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弗朗西斯-福山是與塞繆爾-亨廷頓齊名的大牌學者。他十余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同亨氏的“文明沖突論”一道成為后冷戰(zhàn)時期的兩大論題。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得以再版，表明了這一理論持續(xù)的生命力。福山在該書序言中回應了這些年來對終結論的種種質疑和批評，但它并不會引起美國思想界的興奮。真正引起較大反響的是他討論美國外交政策的新著《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國》（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近日，保羅-威爾福茨在“女友門”丑聞中交出世界銀行帥印。隨著重要成員一個個淡出政治舞臺，“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正顯出日薄西山的跡象。福山曾經是“新保守主義”陣營中的大將，他在世紀之交積極參與了新保少壯派威廉姆-科里斯托（William Kristol ）和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主持的“新美國世紀項目”（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然而，伊戰(zhàn)之后福山與新保路線漸行漸遠，《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國》更是立場鮮明地與新保圈子劃清了界限。福山在此書中試圖回答的問題即是，在新保守主義破產之后，美國的外交政策應當走向何方。

　　該書第二章“新保遺產”輕車熟路地梳理了新保守主義長達七十年的思想譜系。新保思想的起源可以簡單歸結為“一所學校，兩位學者”。同世界上其他重要思潮一樣，新保守主義也少不了猶太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哈佛等美國頂尖大學限制招收猶太裔學生，一批有著移民工人家庭背景的猶太青年紛紛入讀紐約城市學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其中就有后來美國知識界的領軍人物丹尼爾-貝爾、西蒙-李普塞特和有“新保教父”之稱的艾爾-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這一早年出于反對斯大林主義而形成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六十年代創(chuàng)辦了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以制衡激進的新左派運動，反對大規(guī)模的國家福利項目。《公共利益》主要關注國內政策，為補其不足，克里斯托后來又創(chuàng)辦了討論保守派外交政策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涉及新保起源的兩位學者分別是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和核戰(zhàn)略理論家阿爾伯特-沃斯坦特（Albert Wohlstetter）。前者的大名在國內政治學界已經如雷貫耳，不必多作介紹，需要注意的是此公的猶太血統(tǒng)。沃斯坦特雖非猶太人，但同樣就讀紐約城市學院，他的兩大新保弟子沃爾福茨和派勒（Richard Perle）也是猶太人，難怪有人把新保運動與猶太陰謀劃上等號。去年三月，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施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與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M. Walt）在《倫敦書評》發(fā)表了一篇引起巨大爭議的文章，指陳新保圈子與猶太游說集團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

　　與外界的普遍印象相反，福山認為，將伊拉克戰(zhàn)爭的思想源頭硬拉到施特勞斯頭上實在荒謬。如果你問小布什或切尼誰是施特勞斯，他們很可能會想起那位圓舞曲之王。施特勞斯與新保的人脈聯(lián)系僅在于沃爾福茨——后者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上過前者幾堂課而已。不過，施特勞斯關于政權性質的論述對新保守主義多多少少有些影響。通過仔細閱讀古希臘政治學經典，施特勞斯認為政權性質，如民主或是獨裁，的確塑造著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政府政策。相比之下，沃斯坦特對新保的影響更直接一些，他的幾個學生都成為布什政府任內的高級官員。這位數(shù)理邏輯學出身的核戰(zhàn)略家一貫批評 “相互確保理論”。在他看來，這一基于兩敗俱傷前景的威懾理論既不道德也沒有效力，尤其是在現(xiàn)實戰(zhàn)略中不足以脅迫蘇聯(lián)就范。沃爾福茨等人繼承了沃斯坦特對冷戰(zhàn)的悲觀看法，他們曾經聯(lián)手反對基辛格等現(xiàn)實主義派通過核武限制達到相互確保的目的。

　　七十年代末以后，美國保守主義回潮，新保守主義也漸漸與其他保守主義合流，如傳統(tǒng)的自由放任主義，宗教與文化保守主義和美國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變得面目模糊，其成員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也不一致，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尤其如此。但強調政權性質的重要性和現(xiàn)實主義的相對性這兩點依然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共識。至于那種志在推廣民主的強硬干預政策，其實是新保少壯派頭腦發(fā)熱的產物。1996年，威廉姆和卡根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志上撰文，力主作為世界領袖的美國應該充當“仁慈霸權”（benevolent hegemony），抵制甚至掃除這個世界的“邪惡力量”，實現(xiàn)政權變更。這一主張在幾年后成為布什伊戰(zhàn)政策的基調。所謂新保的破產其實也就是這一少壯派新保理論的破產。

