上少有的當時人人趨之若騖，過后個個避之不及的事件。

　　華人女作家閔安琪（Anchee　Min）的文革回憶錄《紅杜鵑》（Red　Azalea）出版于一九九四年，曾是一部全美暢銷書，還行銷到全球二十多個國家，也是大學有關(guān)中國的課程的常用讀物。作者閔安琪曾經(jīng)在上海電影制片廠工作，后在陳沖的幫助下赴美，初時不會講一句英文，但歷經(jīng)打工，求學的磨練之后，用了八年時間用英文寫成《紅杜鵑》一書，記述自己的文革經(jīng)歷。書中的安琪出生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少年時為了自保，身不由己地參與了學校對老師的誣陷和批斗，在自己的父母受迫害后，于一九七五年下放到東海之濱的一個國營農(nóng)場當知青。農(nóng)場領(lǐng)導是一位鐵姑娘似的人物“嚴”（音），安琪試圖接近和引起“嚴”的注意，最終和“嚴”成為知己，然后發(fā)現(xiàn)“嚴”被壓抑在不食人間煙火的外表下的旺盛情欲，同時也開始了自己的性覺醒。安琪充當了“嚴”和心上人秘密聯(lián)系的信使，后來又在家中為二人充當紅娘，促成天作之合。安琪對文革的認識，是一種在嚴酷的條件下對知青生活逐漸積累的絕望和反叛，其間對個體受壓抑的感受甚至超過對物質(zhì)匱乏的厭倦，她意識到，“我不屬于自己”，聲稱，“我厭倦了生活，我痛恨做一顆槍膛里的子彈�！�1)當上海電影制片廠招收女演員出演樣板電影《紅杜鵑》的時候，安琪得以被選，但好容易快要成為明星的時候，主持樣板電影的“旗手”垮臺，安琪的明星夢破碎，成為電影廠的一名場記，直到赴美。這部書的女性視角，對被壓抑的情欲的大膽描述恐怕是在西方引起廣泛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道理和電影《菊豆》的成功類似。與高原的回憶相似的一點是，閔安琪的回憶也觸及到了文革初期師生關(guān)系問題，并描述了自己被迫在批斗會上讀“揭露”自己所愛戴的女老師“秋葉”的稿子后的矛盾和復雜心理。但閔安琪的寫作在這一點上突破了高原的超然風格——她明確地提到自己內(nèi)心的懺悔，并寫自己二十多年后去請求這位老師的原諒——不幸（或幸運？）的是，“秋葉”老師已經(jīng)不再記得她這個學生，甚至不再記得這件事情了。這一刻記憶似乎在和遺忘交鋒，然而尷尬的始終是記憶，如同魯迅筆下的《風箏》。

　　和《自來紅》相比，閔安琪的書已經(jīng)加入了個人情感和價值判斷，對個體的人被異化為無生命的子彈或“螺絲釘”的尖銳揭示和本能反抗也是頗為驚心的�；貞涗浲ㄟ^對話揭示出那個年代中的人不可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困惑，以及個體和集體之間的對抗和個體意識的逐漸復蘇。個體被吞噬，是不少文革回憶的共同主題。在美國女電視制片人，于北京長大的卡瑪·欣頓（Karma　Hinton）二ＯＯ三年出品的關(guān)于文革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英文名Morning　Sun）中，一位受訪者指出，不可思議的紅衛(wèi)兵暴力的一大動因，就是為了獲得被群體認同和接受的資格�？ì敗ば李D采訪了李南央，劉亭，宋彬彬，駱小海，朱學勤，徐友漁等人。其中，李南央的回憶強調(diào)指出在當時的整個政治文化氣氛下，“個人是庸俗的”，“自己”只是一個宏大的事業(yè)的一小部分。好幾位講述者都談到人性價值觀被否定，真實思想受到批判的問題，不斷從不同角度回應(yīng)閔安琪提出的問題，證明這不僅是個人記憶，還是群體記憶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當年被御賜姓名的宋彬彬，在受訪時回憶說，她當時并非自己主動接受了新名字，而是被報紙的報道強加的，宋彬彬甚至不無悲哀地說了一句，“名字不再屬于我�！毕炔徽劇八我�武”究竟是自己改的名字，還是被迫接受的，這里的問題是，觀眾知道李南央的話是現(xiàn)在對過去作的評判，但無法分清宋彬彬的這句話是在“回憶”當時的心理，還是在講現(xiàn)在的感受，如果她在一九六六年就能夠有“名字不再屬于我”的清醒和無奈，文革恐怕就沒有發(fā)生的理由和條件了。不過，整個采訪過程中，其他人都在正常光照下，只有宋彬彬的臉部和駱小海一樣，始終被處理在陰影中，尤其看不見眼睛。

