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xiàn)代漢語中有很多詞，它是漢語里原有的詞，但用它來翻譯某個外文詞后，我們逐漸不再在它原有的意義上使用它們，而主要在它用來對譯的外文詞的意義使用它，這些詞原有的意義反而被掩蓋了。例如革命、經(jīng)濟、經(jīng)驗、社會、民主、專制、事實、理論、作用。這樣的詞加上近代專門為了翻譯外語詞新造出來詞，我統(tǒng)稱為“移植詞”。在論理的場合，大部分現(xiàn)代漢語語匯都是移植詞。本文旨在引起人們注意移植詞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可能影響。

　　Chinese vocabulary now contains a special kind of words they were Chinese words in the past, but now they have lost what they used to mean and become Chinese versions of foreign words they have been used to translate. I call these words, plus the words coine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to translate foreign words, "transplanted words". Most of the words we are using in theoretic discourse today are transplanted words. My paper is aimed to call attention to possible influence they have excised 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mong Chinese. 　　

　　關鍵詞：移植詞，論理，中國哲學

　　Es ist am Ende das Geschaeft der Philosophie, die Kraft der

　　elementarsten Worte, in denen sich das Dasein

　　ausspricht, zu bewahren.

　　――Heidegger 　　

　　本文旨在界定一種我暫時稱作語詞移植的現(xiàn)象，并考慮這種現(xiàn)象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可能影響。

　　一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翻譯高潮，一次是東漢以來的佛經(jīng)翻譯，到唐朝達到高潮，一次是明末以后尤其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西學東漸”。相比之下，第二次的規(guī)模和深度遠非第一次可比。第一次主要集中在佛經(jīng)、佛學，第二次是全方位的。第一次翻譯大潮雖也對中華固有文明形成某種沖擊，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沒有被動搖，第二次翻譯大潮則遠不止于文字思想方面的引進，而是偕同政治、經(jīng)濟、日常生活的全面改觀鋪天蓋地而來。

　　“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1這兩次翻譯大潮的一個結(jié)果是：漢語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新言語”。新詞中一部分是外來詞，例如第一潮中涌入的涅磐、菩薩等等，第二潮中涌入的咖啡、沙發(fā)、拖拉機、沙龍、引擎、浪漫等等，以及其他零零星星引入的葡萄、琵琶等。

　　日常使用的外來詞多半是自然品類和器物的名稱。當然也有一些觀念詞。人們常提到涅涅磐、〔□我的字庫里找不到真正的niepan，〕浪漫、邏輯等。我的朋友簡寧提到，像菩薩這樣的外來語，可能展示出精神生活的一種新式樣，菩薩心腸里那種悲天憫人的韻味用仁、慈、仁慈都不能完全表達出來。

　　外來詞往往攜帶某種異國情調(diào)。布拉吉比起連衣裙來似乎更特指，更多外國味。在第二大潮中，外國的事物和觀念還攜帶著一種文化優(yōu)勢，造成語言文化研究者所稱的“崇尚外語的傾向”。夷變成了洋。外來語洋腔洋調(diào)，不僅帶有異國情調(diào)，而且?guī)в心撤N優(yōu)越感。商品、店鋪的名稱是顯例。據(jù)克里斯特爾說，這種情況在日本最為突出。2克里斯特爾的書〔第二版〕出版于1988年。今天，也許他會把中國算作同樣突出的例子。Outlet是個灰頭土臉詩意的詞兒，一旦在商城外寫上奧特萊或澳特來，就像是什么外國名牌店了。中國國產(chǎn)的商品，也往往標上“圣里奧”之類的“外國名字”。外來詞的異國情調(diào)和優(yōu)越感隨著時代的變化散發(fā)著不同的氣息。布拉吉、蘇維埃、娜塔莎、莫斯科，合起來是一幅圖畫，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讓兩三代青年產(chǎn)生一種特別的情懷。奧特萊、羅馬假日花園、威尼斯餐廳、派對，形成了另一幅圖畫，適合九十年代以后的青年。

