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浪漫主義是西方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一場重大的思想運動。德國早期浪漫主義高揚個性，崇尚天性，主張有機共同體的價值，并提出通過藝術(shù)和審美教育實現(xiàn)其理想。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政治思想具有主體中心主義、機緣主義、折中主義等特征，它是德國知識界對現(xiàn)代文明浪漫式反動的精神產(chǎn)物。考察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政治思想，對于全面理解西方現(xiàn)代性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關(guān)鍵詞 浪漫主義 現(xiàn)代 啟蒙 反啟蒙

　　浪漫主義是西方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場引人注目的思想運動，是西方世界自啟蒙運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學界關(guān)于浪漫主義的探討大多限于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對于其政治思想則鮮有論及。在國內(nèi)出版的各種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中，德國浪漫主義往往只字不提。事實上，即使是西人著述的政治思想史經(jīng)典教材對浪漫主義也很少論及。這一方面或許緣于浪漫主義思想自身的模糊性、無體系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派作家從未系統(tǒng)地闡述其政治見解，他們的政治思想只是散見于他們寫作的許多斷片、書信、筆記、名言警句之中；
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英美自由主義話語霸權(quán)下的思想史寫作中有意無意的取舍及其所折射出的偏見。然而，浪漫主義絕不是一種可以忽略的思潮，相反，它是現(xiàn)代政治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1]。

　　鑒于德國浪漫主義發(fā)展史上，早期浪漫派與晚期浪漫主義思想有較大差別，本文主要關(guān)注德國早期的浪漫主義，這是因為浪漫主義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形成并表達得最為明確，并且，這也是更好地理解德國浪漫主義中后期演變的必要的一步。在介紹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歷史背景及基本理念之后，本文將揭示浪漫主義的思想特色，并試圖對這一思潮做出批判性思考。

　　一、德國早期浪漫主義的興起

　　“德國浪漫主義”是指一個組織松散、具有模糊的自我意識的知識運動，它肇始于18世紀90年代的德國，最初體現(xiàn)在文學、審美領(lǐng)域，其先聲則是由歌德、赫爾德、海曼所代表的“狂飆運動”。浪漫主義形成的關(guān)鍵時期是1797至1802年，中心在耶拿和柏林。當時，許多作家聚會于耶拿的A·W·施勒格爾家中以及柏林的亨利特·赫爾茨（Henriette Herz） 和拉爾·萊文（Rahel Levin）的文學沙龍中，他們自由而坦誠地談論哲學、詩歌、政治、宗教等。這一群體的成員的重要代表有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瓦肯羅德（Wilhelm Heinrich Wackenroder，1773—1801）、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45），A·W·施勒格爾（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F·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施萊爾馬赫（Ernst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7—1834）及諾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2]。他們的聚會名噪一時，但隨著1801年瓦肯羅德及諾瓦利斯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勒格爾兄弟離開耶拿，浪漫派活動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是，德國浪漫主義并未隨著他們的集會的解散而終結(jié)，而是繼續(xù)發(fā)揮影響，最終成為西方現(xiàn)代思想史上最具影響的運動之一。

　　人們一般將1797至1802年這段時期的德國浪漫主義，稱為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其代表人物如上文所述。而1803至1815年被成為浪漫主義的中期，以阿尼姆（Achim von Arnim）、 亞當·繆勒（Adam Mueller）等人為代表，而1816到1830年則稱為浪漫主義的晚期，以弗蘭茲·巴德（Franz Baader），霍夫曼（E.T.A.Hoffmann）、謝林（Schelling）為代表。浪漫主義在不同時期的思想觀點往往大相徑庭，最明顯的就是浪漫主義在中后期演變成德國保守主義的盟友，事實上，晚期浪漫派的政治思想已經(jīng)與早期浪漫派有極大差異，盡管它們?nèi)跃哂心撤N一致的思維樣式和價值取向。

