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阿倫特發(fā)表在《紐約客》上的《真理與政治》后來收入了阿倫特自己最滿意文集《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8）。[1]這篇文章也被翻譯成中文，收入《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賀照田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只是不為大陸學界注意，未見有人援引。其實，在《紐約客》發(fā)表的此文的三年前、1964年9月她訪問西德時受邀請在電臺作過一次題目相同的《真理與政治》的演講。[2]把1964年的這一德文演講稿與后來發(fā)表在《紐約客》上的那篇相對照，基本的觀點、大致的內容都沒有大的差別，后來的那篇內容更加豐富、更加完整。但是，演講稿中論述大學、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文字多一些，更加集中一些。就筆者視野所及，這兩篇也是她著述中唯一直接涉及論述政治與大學、學術關系的文章。兩篇文章內藏著許多閃光的“真珠”，拙文割愛，只就其中涉及大學的話題做點小小的探索。

　　在演講的開頭，阿倫特指出：誰都知道，在政治的世界里，真實被糟蹋了，那里虛偽成了一種職業(yè)，或把真實在公眾中曝光、亮相時很危險的�！罢�治領域里與真實發(fā)生沖突的是國家和社會的利害、得失，這樣的利益經(jīng)常是現(xiàn)實的東西，因為與必須的生存有著直接聯(lián)系，所以，人們往往以為與真實相比，利益優(yōu)先，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認可世界被真實所滅亡�！薄耙虼巳藗兺�往會沉默地無視真實，甚至抹煞真實�！盵3]但是，阿倫特又指出，因為“（符合）事實的真理”遠比“（符合）理性的真理”重要，所以，人類發(fā)展歷史的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真實對于政治的必要性，那就是“已經(jīng)有了幾個世紀的傳統(tǒng)，人們以大學、研究機關和學識團體的形態(tài)制造了一個空間，為所有為正當?shù)幕虿徽�當�(shù)睦�益斗爭的雙方準備了這樣一個空間�！盵4]

　　她把大學的源頭不是追溯到中世紀，而是上溯到古希臘：

　　回顧這種傳統(tǒng)的草創(chuàng)時期，我們回想起柏拉圖創(chuàng)立的學院。他已經(jīng)意識到需要有一個不為城邦政治所干擾的能過追求真實的場所。他希望的是：最后是學院支配城邦政治，從而成為決定政治的基地。很明顯，這一理想最后未能實現(xiàn)。學術機關，不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都從屬于政治的決定，結果是流入學術世界的真實，經(jīng)常受到來自政治一側的威脅。[5]

　　阿倫特看來，大學的產(chǎn)生及其本來的功能就是辨清什么是真實，而且保持了這樣的歷史傳統(tǒng)。大學的出現(xiàn)只有幾百年的歷史，人類感覺到需要近代大學這樣的機構的理想?yún)s出現(xiàn)得更早。盡管如此，辨清真實、捍衛(wèi)“事實的真理”至今未能在大學里完全實現(xiàn)，依然是艱巨的任務。她說，與發(fā)現(xiàn)和傳播真理有關的有職業(yè)：哲學家（需要孤獨\\solitude）、科學家和藝術家（需要孤立\\solation）、歷史學家和法官（需要不偏不倚\(zhòng)\impartiality）、事實見證者、報告者（需要獨立\\independence）。“它們的共同之處在于，只要它們之中任何一種方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起作用，就不可能作出政治承諾和對某一事業(yè)忠誠�！盵6]我們應該重視的，近代社會中，阿倫特所指的這幾種職業(yè)的訓練或事業(yè)的本身都在大學里進行的。因為遭受到政治巨大壓力和制約，“柏拉圖的夢想并沒有實現(xiàn)”，[7]但是，為什么大學的追求真實的傳統(tǒng)還能保持下來？。答案是：“盡管如此，另一事實也不能否定，也正因為那些學術機構及其獨立的研究者的存在，公共領域貫徹真實的機會，也前所未有地增多起來了”。[8]

