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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國涌: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年夢想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1932年11月1日,創(chuàng)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fā)出約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xiàn)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利!”

          《東方雜志》之所以發(fā)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ㄒ唬┫壬鷫粝胫械奈磥碇袊窃鯓?(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xiàn)的。)

          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前所未有、規(guī)模空前的“新年的夢想”。征“夢”活動激起熱烈回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志》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志》(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圣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分子。

          根據(jù)編者在《讀后感》中統(tǒng)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nèi)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嘆“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這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shù),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yè)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yè)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fā)來稿13人、未詳?shù)?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志》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yè)家、銀行家?guī)缀跻捕际侵R分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

          “當我們發(fā)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yè)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結(jié)果則使我們失望。應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于憧影與幻想。社會的環(huán)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fā)表出來?墒谴送猓贾袊丝诎俜种攀陨系霓r(nóng)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該不至于沒有幻想。可是現(xiàn)實對于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閑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啊!”

          盡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睙o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分子的夢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么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分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志》主編胡愈之的設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薄稏|方雜志》文藝欄編輯徐調(diào)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yī),國術……國恥,國難等名辭。”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 “大同”社會:

          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qū)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lián)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jiān)獄,也沒有宗教;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qū)別的大同世界!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zhì)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chǎn)’。”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

          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向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于大同!惫馊A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xiàn)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的!碧旖蚺訋煼秾W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jīng)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活,率領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么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里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爭執(zhí),國里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xiàn)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不著儲蓄以備后患。”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敝醒胙芯吭嚎偢墒聴钚臃鸬膲粝搿笆且粋物質(zhì)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fā)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xiàn)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nóng)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chǎn),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chǎn)社會!薄耙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lián)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板畢云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yè)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可能范圍內(nèi)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shù)啦桓缮妗!毖嗑┐髮W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并沒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jīng)過多年軍閥混戰(zhàn)、多次暴動之后,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讀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演”。

          盡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shù)千年不絕,沒有經(jīng)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xiàn)代》雜志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臺”的境界,不會想象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系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彼匀鐚崢I(yè)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于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各黨和平競爭,絕對不用武力!薄度嗣裢韴蟆肪庉嬪等曜康摹皯S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yī)!贝笙拇髮W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薄叭绻遣坏靡训摹辽偈且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現(xiàn)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后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志》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于政治問題,發(fā)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yè)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即身體自由權,財產(chǎn)所有權,居住權,營業(yè)勸,思想發(fā)現(xiàn)于外,言論出版集會權,并信仰‘無邪術害人’的宗教等權!薄胺ㄖ螇簟痹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并沒有那么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的‘夢想’,而決定于我們的行為。……未來中國的國家身份,仍舊是和它的構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薄吨袑W生》雜志編輯葉圣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
        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贝蠼淌诶钭谖鋭t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nèi)戰(zhàn),不能抗外”;
        “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
        “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jié)軍閥,聯(lián)絡要人”;
        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
        “中國民眾能監(jiān)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shù)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jīng)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jīng)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鄙虾J姓畢⒆h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么‘軍’國,‘匪’國,‘官’國,‘×’國!泵駠獎、實業(yè)家馮自由做了一個“好夢”、兩個“惡夢”,他說:“在這政治敗壞國勢危殆生產(chǎn)衰落社會不安的今日,凡屬稍有思想的人們,難免胡思亂想,做出種種的怪夢!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nèi)裰髁x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威”終究只是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沃O施決之于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薄袄硐胫皇抢硐耄F(xiàn)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
        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于內(nèi)亂外患的悲境中!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lián)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權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并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Х光照過心里并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畏民如虎的國民黨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林語堂以“我不做夢”的口吻對現(xiàn)實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畫家錢君匋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雖然他同時也希望——“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靠著自己的兩只手生活,在眾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奪人,也不被人掠奪!

          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
        我只在努力認識現(xiàn)實。夢想是危險的!卑不沾髮W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現(xiàn)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shù)闷疬@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讀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該得到的享受!倍疃嗟木褪悄怯肋h不滅的田園夢——

          《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他的故鄉(xiāng)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yǎng)蜂、養(yǎng)雞、養(yǎng)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cè),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么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xiāng),“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
        或赴他鄉(xiāng)訪舊,領略勝境”。《生活周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放棄一切”,“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鄉(xiāng)村里去,好象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nóng),自耕自食!闭乱缕級粝搿盎氐缴嚼锶タ巢,或者耕田都好!笔┫U存“只想到靜穆的鄉(xiāng)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nóng)。我最酷愛田園生活。”“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是鐵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拔液臀业姆蛉嗽谏矫魉愕泥l(xiāng)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長吳研因的“夢”。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yōu)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diào)嘲諷他們:“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jié)(倒不是為了“吃飯”這么簡單),使他們很少愿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xiàn)狀,卻普遍向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隱,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cè)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xiàn)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tǒng)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xiàn)代人格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fā)表在《文學雜志》第一號)。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么大規(guī)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xiàn)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tǒng)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志》,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jīng)過總經(jīng)理,王云五答應了!焙畯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劃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jīng)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tǒng)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干,“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后(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征稿,發(fā)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些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fā)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后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志》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焙髞戆斞冈趦(nèi)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志》是個大雜志。”(陳原《記胡愈之》,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chǎn)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志》,“夢想”并沒有結(jié)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分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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