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國強：江蘇「一二六奪權」前后的權力角逐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發(fā)生于1967年的江蘇 「一‧二六奪權」是「文革」初期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事件。通過解剖「一‧二六奪權」的全過程，我們可以明了外省的「文革」是如何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造反派和地方當局的矛盾是如何不斷激化的，以及「文革」的意識形態(tài)和具體做法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
一、省委工作隊進駐南京大學
「五‧一六通知」發(fā)布以后，江蘇省委隨即召開了由各地、市委書記參加的四屆八次全會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彭沖、歐陽惠林、鄭康、大衛(wèi)然和高斯組成的江蘇省「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討論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報告》，表示要「迅速跟上中央、主席的指示，跟上迅速發(fā)展的革命形勢」，把「文化大革命」放在領導工作的首位。1
然而江渭清等人對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真實意圖并不了解，于是便根據(jù)自己對《五．一六通知》的字面理解，確定了以下方針：打倒一批「資產(chǎn)階級反動權威」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物」，掌握好報紙，重大問題按中央的統(tǒng)一口徑，各省市文化革命小組要加強與省委和華東文化革命小組的聯(lián)系通氣。2就在這個時候，南京大學爆發(fā)了「六‧二事件」。3當時正在華東局參加會議的江渭清依然不知道應該怎么辦。好在劉鄧中央迅速針對北京大學的情況做出了「八條指示」，劉少奇還明確指出「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黨組織不但要參加運動，而且要負起領導責任�！�4根據(jù)這個指示，江渭清打電話給省委，「要求各大學黨委負責同志要挺身而出，掌握運動領導權，以防止壞人鉆空子，把運動搞亂�！�5與此同時，省委向南京大學派出了聯(lián)絡組，以便隨時掌握運動的動向。
到了6月中旬，劉鄧中央進一步指示：「文革」是新的反右派斗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政策還是要注意，對問題較少的干部要幫助，無非是檢討，盡量不至掉進三類，內(nèi)外有別要注意。6中央還轉發(fā)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決定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根據(jù)這個最新指示，江蘇省委在南京軍區(qū)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以部隊干部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隊，分別進駐各省屬高等院校和省級重點文化單位。7 6月15日，由省委常委汪冰石任隊長，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林克任副隊長的省委工作隊開進南大，取代校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不久以后，省委又改派書記處書記彭沖為南京大學工作隊隊長兼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并于6月底和7月初兩次向南京大學增派工作隊員，使南大工作隊的規(guī)模擴大到130人。8
6月25日，劉鄧中央又對工作隊如何開展工作做出如下具體指示：（一）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僅要敢于同牛鬼蛇神作斗爭，同時又是最能夠團結大多數(shù)。（二）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們激烈地爭奪領導權，破壞性很大，對此方針是堅決揭露分化、瓦解、把頭子孤立起來，在適當?shù)臅r候要反擊的。……（三）組織民兵糾察隊，負責校內(nèi)的事和違反政策的事，維持斗爭會的秩序�！ㄎ澹╇A級陣營分清后，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在工作組領導下恢復必要的行政職權�！ㄆ撸┳⒁鈹橙说幕顒�。9據(jù)此，省委工作隊在南京大學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公開批斗了被中央點名的「三反分子」匡亞明和幾個被省委點名的「反動學術權威」，另一方面在斗爭中注意掌握政策，否決了少數(shù)師生要給匡亞明戴高帽子游街的要求，10同時還強調指出「南大黨委是好的」，希望廣大師生不要把南大黨為同北大黨委混淆了。此外，工作隊還注意發(fā)揮學校內(nèi)部現(xiàn)有黨團組織的作用，廣泛聯(lián)系那些家庭出身好、個人表現(xiàn)好的黨團員和群眾積極份子，以他們?yōu)楣歉�，造就一支擁護工作隊的群眾力量。這些措施對于穩(wěn)住南大的局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造反派組織的出現(xiàn)及其合法化
就在局勢逐步趨于穩(wěn)定的時候，7月底、8月初北京又傳來消息：毛澤東公開批評了派工作隊的做法。而且在7月21和22日的兩次談話中，毛澤東還特別提到南京的「新華日報事件」和南京大學的「三次大辯論」。他說：「南京新華日報被包圍，我看可以包圍，三天不出報，有甚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牽引到你頭上來。為甚么不準包圍省市委、報館、國務院？……南京大學三次大辯論，我看不錯�！�11在另一次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毛澤東又說：「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fā)動起來�！o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踔劣行⿲W校鎮(zhèn)壓學生運動。誰去鎮(zhèn)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chǎn)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棺詈�，毛澤東還聲色俱厲地指出：「凡是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12這個消息傳來，江蘇省委和省委駐南大工作隊立即陷入被動之中，而那些對工作隊不滿的人則歡欣鼓舞，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對工作隊、驅趕工作隊的浪潮。
其實在此之前，對江蘇省委和工作隊感到不滿的社會情緒已經(jīng)處在醞釀之中，盡管其原始動機和政治含義不盡相同。
毛澤東講話中提到的「新華日報事件」發(fā)生于6月13日。這個事情的起因是少數(shù)偏激份子對當天《新華日報》上一篇批判匡亞明的文章感到不滿，因為那篇由省委文革小組審定的文章中有這么一句話：「匡亞明在六‧二事件中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少數(shù)偏激份子認為這個論斷掩蓋了匡亞明長期以來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有「包庇黑幫」的嫌疑，便煽動一些學生和社會閑散人員包圍了《新華日報》，要求《新華日報》和江蘇省委對這個問題加以澄清，承認錯誤。省委對于這種無限上綱、無理取鬧的行為采取了堅決鎮(zhèn)壓措施，先是出動400多名員警去保衛(wèi)《新華日報》社，繼而組織了100多名便衣混雜于人群之中，將那些領頭鬧事的人揪到報社進行審查，并向其所在單位通報了有關情況。6月14日晚，省委召集南京高校黨委書記會議，彭沖在會上說：南大有人懷疑省委，懷疑《新華日報》。省委是正確的，《新華日報》也是正確的。誰懷疑省委、懷疑《新華日報》，要開除黨籍。在省委的高壓政策之下，所謂「新華日報事件」在三天后黯然收場，少數(shù)參與鬧事的人回到各自單位后受到相應處理。13
在南京大學校園內(nèi)，少數(shù)師生與省委工作隊之間也不斷產(chǎn)生摩擦。最早起來反對工作隊的是外文系法文專業(yè)四年級（簡稱「法四」）和數(shù)學系五年級（簡稱「數(shù)五」）的學生。他們對工作隊感到不滿，是因為在「六‧二事件」中，溧陽分校的文科學生率先起來貼匡亞明的大字報，搶了南大「文革」的頭功。14因而當時留在校本部的理科學生和外文系高年級學生為了標新立異，獨樹一幟，便在自己的大字報中將斗爭矛頭對準南大「舊黨委」的其它成員。然而省委工作隊下車伊始，就公開宣布「南大黨委沒有問題」。在理科和外文系的部分學生看來，工作隊的這個說法等于變相否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于是便紛紛貼出大字報質問：
南大舊黨委是一個整體，難道就匡亞明一個人是「黑幫」，黨委其它人都是好的嗎？你工作隊才來幾天，怎么知道黨委的情況呢？黨委有沒有問題應該先揭發(fā)嘛！好不好要把材料拿出來讓群眾檢驗嘛！比如每一次黨委開會的記錄都應該公布出來，在重大決策問題上誰怎樣表態(tài)的，誰干甚么了，都把它弄清楚，這樣師生們就可以通過鑒別和比較來給黨委及其成員定性�，F(xiàn)在甚么材料都沒有交給群眾，具體情況大家都不清楚，你就說黨委沒有問題，難免被有些同學質疑為捂蓋子。15
