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史料顯示，新莽“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同時又有西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東部監(jiān)及庸部牧、曹部監(jiān)等。對這些牧、監(jiān)的性質和相互關系，以往的解釋存在著混亂錯訛。庸部、曹部等應為公之封國，取義于《詩經(jīng)·國風》，屬“詩國十五”。王莽始建國四年設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各監(jiān)25郡；
同時還另有16個公國，即“詩國十五”加定安公國，它們半數(shù)置牧而半數(shù)立監(jiān)，與州牧同級；
天鳳元年每五郡置一監(jiān)，共25郡監(jiān)；
地皇二年，又為九州及十六公國設置了牧貳、監(jiān)副。

　　【關 鍵 詞】漢代/王莽/州牧/部監(jiān)

　　王莽變法時，在地方行政監(jiān)察上也頗有花樣翻新，這不但給當時的國家行政帶來很多麻煩，也給讀史者留下了不少疑點。史載天鳳元年（公元14年）“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這部監(jiān)與州牧是什么關系，并不怎么清晰；
同時學者又指出，印章、簡牘中又能看到東部監(jiān)、西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史書中還有庸部牧、曹部監(jiān)。其間的淆亂糾結，至今依然沒有完全澄清。

　　近日，我在梳理王莽的方、州、部、郡關系，萌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手中雖沒掌握什么希罕史料，所見都是前人征引過的東西，不過從蛛絲馬跡中我察覺到了這樣一點：庸部、曹部這一類“部”，有可能跟一部歌謠匯編有關，這就是《詩經(jīng)》。庸部、曹部好比九連環(huán)上的關鍵一環(huán)，這一環(huán)若能擊破，州、部和牧、監(jiān)上的雜亂牴牾便迎刃而解。進而，對新莽地方行政監(jiān)察制度，我們就能提供一幅清晰得多的畫面了；
由此對王莽規(guī)劃制度時的天人相感、引經(jīng)據(jù)典和唯美主義的思維方式，也能有更多的了解。

　　一、問題的提出

　　漢代的地方行政監(jiān)察制度，在王莽“復古改制”運動中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根據(jù)《漢書》卷99《王莽傳》，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依照《尚書·堯典》中“肇十有二州”等語，（注：原語見今本《尚書·舜典》�！端吹洹吩�系《堯典》的下半篇�？蓞⒖词Y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頁。）把西漢的十三州部改為十二州，這十二州是雍州、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益州、幽州、并州、交州；
（注：《堯典》原無十二州之名，其十二州為何，因揚雄《十二州箴》而明。參看譚其驤《兩漢州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第2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582頁。）在王莽即位稱帝后的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州從《禹貢》為九”，又改行了九州之制，《禹貢》九州即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也就是說西漢末年到王莽時，“州”經(jīng)歷了由十三州而十二州，由十二州而九州的變化。

　　然而史料所見，王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有“并州牧宋弘”，《禹貢》九州卻是沒有并州的，所以譚其驤先生這樣推測：“豈即位而后又有改九（州）之議而未曾見諸實行乎？”（注：譚其驤：《新莽職方考》，《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頁。）認為王莽的九州之法，只是個停留在紙面上的東西。沈展如先生則另有解釋：“莽既從《禹貢》為九，可能九州之名，一仍《禹貢》之舊，去冀而存并也�！保ㄗⅲ荷蛘谷纾骸缎旅�全史》，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第182頁。）認為王莽九州是去掉了《禹貢》之冀州，代之以并州。林劍鳴先生采取了沈展如的說法。（注：林劍鳴：《秦漢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頁。）嚴耕望先生的名著《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于此未置一詞。（注：嚴耕望先生敘兩漢地方監(jiān)察制度，于此僅云，漢成帝、漢哀帝改刺史為牧伯，“王莽承之”，四字而已。參看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1997年，第283頁。）

　　王莽天鳳元年又設“部監(jiān)”，不過《漢書》與《漢紀》所記有異文：

　　《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監(jiān)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合百二十有五郡；
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

　　荀悅《漢紀》卷30《平帝紀》“王莽天鳳元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其禮如三公；
郡監(jiān)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第一條《漢書·王莽傳》的“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說法很奇怪。因為從“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看，這時顯然已實行著九州之制了，譚其驤先生“九州議而未行”之說似乎不確；
但若州牧有九，“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又如何理解呢？饒宗頤、李均明先生的解釋是：“當年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除九州牧之外，余下即為部監(jiān)數(shù)。”（注：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第133頁。）照這種說法，則部監(jiān)應有十六�？伞笆�六”這個數(shù)目，是怎么來的？為什么部監(jiān)恰為十六？部監(jiān)與州牧又是什么關系呢？饒、李二先生未能提供理由。