　　另一部分新詞是新造出來的詞，如第一潮中出現(xiàn)的世界，第二潮中出現(xiàn)的哲學、細胞、消極、具體、代數(shù)、方程、平行線、直角、企業(yè)、警察、電腦。漢語的一個特點是，用單音漢字組合成雙音新詞〔以及少量多音詞〕是相當便利的。例如，漢語里原本沒有哲學這個詞，但哲和學都有明確的意義，合在一起成一個詞，多多少少也可理解。不過我要強調(diào)的是，我們主要不是從合成詞的兩個漢字來理解哲學的，而是把它直接理解為philosophy的譯名。

　　比新造出來的詞更值得注意的，在我看來，是第三種詞。它們是漢語里原有的詞，但用它來翻譯某個外文詞后，我們逐漸不再在它們原有的意義上使用它們，而主要在它們用來對譯的外文詞的意義使用它們，這些詞原有的意義反而被掩蓋了。〔它的主要語義逐漸等同于或近似于用它來翻譯的那個外文詞的語義，〕例如革命，早在尚書中就出現(xiàn)了，但如今說到革命，意思是revolution。我從網(wǎng)上一篇文章中讀到，孫中山發(fā)動反清起義，初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苯�(jīng)濟也是這樣的詞，經(jīng)濟這個詞古已有之，后來用它來翻譯economy，可古漢語中的經(jīng)濟，和外國話里的economy意思并不相同，而到了今天，這個詞主要用在economy的意思上，不再意謂古人所謂的經(jīng)濟。再如經(jīng)驗，經(jīng)驗這個詞早在《搜神后記》中既已出現(xiàn)，當時這個詞的意思主在驗證，與今天的經(jīng)驗概念不同。此后經(jīng)驗這個詞又滋生出靈驗和親身經(jīng)歷兩種意思，仍然不同于今天的經(jīng)驗。今天的經(jīng)驗一詞，是我們追隨日本人用來翻譯experience的。3據(jù)我初步考察，今天在論理文章和日常話語中用到經(jīng)驗，都是在新的意義上使用，沒有在經(jīng)驗的原義上使用的。最后再舉社會一詞為例，這是漢語原有的詞匯，但現(xiàn)在我們都把它理解為society的譯名。有趣的是，用它來翻譯society之后，漢語中原有的社會一詞所表示的意思，現(xiàn)在大致改用會社來表示了。舉凡經(jīng)濟、文化、物理、幾何、因果、真理、社會、宗教、選舉、組織等等，皆屬此類。除了這些典型的移植詞，還有一批語詞，似乎也可視作準移植詞，例如宇宙、上帝、形而上學、事實�！病踹�待考察的。政治、〕

　　這類詞既似新詞又似舊詞，無以名之，暫時借用鵲巢鳩占的成語把它們稱作鵲巢詞。使用鵲巢詞和用天空來譯sky、用高興來譯happy是不一樣的，用天空來翻譯sky，用月亮來譯moon，是翻譯的通常情況，天空和月亮仍然是原來那個漢語詞，而非首要地作為譯名起作用。所以，鵲巢詞雖然看上去是咱們古已有之的舊詞，其實更接近新造出來的譯名。我把它歸在新造的詞一起，統(tǒng)稱為移植詞4。移植詞指的是這樣一些詞，它們雖然是外文詞的意譯而非音譯，但它們主要是作為譯名起作用的。

　　移植詞對應于某個外文詞，它的意義基本上是這個外文詞的意義。當然，沒有完全對等的對應。移植詞并不完全是外文詞的對應物，不完全是那個外文詞的Chinese version。新造出來的移植詞，組成它的漢字有固有的意思。本來就是合成詞的移植詞，更是有它固有的意思。而且，移植詞雖然一開始作為譯名引進，但它是在漢語里使用的，在使用過程中，它的意思會發(fā)生改變，會發(fā)生“漢化”。Culture更多與和土壤、培植聯(lián)系，而文化里就含有較多讀書識字的意思。古漢語里的民主是民眾之主，雖然它現(xiàn)在是democracy的譯名，但很多人還是從民眾之主、為民做主來理解這個詞。