面對這種情況，工作隊便分頭深入各院系做師生們的工作，說那些給工作隊貼大字報的人是「右派」份子，他們的目的在于反對黨的領導，干擾運動的大方向，廣大革命師生應該在工作隊的領導下，組織起來與他們進行堅決的斗爭。在工作隊的宣傳鼓動之下，多數(shù)師生對那些反對工作隊的人群起而攻之，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溧陽分校的文科師生和其它系科的黨團員、群眾積極份子。溧陽分校的師生之所以聽從省委工作隊的指揮，是因為他們在溧陽分校受到匡亞明打壓期間，省委出面「解放」了他們，所以大家對省委抱有一種感激之情。16其次，當時絕大多數(shù)師生并不知道中央高層存在著「兩個司令部」的斗爭，總認為工作隊是上級黨組織派來的，是「正確路線」的代表。
關于工作隊操縱多數(shù)學生打擊異己勢力的情況，一位當年溧陽分校的學生做出了如下回憶：
我們溧陽分校的學生一開始是很團結的，就是聽從工作隊的安排�！看握椅覀冮_會，動員我們寫大字報，他們都要向我們口授大字報的提綱，我們按照提綱將大字報寫出來，再交給工作隊審查修改，然后才抄寫貼出去。目的就是整「法四」、「數(shù)五」的同學。工作隊還指使我們把那些批評學校黨委和工作隊的大字報的標題和作者都記錄下來。這就是炒人家的黑名單啦。后來在趙復華（分管溧陽分校工作的省委工作隊成員）的策劃下，以我們溧陽分校學生為主，在校內(nèi)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游行，游行隊伍走到「數(shù)五」、「法四」宿舍的時候還高呼口號，大意就是「擁護工作隊的領導」、「揪出牛鬼蛇神」之類。17
然而不久以后，溧陽分校的師生就開始發(fā)生分裂。那位當年的溧陽分校學生繼續(xù)回憶說：
……后來這樣次數(shù)多了，我們就對工作隊產(chǎn)生了懷疑心理，覺得我們被利用了。另外我覺得「法四」和「數(shù)五」的同學也和我們在溧陽分校的情況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說不定我也會參加他們的隊伍。將心比心，換位思考，覺得我們跟著工作隊整人家，要把人家打成「階級敵人」，實在于心有愧。所以我后來就比較消極了，工作隊叫我搞甚么，我就找一個借口躲避……18
還有一種看法在南大師生中具有相當?shù)拇硇�。一位因研究「左�?lián)」問題犯忌，在《五‧一六通知》發(fā)布以后受到過匡亞明冷落的青年教師回憶說：
當時我是傾向于反工作隊的，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這些人從來就沒有甚么「反黨」的念頭，……在「溧陽事件」中，不管是學生們「倒匡」還是匡亞明「反擊」，我都沒有介入，所以根本談不上有甚么錯誤，為甚么你工作隊來了以后把斗爭的矛頭指向我們這些人呢？匡亞明把我從校報編輯部調出來，說明他對我是不信任的；
你工作隊來了以后還是對我不信任，那你工作隊和匡亞明有甚么分別呢？
所以僅憑這一點，我當時就很同意毛澤東關于「工作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說法。19
就在工作隊的威信日趨低落的重要關頭，北京傳來了毛澤東批評工作隊的消息。此時一個重量級的「造反英雄」──文鳳來──出現(xiàn)了。文鳳來是一位復員軍人，當時是南大政治系的年輕助教，同時擔任留學生部越南留學生班的政治輔導員。他來南大工作之前曾在省委辦公廳交際處工作過一段時間，對省里高層的情況知道得多一點，于是就寫大字報揭省委工作隊的「黑幕」，其中還特別詳細地描述了彭沖的個人生活如何腐化，指出他根本不配領導南大的「文革」運動。這個大字報猶如重磅炸彈，立即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文鳳來也因此成為了造反派的一面旗幟。
省委工作隊為了將文鳳來打成「右派」、「反革命」，把他的檔案材料拿出來交給那些擁護工作隊的學生，讓他們從里面找到揭發(fā)批判他的論據(jù)。20文鳳來一看風頭不對，便偷偷溜出南大，跑到北京「告御狀」去了。當時康生正在根據(jù)毛澤東的戰(zhàn)略部署物色「革命群眾」反對工作隊的典型，最后選中了北京的蒯大富和南京的文鳳來。到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時候，文鳳來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門。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以很大篇幅報導了毛澤東接見紅衛(wèi)兵的消息，其中一篇報導還特別提到「從秀麗的江南來到宏偉的北京的南京大學教師文鳳來同志」。21此舉以戲劇性的方式凸現(xiàn)了造反派及其行為的合法性，立刻在南京大學產(chǎn)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那些和文鳳來一起反對工作隊的人變得更加張狂，而那些擁護工作隊的師生則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省委工作隊盡管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卻沒有完全亂了方寸。其實早在7月底，前往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江渭清就在全會預備會上獲悉了中央關于撤工作隊的意向，于是他幾次打電話回江蘇，與彭沖等人商討應對之策。22根據(jù)江渭清的指示，彭沖于8月2日在南大召集高等院校工作隊長會議做出部署，一方面準備撤出工作隊，另一方面準備在各校成立所謂群眾性的「文革籌備委員會」。其如意算盤是在工作隊撤離以后，省委通過聯(lián)絡組與各校「文革籌備委員會」保持接觸，以變相的方式繼續(xù)控制各個高校的群眾運動。23后來經(jīng)過幾次開會磋商，省委最終決定于8月27日從各高校撤出工作隊。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工作隊并沒有能夠按照省委的部署如期撤離。文鳳來從北京「凱旋」以后，迅速于8月23日拉起了南大第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8月27日，就在省委工作隊計劃撤離的當天，另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lián)會」成立，其領袖人物是數(shù)學系的年輕助教、「數(shù)五」班政治輔導員曾邦元和「數(shù)五」班的學生張建山、葛忠龍等。這兩個造反派組織一起動員了許多學生把守住學校的各個大門，阻止工作隊員離開學校，要求工作隊向南大師生作徹底檢查，并且向受到打擊迫害的學生道歉。工作隊則以《十六條》中「對工作隊要具體分析，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較好的……」為依據(jù)，拒絕了造反派的要求。
8月28日，幾個從北京來的高校學生串通了南大兩個造反派組織，以及揚州、無錫來寧造反的學生，發(fā)動二百多人圍在省委門口，堅持要江渭清出來回答「如何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至此，不但省委工作隊全身而退已經(jīng)沒有可能，就連江蘇省委也成為學生攻擊的目標。
三、江蘇省委對造反派的有效攔截
面對不期而至的學生們運動，江蘇省委并沒有亂了陣腳。個中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江渭清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曾當面向毛澤東提出：「現(xiàn)在學生已經(jīng)把斗爭目標從校黨委、校長集中到了我們省委和各級黨委，甚么人都要揪出來打倒。我們這些當省委書記的都是『走資派』。對于這個情況，中央總要有個說法。」毛澤東回答說：「對你們要保護。」24第二，雖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鄧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和相應處分，但是接替劉鄧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和陶鑄，也對毛澤東發(fā)動的「文革」表現(xiàn)得「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當江渭清私下里向周恩來請示工作方略的時候，周對他說：
工作隊撤走以后，一定會來個高潮。第一是不可怕，第二是要做好工作。要告訴青年學生，在革命中采取嚴肅謹慎的態(tài)度，學習黨的方針政策，按照黨的政策辦事�！@樣做不是「清規(guī)戒律」，不是束縛群眾，阻礙革命。該講的不講，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一定要在全體干部中講清楚，要敢于發(fā)動群眾，又要敢于領導；
要支持群眾，又要善于領導運動。這樣做，對廣大革命師生有利，對革命事業(yè)有利。25
此外，周恩來、陶鑄還多次向到北京串聯(lián)的各地造反派發(fā)表講話，指出「并不是所有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在各種場合反復強調「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主題，旨在維護社會秩序和生產(chǎn)秩序的穩(wěn)定。
因而在8月28日與造反派的正面交鋒中，江渭清表現(xiàn)得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依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冠冕堂皇地對造反派學生講了「四個歡迎」、「四個但是」，26使得前來鬧事的學生無功而返。