　　理解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首先必須考察其歷史背景。直到18世紀最后幾年，德意志依然只是一個地域概念。在德意志版圖上，大小邦國林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在法國以行動體現(xiàn)的革命在德國以思想運動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特別是隨著拿破侖的進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構(gòu)建成為德國思想界越來越清楚的一種意識。拿破侖的征服在德意志資產(chǎn)階級心中引起了復雜的感情，一方面，他們贊同法國大革命的基本理想，敬佩拿破侖的天才，另一方面，又憎恨這位外國統(tǒng)治者，而渴望獨立。這最終使他們一方面尋求擺脫各邦封建主的絕對主義統(tǒng)治，另一方面尋求擺脫外族的統(tǒng)治，二者共同構(gòu)成了近代德國民族國家構(gòu)建的任務。德國浪漫主義是德國民族主義產(chǎn)生的思想準備。1784年，J.G.赫爾德出版《關(guān)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考》一書，表達文化民族主義的基本觀點，此后，“民族性”的觀念伴隨著浪漫主義運動中迅速傳入其他國家。德國浪漫主義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與拿破侖的國際主義以及法國革命的普遍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浪漫主義是對法國大革命與德國啟蒙運動的一種激進的批判性回應，它與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對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法國反動派梅斯特爾對大革命的敵視皆有所不同。[3]浪漫主義如何表達其獨特的見解的，這是下文要探討的基本內(nèi)容。

　　二、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

　　德國早期浪漫主義作家盡管只是以隨筆、斷片等方式零散地表達他們的政治思想，不同作家之間也多有差異，但我們大體可以概括出他們在思考政治問題時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在筆者看來，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頗值關(guān)注：

　�。�1）高揚個性

　　德國早期浪漫主義十分強調(diào)“個性（individuality）”，即強調(diào)個人的唯一性、獨特性，個性是費希特、F·施勒格爾、施萊爾馬赫的等人思想的中心語匯。早期浪漫派人士參加的柏林沙龍中，不關(guān)心出身、門第、金錢、權(quán)力、事功等身外之物，只關(guān)心個人的唯一性（uniqueness），只在乎個人稟賦、魅力、情感的表達。早期沙龍尚未受社會政治風潮的影響，有著“純真和輝煌”的一面。[4]F·施勒格爾寫道：“正是個性是人身上原始的和永恒的東西；
人格倒不那么重要。把培養(yǎng)和發(fā)展這種個性作為最高的使命來做，可以說是一種神圣的自我主義（a divine egoism）�！盵5]施萊爾馬赫直到晚期都堅持認為，世界就是人們通過行動實現(xiàn)其個性、表達其個性的可能場所，而所謂自由，在本質(zhì)上也正是人的個性的張揚。早期浪漫派關(guān)于“個性”的理念繼承了啟蒙運動的個人自由的理念，同時將其進一步向前推進，把個人的價值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他們認為，啟蒙時期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固然不錯，但它以抽象的“個人”代替了具體的、活生生的各個不同的個人，因此未能很好地彰顯自我的價值。浪漫派強調(diào)自我的實現(xiàn)，主張婦女解放、性自由，呼喚英雄人物，呼喚個人神性，這與啟蒙時期的個人主義大異其趣。納德·賽蒂（Nader Saiedi）在比較浪漫主義的“個性”與啟蒙時期的“個性”時，引用西美爾關(guān)于“質(zhì)的個人主義”與“量的個人主義”的區(qū)分，說明浪漫主義的個人主義是一種“質(zhì)的個人主義”，它強調(diào)人與人之間的不可通約性、不可替代性、特殊性，而非啟蒙時期具有相同的理性、人性的個人。[6]

