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樣板戲”和文革中誕生的一些文藝作品，被稱為“紅色經(jīng)典”，已經(jīng)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陣某些“紅色經(jīng)典”被網(wǎng)上“惡搞”，還引起了不小的風波，有勞有關(guān)單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國人記性太差，還是這個時代變化太快，在20年前，這些作品還幾如過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沒有人敢公開拿出招搖。記得那時候許多老干部和老資格的文藝工作者，一提到樣板戲就頭痛，偶爾哪個電臺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樣板戲的唱段，馬上就會招來一陣討伐。有的老人回憶說，文革時他們受迫害，被造反派嚴刑拷打的時候，經(jīng)常伴以樣板戲的唱段。

　　當然，這種事無疑是有的，筆者當年就見過。不過，打人用樣板戲來伴奏，倒不能說是戲的錯，當年納粹用毒氣室殺猶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貝多芬的音樂來伴奏，恐怕也不能說是這兩位音樂家的過錯。顯然，問題不在這里。凡是從文革過來的人都知道，樣板戲跟文革有著什么樣的關(guān)系，它們有一個算一個，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精心培育的產(chǎn)兒。盡管后來有的創(chuàng)作者說過，是江青劫奪了樣板戲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這位“旗手”劫奪過來后，還真是下了大功夫，一句臺詞、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個戲上都印上了鮮明的“江青記”的烙印。樣板戲不僅對文革的發(fā)動有著獨特的作用，而且?guī)缀醢殡S著整個文革十年的進程，八億人民，八個戲，既起到了給煩悶之極的人們消遣的作用，也給各種急風暴雨的斗爭伴了奏。那個年月，有多少人僅僅因為唱錯了詞，而遭到批判，甚至丟了性命。文藝界的人體會應(yīng)該更深，對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來說，樣板戲不是戲，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樣板戲的所謂創(chuàng)作原則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樣板戲的繁榮，意味著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這些陳年老賬都不作數(shù)，樣板戲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諸如《龍江頌》、《杜鵑山》、《平原作戰(zhàn)》、《閃閃的紅星》之類，也由于那個特殊的歲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著嚴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則，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說，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別說男女之愛，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談不上。《紅燈記》里的李奶奶還沒出場，老伴就已經(jīng)死了；
李玉和根本就沒有談過婚嫁；
而李鐵梅年齡18，自然不能早婚�！抖霹N山》里的柯湘，據(jù)說跟丈夫關(guān)系不錯，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犧牲了；
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龍江頌》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還是double；
好容易有個有丈夫，而且還活著的阿慶嫂，結(jié)果還讓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連面都沒讓露。這樣的形象，很難說是一種英雄塑造，只能說是造神，即使對中國革命的宣傳，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當然，更不能反映中國革命的真實歷程。這種概念化、臉譜化、為我獨革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當年的魯迅就很反感，曾經(jīng)告誡人們，辱罵和恐嚇不是戰(zhàn)斗。不是說寫了工人，歌頌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學，不知道為什么今天，我們很多人還是拿著那些陳腐的貨色當旗幟，興高采烈地揮來揮去。

　　在我們一般人的習慣里，紅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習慣里，只有最高大、最純潔、完美無缺、最不可思議的英雄才配稱革命人物。這樣的人物，從出生的第一聲啼哭開始，就應(yīng)該是政治正確的，一路走來，都完美無缺。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稱為紅色，這樣的人物描寫，才可以稱作紅色經(jīng)典。即使這些所謂的經(jīng)典的來路，很有問題，而且參與了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災(zāi)難的政治過程，身上帶著無論如何都洗刷不干凈的污點。這些人們還是覺得，只有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純貨。批了多少年的極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只要是左的東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議，走到極端，也是可愛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標準的紅色。

　　現(xiàn)在社會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著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義、人民的名義下，大張撻伐的縱隊開出來了，改革好像從開始就錯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災(zāi)難，好像只有他們才關(guān)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敗問題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在話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點上俯瞰，從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確的依據(jù)，已經(jīng)做出的歷史決議，仿佛都不算數(shù)了，改革初期所深惡痛絕的貨色，似乎又有了可愛的顏色（據(jù)說是大紅的）�！敖�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變成了紅色經(jīng)典，紅色與革命，在不知不覺中，甚至可以被偷換成“文革”的同義詞。

　　難道，還真的讓文革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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