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國家外國專家局日前宣布：在“十一五”期間，國家將投巨資，引進1000余名海外學術大師，建設100個左右世界一流的學科創(chuàng)新引智基地，以此迅速推進我國高等學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111”計劃）。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在經濟“火車頭”的牽引下，我國重新燃起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火，實際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百年中國人的夢想，要實現(xiàn)這個夢想，絕非一日之功，我們只有認清經營大學的內在規(guī)律，才能力避本已脆弱不堪的中國高等教育再次墜入速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風險。

　　中國需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世界大國崛起總是伴著深刻地教育變革和教育的跨越式發(fā)展，一個國家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教育必須率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國家現(xiàn)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正是這些大學直接影響和推動下，本國經濟、社會、科技、教育乃至軍事等各個領域才能始終走在世界前列。

　　1000年前，意大利出現(xiàn)了近代最早的大學，掀起了西方的文藝復興，孕育了最早的資本主義經濟。13、14世紀，英國誕生了牛津和劍橋大學后，很快引發(fā)了工業(yè)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19世紀，研究型大學在德國興起后，德國很快成了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領頭羊。由此可見，大學的興起必然推動國家的興起，這是一種世界現(xiàn)象。

　　美國之所以富于不竭的創(chuàng)新活力，保持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美國多元的文化氛圍，得益于美國把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作為它的國家戰(zhàn)略，得益于它制定和不斷修改《國際教育法》、《移民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證不間斷地從全世界網羅到最優(yōu)秀的人才，得益于幾所世界一流大學的思想和智力的支持。目前，在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的物理學家、數(shù)學家和計算機專家中約５０％是外國出生者，近１０年里美國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中有一半是外國人的后裔。

　　大學發(fā)展與經濟騰飛的互動關系是世界強國發(fā)展的一個共同特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政府把握中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提供良機，實施了強力推進高等教育戰(zhàn)略抉擇，有力的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

　　我國是一個擁有1000多所高等學校的教育大國，但離教育強國還有較大的差距。我國經濟持續(xù)高速增長震驚世界，但在人均經濟水平、知識能力、享受社會福利等方面，距離發(fā)達國家還相差遙遠。但是，中國政府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史地將經濟發(fā)展與建設高等教育協(xié)調起來，大手筆地抒寫世界一流大學的新篇章，充分顯示出中國作為后現(xiàn)代國家的后發(fā)優(yōu)勢和善抓戰(zhàn)略機遇的聰明智慧。

　　用行政手段能“捆綁”出世界一流大學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中國辦教育的古訓；
“大學乃大師之學，無大師則無大學”這是西方辦大學的真經。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巨大，但在辦學育人上卻有如此相似的辦學理念。世界教育強國的一流大學都是歷經百年滄桑后，長期形成的優(yōu)良學風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形成了學術大師云聚、科研成果卓著、學生成績卓越、辦學特色鮮明等方面顯示出共同的特征后，最終成為國際科技與文化合作交流的中堅力量。

　　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作為發(fā)展中的經濟大國，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是教育，這就是中國面臨的世紀難題。為此，在九五期間，我國相繼實施了面向２１世紀重點建設１００所高等學校的“２１１”工程和以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為目標的“９８５”工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和地方有意識地站在“百年育人”的歷史高度，對高等教育最大規(guī)模的、跨世紀的戰(zhàn)略性投資。

　　此次，教育部實施“111”計劃目的仍然是培養(yǎng)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培養(yǎng)高層次人才、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能力。教育部長周濟說，引進學術大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原有的教學體系、科研體系、基本體制繼續(xù)存在的同時，構筑一些“學術高地”、“政策特區(qū)”、“人才特區(qū)”。使這些大師在人才“孵化器”里，除了享受比較好的物質條件外，還將為此提供更好的政策條件，體制和機制上的優(yōu)勢，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隊伍建設的路子。然而，令人疑慮的是這幾項跨世紀的“大學工程”，雖然在實施的時間上有10年的跨度，但都是在不觸動原有教育體制的情況下，通過行政力量整合現(xiàn)有的教育資源，捆綁出的“大學航空母艦”，營建出氣派宏偉的大學城，孵化出中國特色的學術大師。