　�。�2）崇尚自然

　　與聲張個性、追求自由相連，浪漫主義崇尚天性或自然（nature），這種自然天性具有某種無法言說的神性，而理性則無法領(lǐng)會這種神秘、魔幻與美麗。浪漫主義認為，近代以來的工業(yè)化進程，在豐富人類物質(zhì)生活的同時，嚴重破壞了自然，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guān)系，而近代以來的人也喪失了自然的純真，所謂的文明人，不過是惟利是圖、恬不知恥、毫無情趣的市儈（philistine）[7]，不過是金錢的奴仆。詩人諾瓦利斯甚至把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爸Z瓦利斯那里，到處都是奇跡，嬌媚可愛的奇跡；
他諦聽花草樹木的娓娓清談，懂得含苞待放的玫瑰的心事隱衷，他終于和整個大自然合而為一，待到秋風蕭瑟，落葉紛紛，他也就憔悴而死�！盵8]浪漫主義的“自然”概念，與理性主義契約論中的“自然”有著根本的不同。正如施米特所指出的：“‘自然’，完全是一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理性主義概念，是抽象的理性的‘本質(zhì)’和理性自然法則的同義詞，但它獲得了一種感情內(nèi)容。早先哲學中被當作故意的抽象或歷史事實的‘自然狀態(tài)’，變成了一首回蕩在森林和原野上的真實的牧歌，一首‘浪漫的幻想曲’�！盵9]浪漫派作家主張從那些未被現(xiàn)代文明污染的遙遠偏僻的地方、原始野蠻的部落那里去重尋有資于人的發(fā)展的精神財富。正如同浪漫主義的先驅(qū)人物盧梭對野蠻人的歌頌[10]一樣，他們以野蠻人的質(zhì)樸來批判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骯臟、虛偽、矯揉造作。浪漫派作家到各地游歷，搜集民間童話、歌謠、原始藝術(shù)，他們到古城中尋求昔日的舊畫，他們把目光投向古老的處在前工業(yè)社會的東方國度，比如“全國都是古董的中國”。浪漫主義崇尚自然，崇尚原始、幼稚之事物，視之為未受所謂的文明污染的純真事物。諾瓦利斯寫道：“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是一個黃金時代�！盵11]兩位施萊格爾兄弟也說，我們的文藝已經(jīng)老朽衰敗，我們的繆斯是一個手握紡桿的老嫗，我們的愛神不是金發(fā)的少年，而是一個萎縮干癟、滿頭灰發(fā)的侏儒，我們的幻想已經(jīng)枯竭：我們必須重新振奮，重新去探索那埋沒已久的中世紀素樸單純的文藝源泉，于是返老還童的仙漿便會向我們迸涌出來。海涅不無諷刺地寫道，浪漫派詩人“蒂克先生喝下了那么多民間唱本和中古詩歌，結(jié)果差不多變成一個孩子，滿口咿呀兒語，天真爛漫�！盵12]

　�。�3）尋求有機共同體

　　浪漫主義一方面發(fā)現(xiàn)近代以來人與自然的遠離，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人與共同體（community）的遠離，即人成了單子式的個人，失去了歸屬感，失去了依托。浪漫主義批評基于個人主義而聯(lián)合形成的市民社會，它重新發(fā)現(xiàn)了充滿溫情的正在或業(yè)已瓦解的共同體的價值。他們進一步指出，在自利倫理的基礎(chǔ)上所建立的現(xiàn)代社會缺乏溫情，真正的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應當建立在“愛”的倫理之上。施勒格爾寫道：“只有通過愛，通過愛的意識，人才成其為人�！盵13] “愛”是浪漫主義思想的一個中心概念，浪漫派認為，“愛”是比自利更強烈的動力，愛的主體會為了他所愛的人放棄他的一切，浪漫派希望以“愛”代替法律，使之成為社會的紐帶。“愛”之于浪漫傳統(tǒng)，正如“自利”之于自由傳統(tǒng)一樣[14]。浪漫派在啟蒙以來的近代思想史上，最早強調(diào)共同體的價值，F(xiàn)·施勒格爾、諾瓦利斯和施萊爾馬赫在18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了關(guān)于有機共同體的理念。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共同體的觀念一直貫穿于早期浪漫派于晚期浪漫派之中，但是這兩個時期對共同體的理解并不一樣。晚期浪漫主義基于其保守甚至反動的政治立場，強調(diào)有機的國家、有機的共同體，事實上將其價值放在了個人之上，而不再強調(diào)個性，且暗含極權(quán)主義之誘因；
而早期浪漫主義則不過將共同體視作個人成長棲居、個性培養(yǎng)發(fā)揮的家園，共同體的存在并不是為了控制個人。這與浪漫主義對個性的強調(diào)是一致的。并且，早期浪漫派關(guān)于“有機共同體”的觀念也不同于“有機國家”，因為他們事實上有意識地同時與兩種理念區(qū)別，一種是啟蒙“機械社會”的觀念，另一種是德國的絕對主義“家長制國家”的理念。[15]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所喚起的對共同體的訴求，充滿的乃是一種工業(yè)化、城市化以后特有的鄉(xiāng)愁，批判的乃是現(xiàn)代人的無枝可棲、無家可歸的漂泊狀態(tài)，體現(xiàn)著在去魅除魔的現(xiàn)代世界尋求人類美麗溫馨的家園的哲學訴求，其關(guān)于“有機”的論述，與他們關(guān)于自然天性的論述是一致的。同時，這也與浪漫主義對傳統(tǒng)的尊重相協(xié)調(diào)，此中亦可窺見埃德蒙·柏克對浪漫派或多或少的影響。