　　荀悅《漢紀》的記載似乎清楚一些：“其禮如三公”五字在“州牧”之后，“各主五郡”的是“郡監(jiān)二十五人”，不含9位州牧在內；
25位郡監(jiān)“各主五郡”，共125郡，恰好就是王莽所規(guī)劃天下“百二十有五郡”之數(shù)。不過，《漢書》的“部監(jiān)”《漢紀》別作“郡監(jiān)”，部、郡形近易訛。學者一般以“部監(jiān)”為是，并據(jù)之以改《漢紀》。（注：例如張烈點�！稘h紀》（《兩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上冊第535頁及第556頁注121。）王念孫獨以《漢紀》為正：“部監(jiān)”應作“郡監(jiān)”，州牧有九，郡監(jiān)二十五。（注：王念孫：《讀書雜志》七，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中冊，第19頁。）劉德增先生也覺得“王莽時分天下為九州，則州牧有九，部監(jiān)十六”的理解有問題，“可見《莽傳》文有顛倒，當從《荀紀》”；
但劉先生取“部監(jiān)”之名而不取“郡監(jiān)”之名，（注：劉德增：《王莽官制述論》，《山東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是有異于王念孫者。

　　這樣看來，天鳳三年所設置的，是州牧、部監(jiān)共25人，還是9位州牧之外另有郡監(jiān)（或部監(jiān)）25人，就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而，譚其驤先生的《新莽職方考》，還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

　　然天鳳三年，莽下詔令百官保災，有曰“東方三州一部、南方二州一部、西方一州二部、北方二州一部”�！叮ê鬂h書·）隗囂傳》本文亦作告州牧部監(jiān)。古封泥有“東部監(jiān)之印”……則莽制確有部，部確置監(jiān)……《（王莽）傳》中、《傳》下有庸部牧史熊、李曄，系部牧而非部監(jiān)，豈部于監(jiān)之外又置牧乎？抑置牧之部，與置監(jiān)之部二而非一乎？又保災令四方合計才五部，中央寧得有二十部乎？亦不可解。（注：譚其驤：《新莽職方考》，《長水集》上冊，第81頁。）

　　譚其驤先生所稱“保災令”，是王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一份詔令。其中規(guī)定公卿與各政區(qū)掛鉤“保災害”：若所保之地發(fā)生了自然災害，則中央的公卿們就按比例削減俸祿以示同甘共苦。下依《漢書·王莽傳中》，把朝官所保政區(qū)的相關規(guī)定簡述如下：

　　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

　　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

　　國將、衛(wèi)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

　　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保中部二十五郡。

　　新莽制度，太師、太傅、國師、國將是為“四輔”，立國將軍、前將軍、寧始將軍、衛(wèi)將軍是為“四將”；
他們兩兩成組，分保東南西北四方，合計8州、5部、100郡。此外就是三公所保的中部25郡了。

　　由譚其驤先生的質疑，我們又看到三個問題：第一，王念孫認為“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部監(jiān)”應作“郡監(jiān)”了，可史料中明明存在著“部監(jiān)”，如“告州牧、部監(jiān)”、如“東部監(jiān)”。第二，若采用“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話，那么又跟“保災令”相沖突了，因為“保災令”所見四方只有5部，那么，另外20位部監(jiān)哪兒去了呢？第三，史料中還能看到“庸部牧”，這“部牧”的官稱，跟州牧、部監(jiān)又不一樣，它們又是什么呢？

　　按，對“保災令”中的“西方一州二部”一句，楊樹達先生認為有誤，原文應作“西方二州一部”。（注：楊樹達先生說：“一州二部，景祐本同，疑當作二州一部�！薄稘h書窺管》（楊樹達文集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25頁。）我相信楊先生的意見是可取的。若取楊先生之說，則王莽的東南西北四方合計應為9州、4部。除四輔、四將所保者之外，《王莽傳》原文對三公所保政區(qū)的敘述也含有舛誤，在訂正了這些舛誤之后，我們認為三公所�！爸胁俊保�與東南西北四方4部是并列關系，其下也有25郡。也就是說，王莽設有東、西、南、北、中5部，各25郡，恰好“合百二十有五郡”，正是王莽規(guī)劃的天下郡數(shù)。（注：對九州及五部問題，在本文的姊妹篇《文窮圖見：王莽保災令所見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另有詳考。本文只作簡述。）但即使如此，天下也仍止5部，與“部監(jiān)二十五人”依然相去甚遠。饒宗頤先生也說：“按譚（其驤）疑極是�！睹�傳》部監(jiān)為杜普，而部牧為史熊，《西南夷傳》、《后漢書·廉范傳》，均有庸部牧之名。則似部置監(jiān)外間亦置牧部，有由牧統(tǒng)領故稱部牧。未能詳也。”（注：饒宗頤：《新莽職官考》，《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7頁。）饒先生所提到的部監(jiān)杜普，所擔任的是“曹部監(jiān)”，見《漢書·王莽傳下》。