　　國家率先把北大、清華當作建成一流世界大學的“橋頭堡”，從1999年起，國家分三年累計單獨各自撥款18億元。但是，2000年以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培養(yǎng)的本科生、研究生近半數(shù)留學國外，成為美國大學的預科生院。著名數(shù)學大師丘成桐，“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幫助中國強大起來”，但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中國其他大學的打壓令人灰心”。

“中國很多大的項目，表面上請了很多人來，特別是引進很多外國專家，實際上都是假的”，有的大師“在北京大學掛了名，還得請別人替他教書，這是騙人�！�

　　中國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求是》發(fā)表文章中談到，他曾參加過中國一個科研項目的驗收，該項目在不少方面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在感到欣喜的同時，也感到十分憂慮，因為參加該項目的博士有百分之九十已經到了國外。

　　引進學術大師的理念比建100大學都重要

　　大學是探索自然科學和人類知識秘密，造就學術大師的場合，“學術自由”正是大學存在和發(fā)展的合理性所在, 它是人類探索幾百年才獲得的最有價值意義的大學理念。從世界名校發(fā)展的軌跡上看，世界一流大學的成長是一個思想不斷裂變過程，它不僅需要建立多元文化和思想自由的社會氛圍，還需要有剛性法律的支撐、柔性政策的扶持。

　　上個世紀初，蔡元培以德國大學為模式，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學理念，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國家教育部選擇通過行政力量，引進國際學術大師，構筑學術“政策高地”，培養(yǎng)學術精英的路徑，有悖于大學成長的內在規(guī)律。如果有一天這些學術大師走出“政策高地”，融入到我們固守的、僵化的高教機制內，會有一個什么結果呢？

　　在中國現(xiàn)有高教機制中，人們把“學術大師”稱為“老板”，因為只有先成為行政領導，才能發(fā)展到學術大師。大師們像地方官員跑項目一樣，天天陶醉于“跑部錢進”的喜慶之中，“跑項目”成為中國“大學”所面臨的最大的學問。這些跑來的科研項目和資金，在學術大師的手上就能翻云覆雨，創(chuàng)造出驚人研究“成果”，國家審計署2004年度審計公告可謂觸目驚心：科研系統(tǒng)2個部門和45個科研單位轉移、擠占、挪用科研經費6.69億元，另外還有13個單位把3.27億元的科研經費違規(guī)出借、對外投資甚至投入股市。

　　世界一流大學成功之處在于學生杰出表現(xiàn)為學校贏得永久的榮譽。然而，中國的高校因合并名聲大震，教育收費和證書的價碼也直線上升。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近10年內，由中國高校正式頒布的碩士、博士學位證書數(shù)量名列世界前茅居，但是，這些具有灰色“博士”頭銜的官員、企業(yè)家們除了在自己檔案中抒寫一筆升值的資本以外，留下的只能是中國大學發(fā)展史上，永遠也洗不清的恥辱。

　　我們在選擇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路徑上，并沒有吸取國際成功經驗，也沒有汲取經濟改革的教訓。1978年以來，教育部及其他有關部門制定了400余件關于對外文化交流的文件，但在這些政策中幾乎看不到從法律和制度上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痕跡。如果在文化全球化的時代，依然拒絕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探索建立符合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用臨時性的政策替代剛性的法律，結果只能是大學始終游離于法治與國際大學評價制度的框架之外。

　　行政的審批與功利性學術彌漫于大學上空，將使學術活動異化成了一條利益壟斷和學術造假的“流水生產線”。像 “中國芯”發(fā)明者一樣的“學術大師”，與學校一起利用假引進、假發(fā)明、假科學鑒定騙取國家投資、榮譽、地位后，既無良心不受譴責之嫌，也無法律制裁之慮。全國政協(xié)常委、北京大學教授甘子釗院士說，在現(xiàn)有制度框架內，“有時候在科研上搞個虛假成果，還會比搞個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

　　如果說“學術大師”不可能產生于一個沒有思想靈魂的大學體系之中，更不可能成就于“政策高地”之上，那么，沒有國際級的學術大師，沒有世界人才云集的大學，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就必須立足于全球，按照國際慣例，把教育真正根植于“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土壤之中，使中國的大學不僅具有吸引學術大師強大磁力，還能成為培養(yǎng)學術大師、政治家、企業(yè)家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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