　　這里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柏拉圖的烏托邦的理想——以他的學院來支配城邦政治，也就是以他的“哲學王”來統(tǒng)治雅典城邦。這一觀點建立了以后“經(jīng)歷了兩千五百年的（西歐）政治思想傳統(tǒng)�！北M管阿倫特肯定這樣的學院是追求真實場所，不等于阿倫特肯定柏拉圖的這種哲學王對現(xiàn)實政治的干涉和統(tǒng)治設想。其實，發(fā)表后一篇《真理與政治》是她對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來的批評做出的回答：強調敘述歷史的真實本身具有政治意義。在這文章中也，她把以前未發(fā)表的手稿中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即西歐的政治傳統(tǒng)中，在各種不同復數(shù)意見中生活的市民與單獨追求真理的哲學家之間時對立的。敘述哲學真理的哲學家應該從表達政治意見的世界（洞窟）里退出來，他們表達政治意見本身是與言論自由在本質上是沖突的。第一，“真理本身內部存在強制性”，第二，“職業(yè)哲學家（truth-teller）難免要受到意見所擁有的權力的誘惑”，所以，往往有著明顯驚人的專制傾向，這并不是他們的性格不好，是處于強制下的生活習慣造成的一種傾向。[9]《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所收的另一篇阿倫特的《哲學與政治》中，阿倫特特別強調了“哲學與政治之間有更深的矛盾”。[10]學院里哲學家要保持（孤獨\\solitude），要遠離現(xiàn)實政治。這一觀點也貫穿在《人的條件》、《精神生活》等其他著作中。她說，蘇格拉底被處死，使得柏拉圖對城邦政治制度極度絕望，以至提出要讓哲學家來統(tǒng)治城邦。但是，阿倫特認為，“就政治而言，哲學家唯一可做的就是聽之任之；
他們對政府唯一的要求就是保護他們的思想自由。”[11]她對海德格爾涉足納粹政治進行批判的時候，指出海德格爾在純哲學形而上學領域里有重大建樹，但是，一涉足現(xiàn)實政治，就跌進納粹政治的泥坑里去。1954年應美國政治學會邀請阿倫特所作的演講《最近歐洲思想中的政治熱點》是她對海德格爾批判成熟的標志。演說中，阿倫特指出，經(jīng)歷了兩次大戰(zhàn)后，涉及各種人類現(xiàn)象領域政治問題的政治學引起哲學界注目�？墒�，她認為只是憑借哲學的智者或者這些智者的智慧是不能解答這些政治領域的難題的。出現(xiàn)了哲學思考的新天地，但是本質上與思辨哲學史不同的領域。“哲學家在政治領域實行統(tǒng)治，不僅有害，對哲學家本身也有害。因為維持權力與哲學內在的自由不能保持一致。”哲學家若要參與政治學討論，“只能作為個人的發(fā)言”，“前提是放棄傳統(tǒng)的哲學概念和判斷，因為那些東西都是與政治經(jīng)歷完全不同類型過程產(chǎn)生的。”[12]在《黑暗時代的人們》的序言中，她更加明確地說：“在海德格爾對人類生存的刻畫中，任何真實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眾領域中不可避免會出現(xiàn)的‘閑談’的壓倒性力量的侵襲，這種力量決定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預先決定或取消了任何未來之事的意義或無意義。對海德格爾來說，除了通過從中撤離并返回孤獨狀態(tài)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離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瑣屑’的出路。那種孤獨狀態(tài)，曾被巴門尼德和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們用來對抗政治領域。”[13]在網(wǎng)絡上見到已經(jīng)有人把阿倫特的《海德格爾：狐》(“Heidegger the Fox”,收入Jerome Kohn編的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1994）翻譯成中文，這篇短文中也隱含著上述寓意。也因為這個原因，阿倫特始終不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表示自己只是個政治學學者。