另一方面，鑒于當時中央已經(jīng)發(fā)布了《關于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zhèn)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guī)定》和《關于嚴禁出動員警鎮(zhèn)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guī)定》，江蘇省委不能像先前處理「新華日報事件」那樣動用專政力量來壓制群眾運動，于是便開始扶植大中學校中那些擁護省委的群眾勢力，與造反派組織形成對抗。
在省委工作隊的策劃下，以溧陽分校學生胡才基、朱英才等人為首的南京大學保守派組織「紅旗戰(zhàn)斗隊」于8月30日成立。省委立即對這個組織予以承認。緊接著在9月6日，全市性的保守派學生組織「南京紅衛(wèi)兵總部」在上海路8號神學院大院里成立。該「總部」中學部的頭頭是省委副秘書長韓培信的兒子韓建中，大學部的頭頭是某駐寧軍事學院負責人張X的兒子張毅。南大的「紅旗戰(zhàn)斗隊」也以「團體成員」的身份加入了該「總部」。由于這派紅衛(wèi)兵的袖標是紅底黑字，所以被其對立面形象地稱作「黑字兵」。在「黑字兵總部」成立的時候，江渭清、彭沖、林維先（南京軍區(qū)首長）、周澤（省委辦公廳副秘書長）等人親臨會場，江渭清親自為「黑字兵」授旗，江渭清、彭沖等人還戴上學生們送給他們的袖章，成為「黑字兵」的名譽成員。27由于上述背景，「黑字兵」與省市委、南京軍區(qū)和省公安廳之間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并從各方獲得大量資助，因而顯得財大氣粗、兵強馬壯，在江蘇省委與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造反派方面也不善罷干休。為了挑起事端，他們聲稱在長江路省人民大會堂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蔣介石的巨幅畫像（當時稱作「人民大會堂事件」），并指責雨花臺烈士陵園的管理存在嚴重問題，致使一些烈士的遺骸被暴露在露天里（當時稱作「雨花臺事件」）。9月9日，文鳳來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謝伯良、何毅敏等人以上述兩個「事件」為借口，再一次率領大批學生聚集在省委大門口示威，要求省委領導出面對此做出解釋，接受群眾的批判。這就是造反派發(fā)動的「九‧九事件」。省委對造反派的要求不予理會，一方面派人把住省委大門，一方面在大院里面架設了高音喇叭，與示威學生形成對峙。中午的時候，一些參加示威的學生翻過圍墻進入省委大院，占領了省委設立的廣播站。省委緊急打電話給「黑字兵總部」，讓他們派人來保護省委�！缚偛俊寡杆僬{集大批「黑字兵」趕到省委，并在北京西路郵局樓上設立了「前線指揮部」。一份后來由省級機關干部提供的「揭發(fā)批判材料」對當時的情形作出了如下描述：
我們于下午五點半左右由省委后門進入省委后，沿路看到很多身穿運動衣的體院學生守衛(wèi)在路邊，還有一隊一隊黑字紅衛(wèi)兵在巡邏。省委辦公大樓門口坐著近二百位同學，省委內(nèi)部氣氛非常緊張，每個辦公樓門口都有好幾個人在看守，省委門口更是戒備森嚴，門外黑字紅衛(wèi)兵負責第一線守衛(wèi)，省委接待站站班的同志們負責第二線守衛(wèi)，門內(nèi)長凳上又坐著省委的預備隊。省委門口的主席臺均已為總站派來的黑字紅衛(wèi)兵占領。
省委對待紅底黃字與紅底黑字紅衛(wèi)兵的態(tài)度是截然不同的。黑字紅衛(wèi)兵可以自由出入省 委，而黃字紅衛(wèi)兵不準入內(nèi)，已經(jīng)進入省委的也不準隨便出來，誰要出門，就要檢查學生證，記下他的姓名、學校和�；仗柎a。28
經(jīng)過三天的對峙，包圍省委大院的造反派學生被迫主動撤離，所謂「九．九事件」再次以造反派的失敗而告終。省委方面則乘勝追擊。彭沖在一次省委會議上說：南大形勢很好，「左派」（指「紅旗戰(zhàn)斗隊」）已占統(tǒng)治地位，要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堅決搞臭文鳳來。隨后，彭沖指使省監(jiān)委副書記何永皓、辦公廳副秘書長周澤帶了幾個人到南大做秘密調查。九月中旬，彭沖又指使省監(jiān)委派人去遼寧海城縣文鳳來的老家，秘密調查文鳳來的出身成分和社會關系。這些舉措充分表明了省委要把文鳳來打成「反革命」的決心。其次，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文革小組副組長張仲良根據(jù)省委的部署，召集南京市內(nèi)四區(qū)區(qū)委書記開會，指示他們以「宣傳」為名進行暗中策動，讓「左派」群眾出面，組成眾多「辯論戰(zhàn)斗小組」，圍攻造反派。并指示他們要抓住突出事件、突出人物，要注意相互協(xié)作，不要孤軍奮斗……。29
一位當年的南大學生回憶了省委策動「左派」群眾圍攻造反派的情況：
一開始我是保省委的，經(jīng)常代表我們一邊參加辯論。某次辯論后，聽眾當中有一個年齡大一點的人主動走過來和我打招呼，他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我剛才聽了你們的辯論，你甚么地方講的很好，甚么地方講的不太好，你應當怎么講……。他就教我該怎么講。我問他是哪個系的？他告訴我說他是省委的，還把他的工作證掏出來給我看了。乖乖！我這下才意識到，那個時候在校園里面舉行辯論的地方，總有一些陌生面孔的人在那個地方聽辯論，有的還做記錄，有的還在拍照片，原來都是一些省級機關的干部和便衣員警啊！在此之前我就隱約有一些不好的預感，現(xiàn)在有了這個心，我就注意觀察。果然不錯！這樣后來我就不參加這些活動了。30
此后，造反派方面又醞釀于9月17日在五臺山大會召開五萬人參加的批判江蘇省委大會。為了抵制這次大會，省委副秘書長韓培信于16 日晚召集直屬部、廳、局長會議，傳達省委會的決定。韓培信在會上說：「省委對這個會議的方針是：把它拖垮！不能拖垮的話，要盡量縮小它的影響。估計最多讓它開成兩萬人的大會。」他還說，省市委領導和機關干部不準參加這次大會，「凡參加大會的，黨員以黨紀處分，干部以國法制裁」。緊接著，省委又于深夜通過聯(lián)絡站找「黑字兵總部」負責人到西康路33號開會，要他們動員所屬組織成員不要參加這個大會。31
9月17日，造反派策動的五臺山「批判省委大會」如期舉行。然而也就在這一天，南大「紅旗戰(zhàn)斗隊」利用校內(nèi)造反派主力赴五臺山開會之機，在學校大操場舉行了「歡送工作隊離校大會」，敲鑼打鼓將工作隊送出南大。其它學校的工作隊也相繼撤離。
據(jù)造反派主辦的報紙透露，從8月下旬到9月底，省委一直有效地操控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每次造反派試圖舉行大規(guī)模的「控訴會」，結果都因保守派群眾的介入而成為「辯論會」。省委單方面公布的「大辯論」戰(zhàn)績是「九比零」。江蘇省委顯然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相當滿意。國慶前夕，省委主要領導接見「省文革小組」工作人員，江渭清對大家說：「這次運動各種人都要登臺表演一番，你是小丑、花旦，還是小生? 壞人也要徹底大暴露。目前暫時比較平靜，今后還會有更大的高潮，有洪峰�！故∥诙䲡涥惞獠逶捳f：「準備迎接十二級臺風。讓他們充分暴露，這些都是活材料，暴露一點，消滅一點，舒服一點，徹底暴露，徹底消滅，徹底舒服�！�32
四、造反派北上告狀和僵持局面的形成
造反派方面見此情景不得不改變策略，于9月底派出大批人員到北京「告狀」，向中央「控訴」江蘇省委壓制群眾運動的種種「罪行」。然而此時毛澤東尚在等待各省領導人的自覺「覺悟」，沒有下決心實施全面的清洗。他在10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還對各大區(qū)領導說：「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主要責任是制定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執(zhí)行的人有各種情況，要區(qū)別對待。」33據(jù)此，周恩來和陶鑄在接見江蘇造反派代表團的時候，一方面表示省委壓制群眾運動是不對的，犯錯誤的工作隊應該接受群眾的要求回學校做檢查，工作隊收集、整理的關于造反派的「黑材料」應該公開銷毀，甚至指出「如果他們的上級應該負的責任，那么上級就應該到學校檢討」，另一方面則強調對于各級領導干部，群眾組織不能隨意宣布罷官。34周恩來還告誡造反派：在實行「大民主」的過程中，一不準動解放軍，二不準動專政機關，三不準動宣傳機關。35
對于周恩來、陶鑄的上述言論的實質內(nèi)涵，江渭清等人心領神會。江渭清于10月14日接見了《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闡述了華東局和江蘇省委的看法，其中特別強調了以下幾點：第一，江蘇省委是好的，各級領導干部中的大多數(shù)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因此對領導干部要有分析，不能一概「打倒」。第二，對于紅衛(wèi)兵運動，各級領導應該既不遷就，又積極疏導。青年學生憑著一股狂熱，破壞封建迷信之類是應該的，但他們的行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因此要善于總結經(jīng)驗，「破」得對的要鞏固下來，一部分「破」得對，一部分「破」錯的，要堅持對的一面，改正不對的一面。第三，在運動中廣大干部、群眾要提高政治覺悟，防止壞人破壞，特別提醒大家要警惕少數(shù)以極「左」面目出現(xiàn)，進行招搖撞騙的「政治扒手」。36