　　還有比較復雜的情況。Subjectivity是一個重要的論理詞，有復雜的內(nèi)涵，乃至于我們不得不用兩個詞來翻譯，一是主觀，一是主體。這兩個譯名中，主觀要遠為常見。在日常用法中，主觀只傳達了subjective的一個方面，即主觀武斷、臆想之類，含有相當?shù)馁H義。5 　　

　　還有更復雜的情況。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在正確這一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例如說到科學的論斷等等。這種用法主要受到馬克思某種觀念的影響，在西文著述中并不流行。這里，移植詞的含義就和它所對應的西文詞的含義有某種既追隨又選擇的微妙聯(lián)系。

　　二 　　

　　外來詞對漢語有一定影響，但我估計，移植詞的影響比外來詞遠為深廣。

　　首先，移植詞的數(shù)量比外來詞大得多。中國人更多采用意譯而非音譯，有不少詞，一開始是用音譯的，后來還是被意譯取代了，例如律師、銀行，有些音譯還保留，但意譯占了上風，例如人們今天較少說引擎，多半說發(fā)動機。也有相反的情況，例如logic一開始被譯作論理，后來通用的譯名是邏輯。但這樣的詞匯很少。而且，邏輯這個詞本來就包含一點兒意譯的意思在內(nèi)。不少非名物名稱的外來詞本來就和移植詞差不多，因為翻譯家在最早采用音譯的時候，就考慮到了所選用的漢字的意義，例如romantic既有譯作羅曼蒂克的，也有譯成浪漫的，后來老百姓選用了浪漫這個譯名。例如party譯作派對，既取聲音相似，也有意譯成分。

　　意譯的優(yōu)勢想起來大概有幾個緣故。一個原因大概是：漢語的音節(jié)都是核心音節(jié)，沒有輔音串〔cluster of consonants〕，很難用來摹仿很多語言中幾個輔音連在一起的發(fā)音，trump這個詞用漢字模仿出來是什么樣子？Sixths就更麻煩了。一個更重要的緣故大概是，漢字的生產(chǎn)能力很強，漢語里每一個字都是一個詞，但也可以把兩個字合起來組成一個新詞，碰到electric lamp，我們就把電和燈合起來造出一個新詞，電燈，我們雖然從前沒有電燈這樣一個合成詞，但一造出來，意思就相當顯豁，哪怕第一次見到電燈，也大致能明白它是用電點亮的燈。望文即可明義，接受起來比音譯容易。

　　移植詞對現(xiàn)代漢語的影響比外來詞更為深遠，不僅由于移植詞數(shù)量更大，更由于流行的外來詞多半是自然品類和器物的名稱，而不是論理詞。在論理的場合，大部分語匯都是移植詞。物理學、經(jīng)濟學等等專門學科就不去說它了，一般的論理文章里面也盡是移植詞�，F(xiàn)在雜志上發(fā)表論文，前頭都要求列出關鍵詞，查一查就可看到，這些關鍵詞幾乎無例外地是移植詞。就是平常老百姓說話，只要涉及論理，所用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植詞，例如民主、專制、事實、理論、主觀、客觀、作用、影響、原因、效果等等。我們哲學家所用的“哲學概念”自然更不是例外。

　　由于現(xiàn)代漢語中移植詞數(shù)量巨大，特別是現(xiàn)代漢語中的論理詞中移植詞占有明顯優(yōu)勢，我們就不能不說，現(xiàn)代漢語受外國語〔當然主要是西語〕的影響，要遠遠甚于例如法語受英語的影響。在后一情況中，“入侵”的主要形式是外來詞，而現(xiàn)代漢語所受的外來影響遠為更加深廣地體現(xiàn)在移植詞中。

　　大量的移植詞使得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想交流變得容易多了。一個美國人問起現(xiàn)在中國青年都有什么追求，我可能回答說：they are longing for democracy。這不僅由于我大致會說英語，也由于漢語里現(xiàn)成就有民主這個詞，街上的青年的確在說：我們要民主。兩三百年前，Chinese were thought to be inscrutable，其中一個重要的緣故在于，中國人那時用來表達其觀念和概念的語詞，都沒有現(xiàn)成的外文詞與之對應。