　　阿倫特還指出：因為政治一側有時也會被會對某些事實真理感興趣。大學里的職業(yè)教育、特別是自然科學領域里的純粹的研究取得了人們預期以上的成就，所以這里領域的研究很早就證明了真實對國家、社會的功效。[14]雖然當年納粹德國否定自然科學的普遍主義，把物理學也分為“雅利安人的物理學”與“猶太人的物理學”，科學理性失去了其獨立性，但是，他們也必須“半理性”地利用自然科學成果擴展武器工業(yè)。[15]盡管納粹以“革命”的納粹主義替代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來拒絕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如1936年教育部長魯斯特在海德堡大學500周年校慶上說：“不承認不依賴前提條件、不抱任何偏見是科學探索的基本特征”，任何科學活動和論文要接受國家審查，[16]但是，還是要普朗克、海森堡這些物理學家為他們的研制原子彈研究課題效力。[17]所以“正因為這樣，今天即使是行將滅亡的專制國家，要采用外部預先規(guī)定研究結論來對所有種類的獨立的研究進行控制，也已經(jīng)是不可能了�！盵18]

　　阿倫特強調，但是以更加廣泛意義上人類事項為研究對象的歷史科學、精神科學情況就不一樣了。毫無列外，這些學科都是處理與人類自身有關的事項，所以，其成果就不可能被所有各個集團的社會、政治利益規(guī)定的生存所需的共同的必要性所制約。假如歷史學學者被某一政治利益收買，就會放棄本來應該守衛(wèi)真實的職責，或把“事實”作為秘密，或制造“事實”。他們不僅要承擔背叛理念的責任，事實上他們也背叛了本來別無選擇的應該負起的政治使命。他們的政治使命是在觀點和利益的論爭中分辨清事實真相，并在這樣斗爭中捍衛(wèi)這一真相。即使政治學也只是大學里接受的必要的知識，盡管它無疑也是政治家必修課，為政治家服務的，因為它的觀點的形成與政治偏倚的選擇兩者是相互獨立的，所以，作為大學里的一門學科，也必須保持獨立的精神。[19]

　　筆者向中國讀者介紹過1997年的德國出版的謝特勒編著的《為權力正名的學科——歷史學》一書，這本文集中收入的當今德國中青年歷史學家的史學史研究成果，是揭露納粹時期和戰(zhàn)后乃至今天德國大學里的不少一流的歷史學家怎樣“修正”歷史事實和自己迎合納粹政權的“研究史”，為納粹政權政治服務，戰(zhàn)后還想方設法為自己當年的無恥行為作“學術性的”開脫。[20]

　　阿倫特認為：大學教育的知識只是“如何充實某種思維方法”。把不偏不倚的政治要素納入學術空間里做法本身就具有政治意義。因為政治一側也要用非不偏不倚的真實為調整利益服務，也就是為正義服務。大學里的研究就是涉及從通常意義上的政治所接近的各個領域。比如，輿論調查本來要搞清這樣一個問題：人們是如何制造、操縱輿論的？各種各樣利益集團如何防礙人們知道真相的，可是，同樣的輿論調查也可以培養(yǎng)出操縱輿論的專家，當大學決定了經(jīng)常應該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的自身。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而且，當這樣社會工程的學者要為巨大集團利益服務的話，首先要自己掌握必要的權力，扼殺大學的自由和獨立會給他們帶來利益。這里還有一個扼殺的技術習得的問題、研究扼殺技術的問題，然而，這對于他們自身存在處境也是很危險的，因為扼殺技術真的后繼有人的話，大學的存在也就沒必要了。[21]比如，1933年至1938年，將近2千名一流的學者離開德國、奧地利的大學流向盟國。1937年德國大學里自然科學學科的學生比1932減少三分之一，不僅損害了德國科學技術發(fā)展，也妨礙了其自己武器升級換代的計劃的實現(xiàn)。[22]再如，我國文革前和文革中依附“四人幫”的著名學者周一良，結果自己也失去了學術的容身之地。她呼吁：“真實就要不偏不倚，為了敘述真實必須把私人利益與得益于政治、社會的利益置之度外，必須從這些東西中解放出來！”[23]