　　這樣一來，州牧、部監(jiān)、郡監(jiān)的問題就更顯復雜了，“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問題，還得跟“保災令”所見東南西北中五部，以及庸部牧、曹部監(jiān)等等并案處理。它們纏繞糾結在一起，至今未能厘清。

　　二、庸部、曹部與“詩國”

　　在州牧、部監(jiān)問題上，庸部、曹部看來是最難解決的部分。本文決意先難后易，從“庸部牧”、“曹部監(jiān)”這些古怪的名稱下手。首先來看庸部、曹部的材料：

　　《漢書·王莽傳中》天鳳三年：
“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庇郑�《漢書》卷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天鳳三年：“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fā)天水、隴西騎士�！鳖亷煿抛ⅲ骸懊Ц囊嬷轂橛共�。”

　　《漢書·王莽傳下》天鳳六年：　“更遣復位后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曄擊蠻夷若豆等�！�

　　《后漢書》卷13《公孫述傳》：“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崩钯t注：“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后漢書》卷31《廉范傳》：“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崩钯t注：“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莽揚州牧李圣、司命孔仁兵敗山東，圣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jiān)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

　　顏師古、李賢等學者，都拿益州當“庸部”，今人大抵都沿用著他們的說法。（注：例如王謹《王莽與州刺史改州牧》，以“益州，王莽改”注庸部（《山西師大學報》2000年第1期）；
汪清《王莽時期州制的變化兼論都督制的濫觴》說“句町在庸部統(tǒng)轄之內”（《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羅開玉《論歷史上巴與蜀的分分合合》云“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5期）；
等等。）《后漢書》卷75《劉焉傳》：“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后福�！笨梢娔铣�的范曄，也用“庸”來稱呼益州。然而孟康有言：“余按王莽制州牧、部監(jiān)，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熊為庸部牧，則又若州、部牧為一。（注：《資治通鑒》卷38《漢紀》“王莽天鳳三年”胡三省注引。）孟康生活在曹魏之時，他對“庸部牧”都表示了疑惑不解，則遠在其后的范曄、顏師古、李賢的看法到底有大可信性，就很可以打上一個問號了。

　　五部、二十五監(jiān)，再加上庸部、曹部，真是混亂得可以。然而這堆亂石頭，我們能找到一點來撬動它們。請看王莽始建國四年改行九州詔，其中有這樣的話：

　　惟在《堯典》，十有二州；
衛(wèi)有五服；
《詩》國十五，布遍九州。（注：“衛(wèi)有五服”典出《禹貢》，此前似奪四字。）

　　我猜想，庸部、曹部的秘密，就埋藏在這“詩國十五”里面。下面就將論證這樣三點：第一，庸部、曹部這種地方建置，取義于“詩國十五”；
第二，王莽“詩國”，是公爵擁有者的封地；
第三，庸部牧、曹部監(jiān)，是新莽設于公國的監(jiān)管之官。

　　首先來看第一點。顏師古注“詩國十五”：

　　謂周南、召南、衛(wèi)、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魯、商，凡十五國也。

　　一曰，周南、召南、邶、墉、衛(wèi)、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是為十五國。

　　由顏師古所引，可知到唐代為止對“十五國風”有兩種理解，前者有魯、商而無邶、墉，后者有邶、墉而無魯、商。若從庸部、曹部的情況看，王莽采用的是后一說法，同于今人所稱“十五國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庸部、曹部，或更確切地說，是用作部名的“庸’、“曹”二字，出自《詩經(jīng)·國風》的《墉風》和《曹風》。這就意味著，庸部、曹部這些“部”，是王莽參照“詩國十五”而設立的一種地方單位。

　　而且除了庸部牧、曹部監(jiān)外，居然還能看到“魏部牧”和“邠部監(jiān)”：

　　魏部牧貳印（編號589）。（注：羅福頤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5頁。）

　　問兵且來出，未常安也。何故邠部旋征遣且發(fā)部郡兵出耶？（簡號78）（注：《敦煌漢簡》下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223頁。

“故”原作“＠③”，據(jù)饒宗頤、李均明說改。見其 《 敦煌漢簡編年考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第113頁，）

　　敦德，詣　　關，二十六日夜到邠部監(jiān)從事（簡號288）。（注：
《敦煌漢簡》下冊，第230頁。按，此條材料系孫正軍同學提供，特此致謝。）　　參照庸部、曹部就可知道，所謂“魏部”，應該是比附《魏風》之“魏”的；
所謂“邠部”，應該是比附《豳風》之“豳”的。饒宗頤、李均明先生將上引第3條斷為“夜到邠，部監(jiān)從事”，謂：“則但舉‘部監(jiān)’，知部確置監(jiān)，證之封泥有‘東部監(jiān)之印”，正合。此條則指邠地之部監(jiān)。邠即幽也�！保ㄗⅲ吼堊陬U、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6頁。）但從上引第二條簡文看，“邠部”應為一詞。饒先生、李先生以“邠部監(jiān)”與“東部監(jiān)”等量齊觀，我們則看法有異：“邠部”取義于“詩國十五”，這跟那些以方位為名之部監(jiān)，如東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西部監(jiān)等，性質判然有別。