　�。�4）藝術(shù)家當國王

　　浪漫派相信，藝術(shù)而且只有藝術(shù)，能激勵人們依據(jù)理性的原則行事，依據(jù)共和國的道德理想行事。盡管他們同意康德與費希特所說的理性有能力知道我們的道德準則，他們還是強調(diào)，人類的理性沒有力量使我們按其行動，縱然人們知道什么是正當，什么是錯誤，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人們?nèi)钥赡苋シ稿e誤、做惡事。因為人的行動的主要源泉是刺激、想象、激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浪漫派認為只有藝術(shù)才能激發(fā)、引導它。他們提出，如果人們接受審美教育，情操得到陶冶，生存境界得到提升，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自然就會實現(xiàn)，因為審美教育的本質(zhì)是給理性涂以令人神往的色彩。藝術(shù)由此將理性與感性統(tǒng)一起來，避免了理性律令的壓迫性、空洞性，通過對人的培養(yǎng)、激發(fā)人自覺向善的動力，從而實現(xiàn)理性的原則；
并且，藝術(shù)是人發(fā)揮自由創(chuàng)造力的活動，人在藝術(shù)活動中才是真正的自由主體。換言之，如果說理性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消極的力量，那么藝術(shù)基本上則是一種積極的力量。理性只能批評，而藝術(shù)則能夠創(chuàng)造。故而，浪漫主義將藝術(shù)放到最高的地位，實際上也是將藝術(shù)家放到了最高的地位。F·施勒格爾寫道：“人類在地球上其他各種生物中的地位，就是藝術(shù)家在人類中的地位�！盵16]與此相連的是，德國早期浪漫派所主張的政治是審美化的政治，所主張的審美也是政治化的審美，在浪漫主義那里，審美和政治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由此，浪漫派提出了著名的“詩性國家”（the poetic state）的理想。浪漫派認為，完美的國家要依據(jù)美的理念來創(chuàng)制，詩性國家的統(tǒng)治者是“藝術(shù)家們的藝術(shù)家”，“詩人們的詩人”，是公眾的總導演，而公民則是演員�！盀榱藝�家應該做的，是提高統(tǒng)治者和仆人的素養(yǎng)，使政治家和經(jīng)濟家成為藝術(shù)家�！盵17]浪漫主義關(guān)于“詩性國家”的理念回答了早在柏拉圖那里便提出的關(guān)于理想國中藝術(shù)及藝術(shù)家的位置的問題。柏拉圖認為，詩人、藝人必須服從由哲學家所代表的理性權(quán)威，其作品必須受到監(jiān)督審查[18]，柏拉圖的理想國之中充滿著對詩人、藝人的不信任。與之相反，浪漫派則認為詩人與藝術(shù)家應當是統(tǒng)治者，理想的共和國中不是柏拉圖所希望的哲學家當國王或國王碰巧成了哲學家，而是藝術(shù)家、詩人當國王或國王碰巧成為藝術(shù)家、詩人，在此意義上，浪漫派的“詩性國家”乃是柏拉圖理想國家的反題。