　　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yè)》中曾為了捍衛(wèi)“學術中立”，對隨著資本主義大生產(chǎn)發(fā)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或企業(yè)經(jīng)營的大型研究所的誕生表示憂慮：“開始實行資本主義經(jīng)營時候，無論在哪里都能看到的那樣的情況，即‘工人與生產(chǎn)資料相分離’的現(xiàn)象也在那里發(fā)生了。在這種研究機構里，研究人員必須依賴國家才能獲得勞動器材和研究設備”，“他們服從所長就如工人服從廠主那樣�！盵24]阿倫特也描述出只有誕生了幾十年這樣的研究機構被利益腐蝕后的結果：

　　這些“研究部門”，假如為了謀取利益沒有成功地提示“事實”的話，那么它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了�！�…即使保持不偏不倚的學術研究機構也容易陷入“為民族利益”研究的基準，但是，真正的研究之所以會遭到這些“研究部門”產(chǎn)生的危險所威脅，是以下原因。即被這些“研究機構”壟斷了的地方，真正的研究機構往往要陷于困境。真正的研究的權威，本來是在各種利益必然的斗爭中厘清真理與事實而存在的�？墒�，現(xiàn)在由于它們的壟斷喪失了這種權威。這種為利益制約的“研究機構”對公共生活的影響力，是因為它取代了對立意見之間爭論，是預先偽裝成它是從“真正的事實”出場的。[25]

　　阿倫特始終認為搞清事實遠比陳述意見（觀點）重要。受利益制約的研究機構的危險在于從操縱“事實”出發(fā)，不偏不倚的研究首要的任務在于厘清事實。不僅有來自政治集團的控制和壓力，也有金錢物質的利誘。她呼吁：“真實就要不偏不倚，為了敘述真實必須把私人利益與得益于政治、社會的利益置之度外，必須從這些東西中解放出來！”[26]1965年雅斯貝爾斯在接受電臺采訪的時候曾說：阿倫特對在大學任教“也有種本能的拒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大學里也有各種依存關系”。她的獨立的學術思想來自于獨立的人格：

　　她不屬于任何團體，也不屬于任何集團，完全屬于她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把握自己。而且，完全的獨立性，對于很多作家來說，會感到是很壞的事情。而她必須不加入他們的行列。確實為了存在她必須思索，而且是必須思索出一些新東西來那種的撰稿人。她否定那種自我搖擺的知性，呼吸著獨立性而存在，——這種獨立性并不因為缺乏歸屬而感到空虛，能對普遍的攻擊回答說：“不！”，經(jīng)常持有否定的、不斷揭露的勇氣的那種獨立性。[27]

　　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以贊賞、惋惜的口氣敘述本雅明的一生不幸的命運。本雅明因為是猶太人，在德國最多只能成為大學的編外講師，以至最終成為“沒有固定職業(yè)的學者（privaglehrter）”。他雖然生活貧困，卻拒絕意識形態(tài)背后的經(jīng)濟利益的誘惑，不僅得罪了文學界主流的喬治派（Stefan George）那一群體，也未對來自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暗示”表示“馴服”；
既沒有服從正統(tǒng)的唯物辯證法，又沒有信仰起猶太復國主義。她同情地寫到本雅明因為生活拮據(jù)，計較稿費的高低，導致出色的文稿從此隱居在“暗無天日”之中。[28]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她還指出，德國（乃至西歐其他國家）被同化了的猶太人中像本雅明、卡夫卡那樣杰出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不考慮自己被孤立、邊緣化的后果，走在時代前沿，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猶太人問題對于他們來說，明顯是絕對重要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著作中的絕望的表達得到證明，因為自我歸屬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對作為整體的西歐傳統(tǒng)（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也產(chǎn)生懷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馬克思主義，但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如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不僅批判社會、政治現(xiàn)狀，還思考思想、政治領域的整體問題。[29]這一評價恐怕也適用于她自己。