　　在理清新保思想脈落之后，福山概括出這一政治派別的“四項基本原則”：第一，美國外交政策應反映其自由民主價值理念；
其次，美國的龐大力量應用于道德意義上的政治目標；
第三，反對大規(guī)模的社會工程。最后，懷疑國際組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福山看來，新保守主義在伊戰(zhàn)政策上的失敗主要源于威廉姆等人忘記了其中第三項原則，試圖短期內在伊拉克這個種族文化背景復雜的國家建立一個民主政體�！蹲咴谑�字路口的美國》第五章回顧了二十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發(fā)展理論，福山坦陳，我們現(xiàn)在對如何將強健的制度輸入發(fā)展中國家還所知不多。他并不全然反對干預政策，但是提醒美國政府關注其他國家內部的制度演進，不能像新保那樣魯莽行事。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國家政權建設》（State Building）一書中更多地探討了這些問題。

　　傳統(tǒng)上，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基于四大流派，新保守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大派別分別是現(xiàn)實主義、自由派的國際主義以及“杰克遜式”（Jacksonian）的美國民族主義。最后一派中國讀者多不熟悉，這里略作一介紹。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是美國歷史上第七任總統(tǒng)，1829年至1837年在任。此公生前在1815年的新奧爾良戰(zhàn)役中大敗英軍，還曾多次奪得印第安人的領地。杰克遜式的民族主義比較偏重國家安全，不信任多邊外交，甚至走向本土主義和孤立主義。近年來新保與杰克遜派聯(lián)手對付現(xiàn)實主義派，贏得了在伊戰(zhàn)問題的主導權。

　　福山在書中對這四派主張作了比較，兼收并蓄地采取了從現(xiàn)實主義出發(fā)支持威爾遜主義的立場（Realistic Wilsonianism）。這聽上去似乎有點矛盾，因為威爾遜主義開創(chuàng)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理想主義學派，與現(xiàn)實主義大唱反調。如果說新保守主義等于威爾遜主義減去國際組織，福山的外交政策主張則相當于現(xiàn)實主義加上國際組織。福山同新保一樣承認聯(lián)合國等國際機構的現(xiàn)有問題，但他強調國際組織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必要性，尤其是北約這種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軍事同盟。他并不認為單一國際組織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因此轉而提倡“多元的多邊主義”（multi-multilateralism）。在他看來，美國應當支持眾多相互重疊，甚至相互競爭的國際組織，這樣在解決某一問題時就可以有選擇地借助相應的機構團結盟友或是打擊對手。

　　在2005年初的《外交》雜志上，福山提出了將現(xiàn)有的六方會談轉變?yōu)榻鉀Q東北亞安全問題的大國協(xié)商機制。他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國》中明確指出，“（東亞地區(qū)）基本的戰(zhàn)略選擇在于任何新的政治架構是否應該包括中國�！备鶕�(jù)“多元的多邊主義”，他進一步提出美國在東亞事務方面可尋求兩種國際組織，一種包括中國，一種不包括。在福山最近的一次講座中，筆者就中國崛起問題請教福山。他首先承認對華政策的重要性——“這可能是今后二十年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隨后具體的回答則有些模棱兩可：福山一方面不認為中國必然重復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強調崛起中的大國畢竟會和當前的超級大國有所沖突。他因而主張美國采取兩套機制對付中國，一套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另一套在中國在構成威脅時可以聯(lián)合亞洲盟邦圍堵中國�？梢�，福山并非單純的遏制派或是接觸派，而是并用兩種手段的“雙管齊下派”。

　　《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國》一書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導向實質上是美國保守主義外交路線的一次內部修正，從單邊主義轉向國際機構，從武力干涉轉向軟實力。這位堅信自由民主政體終將一統(tǒng)天下的學者自然不會像現(xiàn)實主義者那樣忽視國家政權性質，他的思想只不過比新保諸公更加慎密和周全。同新保拉開距離后，福山在2005年調用《國家利益》部分人馬，創(chuàng)辦了兼顧內政外交的評論刊物《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隨著《公共利益》于2004年壽終正寢，《美國利益》很可能成為保守主義的前沿輿論陣地。福山將怎樣領導這一保守派轉向還有待觀察。

　　在布什任內，福山的政策主張幾乎沒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我們現(xiàn)在也很難判斷下一屆美國政府是否會采納他的建議�！蹲咴谑�字路口的美國》只花了極少的篇幅談到中國，因為布什政府目前的外交重點依然是伊拉克問題。然而，當美國政府從伊戰(zhàn)中抽身出來，必然會將目光轉向亞太地區(qū)。中國應針對美國保守派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選項，及早做好準備。同時，福山“多元的多邊主義”也有助于打開中國人自己的外交思路。外交政策圈可以參考這一思想重新審視中國與眾多國際機構之間的關系，在謀求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加入、疏離和反對特定的國際組織。

　　順便說一句，美國外交界早年重用有歐洲移民背景的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現(xiàn)在賴斯、福山和扎卡瑞亞等非洲裔和亞裔面孔也頗成氣候。在外交政策這樣重要的領域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正是美國國力強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5．29．2007．

　　作者單位：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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