　　三、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政治思想的特色

　　以上所列展示了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思想中的基本方面。但是，僅從浪漫派所提出的這些主張，并不足以展示浪漫主義的獨特性。我們需要由此進一步探討浪漫主義的思想方式，把握其看待世界、處理問題的獨特做法。本文將從主體中心主義、機緣主義、折中主義三個方面具體說明。

　�。�1）主體中心主義

　　正如德國思想家卡爾·施米特所指出的那樣：“要界定浪漫的事情，……應以浪漫的主體為起點�！盵19]“主體中心主義”是指浪漫主義在人與世界的基本關(guān)系上，總是從個人內(nèi)心的自我體驗出發(fā)來定義一切，而不是從外在的客觀世界出發(fā)。浪漫主義發(fā)現(xiàn)了自我的獨特價值，浪漫主義者認為，世界的意義是主體體驗所賦予的，所謂“浪漫”，就是從個人的主體出發(fā)，將無窮無盡的豐富意義賦予平凡之事，通過個人的內(nèi)心體驗，實現(xiàn)有限到無限、庸俗到浪漫的升華。個人主觀的感覺與想象，成為世界“浪漫化”的途徑，浪漫主體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為萬物意義的來源�，F(xiàn)代性之后的諸神之爭，使個人失去了精神支柱，浪漫主義使主體超脫于諸神之爭之外，從自我出發(fā)去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一個有意義的世界。施勒格爾說：“我按照我的觀點、從我的立場來問候朝霞。誰若認識路途，就按著他的觀點、從他的立場去問候朝霞吧�！盵20]諾瓦利斯的話更為經(jīng)典：“世界必須浪漫化。這就是原始意義被發(fā)現(xiàn)的方式。浪漫化所指的不是別的，就是獲得一個較高的質(zhì)的能力。在這種操作中，因為我們由這樣一系列在質(zhì)上不同的‘能力’組成，所以較低的自我取得與較高的自我的平等。這種操作還是完全未知的。通過給庸俗以美化了的意義、給平凡以神秘的面目、給熟知以未知的尊嚴、給有限以無限的外觀，我就把它浪漫化了。”[21]浪漫主義的這種思路與德國唯心主義的路線相承，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在耶拿大學執(zhí)教的費希特的唯心主義的影響。正如美國學者喬治·H·米德所言，費希特等浪漫主義者的哲學的核心便是“把似乎是獨立于自我而存在的這個世界帶入到自我的經(jīng)驗之中”。[22]

　　浪漫主義者以書信、片斷、自傳等題材，沉溺于內(nèi)心的想象與虛構(gòu)，事實上歪曲了外在世界，浪漫的眼光模糊了他們看待世界的視線。正如德裔美國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那樣，浪漫主義以自我為中心，從世界隱退到個人內(nèi)心的城堡，最終演變成了一種在根本上遠離現(xiàn)實、排斥世界、放棄責任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浪漫主義者盡管保持著對政治歷史與實際的關(guān)心，但他們并不清楚政治作為一種公共事務的特性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的政治后果。[23]事實上，浪漫派并不想真正改造世界，而是認為只要世界沒有干擾自己沉溺于幻想，它便是美好的。

