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進入了數(shù)碼時代、網絡時代，采用與世隔絕的屏蔽的手段，要杜絕西方學者的異己思想或思潮的傳入，已經不能完全保證奏效了，但是，利用國內學人的怠惰或無知，對西方學者學術思想的研究采用半屏蔽手法，還是在一段時間內是有效的，可以延遲這些思想的傳入，可以讓人們對這些思想有個先入為主的、于己有利的理解。所謂半屏蔽的手法，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學術資源，對西方學者及其思想，只介紹能為我所用，投其青睞者所好的不完整的那部分，或割裂、或閹割、或歪曲原著，當然，最重要的是要隱蔽那部分對自己會帶來不利的部分。

　　20世紀90年代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本土大師們，把漢娜·阿倫特排斥在法西斯研究的先驅者之外，歪曲一個日本學者的本意，借這個日本人之口，把她稱為：“反共分子”。當然，10年后的今天再貼這樣的標簽是要讓人發(fā)笑的。

　　同樣，90年代起，借助發(fā)財?shù)臇|風，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又譯為杜拉克，P.F.Druker）的管理學各種著作的中譯本接一連二出了很多，但是，本土管理學大師們不會提到德魯克最早的兩部著作《經濟人的終結》和《工業(yè)人的未來》是開創(chuàng)極權主義研究的著作。

　　盡管，鄙人閱讀面不很廣泛，最近又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例，法國籍的保加利亞出生的文藝理論家茲維坦·托多羅夫的著作中譯本至少已經出版了3種，也有一些研究論文，但是，對此人的著作研究介紹僅僅局限于他80年代的關于符號論、結構主義理論的文藝學的著作，只字不提他90年代之后已經把研究重心轉向倫理學的研究，即使有個別人注意到他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也是局部摘譯一小段法國刊物上刊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文藝理論家對茲維坦·托多羅夫新著批判的只言片語，只字不提茲維坦·托多羅夫90年代至今的大量著述。茲維坦·托多羅夫對極權主義體制中的倫理問題探討所提出的觀點，不是不可以批判，問題是隱蔽他的原著或不把他的著述、學說擺出來就批判，是很離譜的。

　　30多年前，C.J.弗爾德里希在《政治病理學》就看出：在當今民主社會中，要操縱大眾的秘密主義與宣傳活動，要停留在一定限度內發(fā)揮功能確實越來越困難了。雖然如此，這兩個病理依然還是現(xiàn)代社會最重大的病理現(xiàn)象。因為在出版、言論自由的社會里，這兩種病理作為暴力和腐敗的一種代用品繼續(xù)能夠發(fā)揮其功能，暴力往往通過宣傳法規(guī)來行使；
秘密主義往往通過一種庸俗的游戲來掩護收買者。

　　鄙人能量有限，我在這里不能一一列舉茲維坦·托多羅夫多種著述，希望大家不借助我的二手的轉述，去讀茲維坦·托多羅夫的原著。為了讓諸位了解點滴茲維坦·托多羅夫90年代轉向后研究方向，在這里貼出請人節(jié)譯的、2000出版他的著作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 Enquête sur le siécle中的一隅，即他對羅曼·加里及其作品的評論那一節(jié)的開頭部分。義工的譯文得很粗糙，中途割愛，不能過度侵犯茲維坦·托多羅夫的知識產權，這些都請諸位原諒了。

　　最后出版的羅曼·加里的小說《風箏》。是以謎一樣的敘述來開頭，又謎一樣的敘述來結尾的。第一頁的獻詞的題目是“記憶”，最后一節(jié)——也是加里寫的所有的小說的最后一節(jié)——這部小說完稿是他自殺的那年：1980年。最后這一節(jié)似乎與前頭的章節(jié)沒有關系，它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最后，我再一次提起安德烈·托洛克梅牧師和勒·夏蓬=修爾·里南的名字來結束這個故事。那是因為沒有更加好的表達方法。這段文字不是偶然出現(xiàn)在這尾部的。自殺的日子里，他給媒體的信中這么說：“那么，為什么？必定可以在我最后的小說的最后那句話——‘那是因為沒有更加好的表達方法’中間找到答案。我自己已經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了。”1那么，他在自己回后的著述——小說——也是他的杰作之一有意留下這樣的話，要向我們傳達了什么意思呢？