　　但另一方面，現(xiàn)代漢語中的論理詞匯大多是移植詞，這對現(xiàn)代中國人的哲學思考提出了一個特殊的挑戰(zhàn)。有些移植詞是新造出來的，除了用來翻譯，并沒有“用法”，如我用來翻譯Dasein的此在；
有的新造的詞，雖有人使用，但主要是哲學家在用，例如表象。有些是“鵲巢詞”，例如經(jīng)驗、真理、科學等等，它們雖是漢語固有的語匯，但現(xiàn)在我們是把它們當作外語譯名來理解的。所有這些詞，即使已成為日用的語詞，有日常用法，其用法也不是從漢語語境中自然生長出來的。這就造成了以下奇特的情形：1，漢語寫作中有大量的論理文章像是在用一種準外語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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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xiàn)在論文寫作極為繁榮，但哲學的核心工作，即概念考察，卻大致闕如。一百多年來，文化人經(jīng)常爭論中國傳統(tǒng)中有沒有哲學，有沒有科學，儒學是不是一種宗教，這些爭論從來不是單純事質(zhì)方面的爭論，都涉及概念考察，而一旦要澄清這些概念，就不能不注意到，哲學、科學、宗教這些詞都是移植詞。于是出現(xiàn)了這樣的問題：我們所考察的概念是中國話里的概念還是外國話里的概念？這些詞似乎是無歷史的，若說有歷史，倒是它們所對應的那些外文詞有歷史。實際上對哲學、科學、宗教這些概念進行追究，多半是沿著西語向希臘追究，〔少有考察中國論理詞的。〕結(jié)果，似乎凡做哲學思考，都與西方概念有更親緣的關系。

　　我早就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中國哲學”這個說法和“德國哲學”之類不是平行的名稱。“德國哲學”大致是指德國哲學家所寫的哲學，用德文所寫的哲學；
“中國哲學”卻不是這樣。你明明是中國人，用中文寫作，但你的工作不屬于中國哲學。這的確是種奇特的不對稱。我們說到德國哲學，不是說它討論的是唯德國人特有的概念，它主要倒是在討論法國人、中國人都關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德國哲學而不是法國哲學，是因為它借助了德語、德國思想傳統(tǒng)和文化傳統(tǒng)的力量，而這種“借助”是刻意為之還不是刻意為之倒在其次。

　　這種差異從何而來？這牽涉到我們對哲學活動的理解。哲學是論理的，但哲學與一般論理復有不同，哲學通過對論理概念進行考察的方式來論理。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哲學是對概念的考察�；蛘哂煤诟駹柕脑捳f，哲學是概念的自我考察。那么，不僅當我們在討論柏拉圖或哈貝馬斯的時候，我們是在從事西方哲學，而且當我們考察經(jīng)驗、宗教、科學、真理這些概念的時候，我們仿佛仍然在從事西方哲學，因為盡管經(jīng)驗、宗教、科學、真理語詞是中文詞，但它們所代表的概念，則是experience、religion、science、truth。

　　反過來，我們平常所稱的“中國哲學”，則正用來特指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概念”的考察工作。中國傳統(tǒng)思想早就形成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概念，例如道、仁、恕、氣、理、器、坐忘、色、空等等。實際上，“中國哲學”名下的工作主要是對這些概念進行考察。

　　三 　　

　　中山大學的陳少明是從事“中國哲學”的。2003年年初他到我們?nèi)A東師大來參加一個哲學會議，發(fā)言的主題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人們常覺得從事中國哲學的人不是在從事哲學，而是在從事文獻考據(jù)？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當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研究和詮釋中國經(jīng)典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對中國這些概念的熟稔和深入理解形成了一個中國學人獨特的思想資源。然而，如陳少明所感，梳理傳統(tǒng)中國“哲學概念”的工作和通常意義上的philosophizing卻似乎隔了一層。