　�。�2）機緣主義

　　與浪漫主義的主體中心主義緊密相連的是其機緣主義的特征，即浪漫主義是一種機緣論。這種機緣主義特征在卡爾·施米特那里有很好的描述。施米特認為，當人們用中世紀、騎士、田園牧歌、天主教、舊城堡等來說明浪漫主義時，實際上犯了一個根本的錯誤，即把浪漫派感受的對象當成了浪漫主義自身。事實上，以施米特之見，浪漫派以何事物作為浪漫化的對象，不過是一種機緣、一種偶然。施米特寫道：“浪漫派的態(tài)度可由一個概念即occasio得到最清楚的說明。這個概念能夠譯成‘機緣’、‘機會’，大概也能譯成‘機遇’。然而，其真正的含義是通過一種對立而獲得的；
它否定causa（原因；
理由）的概念，換言之，否定可計算的因果性力量，所以也否定一切固有的規(guī)范�！�…浪漫是主體化的機緣論。換言之，在浪漫派中間，浪漫的主體把世界當作他從事浪漫創(chuàng)作的機緣和機遇�！盵24]對于浪漫派來說，重要的不是現(xiàn)實，而是歪曲一切，把一切變成詩之機緣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造力。浪漫主義的機緣主義使浪漫派人士的政治立場具有飄忽不定、左右搖擺的特點，正如卡爾·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樣，浪漫派運動非常類似于一個“鐘擺運動”[25]。這種特點也使浪漫主義者忽而革命、忽而保守甚至反動的易變立場易于理解。施米特寫道：“只要大革命還存在，政治浪漫派就是革命者。革命一旦結(jié)束，他就變成了保守派。而在明顯反動的復辟時期，他也知道如何從這種環(huán)境中汲取浪漫主義成份�！�…這種政治內(nèi)容的易變并非偶然。相反，它是機緣論態(tài)度的結(jié)果，它深深扎根于浪漫派的天性之中，它的本質(zhì)是被動性�！盵26]

　�。�3）折中主義

　　盡管浪漫主義在本質(zhì)上一種主體化的機緣論，但若將其政治主張置于其特定社會政治背景中，浪漫主義并非沒有政治立場，尤其是德國早期浪漫派，他們事實上持有較為明確的政治見解。這一見解體現(xiàn)出一種浪漫主義特有的“綜合（synthesize）”，用F·施勒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把各種極端結(jié)合在一起”，[27]筆者以折中主義來概括之[28]。弗里德里克·拜瑟爾頗為同情地指出：浪漫主義政治思想是對自由派和保守派思想的一種“綜合”，這種“綜合”表現(xiàn)在：他們既強調(diào)個人自由的價值，又強調(diào)共同體的價值；
既以進步、發(fā)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又十分關(guān)懷過去的傳統(tǒng)、歷史的連續(xù)性；
既承認人的理性的價值，又批判理性主義的危險性。此種折中主義特色使得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派政治思想可以看作是政治上的中間路線的代表，他們是改革主義者，企圖在德國的絕對主義開明專制與法國的大革命之間走一條獨特的道路，以改良的方式實現(xiàn)啟蒙理想[29]。德國浪漫派不是反動派，他們贊同法國大革命，但是他們卻不同意將法國的革命實踐運用于德國。事實上，他們和18世紀90年代的許多德國知識分子一樣，對通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實現(xiàn)理想社會持懷疑的態(tài)度。浪漫派認為，德國需要一場由英明的精英領(lǐng)導完成的漸進變革。這種社會政治變革的實現(xiàn)條件，則是對人民的教育和啟蒙，尤其是審美教育。至于理想的政體，他們認為當是一種綜合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的混合政體——共和政體。