　　通過羅曼·加里的傳記的路徑來讀解這個謎語，肯定對許多讀者是有魅力的。1914年出生在俄國的加里，童年時代先后在莫斯科、維利尼斯、華沙度過的，他與對猶太教不很虔誠的猶太人的母親一起從莫斯科來到法國是1928年。1940年6月，他又在倫敦加入“自由法蘭西”，作為空軍飛行員，在空中與法西斯作戰(zhàn)，因此大戰(zhàn)結束時獲得法國解放勛章。從1945年到1961年，他既是外交官，又是作家，文學作品獲得極大成功。那以后他一直專心從事文學、電影劇本和新聞的寫作。1974年他開始以“埃米爾·阿利雅”這個筆名進入了文學的冒險生涯。用加里這個筆名以外的名字出版了4本書，其中一本是他第二次獲得龔古爾獎的《如此人生》。這不僅在法國文壇上也是十分罕見的事情，也反映了他那復雜的經歷和波瀾壯闊的人生。他曾在5個國家生活過，不僅能用法語寫作，還會用英語、俄語以及波蘭語寫作。發(fā)表作品至少用過4個筆名。已經出現(xiàn)幾部寫他身世的傳記并非偶然，人們不僅回顧他在文學上的偉大業(yè)績，也涉及他的創(chuàng)作手法——文體語言的火花、語體的形式和詼諧，還有他的“完整”的關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理論。我想從他《風箏》的最后的謎來尋找一個突破口，想他在小說和自傳故事中的思想中找到這樣的突破口，而不是從他的關于哲學或政治理論的小冊子著手來解剖這個謎語。

　　可以說35年的作家生涯中，加里的思想沒有重大的變化，他的處女作《歐洲的教育》就是因為他所說的不過是“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所以，首戰(zhàn)告捷。這部作品先是在1945年年被翻譯成英語，而后才在法國出版。這部處女作中有許多驚人的特征。第一，作為1940年至1943年的現(xiàn)役軍人寫的這部小說，所講的故事都是與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沒有直接關系的經驗，卻是真實的故事。因為這部小說寫的是隱藏在維利尼斯郊外的饑寒交迫的波蘭游擊隊員的生活。會使得你想驚奇的是：作者還沒有從事寫作的日子就積極參加過戰(zhàn)斗，但是在作品中既沒有把游擊隊員的精神英雄化，也沒有對敵人充滿了仇恨的東西。然而，我們卻已經可以在作品中看到：加里真正的敵人卻正是這“善惡二元論”的精神。35年之后，他在《風箏》里這么說：“黑與白，已經太多了，只有灰色才是人類的顏色！”2

　　完全不是加里不知道《歐洲的教育》中所描繪納粹那種的殘虐，也不是他輕描淡寫地處理這種殘酷，絞刑、強奸、拷打和殘酷行為，這些場面他都描述出來了。但是，他拒絕把德國人說成非人類的，認為他們也是普通的人，并不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納粹——比如制造音樂玩具的老奧古斯特、或者那投奔游擊隊的年輕的士兵，當然，不僅如此，特別即使德國人中有過非人類行為的人本身，也沒有停止作為一個人的行為，并不背離我們共同的人的本性。他說：“這并不只是德國人的事情，很早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就在我們人類周圍徘徊，……，非常接近人類，滲透到自己內部，人都變成德國人，……比如，有的變成了波蘭的愛國者。”“他們是人類，并沒有失去資格�！�3如果邪惡只躲藏在納粹分子中間，事情就容易多了。戰(zhàn)爭最激烈的時候，加里發(fā)現(xiàn)遠比這更加難以忍受的事情：由于自己的行為暴露出所有的人性，既是我們的人性，也是納粹的人性，要戰(zhàn)勝這個惡，比戰(zhàn)勝納粹更加困難。贏得戰(zhàn)爭的一方只是表面上的勝利者。一邊要戰(zhàn)勝邪惡，一邊看不到實際自身內在的惡。相信這是正義戰(zhàn)爭，是為了世界和平作戰(zhàn)的人，僅僅是陷于一種幻想，只是自欺欺人——加里早就知道這一點。他知道：只要這樣的信仰還存在，人性的變化，不是幾年，需要幾個世紀的歲月。

　　但是，加里的小說中登場的人物都不是受到這種啟示走上信仰和平至上主義或者價值觀相對主義的道路的。在這個時代邪惡，正是由納粹來體現(xiàn)的，因此千千萬萬的人都為這最根本的義務去戰(zhàn)斗，必須不抱有幻想去戰(zhàn)斗。游擊隊員自身并不是圣人。他們也不可避免沾染上戰(zhàn)爭的惡，他們也會像老奧古斯特那樣去殺死那個年輕的德國逃兵——不得不這樣做。而且，對敵的勝利只能帶來瞬間的解放，人性還是繼續(xù)這樣“走”下去。就像夢見口袋里裝有看不見的佳肴，也像不知道疲倦的運輸著小樹枝的螞蟻，人類不斷地運動——“戰(zhàn)斗、祈禱抱有希望和信仰，認為那一定會有結果的啊！”4