　　史稱王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jīng)文”。確實，王莽在規(guī)劃制度時總是力求天地相參、與經(jīng)典相合。這思維方式，就是探討新莽制度的一把鑰匙。王莽改行九州的詔書中，所提到的“十有二州”出自《堯典》，是他所實行了的；
所提到的“衛(wèi)有五服”出自《禹貢》，是他所實行了的；
而出自《詩經(jīng)》的“詩國十五”，也是詔書所稱引的，想來王莽也不會說說而已、輕輕放過的吧？而且那是個多有想像力的創(chuàng)意！王莽必定也把它付諸實施了。

　　由庸部、曹部、魏部、邠部四條證據(jù)，“詩國”之猜想我想已成定讞，討論當然不該到此止步。“詩國”是一種什么樣的地方單位呢？“詩國十五”不僅是地名，很多也是周天子所封的諸侯國的國名，所以王莽的庸部、曹部、魏部、邠部，應該與分封制相關。下面就來闡述第二點：王莽“詩國”是公爵擁有者的封地。

　　始建國四年，王莽改行九州之同時，實行周朝的五等爵制度，分封了公、侯、伯、子、男及附城，并授以茅土�！稘h書·王莽傳中》：

　　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
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

　　在王莽“授諸侯茅土”時，受茅土的人中有“公十四人”�！笆�四人”這數(shù)目十分微妙，他跟“詩國十五”是不是有某種關系？照我看來，王莽封公之數(shù)恰為十四，乃是用來比附《詩經(jīng)》十五國風的；
至于為什么“詩國十五”而公僅十四呢？這必與《國風·王風》相關�！锻躏L》出自東周的洛陽，王莽也以洛陽為東都，這個地區(qū)屬于王畿�；蛟S因為王畿不封，故“公”僅十四；
或許還有別的原因，在后面還將加以揭示。無論如何，庸部、曹部、魏部、邠部，我認為都是公國封地，在“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之列。

　　這十四公包括些什么人呢？新莽稱公者，有一種以“×新公”為稱，還有一種以“功×公”為稱。先看第一種。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任命了四輔、四將、三公等十一公，并分別給予了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廣新公、奉新公、成新公、祟新公，“凡十一公”。然而這十一公只是名號罷了，并非公爵。公爵之所封，應該主要是王莽的皇子皇孫。王莽定制：“封王氏齊缞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币源祟愅疲瑒t王氏家族的直系子孫，就該是封公的了。這就是第二種以“功×公”為稱者。如始建國元年，王莽曾把其子王宇的六子，也就是他的皇孫封公：王千為功隆公，王壽為功明公，王吉為功成公，王宗為功崇公，王世為功昭公，王利為功著公。地皇二年（公元 21年），王莽還封了其所幸侍者所生的王興為功修公，王匡為功建公。那么始建國四年“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主要應是王莽的直系子孫。

　　這就可以進入第三點了：庸部、曹部、魏部、邠部的“牧”、“監(jiān)”，又是怎么回事兒呢？饒宗頤、李均明先生曾推測說：“牧監(jiān)之設本于《周禮》�！吨芏Y·大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jiān)。’《大司馬》：‘置牧立監(jiān)，以維邦國�！�”（注：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132頁。）現(xiàn)在我們可以說，《詩經(jīng)》和《周禮》二者，都是“詩國”規(guī)劃之所本。庸、曹、魏、邠之名來自《國風》，而牧、監(jiān)之設，則應來自《周禮》的“置牧立監(jiān)”之說。人們都知道，“《周禮》的邦國是指侯國”，（注：可參看彭林《〈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222頁。）假如王莽采納了《周禮》“置牧立監(jiān)”的做法，那么必是用之于“邦國”而不是州部的。那么反過來說，這又印證了前述的第二點判斷：庸部、曹部、魏部、邠部之類“詩國”，應是新莽時的封國。反觀顏師古、李賢等以“益州牧”來解釋“庸部牧”，把邦國與州牧混為一談，而那并非王莽本意。

　　周初的“三監(jiān)”制度，也許就是《周禮》“置牧立監(jiān)”之所本。然而總的說來，周天子對邦國的管理畢竟相當松散。學者判斷《周禮》成書較晚的理由之一，就是《周禮》中周天子對邦國的控制比西周緊密得多了。戰(zhàn)國君主往往派遣官吏代替封君管理封邑，連《孟子·萬章上》也有了“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于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的說法。對權勢一毫不肯放松的王莽參考《周禮》，為“詩國”置牧立監(jiān)強化中央集權與控御，倒不在情理之外。