10月中下旬，江渭清赴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他私下里找到王任重摸中央的底。王任重告訴他：「資反路線」有的省有，有的省沒有。江渭清聽了很高興，但還不放心，又去找了陶鑄，結果得到相同的回答。37 11月初回到江蘇以后，江渭清一方面加大了批判「死老虎」的力度，在《新華日報》上組織文章批判包括匡亞明、孫叔平、陶白、吳天石、劉子見、錢靜人、周?、吳白陶、陳瘦竹、陳嘉、曹汶、張一之等人在內(nèi)的120位「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與《人民日報》上對「彭羅陸楊」、鄧拓、吳晗、周揚等人的批判文章遙相呼應，另一方面則以要召集省委常委會和全省三級干部會議，傳達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指示精神為由，極力拖延與造反派的正面交鋒。因而在10月和11月這兩個月中，江蘇的斗爭處于一種膠著狀態(tài)，江蘇省委依然牢牢地控制著整個大局。
不過造反派在改變策略以后也小有斬獲。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工作隊的處理問題上。周恩來、陶鑄關于工作隊問題的講話傳到南京后，造反派立即向省委提出要工作隊回學校做「檢查」的要求。省委沒有立即就此做出答復。造反派方面迫不及待，于10月13日把省文革副組長張仲良「請」到南大進行批斗。此后不久，在中央的壓力下，省委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讓步。工作隊分幾批回南大「檢查錯誤」和「接受教育」，彭沖等人遭到南大造反派的監(jiān)禁和批斗。與此同時，南大造反派宣布占領南大校部機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0月29日，一部分「革命師生」又到省委索要工作隊整他們的「黑材料」。在協(xié)商未果的情況下，造反派將省委和各部、委、辦、局的檔案室和一部分辦公室封起來。省委方面則派人在現(xiàn)場拍攝了大量照片，準備秋后算賬。
直到此時，江蘇省委領導層對毛澤東發(fā)動的「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據(jù)造反派主辦的報紙透露，江渭清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以后回到南京，在省委干部會議上大發(fā)牢騷：「中央文革是否把真實情況反映給毛主席了？為甚么請示問題都不答復？」他還說：「文革小組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甚么實際工作經(jīng)驗，靠他們來領導這樣一個大國的事情很危險！」他還對陳伯達的報告特別反感，指著報告里面「我們的屁股要坐到群眾一邊去」這段話說：「屁股坐過去，還是不解決問題！」38他的這種情緒在省委領導層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11月12日上午，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士英曾對省委副秘書長周澤說：「老周，我看你們右傾，人家北京小飛馬把第三司令部砸掉了，蒯大富跑掉了，也不是算了。」又說：「你們?yōu)樯趺床话阎袑W生組織起來？甚么『八‧二七』、『紅色造反隊』，把他們一抄，把他們東西搬走，甚么司令部不司令部，抄了拉倒！」此后不久，南京果然出現(xiàn)了一個名叫「警備糾察隊」的保守派群眾組織，不斷與造反派組織產(chǎn)生摩擦。39另一方面，省委還派出三路人馬加強與外界的聯(lián)絡和互動：第一是派書記處書記李士英以「養(yǎng)病」的名義前往上海，負責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保持密切接觸；
第二是派省體委主任王范以「請示工作」的名義前往北京，與中央四號人物陶鑄建立直線聯(lián)系；
第三是派書記處書記陳揚前往無錫、蘇州，負責上海與蘇南各市間的聯(lián)絡。40
11月份造反派方面取得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突破，是原省委駐南大工作隊成員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三人的倒戈。這三個人是南京軍區(qū)的干部，曾經(jīng)擔任省委工作隊副隊長。在11月中旬工作隊員第三次回南大做「檢查」的時候，梁、杜、吳審時度勢，主動站出來揭發(fā)彭沖和江蘇省委是如何動用省公安廳整「法四」學生「黑材料」的。南大造反派如獲至寶，于11月19日在五臺山召開了五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批判江蘇省委的「資反路線」。江渭清被迫出席了五臺山大會，并代表省委作了檢查。但是當梁、杜、吳上臺揭發(fā)省委勾結公安廳整造反派學生「黑材料」的時候，江渭清一口咬定沒有這回事。41 與此同時，省委還指使南大「紅旗戰(zhàn)斗隊」與造反派唱對臺戲，集中火力批判梁、杜、吳在南大工作期間的「資反路線錯誤」，借此轉移斗爭大方向。42 11月31日，造反派在南大召開「南大工作隊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揭發(fā)批判大會」，「紅旗戰(zhàn)斗隊」派出大批人員進場辯論，大會被攪得亂哄哄的，絕大多數(shù)原工作隊成員則集體沉默。43造反派方面想以「梁、杜、吳造反事件」為突破口、不斷擴大戰(zhàn)果的努力最終付之東流。此外，江渭清在11月19日五臺山大會上昏倒被送往軍區(qū)醫(yī)院治療以后，隨即以退為進，向中央打報告請求離職休養(yǎng)三個月，由陳光代理江蘇省委第一書記。44
由于中央沒有批準江渭清的辭職請求，造反派方面想打倒省委工作隊并進而打倒江蘇省委的圖謀很難立刻實現(xiàn)。而省委方面呢？雖然在當時情況下不便與造反派公開對抗，但是暗地里也沒有閑著。一份后來由公安部門造反派提供的「揭發(fā)批判材料」中說：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8月23日至11月中旬，南京市公安局五處刑警隊先后收集的馬路情報多達一萬幾千份。其它單位也收集了不少。對街頭發(fā)現(xiàn)的大字報，要詳細匯報貼出的時間、地點、署名人、所屬單位和大字報內(nèi)容。對所謂「重要情報」──即直接點名批判省、市委書記的大字報──更要立即匯報。這些情報報到市局，市局有專人登記、整理、分類，有些線索立即交給四處進行調查。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即11月以后），這種情報工作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大批刑警力量被部署在南大周圍，主要用于刺探南大造反派組織的動態(tài)，搜集各種情報。45
五、江蘇省委以退為進
進入12月以后，斗爭形勢發(fā)生了不利于江蘇省委的變化。此前，周恩來、陶鑄一方面同意造反派的要求，讓各地的工作隊回學校做檢查，另一方面則始終堅持「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主張，極力阻止造反運動從學校向社會上的蔓延。10月30日，中央還發(fā)出了《關于工人不要離廠外出串聯(lián)的指示》。當時毛澤東對于各省領導人的「覺悟」還抱有信心，因而沒有對上述舉措加以干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地局勢的發(fā)展并不樂觀，毛澤東終于坐不住了，認為有必要加強群眾運動的力度。因此在11月份中央討論制定限制工人、農(nóng)民參加造反運動的《工礦十條》和《農(nóng)村十條》時，他發(fā)表了不同意見：「總是先有事實，然后有概念。沒有事實，怎么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并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guī)定？」46 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林彪在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重新詮釋了「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含義，明確地將「革命」放到首位。47陳伯達則在發(fā)言中強調：學校運動中表現(xiàn)出來的各種矛盾，在工礦企業(yè)中同樣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十六條》推廣到廠礦企業(yè)中去。48聽了林彪和陳伯達的發(fā)言，周恩來立即發(fā)表長篇講話，表示要向林彪和陳伯達學習，改變自己的保守態(tài)度，緊跟形勢的發(fā)展。49至此，周恩來等人原先宣導的穩(wěn)健方針遭到中央的徹底否定。
其次，隨著「文革」矛頭逐漸指向「走資派」，北京的老紅衛(wèi)兵開始與「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離心離德，招致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嚴重不滿。江青、陳伯達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對老紅衛(wèi)兵提出嚴厲批評。周恩來也不得不附和他們的意見。至此，保守派群眾組織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
上述兩個最新動向極大地鼓舞了江蘇的造反派，在12月5日陶鑄接見江蘇造反派代表的時候，他們提出了所謂「八項要求」，其核心內(nèi)容是要江蘇省委向造反派承認錯誤，停止對造反派的鎮(zhèn)壓活動，揭開省委內(nèi)部階級斗爭的蓋子。盡管陶鑄當時依然希望調和雙方的矛盾，但是他明確承認梁、杜、吳造反是「革命行動」，而且說：「江蘇省委轉變的太慢了。……省委要堅決執(zhí)行毛主席路線，站在革命群眾一起，堅決支持他們，同他們同呼吸共傳動，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50這個消息傳到南京以后，造反派于7日第四次將省委工作隊揪回南大進行批斗。9日，造反派又在五臺山召開十萬人大會揭發(fā)批判江蘇省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還邀請「清華井岡山」的蒯大富出席會議并講話。