　　然而，讀《紅杜鵑》的感覺，小說的成分多于回憶錄的成分，作為作者的知己的“嚴”和另一為作為反面人物的女知青“陸”（音）占據(jù)了極大篇幅，整個知青生活似乎被簡化為三人之間的糾葛，“農(nóng)場”幾乎成了一個太虛幻境，一些故事真?zhèn)坞y辨。此外，書中還有明顯史實“硬傷”：一方面，作者說自己一九七五年當知青，但在描述自己和“嚴”互相比賽背毛語錄的時候，卻提到其中一人說出“林副主席”在某一頁說了什么什么；
同時，作者說自己一九七六年初春到上影廠工作，后來的段落中又說廠里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會，其時周公已逝，當批“右傾翻案風”才對。西人為其情節(jié)吸引，固然無從分辨，但中國人讀來，卻有不嚴謹或信口開河之感。

　　閔安琪的回憶——姑且當做自傳體小說來讀——使人體會到一種本能的反抗和一名女性拼命改變自己命運的沖動，而定居于英國的張戎女士的自傳《鴻：三個中國女兒的故事》盡管出版時間——一九九一年——早于《紅杜鵑》，卻更多理性分析和思辯色彩，視角和思路也廣闊得多。張戎在史實的嚴謹性方面比《紅杜鵑》下的工夫顯然也更大，不僅每一章都嚴格標明年代范圍，且為了滿足西方讀者的需要，在敘述家史的時候，每講到重大歷史事件，如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詳細地交代其背景，并加以評論，例如，“文化大革命不但無助于使中國文化中的中世紀成份變得現(xiàn)代，還在事實上使它們獲得政治上的尊重�！�現(xiàn)代的’獨裁和古代的不寬容彼此促進�！�2)

　　在我看來，張著與《自來紅》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在敘述的同時不斷地加入評判，這些評論一方面使讀者（主要是西方讀者）對這段歷史有一種更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作者本人的立場，但另一方面也使回憶錄的客觀敘事性受到影響。張戎描寫道，她在被下放的四川德陽農(nóng)村才看到了農(nóng)民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聽到一位在大躍進時期的極左干部這樣為自己辯解：他之所以無情地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是因為不愿意丟掉自己的位置——“生產(chǎn)隊長是小，但至少他可以死在村里其他人后頭�！�3)張戎作為知識青年在為農(nóng)民辦的文化補習班里讀社論，但是她發(fā)現(xiàn)了其中嚴重的形式主義。農(nóng)民因為讀書無用看不到前途，已經(jīng)對受教育根本不感興趣，另外，一天的疲憊勞作之后，農(nóng)民們一心想著家務(wù)，對聽社論興趣全無，但又不敢離開，只能在課堂上睡覺。事實上，高原的《自來紅》也印證了這一點——高原描述下鄉(xiāng)勞動的生活時說，“晚上我去參加村民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時候，幾乎睜不開眼睛�！�4)在高原一筆帶過的事，張戎則又進一步剖析，由于缺少教育，村民的眼界變得非常狹窄，常常為飯里的紅薯也可以吵上幾個小時。張戎在描述自己僅憑一本《赤腳醫(yī)生手冊》就當上了“醫(yī)生”的時候，也作出了評論：改善農(nóng)村醫(yī)療條件不依靠建立更多的醫(yī)院和訓練更多的正規(guī)醫(yī)生，而是靠“赤腳醫(yī)生”，其結(jié)果使農(nóng)村醫(yī)療條件更為惡化。閔安琪的回憶中，從未提到自己在文革中讀過什么書，有何種對知識和理智的追求，而張戎則詳細地講述自己的讀書生活——《魯迅全集》，馬列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從黑市上買來的書。她認為讀馬克思著作幫助她理性和分析地思考。由于讀書和思考，張戎知道自己是個不太受村民歡迎的人。因為“干活是他們的全部生活，以及他們評價任何人的唯一標準�！�5)但是，細心而挑剔的讀者（包括西方讀者）仍可能追問，所有這些感受，比如對“赤腳醫(yī)生”的評價，究竟是著者在多年以后寫書時才認識到的，還是當時就意識到了？作為一個年輕的下鄉(xiāng)知青，她可能有如此超越環(huán)境局限的思想和觀點嗎，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假如是寫作時候的反思，那么對自傳或回憶錄來說，加入這些后來的判斷又是否必要呢？回憶者，不論是宋彬彬還是張戎，看來在講述的時候都有責任對當時的心理和現(xiàn)在的反思作出明確的區(qū)分。