　　這是最初發(fā)出的信息，加里一生都忠于這種理念，但是，他很快地把這信息搞明白了。我們可以通過英雄、犧牲者、惡人——所有的道德故事中都存在的這三種主要形象，來考察一下他的思想最后的表達。

　　必須考察的最初的東西就是戰(zhàn)爭中加里的確是作為真正的英雄行動的，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一經歷作為小說的素材。他自傳體的故事《黎明的約定》勉強可以說談到了一點自己的經歷，即使這點也是被他自己經驗的滑稽的、屈辱的事情占去了很多篇幅。這里另外有一個傳記性散文中的記敘往事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示。1976年至1977年間自由勛章辦公室要他寫一本關于自由勛章獲得者的事故，他制作了詳細的調查問卷，寄給所有的自由勛章獲得者，大約回收到600封問卷，而且進行了采訪，也找到了出版社，但是，一年后他自己承認該工作已經失敗了，放棄了原先的這個計劃：“假設確實有能總結出自由勛章獲得者犧牲或戰(zhàn)斗規(guī)律、經驗的方法，但是我卻不能發(fā)現(xiàn)這樣的東西�！薄�—他給出版者的信中這么說。5大概，因為這件工作帶來的副產品的思考，最后被收入到《風箏》這部小說中去了（加里為自由勛章的獲得者創(chuàng)作的特別版本）�！讹L箏》中含有的，《歐洲的教育》也同樣，只是關于抵抗運動的一些插曲，而不是戰(zhàn)爭。而且抵抗運動的活動家們，在文中，還是一次也沒有被描繪成超人那樣的形象。確實，他們是為了正義作戰(zhàn)。他們依然是驕傲自大或殘酷的品行，還出現(xiàn)一個德軍逃兵，對希特勒進行暗殺失敗后，在那里被抵抗運動的活動家們逼得自殺。

　　加里為什么拒絕塑造英雄？不只是因為他厭惡創(chuàng)作描寫自己身邊的人的痛苦或死亡的文學作品（他們并不會因為暢銷書而損害了英雄形象），更加確切地說，加里心目中把英雄看做與“男子漢”同等的概念——作為同一種價值觀的體現(xiàn)。力量、勇氣、自我犧牲、犧牲能力（就是《嬌慣》中敘述的偶像：瓊·姆蘭、皮埃爾·布洛索萊特）。加里不是拒絕尊敬英雄，而是不想忘記勛章的反面。這種等同的價值觀孕育出男性優(yōu)越的思想，而這男性優(yōu)越思想中正負有最大的惡的責任。加里反對：“將年輕人看做是最后的、犧牲的楷模。因為煽動英雄主義是對付無力者。”反對英雄必須是堅強的。因此他還說：“我最反對強者�！�6犧牲他者感到愉悅的那種欲望，幾千年來產生出戰(zhàn)爭、滅絕和迫害。這種男性優(yōu)越的思想或以現(xiàn)代政治家形象，或通過杰克·倫敦乃至海明威那樣的美國小說中體現(xiàn)出來時，雖然毒素有所減輕，但是并沒有根本好轉。

　　作為勝利者的英雄要冒特別的危險，即相信自己與邪惡斗爭可以取得完全的勝利，能絲毫無傷地推出戰(zhàn)場，相信自己能成為善的化身。對納粹的戰(zhàn)爭取得勝利后，誰都能譴責納粹的罪行；
納粹分子也開始認識到自己成了邪惡的幫兇。勝利者一方，還處在盲目之中，把邪惡關在“他人”中間，很難見到自身內在的惡。失去了良心的內疚，難以與品性的邪惡進行苦斗了，因此，加里在1946年就的出結論：“戰(zhàn)爭勝利了，被解放的是戰(zhàn)敗者，不是勝利者�！备鶕�(jù)這個道理，這篇小說《圖利普》的主人翁圖利普（與就是“郁金香”一詞的諧音）——集中營的幸存者——一位隱身于哈姆雷的年輕猶太人決心發(fā)起一個叫做“為勝利者祈禱”7的大規(guī)模的人道主義運動。幾年后，另一個人物大衛(wèi)·盧塞也在《分裂的社會》（1971年）里留下了這樣的警句：“值得恐怖的東西是在勝利之中！”在某些讀者眼里，《歐洲的教育》是頌揚反法西斯戰(zhàn)士的榮光的作品，不能把它與第二篇小說《圖利普》混為一談，《圖利普》1946年在文學界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是很讓人感到驚奇的。