江蘇省委在此情況下不得不做出某些姿態(tài)，主要包括：第一，召開省委常委會，制定了《關于當前工作中若干問題的紀要》，主動「引火焚身」，明確表示各地區(qū)、各部門的錯誤主要由省委負責。51第二，按照陶鑄的指示，省委決定派省委干部姚遠、周一峰到湖南、廣州去「取經(jīng)」，看看那里的地方當局是如何妥善處理與造反派的關系的。52第三，由省文革副組長、南京市委書記鄭康出面，與造反派達成所謂「十項協(xié)議」，其主要內(nèi)容是立即印發(fā)陶鑄12月5日接見江蘇省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和八項協(xié)議；
立即解散「紅一團」、「紅二團」、「紅三團」、「直屬糾察隊」等保守派組織，懲辦首惡分子；
對運動期間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黨分子」的「革命群眾」應立即平反，當眾恢復名譽；
對南大「八．二七」、「紅色造反隊」、南工（即南京工學院）「東方紅戰(zhàn)斗公社」等「革命造反組織」及個人（文鳳來、張建山等）進行全省、市范圍的平反，開大會恢復名譽。53第四，12月20日造反派在南大操場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聯(lián)會」，省委書記處書記張仲良和南京軍區(qū)謝主任出席大會表示祝賀。第五，12月31日，省委在五臺山召開大規(guī)模的「平反大會」，江渭清代表省委出面為在此前受到打擊迫害的造反派群眾平反。
然而江蘇省委并沒有完全放棄抵抗。據(jù)造反派的報紙透露，12月中旬王范從北京回到南京，隨即于18日前往上海，與此前派往上海的李世英一起，秘密會見上海市委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共同商討應付造反派的方略，并與江渭清保持電話聯(lián)系。5412月21日、24日，江蘇「紅總」（即「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南大「紅色造反隊」是主要發(fā)起單位之一，文鳳來因而成為「紅總」的頭頭）先后在五臺山和中山東路體育館召開「徹底摧毀江蘇省委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要脅省委書記們參加。這個要求遭到江渭清等人拒絕后，參加大會的數(shù)千造反派列隊前往省委示威。省委方面則動員了大批「赤衛(wèi)隊」（以工人為主體的社會性保守派群眾組織）趕到省委，與造反派形成對峙。在此期間，代理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陳光又向中央提出辭呈（當時華東各省都向中央報告要求第一書記離職），其實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向中央施加壓力。55
省委和造反派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是發(fā)生在1967年1月初的「一‧三事件」。造成「一‧三事件」的原因比較復雜。首先，這是江蘇省委「以退為進」策略的必然后果之一。12月下旬，李士英從上海返回南京，連續(xù)五次召集保守派組織「赤衛(wèi)隊」的頭頭們開會。此后，無錫、常州以及安徽蕪湖的「赤衛(wèi)隊」大規(guī)模地向南京集結。上�！赋嘈l(wèi)隊」數(shù)萬人也西進至昆山，其中一部分到達南京。56各地「赤衛(wèi)隊」在南京匯合以后，首先包圍了江蘇省委，聲言反對此前省委與造反派簽訂的「八項協(xié)議」，責令省委書記出來與他們簽訂另外的「協(xié)議」。與此同時，「赤衛(wèi)隊」還在浦口火車站設立了「指揮部」，組織近萬名保守派群眾攔截火車進京「告狀」。后來由于受到中央的壓力，江蘇省委不得不派人在安徽滁縣截住北上的「赤衛(wèi)隊」，并設法使他們陸續(xù)返回南京。57于是大批的「赤衛(wèi)隊」成員便滯留在南京，與「紅總」和「八‧二七」形成尖銳對峙，大規(guī)模群眾武斗一觸即發(fā)。其次，中央在這個問題上負有一定責任。1967年1月1日，陶鑄再一次代表中央接見南京大學造反派代表。盡管此時陶鑄依然試圖調和造反派與江蘇省委和保守派之間的矛盾，但是言談話語之間，批評保守派、肯定造反派的基調非常明顯。58消息傳來，早已劍拔弩張的兩派均受到極大的刺激。
1月3日，一部分被省委暫時安置在江蘇飯店的「赤衛(wèi)隊」群眾率先發(fā)難，抓了幾個「紅總」成員囚禁在飯店里。與江蘇飯店一街之隔的「紅總」朝陽區(qū)總部立即調集重兵包圍江蘇飯店。一邊要求放人，一邊堅決不放，最終引發(fā)了武斗事件。省委聞訊后，派出省委書記李士英、張仲良、市委書記岳維藩、公安廳長洪沛霖等人親臨現(xiàn)場，對兩派群眾進行勸阻和教育，但是未能制止武斗。結果武斗持續(xù)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傷，南京市內(nèi)交通也一度中斷，不過沒有人在這次沖突中死亡。59到了6日，雙方依然沒有罷手的意思。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控訴聲討大會」，聲稱江蘇省委和南京市委是「一‧三事件」背后的「黑手」�！赋嘈l(wèi)隊」和「紅旗戰(zhàn)斗隊」則在南大召開「批判劉鄧陶資反路線誓師大會」，繼續(xù)對省市委表示支持。更妙的是，恰在此時陶鑄遭到毛澤東的清洗，于是保守派方面便宣布：陶鑄接見造反派時的「講話」和所謂「八項協(xié)議」是「劉鄧資反路線」的「黑貨」，造反派與「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相互勾結，忠實執(zhí)行「劉鄧陶的資反路線」，是引發(fā)「一‧三事件」的罪魁禍首。60
「一‧三武斗」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視。周恩來于1月6日晚兩次打電話給江渭清，詢問有關情況。61與此同時，他還緊急召見了兩派群眾組織在北京的代表，要他們派人隨同《解放軍報》社的兩名記者乘飛機趕到南京平息事態(tài)。62
根據(jù)周恩來的電話指示精神，江蘇省委和南京市委于6日下午4時與「紅總」簽署了《關于九項問題的協(xié)議》，主要內(nèi)容包括：一、承認省、市委阻止「一‧三武斗」不力，必須向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眾公開檢討、認罪；
二、「一‧三武斗」造成的一切經(jīng)濟損失應由省、市委負全部責任；
三、承諾要追查「一‧三武斗」的策劃者和挑動者，予以嚴懲；
四、要以省、市委名義發(fā)出通告，要求外地「赤衛(wèi)隊」員迅速離開南京；
五、要和革命造反派協(xié)商，承認其合法地位，并解決其固定辦公地點問題等。63 7日，省委又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派李士英、許家屯等人去做造反派群眾的工作；
派包厚昌等人去做保守派群眾的工作；
派陳光等人去做機關干部的工作。64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三事件」終于平息。此后不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包括南大「紅旗戰(zhàn)斗隊」在內(nèi)的保守派組織紛紛宣告解散。其成員或者成為「逍遙派」，或者參加了「紅總」或「八‧二七」。
六、「一‧二六奪權」
其實在「一‧三事件」期間，江蘇省委的垮臺已成定局。江蘇省委之所以失去抵抗能力，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到1967年1月初，陶鑄受到毛澤東的清洗，周恩來也在種種壓力下改變了立場，江蘇省委完全失去了來自上層的庇護。這是導致江蘇省委垮臺的決定性因素。其次，省委在12月以后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策動保守派群眾與造反派形成尖銳的對峙和沖突，但是在「一‧三武斗」發(fā)生后，省委為了推卸責任，不惜讓保守派群眾當「替罪羊」，結果造成保守派群眾組織的渙散和瓦解，使省委失去了來自底層的支持。第三，自11月份以來，江蘇省委與南京軍區(qū)之間的關系變得非常微妙，來自軍方的梁、杜、吳在原省委工作隊內(nèi)部「造反」就是一個重要的跡象。另外，當時各方都知道南京軍區(qū)司令許世友與造反派方面關系曖昧。65上�！敢辉嘛L暴」發(fā)生以后，南京軍區(qū)還主動向中央提出「支左」的動議。因而江蘇省委無法像有些省市那樣，依托大軍區(qū)或省軍區(qū)的庇護「負隅頑抗」。
由此可見，轟動一時的「一‧二六奪權」本身并沒有多少戲劇性可言，充其量不過是造反派自導自演、自娛自樂的一個余興節(jié)目而已。不過對「一‧二六奪權」過程的細致考察，有助于揭示「奪權」活動的本質和解釋此后江蘇「文革」運動的發(fā)展，因此還不能一帶而過。
江蘇的奪權是從1月10日造反派向《新華日報》奪權開始的。然而此后造反派并沒有立即向江蘇省委奪權，他們還在等待觀望。到1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題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大聯(lián)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同時發(fā)表了〈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和〈造反就是要奪權〉㎝等重要文章，進一步明確了中央的輿論導向。在此背景下，江蘇的實質性奪權活動終于緊鑼密鼓地開場了。