　　若認定王莽是比附《周禮》而“置牧立監(jiān)”的話，還可推斷王莽的“詩國”半數(shù)量牧而半數(shù)立監(jiān)，即七牧七監(jiān)，正如庸部牧、曹部監(jiān)、魏部牧、邠部監(jiān)所顯示的那樣。又《王莽傳中》天鳳元年制度：“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九州本已有牧了，怎么又弄出來一個“公氏作牧”呢？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個“牧”是“詩國”的牧，實含牧、監(jiān)二官在內。

　　“詩國十五”之法，是什么時候實行的呢？《堯典》“十有二州”，始行于平帝元始五年；
始建國四年建九州時，王莽授五等爵者茅土；
天鳳元年王莽把五等諸侯與郡縣制結合起來，并宣示了《禹貢》五服之制；
天鳳三年頒“保災令”，其時“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諸侯既然也得參加保災害，則必然有土可保。王莽天鳳四年又“更授諸侯茅土于明堂”，而且讓諸侯就國：“各就厥國，養(yǎng)牧民人，用成功業(yè)。”那么諸侯一定是有國可就、有土可居的了。有人懷疑王莽的五等爵只是虛封而已，我想并不盡然。當然，這時仍有一些“遣侍于帝城者”沒有就國，他們由納言掌貨大夫調都內故錢供給之，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在上述一系列事件中，“詩國十五”的出現(xiàn)，應在平帝元始五年至始建國四年之間。盡管王莽始建國四年分封后“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但十四公之國邑所在地應已確定，“未授”只是暫由牧、監(jiān)代管而已。

　　《詩·墉風》之“墉”原是周武王滅商之后所立之邦，本在河北的朝歌附近，周公東征后又把墉及邶遷到了河南洛邑。可是王莽庸部牧史熊曾參與平定句町戰(zhàn)事，殺死王莽庸部牧的王岑又是在雒縣起兵的，這跟洛陽都有相當距離。按，周代另有庸國，屬南蠻，是《牧誓》所見西土八族（庸、蜀、羌、＠⑤、微、盧、彭、濮）之一。春秋前期庸國曾給楚國造成很大麻煩，后來楚莊王聯(lián)合了秦國和巴人滅庸置縣。有人推測屈原的祖先就是庸國人。其故地在今湖北竹溪，近年其地發(fā)現(xiàn)了7.5萬平方米的庸國遺址。討論中李新峰先生認為，王莽很可能是拿古庸國當《墉風》之“墉”了。我覺得李先生的看法不錯。南北朝時，北周的國公之封也有庸國公，而且還封了蜀國公、盧國公、彭國公，（注：庸國公如王雄，蜀國公如尉遲迥，盧國公如尉遲運，彭國公如劉亮。并見《北周書》。）四者都在西土八族之列。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北周也以“周”為標榜，還曾索性恢復了《周禮》六官之制。不妨把新莽之庸部與北周的庸國一并觀察。

　　至于《曹風》之“曹”，初封之地在今山東定陶西南。從《王莽傳下》的情況看，曹部監(jiān)杜普是因山東戰(zhàn)亂而死的，可以推測王莽“曹部”正在山東，即曹國故地。

　　《豳風》之“豳”，故地在今陜西旬邑。敦煌漢簡中“敦德，詣　關，二十六日夜到邠部監(jiān)從事”中的敦德，即敦煌郡。敦煌之所以跟邠部發(fā)生了關系，是因西域正進行著激烈的戰(zhàn)爭，要到邠部來搬救兵，與簡文“何故邠部旋征遣且發(fā)部郡兵出耶”所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十四“詩國”都是實體，可以向之征發(fā)士卒。

　　羅福頤釋“魏部牧貳印”的“魏部”：“當為王莽所設州部之一�！卑次翰恐皇遣�，而不是州�！段猴L》之“魏”，其故地在今山西芮城，在西漢為河東郡。然而王莽在天鳳元年又把河東郡改為“六隊郡”之一的“兆隊”，這地方似乎就容不下魏部了。所以我們估計王莽把“魏部”挪了地方，正如他改變了“庸部”所在地一樣。

　　由“魏部牧貳印”，知“詩國”的牧、監(jiān)還各有其“貳”。這“貳”又是怎么回事呢？查《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jiān)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薄拔翰磕临E”應以“牧監(jiān)副”來解釋，“牧監(jiān)副”既包括州牧之副，也包括“詩國”的牧、監(jiān)之副，亦即：“以州牧、部監(jiān)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貳、監(jiān)副�！边@是新莽地方監(jiān)察制度的又一個變化。

　　三、“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與“大將軍二十五人”

　　澄清了庸部、曹部之后，再來看“東部監(jiān)”這類以方位命名的部監(jiān)。陳直先生有論：

　　《漢印文字征》第六，有“東部監(jiān)之印”。王莽部監(jiān)有二十五人，部名《漢書》未詳，據(jù)印文似其中包括有東西南北四部監(jiān)之名。又按：《流沙墜簡·考釋·雜事三》，有簡文云：“德侯，西域、東域、北域將尉，雍州、冀州牧，西部、北部監(jiān)，文德，酒泉，張掖，武威，天水，隴西，西海，北地�！贝撕嗠m為戍卒漫書，但西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文字甚為分明，與印文可以互證。（注：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1頁。）