　　導致英雄悲劇的原因，是為了與邪惡做斗爭，必須使用敵人使用的手段。加里自己親身經歷了這樣的戰(zhàn)爭。他決不灰忘記自己不僅毫無顧忌地為了打敗抽象的對手獲得勝利，而且也決不忘記自己曾殺害了無辜的人們。他在《偽裝者》中通過第三者口氣來敘述自己，喚起了人們簡直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往事：“戰(zhàn)爭中，他是飛行員，在高空中殘殺非參戰(zhàn)的平民”。8在他去世的那年寫的一篇短小的文章中，還對此做了長長的說明：“1940年至1944年我在德國扔下的炸彈，粗略地算起來，恐怕可以把里克爾、歌德和荷爾德林扼殺在搖籃里。當然，如果必須再這樣做的話，我還再次上戰(zhàn)爭。是希特勒的緣故，我們不得不殺人，但是至高無上的正義決不是沒有污點的！”9

　　站在與強者相比的弱者一側加里（他說過“我作為少數(shù)民族來到這個世上”1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受害的犧牲者產生一種自然的共鳴，但是他拒絕扮演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卻是天生的英雄），也不愿意披上受害者的外衣（他作為一個猶太人可以說是個受害者），所以他要強調說明這種共鳴的情感。

　　首先，與某種受害者斷絕關系，以這種外衣獲得比其他受害者更多的優(yōu)待是與加里沒有緣分的。加里是從母親那里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的，母親也曾在教會讓他接受了洗禮，可是他決不追求去體會自己身上痛苦的特異性。在《圖利普》中我們可以看到猶太復國運動的一個派別的影子。圖利普很快使得這個運動性質發(fā)生了質變。問題在于：圖利普要創(chuàng)建一支“全體官兵能夠證明自己血管里沒有一滴雅利安人的血”的現(xiàn)代軍隊，“馬上對來自非洲大地的黑人孩子們移民無條件地開放“，這樣可以防止“通過逐漸的同化破壞純粹的黑色人種的新陰謀”。

　　種族主義并不是所有群體都能沾邊的特性。在《圖利普》其他篇幅中，我們可以讀到某些美國報紙單等的文章標題：“日本人可以算人嗎？”接著還有：“亨利·杜魯門宣布種族主義在德國和日本被根絕了”接著又有：“因為恐怖主義，種族主義騷亂，數(shù)人死亡”塞特·羅易斯這個少女寫的信，讀了也讓人痛心。這位少女不能與他的情人比利·拉比諾維奇結婚：“他要和我結婚，但是他的父母不同意，因為我的血管里流著黑色的血。我是良家女子，我的哥哥在太平洋上被黃色的狗咬死的。而且我們也是為了鞏固種族歧視而參加這場戰(zhàn)爭的�！�1420年后，加里得出這樣的結論：“猶太人開始在夢中見到蓋世太保、黑人開始夢見3k黨，依然是一個悲劇�！�…”15在某次談話中，他還說：“我對這種事情感到很不高興。猶太人、黑人并不是能得到不被德國人或納粹危害就很充分了”。16

　　在加里第二篇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第一篇是《黎明的約定》）《白狗》中就詳細地描述了這樣的主題：作為曾是白人的受害者的黑人，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性急地模仿白人扮演攻擊者的角色。這個故事起象征手法作用和構成故事框架的都是采用講故事者的旁白敘述展開的。講故事的人揀到一條迷路的喪家之犬，發(fā)現(xiàn)這條狗受過對黑人發(fā)起攻擊的訓練。失望的他把這條狗送到狗的飼養(yǎng)場去。飼養(yǎng)場的管理員是個黑人，想對這條狗重新進行訓練，故事的結尾，這條狗變得只撲咬白人了。這篇小說影射和分析了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害前后高度緊張的美國種族關系。即白人的種族主義和黑人的種族主義，一次暴力和二次暴力問題。二次暴力至少作為自由的手段能得到人們的稱贊，但是，一次暴力一點也得不到贊同。

　　在從歐洲人或美國人殖民地統(tǒng)治、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第三世界，這種狀況也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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