1月22日晚，以文鳳來為首的「紅總」首次在新街口中蘇友好紀念館召集了有關「奪權」及「大聯(lián)合」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紅總」的幾個發(fā)起單位的負責人外，邀請了本市大部分造反派組織的頭頭�！督夥跑妶蟆酚浾咝衔呐e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不過在討論「大聯(lián)合」問題時，由于「紅總」和「南京八‧二七」對相互之間的統(tǒng)屬關系爭論不休，會議不歡而散，根本沒有來得及討論「奪權」問題。
1月23日下午，「紅總」方面撇開「南京八‧二七」召開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首先由《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提出由各大造反派組織分工接管財貿(mào)、接待、農(nóng)林水、政法、宣教、工交、計劃七個口的方案。這個方案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其后，會議又決定成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委員會」，下設「生產(chǎn)委員會」、「奪權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保衛(wèi)委員會」。
1月24日下午，造反派再一次召開了各大群眾組織代表聯(lián)席會議。當時出席會議的有十一個單位，約三百多人，其中包括駐寧軍事院校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和《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會上，文鳳來宣布了奪權分工的具體方案，以及過渡性權力機構「奪權委員會」的組成人選──該「委員會」由三十二位委員組成，其中文鳳來擔任主任委員，來自「南大八‧二七」的張建山和來自「省級機關干部造反總部」的楊華擔任副主任委員。文鳳來的提案遭到少數(shù)與會代表的反對。這大概是因為在文鳳來宣布的奪權方案中，分工接管七個口子的主要是來自各高校的造反派組織──如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師范學院、南京航空學院、華東工程學院、南京農(nóng)學院、南京林學院、華東水利學院、南京郵電學院、南京鐵道醫(yī)學院和江蘇省公安學校等，所以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南京「三司」代表和以工人為主體的「南京八．二七」代表率先起來反對。華東水利學院的「革聯(lián)」代表也以這個方案「沒有經(jīng)過民主討論」、「脫離群眾」為由，加入反對的行列。在雙方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文鳳來宣布休會。等到上述三個反對派組織的代表離開會場以后，文鳳來當即宣布「解散」那三個組織，剩下的八個單位繼續(xù)商討奪權問題。66
1月26日凌晨1時，造反派正式向江蘇省委「奪權」。一位當年參加奪權的南大造反派成員為我們回憶了「奪權」的概況：
1月26日那天的奪權活動我是自始至終參與的�！笂Z權指揮部」設在南師。我當時負責兩個事情：一個是負責跟南京軍區(qū)聯(lián)絡，一個是負責籌備鼓樓廣場的群眾大會。與南京軍區(qū)的接觸，我找的是梁輯卿和邢文舉。我是25號下午去的，在華東飯店AB大樓。見到他們以后，我就把我們準備奪權的情況匯報了，然后提出三個要求：第一是請軍區(qū)公開表示支持；
第二是請軍區(qū)派部隊保衛(wèi)幾個地方，包括「奪權指揮部」所在地南師，省委和市委機關等；
第三就是請軍區(qū)領導出席鼓樓廣場群眾慶祝大會。我們談過以后，梁輯卿就向南京軍區(qū)許世友、杜平匯報，邢文舉就向中央軍委和總理匯報。在這之后，梁輯卿對我說：「我們已經(jīng)請示過了，你們提出的三個要求都可以滿足，你回去吧，我們馬上派軍隊維持秩序。」 在回來的路上，我就看到南京軍區(qū)的部隊在調動部署。等到我回到南師的時候，大門口已經(jīng)有解放軍戰(zhàn)士在那里站崗了。
所謂「奪權」其實很簡單，就是把舊省委的一幫子人，像彭沖啊，許家屯啊，還有各廳局的負責人啊，都喊到一個大會議室。再一個，就是把省委、省人委、還有各個廳局的大印都拿出來放在那張大會議桌上，從大到小，排了一大長溜。這個時候文鳳來就代表大家宣布：「從今天開始，江蘇省的一切大權歸革命造反派所有！這些公章全部作廢！」67
1月26日白天，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組織聯(lián)合召開了「慶功會」。1月28日，「紅總」控制的《新華日報》發(fā)表了《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奪權聲明》，參加署名的造反派組織有52個，其中30個是南京本市的。當天晚上，這些組織再一次開會討論「掌權方案」。最終議定由「學生4人、工人4人、農(nóng)民2人、省級機關1人、解放軍1人、新華社記者1人……」等組成「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委員會籌備會」，委員會負責人依然是文鳳來、張建山、楊華。在上述組織名稱中加上「籌備會」三個字是文鳳來的意見，其主要考慮是在中央態(tài)度沒有明朗之前「留有余地」。1月30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委員會籌備會」在五臺山等處同時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大聯(lián)合大奪權誓師大會」。68 2月2日，造反派方面又在五臺山召開大會，公布了有李士英、陳揚、包厚昌等人參加的「生產(chǎn)委員會」名單。2月5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委員會籌備會」派出以「紅總」方面為主體的代表團赴北京匯報奪權情況。69至此，江蘇的「一‧二六奪權」最終塵埃落定。
作為余興節(jié)目中的余興節(jié)目，江渭清和其它省委領導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和關押。江渭清在其回憶錄中說：
所謂「一‧二六」奪權以后，江蘇南京地區(qū)的「造反」組織更加派別林立，內(nèi)訌不已。他們一面搶著「奪權」，一面爭著揪「走資派」，把我們省委的所有書記、常委，分別扣押了起來。我被扣押在南京炮兵工程學院�！晌镍P來等「造反派」壞頭頭主持，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批斗大會，我們省委十幾個領導人都被揪上了臺。我被戴了一尺多長的高帽子，胸口掛了寫有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字樣的大牌子。他們還極其橫蠻地搞「噴氣式」，進行人身侮辱……70
一位當年的南大青年教師還回憶了江渭清在南大接受批斗的情況：
批斗江渭清是在一天晚上，由一個工廠的造反派主持，操場上擠滿了人，臺上氣氛緊張。當把江渭清揪到臺上以后，造反派一面扭住江的雙臂反剪過去，向他頭臉不住地擊打，一面強迫江渭清承認他「挑動群眾斗群眾」。江渭清很少發(fā)言，到關鍵時候，簡短地否認他曾經(jīng)挑動過群眾。在造反派不斷毆打、審問江渭清的過程中，突然有十幾個人抱了一枝枝棍棒和槍支，放到江的面前，然后責問江：「你看這是不是你指示某某造反派領的武器？」就在這時，有人拿了照相機對準江渭清和那一堆武器，但是江渭清立刻盡量把頭扭轉過去。71
其次是對原南大工作隊的處理。2月5日，造反派在南大操場召開群眾大會，歡送「革命的工作隊員」離校。大會上，參加造反的工作隊成員梁、杜、吳等人被群眾戴上大紅花，受到熱烈稱贊。而沒有參加造反的汪冰石、林克、趙復華、薛文、吳駿等人被宣布「開除黨籍，給以專政」。72
七、中央對「一‧二六奪權」的反應
與上海、山西、黑龍江等地的情況不同，江蘇「一‧二六奪權」以后，中央遲遲沒有表示支持，個中緣由頗為耐人尋味。筆者對此的解釋是：
簡單說來，毛澤東發(fā)動群眾運動打倒各省、市主要負責人，并不是要摧毀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實行政治民主化改革，而是要對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構成進行調整，以便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徹底解決劉少奇問題。因而他始終沒有放松對群眾運動的干預和控制。在奪權問題上尤其如此。其具體表現(xiàn)是：第一，毛于2月初指示《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論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一文，指出「對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戰(zhàn)士說來，必須粉碎反革命的紀律，同時，必須自覺地遵守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紀律�！肽甓鄟淼霓Z轟烈烈的無產(chǎn)階級的大民主運動，沖垮了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革命紀律，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們絕不是不要任何紀律，絕不是提倡極端民主化，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等等。這些東西，同無產(chǎn)階級是水火不兼容的。