　　陳先生所舉例子，凸顯了又一種“部監(jiān)”，它們以方位命名，如東部監(jiān)、西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之類。陳先生把它們置于“部監(jiān)二十五人”之列，我們的看法與之不同。根據(jù)“保災令”，天下東南西北中五方各有一部，合計五部，每部之下各有二三州。因而我做如下判斷：這些以方位命名的部監(jiān)，就是上述五部之監(jiān)，屬監(jiān)察之職。它們涵蓋了二州或三州，與“詩國”十四公的封地所構成的部，并不相同。

　　五部監(jiān)與“部監(jiān)二十五人”，又是什么關系呢？《漢書》說，王莽“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jiān)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漢紀》說，王莽“置州牧，其禮如三公�？けO(jiān)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蹦囊徽f法是正確的呢？

　　首先可以看到，《漢書》有“監(jiān)位上大夫，各主五郡”之語，《漢紀》有“郡監(jiān)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之言，所以無論依哪種說法，都應該另有一種主五郡的、其官階“位上大夫”的“監(jiān)”存在，它們共25人。這不該存在疑問。所以，曹部監(jiān)、邠部監(jiān)之類“詩國”之“監(jiān)”，和東部監(jiān)、西部監(jiān)、北部監(jiān)之類四方之“監(jiān)”，以外，主五郡的“監(jiān)”構成了第三種“監(jiān)”。這種“監(jiān)”位上大夫，與“見禮如三公”的州牧不在同一等級，應如王念孫所論，視為“郡監(jiān)”。

　　進而《漢書》的“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之說，該如何理解呢？這意味著還有一種部監(jiān)，它們與州牧平級，位遇都同于三公，加在一起是25人。不僅從“見禮如三公”的位階上看，它們不同于“位大大夫”的郡監(jiān)，而且從數(shù)量看它們也不會是郡監(jiān)，因為郡監(jiān)本身已達25人了，再加九州牧就到了34人；
同時也不會是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因為五部監(jiān)加九州牧只14人，比25人又差的太遠。當然也可以依從《漢紀》，索性抹殺《漢書》的“部監(jiān)二十五人”六字，這么做雖然省事，不過卻有材料顯示，州牧一級的地方官員，確實是該有25位的。詳下。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元年：

　　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xié)于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庇谑侵们昂笞笥抑写笏抉R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

　　有人認為，這段材料可以反映王莽的兵制。（注：饒宗頤：《新莽職官考》，《饒宗頤史學論著選》，第191頁。）然而細審這份詔書，似乎只是一種以加號為厭勝的裝神弄鬼之法而已；
即便可以反映王莽兵制，也不過是間接的反映罷了。簡言之，王莽附會黃帝之制，為州郡縣長官加上了大司馬、大將軍、偏將軍、裨將軍、校尉等號，以此威嚇各地的“盜賊”們。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jù)大司馬、大將軍、偏將軍、裨將軍、校尉這些加號的數(shù)量，來推斷各級地方官員的數(shù)量了。

　　“前后左右中大司馬”共五號，它們是加給誰的呢？前文已闡明了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制度，五部監(jiān)與五號大司馬五對五，所以可以判斷，大司馬應是加給五部監(jiān)的。當然也有可能，是把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改稱大司馬了。偏將軍所加為125人，這與天下125郡，也恰好吻合。

　　數(shù)量上看著不相合的，首先是縣宰與校尉。按照黃帝之制，校尉有12500人，可天鳳元年“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校尉之數(shù)與縣數(shù)差距太大。我想所謂黃帝之制不過是緯書中的臆說罷了；
王莽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2203個縣外再弄出一萬多縣來。要么，他只給2203個縣宰加了校尉而已，其間差額就聽之任之了；
要么，就是給縣尉、縣丞什么的也加上了校尉，以湊足12500名校尉之數(shù)。

　　第二個看著不相合的地方，是“大將軍二十五人”和“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從文字看，州級長官應有25位。王莽地皇二年有ｓｈēｎ＠⑧為大將軍、揚州牧，那么“賜諸州牧號大將軍”是確有其事的�？芍菽林�9人而已，遠不足25人。這又是怎么回事兒呢？也許王莽只給9位州牧加號為大將軍，其余16個空缺就擱置不管了？不過，這很不符合王莽酷愛整齊完美的性格和風格；
而且，前論《漢書》天鳳元年（14年）原有“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記載，這跟大將軍25人，數(shù)目上若合符節(jié)、交相輝映。我堅持認為，這兩個“二十五人”有內在的聯(lián)系，不是碰巧。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我們已知道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外，還有一種為“詩國”十四公所置的牧、監(jiān)。那么拿“詩國”14部的牧、監(jiān)來加9位州牧，共計23人，比之“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和“大將軍二十五人”之數(shù)，居然只差兩人，實在是太接近了！饒宗頤、李均明曾推測：“當年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除九州牧之外，余下即為部監(jiān)數(shù)�！北M管饒、李二先生未能區(qū)分五部監(jiān)與“詩國”十四部，然他們的推測，還真是巧合了。