　　無論如何，張戎的回憶中涉及到一件有意思的話題——知青和農(nóng)民的關(guān)系。按她的講述，她與農(nóng)民之間最多只能說是相安無事，因為雙方的思想感情實在存在巨大差異。而高原也在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根本不愿回到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一起干活。另一本英文的口述歷史著作《把皇帝拉下馬——一位中國鄉(xiāng)村領(lǐng)導的畫像》則難得地提供了同一時期農(nóng)民對知青的看法，但同樣地證實了雙方的隔膜的確存在。《把皇帝拉下馬》的受訪者，河南省的一名村支書王福成（音）描述文革期間接待從安陽來的下鄉(xiāng)知青的時候說，起初他作為村領(lǐng)導，為知青修了新房子，還打算開歡迎大會，后來聽一些知青說要先打他一頓，再打城里的干部，就取消了歡迎大會。不久，村民就開始抱怨說知青光吃飯不干活，成天互相爭吵，甚至打架。很多知青頻繁返回城里，直到最后全部離開。王福成說，“我們很高興他們走了。他們是我們的負擔。他們搗亂，我們之間沒有什么共同的，我一半的精力用來對付他們。在我當干部的這些年里，最失望的事情就是沒有能讓知青和村民統(tǒng)一”6)王福成的話究竟在多達程度上代表“貧下中農(nóng)”的態(tài)度姑且不論，農(nóng)民和知青之間的思想感情差距太大看來是事實，雙方的基本價值差異，交流障礙難以突破，“再教育”的宏旨從何談起。

《把皇帝拉下馬》在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課上是一本很受學生歡迎的書。這本口述史著作的作者Peter　J．Seybolt是美國佛蒙特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授，大概正是為了一反精英知識份子壟斷歷史書寫，并以“事后諸葛亮”的評論來干預記憶的現(xiàn)象，特地選擇了一位不識字的鄉(xiāng)村干部王福成進行一生經(jīng)歷訪談。王福成一九五四年就已經(jīng)成為他所在的村的黨支部書記，一直任職到八十年代中期，其間經(jīng)歷了大躍進，文革，和改革開放。大躍進期間，他始終沒有虛報過產(chǎn)量，文革中也沒有迫害別人，相反受過一次批判，他參觀大寨，但心里并不以為然，在回憶“批林批孔”的時候，王福成說自己起初以為“孔老二”是鄰村的一個大地主，讀來頗覺可愛。王福成的記憶和講述是樸素的，他隨遇而安，不痛苦，也不抱怨；
他不質(zhì)疑文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但更擁護改革，他只是憑著基本的良心和適當?shù)募记缮�存，教育水平的限制無疑影響了對很多事的深入理解，但或許也使得他的回憶較少受到情緒和價值判斷的影響。

　　王福成是幸福的，但是當親歷和回憶者并不具備支書王福成那樣隨遇而安的品性，相反卻有強烈的文人氣的時候，其經(jīng)歷就令人嘆惋了。著名英語文學專家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有時幾讓人不忍卒讀。巫寧坤也是在旅居美國的時候?qū)懽鞑⒂谝痪啪湃�年在紐約以英文出版《一滴淚》。巫寧坤在序言中表明，他原本也是想避免提到這段經(jīng)歷的，但在子女和友人的堅持下，再加以相應(yīng)的條件，才終于把記憶在異國釋放和復制出來。巫寧坤把變成右派和受改造的過程以及其間的生活細節(jié)寫得實在太詳細了，而且頗多帶怨氣的議論，因此很惹得一些人不滿的。有一位也是著名的英語教授就曾在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他，意思是不能象其他某某名教授一樣，以寬闊的胸襟來看待個人所受的委屈云云。這個批評顯然還是沿襲了過去的思維，即個人的遭遇和痛苦在全體的面前還是微不足道的，沒有資格表達的，可是聯(lián)想到《八九點鐘的太陽》中的受訪者說的話，則這種對個體的壓制，不正是當初文革爆發(fā)和暴行累累的根源嗎？