不克服這些東西，不加強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紀律性，就不能組成堅強的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隊伍，就不能同敵人戰(zhàn)斗，就不能正確地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就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73第二，于2月19日發(fā)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奪權斗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qū)領導奪權斗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甚么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今后要先報告中央，經(jīng)中央批準后，再在當?shù)貓蠹埳习l(fā)表�！�74第三，于3月17日再次發(fā)出《中共中央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qū)一級的奪權，在采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jīng)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對方報紙上報導和廣播電臺上廣播奪權�！�75這些材料充分說明，所謂「奪權」只有在得到中央認同的情況下才具有合法性，否則就是所謂「極端民主化，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不但不會得到中央的支持，而且會遭到嚴厲打壓。
以文鳳來為首的江蘇造反派領袖顯然被毛澤東式的「話語藝術」所迷惑，完全從字面上去理解中央文件和「兩報一刊」社論中關于「奪權」的號召，而沒有意識到上海、山西、黑龍江的奪權之所以迅速得到中央的承認，乃是因為在這三地領導奪權斗爭的張春橋、劉格平、潘復生都與「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之間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是毛澤東屬意的「革命領導干部」，而非文鳳來那樣的「草根階層」造反英雄。
其實在「一‧二六奪權」當天，周恩來就打來電話，含蓄地表明中央不會對這次奪權給與支持，希望「紅總」方面不要在報紙上宣布奪權的消息，其主要借口是「造反派內(nèi)部意見很不一致」。文鳳來等人利令智昏，完全沒有意識到周恩來電話指示的真實含義，所以當天晚上在南大「文革樓」開會討論奪權消息「見報」問題時，還有人說：「總理不了解江蘇情況，也許登報以后，會促使總理對江蘇更有所了解�！惯�有人說：「不登報就意味著我們對這次奪權的看法有動搖�！棺詈笪镍P來拍板說：「權已被我們奪過來了，準備明天見報，就不通過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見？」結果臺下高呼「同意！」鼓掌通過了這個決定。（不過后來由于「南京八‧二七」方面向《新華日報》施加了壓力，奪權消息的公布被推遲了一天）。76
1月30日五臺山群眾大會召開之前，周恩來再次打來電話，希望「紅總」方面在大會上只宣布奪權，不要談成立甚么組織，并明確表示「我們準備邀請所有左派代表人物和省委、省人委、軍區(qū)支持你們的同志，來北京商談有關政權組織形式和工作方針�！谷欢讣t總」方面再次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顧，在群眾大會上宣布成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lián)合委員會籌備會」和「生產(chǎn)委員會」。77
「紅總」方面的上述表現(xiàn)顯然導致了中央的嚴重不滿。2月初，中央召集江蘇各有關方面代表到北京商談未來政權組織形式和工作方針�！讣t總」和「八‧二七」兩大群眾組織代表在一系列問題上針鋒相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互不相讓，根本無法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于是中央便順水推舟，于3月5日宣布江蘇實施「軍管」。至此，造反派的「一‧二六奪權」變得毫無意義。78
中央做出的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舉動，是于2月8日派專機到南京，將遭到造反派批斗、關押的原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接到北京保護起來。此后，不論是「紅總」還是「八‧二七」方面提出要將江渭清揪回江蘇批斗，都遭到毛澤東的婉拒。79
八、余論
以上是筆者綜合各種史料對「文革」初期江蘇省奪權斗爭之發(fā)生與發(fā)展所作的一個歷時性敘述。通過這種深入細致的歷史回顧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
第一，當時各方的許多矛盾沖突，似乎很難簡單地用「是」與「非」來做出評判。這些矛盾沖突的產(chǎn)生和加劇，部分地植根于當時政治制度的結構性沖突（其中最重要的是「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這兩大政治原則的內(nèi)在沖突），部分地導源于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個人的非制度性干預）。
第二，盡管當時的矛盾沖突錯綜復雜，但從本質上講，這些矛盾沖突都是意識形態(tài)話語掩蓋下的權力斗爭，是不同利益集團為了實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所進行的一次多方博弈。而這些矛盾沖突之所以逐步趨于非理性，最終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首先應該歸咎于游戲規(guī)則的不確定性和非正義性。
第三，這場奪權運動雖然被冠以「革命」之名，但是從本文所敘述的具體內(nèi)容看，上至中央領導層，下到地方當局，再到造反派領袖，其實都深受中國傳統(tǒng)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的影響。泛道德的政治觀、帝王專制思想與政治機會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個人功利主義）的畸形結合，不但使得人們不敢質疑毛澤東個人至高無上的權威，而且使得中國近代以來反復出現(xiàn)的一個現(xiàn)象得以再現(xiàn)：這就是無論哪個政治集團，都是在野的時候要民主，當政的時候搞專制。
第四，毛澤東個人對整個事態(tài)的發(fā)展自始至終具有潛在的然而又是決定性的影響。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假使我們承認某些「新左派」所言存在著「兩個文革」，那么群眾社會運動層面上的「文革」顯然受制于上層權力斗爭層面上的「文革」，而不是相反。
第五，基于上述各點，筆者認為「文革」留給我們的最主要的經(jīng)驗教訓，是如何以現(xiàn)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為指導，妥善解決政治權力的分享問題。只有在憲政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實行分權制衡，加強社會輿論監(jiān)督，政府官員的言行才能得到有效的規(guī)范，國家領導人的非制度性干預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草根階層的政治參與熱情才會得到妥善保護和合理引導，社會性的矛盾沖突才能得到緩解，長治久安才能由理想變成現(xiàn)實。
注釋
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3-51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2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3 詳見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倒匡」運動看「文革」的復雜屬性與多重面向》，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6年9月號。
4 《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4-51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6 《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8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第378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9 《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10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1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11 《毛澤東關于撤工作組的講話（1966.07.21）》，見《文革文庫》光盤。
12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08.04）》，見《文革文庫》光盤。