　　那么，“詩國”十四公就是解開“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的鑰匙。我們不想放棄這個誘惑：只要在“詩國”十四公外再找出同類的兩公來，湊成十六公，再與九州合計，就可以滿足“二十五人”之數(shù)了。

　　四、王莽分封制的性質和兩公的下落

　　我們得再次考察王莽的分封制度了：澄清其分封制的性質，進而把缺少的兩公發(fā)掘出來。

　　王莽始建國元年，“封牧為男，守為附城”；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天鳳元年，制度又有變動，《漢書·王莽傳中》：

　　莽以《周官》、　《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
屬令、屬長，職如都尉……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

　　由此可以知道，王莽的分封制、郡縣制，并不是互不相涉的兩個系統(tǒng)，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合：相當一批郡縣長官，同時也是受有茅土的諸侯。始建國元年的郡級長官“大尹”，在天鳳元年被一分為三了：卒正由侯爵擁有者擔任，連率由伯爵擁有者擔任，無爵者則另稱大尹。

　　公侯伯子男及附城之爵的擁有者，曾在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受茅土�！　稘h書·王莽傳中》：

　　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

　　下頁列出表格，把這里提到的人數(shù)，與地皇元年根據(jù)黃帝之法而來的大司馬、大將軍、偏將軍、裨將軍、校尉的加號數(shù)量，加以比較。

　　下面就來加以分析。侯有93人，伯有21人，合計114人。以此推測，天下125郡中，只有11郡是由無爵的大尹來治理的。再看附城。史料雖沒說以附城為縣宰，但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假如王莽真的曾以附城為縣宰，則2203縣中，就有1511個縣宰擁有著附城的爵號。那么僅侯、伯、附城的情況，已清晰顯示了王莽郡縣制和分封制的重合情況：王莽并不是在郡縣之外，另行為侯、伯、子、男及附城劃出土地建立國邑的，而是徑直把大部分郡縣改為國邑；
形式上天下大復古，分封制已大行其道了，然而骨子里還是郡縣制。這樣看來，所謂侯、伯、子、男及附城，其實很像西漢加給官員的二十等爵號。

　　再來看“公氏作牧”，因“詩國”的存在而顯得有點特殊。公國的地面有多大呢？“諸公一同，有眾萬戶”，“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從戶數(shù)說“詩國”比侯伯之國大一倍，而侯、伯所任卒正、連率實即太守，因而不妨推測“詩國”約有兩郡之地。兩郡之地當然比州小得多了，然而王莽始建國元年有詔：“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薄肮�”相當于是西漢的諸侯王，所以“詩國”雖小于州，地位卻可與州比肩。居延漢簡有“州牧八命黃金印’之文，（注：謝桂華、李均明、朱國ｚｈòｏ＠⑥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70頁，簡號280·2。）饒宗頤、李均明先生云：“西漢之州牧佩銀印，則佩黃金印者即相當三公與諸侯王，此無疑指王莽州牧印�！保ㄗⅲ吼堊陬U、李均明：《新莽簡輯證》，第133頁。）這樣看來，“公氏作牧”的背景是“詩國”與州平級，那么公爵擁有者應該與州牧平級，“詩國”的牧、監(jiān)也應該與州牧平級。也正是為此，才會有“州牧、部監(jiān)見禮如三公”的規(guī)定。

　　附圖（略）

　　那么，就可以把“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與“大將軍二十五人”、“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公十四人”、及“詩國十五”等記載，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慮了。若推斷“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包括著州牧和“詩國”二者，這時候的惟一障礙，就是“詩國”缺少兩公了。這兩公就是漢國之公與周國之公，即定安公孺子嬰和章平公姬黨，他們不在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受茅土”的“公十四人”之列。下面加以論述。

　　《漢書·王莽傳中》始建國元年王莽策命孺子嬰：“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與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彼�謂“與周后并”，是說周與漢同為新莽之賓：“漢后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后衛(wèi)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睗h、周及殷、夏都被列為“四代古宗”，但殷、夏由于“運轉次移”而“位為恪”，其后裔只能封侯、不得如漢、周那樣封公了。其時王莽還曾認定了另一些古帝王的后代，并把他們封為侯、伯、子。

　　既然在始建國元年，定安公已有“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的百里封地了，推測與之并列的“周后”章平公也是有封土的。它們都是“戶萬，地方百里”，跟“詩國”的“有眾萬戶，土方百里”完全相同。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的“授諸侯茅土”，只面向本朝的宗室和臣子，所封“公十四人”中不會包括前朝“古宗”漢與周，因為漢、周二國在三年前——亦即始建國元年——已先受策命、先有封土了（“古宗”殷、夏，還有那些以古帝王后代而封侯、伯、子的人，其情況以次類推）。