　　巫寧坤的回憶錄中的經(jīng)歷予人強烈的悲劇感。他自己鐘愛莎士比亞悲劇，甚至在被放逐的興凱湖邊仍在吟誦《哈姆雷特》中的“丹麥是一座監(jiān)獄”，思考丹麥王子的悲劇的實質(zhì)，卻不想自己早已經(jīng)是現(xiàn)實中的悲劇角色。假如仍然沿用王國維關(guān)于三種悲劇：命運悲劇，性格悲劇，社會悲劇的說法。于我看，巫寧坤一人獨占了三項。迫害是一大社會悲劇，不遑多論。但他當初應(yīng)趙蘿蕤教授的邀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就匆匆從芝加哥大學回國，結(jié)果從此被錯劃，錯打幾十年卻頗有命運弄人之感。當初李政道作為小學弟送巫寧坤歸國，數(shù)十年后，功成名就的李政道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巫寧坤往訪，講述了自己和其他一些學友的不幸經(jīng)歷，可接下來“……他（李政道）并沒有表現(xiàn)出強烈的興趣和感情。他自信而有尊嚴地坐著，一看就是個標準的大學者，我很快就感覺到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7)巫寧坤竟產(chǎn)生奇想，假如當年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的舊金山，不是他送我，而是我送他……；
這種戲劇性的人生只能說是命運的安排。巫寧坤生性愛直言，這已經(jīng)足夠鑄就性格悲劇。回憶錄中記述，他于五十年代初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翻譯工作，看到一位領(lǐng)導人的講稿覺得水平不高，立即發(fā)起牢騷來，而同為翻譯的錢鐘書馬上作驚愕狀，以手指置唇上作“噓”聲。這里的刻畫極生動，性格差異及其所導致的不同人生軌跡此刻就已經(jīng)注定，夫復何言。巫寧坤對監(jiān)督改造時期的生活細節(jié)記錄非常精細，實因這段日子太刻骨銘心。在“半步橋”勞教所，“每天吃兩頓——窩窩頭，玉米粥，一塊很咸的大頭菜。沒有油，沒有肉，沒有蔬菜，沒有糖，沒有膽固醇之憂�！�8)后一句英文中連用五個no，到了no　cholesterol　worries一語，始覺黑色幽默。讀到巫寧坤在北大荒餓得浮腫將死，不知怎么又想到《我們仨》，想來那正是仨們大啖“高級飯”，“下館子兼看戲”的時候呢。

　　書中的一個精妙處在對知識份子群像的描摩。巫寧坤寫沈從文——“大師從來不談他的困難，從來不發(fā)泄他的委屈，總是帶著一副菩薩般的笑臉，好象他把個人的苦難視作理所當然，他把對生活的信心視作理所當然，所以他根本不去談?wù)撍鼈��！?)但是，當沈從文聽說了巴金夫人蕭姍一九七三年的去世，仍然悲痛無法自抑。巫寧坤對他所敬重的趙蘿蕤教授，著墨甚多。我從這本書里，才知道趙蘿蕤是趙紫宸的女兒。趙紫宸是我?guī)啄昵霸陉P(guān)于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碩士論文中曾經(jīng)重點探究的一個人物，在此不妨稍提一下。趙紫宸（一八八八－一九七九），蘇州人，一九一Ｏ年畢業(yè)于教會辦的東吳大學，一九一三年成為專職神職人員，一九一三年趙紫宸赴美國田納西州凡登壁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學神學，一九一七年獲社會學碩士學位。新文化運動時期，趙紫宸等基督教“生命社”成員積極參與中國文化重建，并曾經(jīng)與激進的陳獨秀和胡適等人進行過一次無果而終的會談。趙紫宸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間擔任任燕京大學神學院院長，是中國基督教實現(xiàn)本色化的重要領(lǐng)導人。趙紫宸一生試圖調(diào)和中國文化和基督教，并調(diào)和自己的中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分，主張以基督教作為中國社會重建的道德基礎(chǔ)，并相信漸進改良的道路。在越來越激進的中國近代歷史潮流中，趙紫宸的信仰和理想無疑已經(jīng)是不合時宜的，他只能努力追趕變化的時代。愛國，然而不合時宜，從父親趙紫宸的經(jīng)歷多多少少可以推知趙蘿蕤的尷尬境遇。巫寧坤記述說，趙蘿蕤在丈夫，考古學家陳夢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癥，故未能在陳夢家第二次試圖自殺（第一次吞服安眠藥自殺未遂，十天后自縊）的時候阻止他。陳夢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去世的時候不滿六十歲。晚年的趙蘿蕤膝下無子女，獨自一人與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書為伴，藏書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說和T．S．艾略特簽名的詩作。趙蘿蕤唯一的消遣是彈鋼琴，但在文革中原來那架“斯坦威”已被作為四舊沒收。因為精神疾病，趙蘿蕤必須服藥，當巫寧坤勸她少服用時，趙立即變臉，說，“你想讓我發(fā)病嗎？”然而，和沈從文一樣，趙蘿蕤從來不敘說個人的傷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巫寧坤特地寫道。