　　因為本文敘述阿倫特的大學觀，所以，這里順便說一下，阿倫特警惕“不偏不倚的學術研究機構也容易陷入‘為民族利益’研究的基準”，反對右翼的猶太復國主義。但是不反對建立希伯來大學，不僅因為阿倫特在教育領域對少數(shù)種族的文化特殊性的提出要保護觀念，[30]還蘊涵了她對人類文化的普遍性與個別種族文化傳統(tǒng)的特殊性發(fā)生沖突時后的立場：希望歐洲文化的一部分——猶太民族文化能延續(xù)下去。[31]

　　筆者邊目睹著大學人狂熱拼搶“地上的面包”（陀斯妥耶夫斯基語）、大學淪為造假企業(yè)的社會現(xiàn)實；
邊讀著阿倫特這些論著，寫畢上面幾千文字，遙望“天上的面包”，仰天長嘆。

　　注：

　　1，“Truth and Politics.” New Yorker, 25 February 1967, pp.49—88.(Reprinted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2d edition, and in David Spitz,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7, pp.3—37.

　　2，1964年西德的南德意志電臺將他們連播的11位學者演講被編輯成：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der Nichtpolitiker,(R. Piper & Co. Verlag, Munchen 1964,)，當年阿倫特在西德滯留時所作的演講稿《真理與政治》也被收入于該書之中。

　　3，同注2，ss.159—160。

　　4, 同注2，s.161。

　　5，同注2，ss.161—162。

　　6, 阿倫特〈真理與政治〉，賀照田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334頁。

　　7，同注6，335頁。

　　8，同注5。

　　9，同注6，320頁。

　　10，阿倫特〈哲學與政治〉（1954年在圣母大學開設講座的講稿《法國大革命之后的行動與思想》的第三部分），賀照田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356頁。

　　11，同注10。

　　12，同注2，s.164。另外，參見Dana R. Villa, Politics, Philosophy, Terror：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引文轉引自日文版《政治·哲學·恐怖》，法政大學出版局，2004年，第109頁。

　　13，ハンナ·アレント（Hannah Arendt），《暗い時代の人々》，阿部斎訳，河出

　　書房新社，1972年，3—4頁。還有，關于阿麗絲貝塔· 愛丁格的《阿倫特與海德格爾》（Eliabeth Ettinger, Hannah Arendt / Martin Heidgger, 中譯本，戴晴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后，引起圍繞阿倫特是否袒護海德格爾當年投靠納粹失足行為產(chǎn)生爭論的經(jīng)緯，可參見孫傳釗《阿倫特及其周圍的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34——46頁。

　　14，同注2，s.162。

　　15，巴伯，《科學與社會秩序》，顧昕譯，三聯(lián)書店，1991年，246—247頁。

　　16，同注15，89—91頁。

　　17，詳細參見海爾布朗的《正直者的困境：作為德國科學發(fā)言人的馬克斯·普朗克》，劉兵譯，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

　　18，同注2，ss.161—162。

　　19，同注2，ss.162—163。

　　20，謝特勒編《為了權力正名的學科——歷史學》（孫傳釗），刊于《中國學術》2003年，總第14輯。

　　21，同注2，ss.163—164。

　　22，同注15。

　　23，同注2，ss.164。

　　24，參見愛德華特·希爾斯編，《馬克斯·韋伯倫大學》，孫傳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117--118頁。

　　25，同注2，ss.174—175。

　　26，同注25。

　　27，引自阿倫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xiàn)代困境》，孫傳釗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74頁。

　　28，同注15，196—210頁。在《漢娜·阿倫特/海茵利希·布魯希爾書信集》（孫愛玲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里可以讀到，流亡美國后阿倫特因為經(jīng)濟不很寬裕，也有同樣地反應——出版社的拖延稿費曾引起她的憤慨。

　　29，同注13，231頁。

　　30，可參見孫傳釗，〈阿倫特政治教育觀〉，《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號，4--10頁。

　　31，早尾貴紀，〈國家創(chuàng)設の普遍性と特異性のアポリア〉，《思想》，2004年第二期， 76—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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