13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14 參見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倒匡」運動看「文革」的復雜屬性和多重面向〉，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6年9月號。
15 董國強與C君訪談記錄，2006年3月1日。
16 詳見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倒匡」運動看「文革」的復雜屬性與多重面向〉，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6年9月號。
17 董國強與C君訪談記錄。
18 董國強與C君訪談記錄。
19 董國強與D君訪談記錄，2006年5月8日。
20 董國強與J君訪談記錄，2006年3月10日。
21 〈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見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
22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4-527頁。
23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2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8頁。
25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5-526頁。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2-533頁。
27 〈「黑字」大本營神學院的內(nèi)幕〉，見1966年12月27日《八‧二七戰(zhàn)報》。
28 〈江蘇省委執(zhí)行的甚么路線〉，見1966年12月18日《八‧二七戰(zhàn)報》。
29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30 董國強與Y君訪談記錄，2006年4月12日。
31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32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33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與各大區(qū)領導的一段談話》，見《文革文庫》光盤。
34 《周恩來六六至六八年有關江蘇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講話》，見《文革文庫》光盤。
35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10.28）》，見《文革文庫》光盤。
3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5-536頁。
37 〈江渭清罪行錄〉，見1967年3月2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38 〈江渭清炮打中央文革罪該萬死！〉，見1967年11月12日《八‧二七戰(zhàn)報》。
39 〈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見1967年1月3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40 〈論南京八月反許逆流的由來和實質〉，見1967年11月7日《促聯(lián)戰(zhàn)報》。
41 〈江渭清的檢查，必須徹底批判〉，見1966年11月29日《八‧二七戰(zhàn)報》。
42 〈形左實右的集中大暴露〉，見1966年11月29日《八‧二七戰(zhàn)報》。
43 〈撕開「大民主」的畫皮〉，見1966年12月3日《八‧二七戰(zhàn)報》。
44 〈舊省委黑幕點滴〉，見1967年5月11日《八‧七戰(zhàn)報》。
45 在揭發(fā)控訴江蘇省委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上南京公安革命造反兵團代表的發(fā)言》，見1967年2月15日《八·二七戰(zhàn)報》。
46 《毛澤東在討論工礦十條和農(nóng)村十條時的談話（1966.11.）》，見《文革文庫》光盤。
47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12.03）》，見《文革文庫》光盤。
48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04）》，見《文革文庫》光盤。
49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12.06）》，見《文革文庫》光盤。
50 《陶鑄接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全體代表時的講話（1966.12.05）》，見《文革文庫》光盤。
5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39頁。
52 〈論南京八月反許逆流的由來和實質〉，見1967年11月7日《促聯(lián)戰(zhàn)報》。
53 《十項協(xié)議》，見1966年12月27日《八‧二七戰(zhàn)報》。
54 〈論南京八月反許逆流的由來和實質〉，見1967年11月7日《促聯(lián)戰(zhàn)報》。
55 〈舊省委黑幕點滴〉，見1967年5月11日《八‧二七戰(zhàn)報》�！唇记遄镄袖洝�，見1967年3月2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56 〈論南京八月反許逆流的由來和實質〉，見1967年11月7日《促聯(lián)戰(zhàn)報》。
57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0頁。
58 《陶鑄譚震林接見南京大學赴京代表的座談紀要（1967.01.01）》，見《文革文庫》光盤。
59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0-542頁。
60 〈南大紅旗戰(zhàn)斗隊的新動向〉，見1967年1月11日《八‧二七戰(zhàn)報》。
61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2頁。
62 《周恩來與南京大學赴京代表團座談紀要（1967.01.06）》，見《文革文庫》光盤。
63 《周恩來與南京大學赴京代表團座談紀要（1967.01.06）》附件，見《文革文庫》光盤。
6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3頁。
65 〈論南京八月反許逆流的由來和實質〉，見1967年11月7日《促聯(lián)戰(zhàn)報》。
66 〈一二六奪權前后〉，見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戰(zhàn)報》。
67 董國強與G君訪談記錄，2007年1月31日。
68 〈一二六奪權前后〉，見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戰(zhàn)報》。
69 〈江，陳，李，包反革命復辟活動大事記〉，見1968年2月9日《八‧二七戰(zhàn)報》。
70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4頁。
71 王覺非：《逝者如斯》，第452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72 〈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在我小的重大勝利──熱烈歡呼我校工作隊問題的勝利解決〉，見1967年2月15日《八‧二七戰(zhàn)報》。
73 《紅旗》雜志評論員：〈論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1967.02.03）〉，見《文革文庫》光盤。
74 《中共中央關于奪權斗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1967.02.19）》，見《文革文庫》光盤。
75 《中共中央通知（1967.03.17）》，見《文革文庫》光盤。
76 〈文記奪權委員會罪惡種種〉，見1967年2月23日《八‧二七戰(zhàn)報》。
77 〈一二六奪權前后〉，見1967年2月17日《八‧二七戰(zhàn)報》。
78 詳見董國強：〈1967年夏天南京「倒許」風潮的臺前幕后〉，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2006年11月號。
79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8-549頁。
董國強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于《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第六十三期（2007年6月30日）首發(fā)，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lián)絡作者獲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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