　　面對這樣的情形，社科院的趙汀陽提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不能總限于向西方講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而是要推出關于人類共同永恒問題或人類當下共同問題的中國方案，使中國哲學成為參加討論哲學各種重要問題的一種必須被考慮的思路”。6我很同意，中國哲學不能總限于向西方講解“有地方特色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可是擺在哲學家面前的“人類共同永恒問題”，不是數(shù)學問題或物理學問題，哲學問題終究涉及概念考察，而概念考察是離不開種種不同的自然語言的。

　　但既然我們承認哲學是概念考察，為什么考察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重要概念會顯得和哲學活動隔一層呢？我想，這里的關鍵在于解釋與被解釋的差別。哲學工作從兩個方面牽涉到論理概念：哲學家用來論理的概念，哲學家加以考察的概念。比我們加以詮釋的概念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我們用以進行詮釋的概念，因為后者才是我們正在用來思考的概念。中國傳統(tǒng)概念無論多么重要、多么意蘊豐厚，它們主要都是被解釋的概念而不是用來進行解釋的概念，它們主要是被研究的對象，而不是正在被用來進行思考的活話語。理、氣、器、色、仁，它們曾經(jīng)充滿哲學內(nèi)涵，也就是說，古人曾經(jīng)對他們自己所使用的概念進行“概念的自身考察”，而今天，它們卻不再是我們使用的概念了。7 　　

　　然而，不是有很多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特別關注古代論理概念的考察嗎？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列奧·斯特勞斯，麥金太爾，他們考察logos、aletheia、polis、eudaimon等等。誰會說他們只是在從事訓詁而不是在從事哲學呢？ 　　

　　的確，我們需要對概念考察這個提法做一番澄清，甚至對概念這個移植詞本身做一番澄清。哲學家對概念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同，他們進行概念考察時的取向會隨之有異，有些偏重考察概念的日常使用〔所謂日常語言分析學派如維特根斯坦、G.萊爾、J.L.奧斯汀、斯特勞森等〕，有些偏重于概念的邏輯分析〔所謂邏輯語言學派如弗雷格、卡爾納普等〕。詮釋學傳統(tǒng)的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則偏重于考察西方核心概念的歷史。這里無法多談這些進路之間的異同優(yōu)劣，從本文的論題來說，我們須注意到，近代西方的基本概念是從希臘概念和拉丁概念生長出來的，同時又和西方日常語詞有緊密的聯(lián)系，而很多移植詞卻并不是這樣。無論就西方詮釋哲學來說還是從日常語言學派來說，用來詮釋的概念和被詮釋的概念之間有一種更緊密的親緣。如前所強調(diào)，詮釋看似把所詮釋者作為核心，但它作為核心，其作用恰恰在于把用以解釋者組織起來。哲學之為概念考察，即使是對已經(jīng)不再使用的概念進行考察，其核心的任務仍是澄清我們正在用來思考問題、說明問題的那些概念。詮釋過程使被詮釋的東西重新獲得生命，這話的意思是說，詮釋活動使得用以詮釋的東西變得更加意蘊豐厚。海德格爾對希臘哲學概念進行詮釋，始終著眼于現(xiàn)代人的概念方式，他討論aletheia，是要澄清Wahrheit這些概念的深義，他討論techne，是要澄清當今的技術概念和技術社會的性質(zhì)。

　　四 　　

　　總結(jié)下來，本文想說明，“中國哲學”加以詮釋的概念是中國的傳統(tǒng)概念，而我們用以詮釋的概念則是些移植詞，它們雖然是中文詞，但其內(nèi)容多半不是從傳統(tǒng)概念中生長出來的，甚至也不是我們?nèi)沼玫恼Z詞，而是西方概念的對應者。于是，“中國哲學”以它所詮釋的概念為標志，而不是以它借以進行詮釋的概念為標志。“中國哲學”中有很大一部分似乎只是在從事中國哲學，而不是在從事哲學，因為我們或明確或默會地同意，哲學活動以考察當代人的概念方式為主體。