　　讀至此，我想，巫寧坤似乎也很欽佩歷經(jīng)劫難后倔強地保持沉默的人，但是他仍然突破對往事“從不提”的防線，把自己的傷痛說了出來，這也有宿命的味道——他直言，所以訴苦；
但所受的苦本身也正是直言帶來的。作為記憶的講述者，巫寧坤和王福成不同，因為王福成的記憶始終是滿足和愉快的，也和高原，張戎，閔安琪不同，后三者在文革爆發(fā)時只是學生，都是在出國后接受更高教育并且定居國外，而巫寧坤回國時就是教授，長期受監(jiān)禁，寫回憶錄時已近暮年�！敖Y(jié)論”可改，歲月已不可改。因此他的書的確是“怨”的，這或許也以價值判斷影響了回憶的敘事客觀性，然而他吃的苦畢竟是實實在在的，且始終不曾修煉到菩薩般的道行，要他“客觀”，“樂觀”甚或感恩戴德怕也難。這讓我想起章詒和的一句話，“我想，能夠悲傷也是一種權(quán)利”。假定趙蘿蕤教授生前也有機會提起筆來調(diào)動自己的記憶，她的怨和怒，應(yīng)該不會少于巫寧坤吧。

　　此外，還有一部在美國引起關(guān)注的文革回憶錄，是不少國內(nèi)讀者熟知，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血色黃昏》的英譯本“Blood　Red　Sunset”。這部著作的英文版由科羅拉多大學中國文學教授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葛浩文，翻譯過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等書）翻譯并于一九九六年出版。把《血色黃昏》譯介到西方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由于這是中國人用中文寫作的自傳，從一開始就避免了用英文為西方讀者寫作時出于政治和市場考慮可能帶來的干擾。在亞馬遜網(wǎng)站上，一位美國讀者這樣評價《血色黃昏》：“……關(guān)于打人，虐待，諂媚和貪婪的故事充斥著每一頁。對這一段時期實在沒有什么好話可說。它令人渾身發(fā)冷。大約十年以前，我在中國現(xiàn)代史的本科課程上讀過這本書。至今我還保留著它�！�

　　革命偉人錚錚有言：“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然而記住過去未嘗不意味著雙倍的痛苦，遺忘也未嘗不是幸運。對于往事，是選擇遺忘，還是選擇記憶，選擇沉默，還是選擇言說，或如那丹麥王子的獨白：“默默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苦難”？這真是一個問題，而且，誰來說，說什么，也還是問題。文革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教育機會被剝奪的時代，然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卻也是獲得受教育權(quán)利的時代，對文革時期山東即墨縣初等教育的普及成果，已經(jīng)有中國大陸留美學者韓東平在二ＯＯＯ年以英文出版了實證性的學術(shù)專著：《不為人知的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對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的影響》，加以正面論述10)。韓東平在佛蒙特大學師從《把皇帝拉下馬》的作者Peter　Seybolt教授，看來師生都傾向于對文革持一種溫和的看法。如同書的前言中說，韓東平自己是在文革時期的農(nóng)村受的初等教育，那么他站的角度和知青可以說剛好相反，也可以說，這是對個人記憶的一種學術(shù)性的論證，或者，是個人記憶催生了一部實證性的學術(shù)著作，而它展現(xiàn)了過去的文革研究和記憶中都避免提到的一個問題——政治上要徹底否定文革，但在具體的事情上，未必全部否定得了。這無疑提醒我們，盡管現(xiàn)在的這些回憶文字值得珍視，他們也并非全貌。所有的聲音一齊高喊“我控訴”的時候，和所有聲音高喊“就是好”的時候一樣，仍然還是有人在沉默中壓制自己的記憶。

　�。ㄋ�有引文部分均由筆者翻譯）

　　【注釋】

　　1): Anchee Min，Red Azalea (New York: Penguin, 1994), 148.

　　2): 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Touchtone, 2003), 4413.

　　3): Ibid., 418.

　　4):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42.

　　5): Chang, Wild Swans, 423.

　　6): Peter J. Seybolt, Throwing Emperor from His Horse：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i in China, 1923-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74.

　　7): 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341.

　　8): Ibid., 75.

　　9): Ibid., 359.

　　10):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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