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增嘏先生在1933年完成的不到三萬字的《西洋哲學小史》一書中，引用了美國人霍金關于哲學的定義：哲學是對信仰的批評。全先生因此而認為，哲學是叫我們不要被偏見或權(quán)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變武斷的怪癖，是在保持人類的好奇心，使他們努力求知，以盡他們的天職。對宇宙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宇宙論和本體論；
對知識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知識論；
對于價值方面的種種信仰的批評，就是價值論（張汝倫：“遙想全老當年”，《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3月25日第8版）。

　　如果把這種哲學思維的方式再作進一步的延伸，把哲學應用于對法律價值方面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的也就是法律價值論了。法律價值論，本身就是法律哲學的永恒主題（喻中：“法律哲學與法律科學的分野”，《光明日報》2005年3月22日第8版）。正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饒有意味的悖論：近年來，法律信仰一直是法學理論界極感興趣的話題，很多法律學者都把當代中國的法治困境歸因于法律信仰的缺失，并發(fā)出了一聲聲“信仰不存，法治焉在”式的嘆惜。他們認為，法治的生成有賴于公眾對于法律的信仰。然而，根據(jù)霍金、全增嘏一派的觀點，關于法律的哲學思考，就是要批評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這樣說來，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莫非就是一對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那么，我們到底應當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這種分歧呢？

　　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也許確實秉持著不同的志趣。按照上文的邏輯，可以說，法律哲學的精神是懷疑，而法律信仰的靈魂則是相信。法律哲學始終懷疑：法律應當是這樣嗎？如何才能使法律變得更好一些？法律信仰始終相信法律的力量，堅持把法律作為行動的準則。換言之，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的訴求方向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不僅如此，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還分別擁有各自的正當性依據(jù)。其中，法律信仰體現(xiàn)了人們對于法律的依賴關系，反映了人們對于秩序、穩(wěn)定、可預期的生活狀況的追求。整齊劃一的法律提供了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與相互對話的平臺，使生活在相同法律下的人們，可以形成一個相互理解的人類共同體。此外，法律還可以有效地調(diào)整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使他們可以相對和諧地建立起共同的人類生活……，正是因為這些緣故，支撐了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試想，如果法律（包括國家制定法與民間習慣法）遭到了各種社會主體的普遍蔑視，以至于法律沒有權(quán)威，規(guī)則無人尊重，那么，正常而持續(xù)的社會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從這個角度上看，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和正面價值，確實不可或缺。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不經(jīng)察省地信仰所有的法律，那么，也可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比如，納粹德國制定的有關種族歧視的法律，就曾經(jīng)得到了當時德國官方和普通民眾相當廣泛的信仰，但這種法律信仰卻為猶太人、德意志民族、世界和平帶來了一場舉世公認的浩劫。與之相類似的層出不窮的悲劇性事件促使人們反思：為什么對于法律的信仰會導致如此荒誕的結(jié)果？正是在這樣的對于法律信仰的懷疑與批判之中，孕育了關于法律的哲學�？梢�，法律哲學反對的是有缺陷的法律，針對的是人們對于所有法律不加分辨的迷信。其實，法律哲學不僅要質(zhì)疑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同時也要對法律的各種價值追求進行反復的比較與權(quán)衡。概而言之，法律哲學的功能就在于：察看現(xiàn)行法律秩序中存在的缺陷、偏私與迷誤，指出法律信仰可能導致的弊害，借以指引、勾畫人類生活的理想圖景。

　　盡管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立場不同，甚至可以說是處于法律世界的兩個極端。但它們之間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法律信仰的基本前提，是被信仰的法律必須經(jīng)得起法律哲學的拷問；
法律哲學的最終目標，則在通過修補法律、優(yōu)化秩序，以更加完善的規(guī)則有效地安排人類的社會生活，并促進人們對良善法律的信仰。

　　雖然法律哲學是少數(shù)法律哲學家操持的事業(yè)，而法律信仰則依賴于廣大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但是，如果沒有法律哲學對法律信仰的批評，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可能趨于盲從；
反過來說，如果缺少了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哲學家對法律的批評又可能導致混亂和無序。正是在法律哲學與法律信仰之間形成的這種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關系，構(gòu)成了一股巨大的張力，它為法律哲學的建設性與法律信仰的理性化提供了源泉，同時也是人類社會良善秩序的希望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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