　　西方哲學研究者似乎較少為這一點所困擾。我們考察經(jīng)驗、宗教、科學、真理這些概念，我們所詮釋的是些移植詞，我們用來進行詮釋的也是些移植詞。這倒是更近于黑格爾所稱的“概念的自身考察”。然而，這樣一來，學西方哲學出身的哲學工作者明明在用中文寫作哲學，所做的卻不被承認為中國哲學。

　　有人會說，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全是因為西方文化主導著哲學。這話不錯，不過，這話不僅太籠統(tǒng)，而且很可能誤導。例如人們會以為，我們應當拿出孔孟老莊程朱陸王來和西方哲學分庭抗禮。也有人干脆認為，現(xiàn)代漢語粗陋簡俗，我們應該用古文來從事中國自己的哲學研究。

　　我的看法不盡相同。現(xiàn)代漢語好也罷差也罷，〔我個人覺得也并不差，〕是我們實際上在使用的語言，唯有用這種語言來論理，才能讓我們現(xiàn)在的人聽得清楚、聽得真切，唯有我們用這種語言的論理概念所進行的自我考察才成其為philosophizing，才能成就上述意義上的中國哲學。注意到移植詞現(xiàn)象，也許有助于我們更細切地看到中國哲學面臨的一些特殊困難；
而思想本來就是通過克服具體而微的困難開展出來的。我們可以無視哲學、宗教這些移植詞，只用古漢語來討論古代思想，這樣一來，中國有沒有哲學、儒家是不是宗教這些問題似乎就消失了。但在我看，以“中國有沒有哲學”、“儒家是不是宗教”為題的困惑還是會讓我們困惑。

　　若果如是，“中國哲學”這個名稱就與“德國哲學”之類的名稱同類，用來指中國人做的哲學，用中文寫作的哲學，它討論的是法國人、德國人、中國人都關心的概念，它之所以仍然是中國哲學而不是德國哲學，是因為它使用的是漢語，體現(xiàn)了中國思想傳統(tǒng)和文化傳統(tǒng)的力量。加深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理解，重新詮釋中國古代思想的概念，是這種中國哲學活動的應有之義。在古文獻里自得其樂，當然是一種高雅的樂趣，不過這是不是孔顏樂處，稍有疑問。要從哲學活動著眼，詮釋中國經(jīng)典的工作則意在通過所詮釋的概念、圍繞所詮釋的概念而使我們用以詮釋的現(xiàn)代論理概念變得更加意蘊豐厚。

　　本文意在讓大家注意到移植詞這種現(xiàn)象，并嘗試表明這種現(xiàn)象和我們現(xiàn)在對中國哲學的自我理解有一定關聯(lián)。如果本文的描述有道理，我希望有知者告我們中國人在從事哲學時應當怎樣著力。本文對這一點沒說出什么，實際上我不知有什么辦法，除了努力用現(xiàn)代漢語寫出優(yōu)秀的哲學。8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陳嘉映 　　

　　2005年3月定稿 　　

　　注釋：

　　1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載于《王國維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第三卷，41頁。

　　2 克里斯特爾，《劍橋語言百科全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530頁。

　　3 葉舒憲，《中西文化關鍵詞研究：經(jīng)驗》，載于《跨文化對話》集刊（第二輯），樂黛云主編，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55頁。

　　4 翻譯研究中有時把一種特殊的譯法，如用一箭雙雕來譯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有人稱作“移植法”〔參見楊自儉、劉學云編，《翻譯新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70頁〕，和這里所說的移植不同。

　　5 在主觀能動性這個短語中，主觀帶有褒義，但這是個帶有強烈宣傳色彩的詞兒。

　　6 趙汀陽，“哲學的中國表述”，載于《論證》第二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就此而言，“概念的自身考察”這個提法比“概念考察”要更準確。

　　8 萊布尼茨曾為他同時代德語的衰落痛心，并提倡復興德語。關子尹“萊布尼茨與現(xiàn)代德語之滄�！薄草d于《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一期〕備述此事并做了相關考察，特別是由此提出了對現(xiàn)代漢語的一些考察，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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