　　前曾指出，“詩國十五”而“公十四人”，是缺少《王風》之“王”的緣故；
而現(xiàn)在若拿“周后”章平公當《王風》，則“詩國十五”居然就一個不少，全部到齊了！相應地，“漢后”定安國既然“與周后并”，那么它也與“詩國十五”地位相類；
這樣的話，始建國四年時，“十四公”加定安公孺子嬰、章平公姬黨，公國共計十六。

　　十六國的國公若未就國，王朝都是“置牧立監(jiān)”代為管理或輔佐監(jiān)控的。前面我們說“詩國”七牧七監(jiān)，現(xiàn)在又可以說，“詩國”共有八牧八監(jiān)了，這些牧、監(jiān)，應該就是“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中的部監(jiān)，“二十五人”即州牧9人和部監(jiān)16人——當然這“部監(jiān)”實兼“詩國”之部牧和部監(jiān)而言，即如庸部牧、曹部監(jiān)、魏部牧、邠部監(jiān)。那么《漢書·王莽傳》“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監(jiān)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的記載，其實并無錯誤，最多不過是“監(jiān)位上大夫”，若改云“郡監(jiān)位上大夫”就更好一些而已。

　　史書中的“州牧部監(jiān)”或漢簡中的“州部牧監(jiān)”（注：《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69頁，E.P.T.59·155A。）的提法，它們確指什么，現(xiàn)在可以從九州牧、五部監(jiān)及“詩國”的牧、監(jiān)加以考慮了。又， 《屯戍叢殘考釋》簿書類第四簡：“牧、監(jiān)之部，其勉于考績。”王國維先生指出這條簡文在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五月，且云：“牧、監(jiān)皆莽官。《莽傳》天鳳元年（公元14年）七月置州牧、部監(jiān)二十五人，今始建國四年詔書已有牧、監(jiān)，《莽傳》系之天鳳，殆失之矣�！保ㄗⅲ毫_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年，第104-105頁。）然而這個矛盾，是因王國維未能區(qū)分部監(jiān)、郡監(jiān)造成的；
若把二者區(qū)別開來的話，矛盾便不復存在。“牧、監(jiān)之部”一語中的“監(jiān)”，無論是五部之監(jiān)也好，還是“詩國”之監(jiān)也好，都出現(xiàn)于始建國四年二月；
那么這年五月的詔書中有“牧、監(jiān)之部”之辭，就很自然了。天鳳元年詔中的“置州牧、部監(jiān)……”的“置”并非始置，不過是總敘之詞而已；
其時所始新置者，乃郡監(jiān)25人。

　　討論至此，新莽州、部、牧、監(jiān)問題上的一向混亂，我們已可嘗試厘清如下：

　　1.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二月：改行九州，同時設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各監(jiān)25郡，2-3州；

　　2.始建國四年二月：授諸侯茅土，其時已建立了“詩國十五”制度，加上“漢后”定安國共16個公國，半數(shù)置牧半數(shù)立監(jiān)，牧、監(jiān)“見禮如三公”，同于州牧；

　　3.天鳳元年（公元14年）四月：每5郡置一郡監(jiān)，位上大夫，共25郡監(jiān)；

　　4.地皇元年（公元20年）：對東南西北中五部監(jiān)，加以大司馬之號；
對9位州牧與16位國公，加以大將軍之號；

　　5.地皇二年正月：又為州牧及“詩國”的部牧、部監(jiān)設置副貳，秩元士。

　　新莽的州、部、牧、監(jiān)制度的既往糾葛，由此而大為條理化了。若有學者打算討論王莽地方行政及監(jiān)察制度的話，應把上述結論納入視野。比起西漢十三州部的地方監(jiān)察體制來，王莽的地方控制顯然大為強化與復雜化了。同時下面一點也再度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王莽在規(guī)劃制度時，除行政考慮和集權考慮之外，還處心積慮地使之與天地人的宇宙秩序相參，與經(jīng)書緯書的權威記載相合，并力求達到形式上的整齊和諧，使之具有象征性和神圣性。中國古代的所謂“制度文明”特別地發(fā)達，在如何建構制度上也發(fā)展出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理念，它們各自有著大不相同的出發(fā)點，有理性的、現(xiàn)實主義的，也有空想性、象征性和宗教性的。王莽的制度規(guī)劃，就是傳統(tǒng)“制度文明”一種內在傾向性的極端表現(xiàn)。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右

　�。愧谠�字分加阝

　�。愧墼�字上加支

　�。愧茉�字纟加衰

　　＠⑤原字髦去毛加矛

　�。愧拊�字火加召

　　＠⑦原字牲去生加氐

　�。愧嘣�字夢去夕加今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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