　　四、批判性思考

　　浪漫主義本質(zhì)上一場反啟蒙運動，這種反啟蒙，不是對啟蒙理想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繼承和批判[30]；
沒有啟蒙運動，也就無所謂浪漫式的反動。啟蒙運動以及法國大革命所展示出的普遍主義、理性主義的政治理想、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市儈主義、惟利是圖，遭到了浪漫派的徹底嘲弄。這場運動的先驅(qū)是維柯，維柯強調(diào)文化的獨特性，否定自然法的存在。他的理論推翻了基于真理建立完美社會的理性主義觀點，動搖了啟蒙的支柱。德國的哈曼、赫爾德，則進一步表達了特殊主義的文化觀，并反對科學主義、理性主義指導下的社會政治思維。與維柯所代表的歷史的傳統(tǒng)的對啟蒙的反動不同，德國浪漫主義代表的是一種情感的、審美的反動，德國人對浪漫主義思潮興起的貢獻無疑是最大的。浪漫主義是文人對現(xiàn)代工商業(yè)文明的浪漫式反動的精神產(chǎn)物，在某種意義上體現(xiàn)著現(xiàn)代工商業(yè)社會中人們對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文明的懷舊之情。[31]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德國早期浪漫主義體現(xiàn)著當時德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狀況和社會境遇。德國浪漫派代表的不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派，不是舊的容克地主和貴族，不是天主教教會勢力，不是尚未壯大的無產(chǎn)者，而是獨立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德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處境并不如意，他們往往生活貧困，在經(jīng)歷了與周圍環(huán)境的對立以后，他們大多選擇了為官作宰的生涯，事實上，德國浪漫派中的某些人物雖極力致力于政治活動，但卻無所作為，在實際政治中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32]。這種缺乏根基的社會處境可以用“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來概括，由此，他們的政治立場的搖擺不定，含糊其辭，首尾不一，便不難理解�？�爾·曼海姆如此描述了德國浪漫派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們極端敏感，道德上不穩(wěn)定，總是愿意接受冒險和蒙昧主義�！�…他們放浪形骸，無所顧忌。他們把自己的文筆出租給當時的政府，搖擺于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一部分最后歸順了當時的梅特涅，后者知道怎樣使用他們。作為官吏，他們總是得不到恰當?shù)氖褂谩�…他們是天生的歷史哲學家�！盵33]“這些獨立的知識分子都是典型的辯護家、意識形態(tài)專家，他們善于為他們所為之效力的政治提供基礎(chǔ)和予以支持，而不管它們是什么�！�…敏感是這種思想風格與眾不同的特征。其優(yōu)點不是深邃，而是觀察發(fā)生在精神和心靈領(lǐng)域的事件的‘好眼力’�！盵34]我們固不能說社會境遇、歷史背景決定了浪漫派的思想，但知識社會學確實提示我們浪漫主義與當時語境之間的或多或少的關(guān)聯(lián)�；�于此一認識，浪漫主義的主體中心主義、機緣主義便不難理解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們沉溺于自我的內(nèi)心世界；
作為無根基的社會階層，他們往往隨意選擇浪漫化的對象，與立場相異甚至相反的政治力量結(jié)盟。不過，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看，浪漫主義思潮體現(xiàn)的則是小資產(chǎn)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這種批判中，他們極易倒向一種基于對中世紀的浪漫化而產(chǎn)生的“封建社會主義”的理想。浪漫主義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啟蒙時代的理想出現(xiàn)了危機。浪漫主義者政治立場的易變，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來說則是“小資產(chǎn)階級搖擺于無產(chǎn)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之間”的體現(xiàn)。[35]

　　盡管如此，浪漫主義在思想史上并非一無是處，事實上，作為啟蒙運動的反題，浪漫主義提出了諸多頗有創(chuàng)意的見解，早期浪漫主義的許多觀點，諸如個人獨特性的張揚、共同體的維系、公民美德及教育、人與自然的和諧、文化傳統(tǒng)的珍視，等等，即使在當代世界，仍具重大啟迪意義。浪漫主義不等于非理性主義，但是它通過對感知、體驗、情感、愛的強調(diào)，指出了理性主義政治理論所忽略的一面。當代英國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把浪漫主義看作是多元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他談道：“兩千多年來人們都認為全部真正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而且只能有一種正確的答案。人們讀了浪漫主義的作品之后覺得，有些答案不是被發(fā)現(xiàn)的而是被創(chuàng)造的。準確地說，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不是被發(fā)現(xiàn)而是被創(chuàng)造的。我不想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但這確實是某些德國浪漫主義者所信奉的觀點。”[36]

　　不過，德國浪漫主義往往也被人們指責為20世紀極權(quán)主義的興起做了關(guān)鍵性的思想準備，這種指責未必公允，但是，浪漫主義的諸多理念，以及它的自我中心主義、機緣主義等特征，確實從理論上排斥人與世界的溝通，排斥人與人之間的政治交往，大大助長了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潮，將民族、人民無限浪漫化的結(jié)果所指，乃是德國納粹運動興起。按伯林的說法，20世紀的極權(quán)主義乃是浪漫主義等反啟蒙思潮“最野蠻最病態(tài)的形式”[37]�？傮w而論，一方面，沿著浪漫主義政治思想的指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現(xiàn)代性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以深切地體會到現(xiàn)代性的困境，但另一方面，無批判地附和浪漫主義，特別是如果把浪漫化的做法推至極端并用于社會政治實踐，則是十分危險的。

　　原載《江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政治學》（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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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See Robert C. Solomon, The Bully Culture: Enlightenment, Romanticism, and 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 Maryland: Littlefield Adams Quality Paperbacks, 1993, p.290.

　　[2] 諾瓦利斯（Novalis）是其筆名。

　　[3] 參見（法）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法）約瑟夫·德·邁斯特：《論法國》，魯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See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p. 60.

　　[5]（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13頁。

　　[6] See Nader Saiedi, The Birth of Social Theory: Social Thought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p.111.

　　[7] Novalis, Pollen, in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4頁。

　　[8] （德）海涅：《論浪漫派》，載于張玉書編選：《海涅選集》，張玉書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112頁。

　　[9] （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10] 參見（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chǔ)》，李常山譯，東林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33頁。

　　[11] Novalis, Pollen, in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8頁。

　　[12] （德）海涅：《論浪漫派》，載于張玉書編選：《海涅選集》，張玉書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32頁。

　　[13] （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14] Frederick C. Beiser，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p.xxviii.

　　[15] Frederick C.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1790-18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6.

　　[16] （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11頁。

　　[17] （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13頁。

　　[18] 參見（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07頁。

　　[19] （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頁。

　　[20] （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22頁。

　　[21] Novalis, Fragments, in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5頁。

　　[22] （美）喬治·H·米德：《十九世紀的思想運動》，陳虎平、劉芳念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

　　[23] 阿倫特關(guān)于浪漫主義的論述，參見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pp. 59-60; pp. 165-170.阿倫特在《拉爾·凡哈根：一位猶太女性的生活》也揭示了德國浪漫主義所存在的問題，拉爾·凡哈根是早期柏林沙龍的著名女主人，F(xiàn)·施勒格爾、海涅等浪漫派人士均參加過她主辦的沙龍。See Hannah Arendt, 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 edited by Liliane Weissberg, translate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24] （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25] （德）卡爾·曼海姆：《保守主義》，李朝暉、牟建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25頁。

　　[26] （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頁。

　　[27] （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李伯杰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14頁。

　　[28] 不過，對浪漫主義的“折中”也存在完全否定性的看法�？�爾·施米特就指出，浪漫派的折中不過是一種無原則的正題與反題的綜合的形式游戲，所表達的不是一種邏輯，而是情緒。施米特寫道：“在浪漫派中間，綜合在一起的不是客體的概念，而是各種心情、聯(lián)想、色彩和聲音的表達。因此，從浪漫派的只言片語和各種提示中，能夠聽到可以相象到的一切驚人話語，正像從占星家的預言中能讀出任何含義一樣；
或者用馬勒伯朗士的比喻，就象小孩子能夠聽懂據(jù)稱鈴聲說出的一切，其實鈴兒什么都沒說，它只是叮當作響而已�！币姡ǖ拢┛�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頁。

　　[29] Frederick C. Beiser，Introduction to 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p.xxvi.

　　[30] 參見陳恕林：《啟蒙運動與德國浪漫派》，載于《外國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

　　[31] 參見（美）弗里德里�！の痔亟鹚梗骸段鞣秸�治傳統(tǒng)》，黃輝、楊健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頁。

　　[32] 參見施米特關(guān)于“施萊格爾在政治上無足輕重”以及“繆勒的政治生活”的描述，（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55頁。

　　[33] （德）卡爾·曼海姆：《保守主義》，李朝暉、牟建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27頁。

　　[34] （德）卡爾·曼海姆：《保守主義》，李朝暉、牟建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29頁。

　　[35] （德）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第7頁。

　　[36] （伊朗）拉明·賈漢貝格魯：《伯林談話錄》，楊禎欽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7] （英）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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