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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可:向索爾仁尼琴的背影致敬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僅剩的文學巨匠之一、東正教堡壘、“俄羅斯良心”和“政治恐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棄世而去,留給世人一個形跡可疑的背影。

          作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而是他的兩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開除會籍,1974年2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 “叛國者”的罪名剝奪其蘇聯(lián)國籍并驅(qū)逐出境。索氏先是喪失了官方“作家”的稱號,繼而又喪失偉大祖國的國籍。這種身份的雙重剝奪,正是這個人的最高桂冠。

        他是作協(xié)體制外最偉大的作家,同時又是沒有國籍的偉大公民。在20世紀,還沒有任何作家獲得過如此奇特的榮耀。

          1970年代中期,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就偷窺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越過“內(nèi)部資料”的柵欄,他的反面烏托邦敘事令我感到震驚。一位從未聽說過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擊著中國人昏睡的靈魂,讓我們聞到了濃烈的叛徒氣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鼴鼠,索氏躲藏在專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觸須,率先感應著某種巨大的威脅,喊出民族苦難的真相。他擅長用最細小的字形寫作,而后把 這種螞蟻天書卷起來塞進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隱藏和傳遞。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古怪的游戲,他不僅要敘寫故事,還要發(fā)展出一種中世紀異教徒的生存異能,以便其作 品能夠在超越被捕和失蹤的命運,在塵世間繼續(xù)流傳。這種蘇聯(lián)版的貓鼠游戲,為鐵幕國家的思想傳播學,提供了卓越的樣板。

          我們看到,小說就是索爾仁尼琴自身黑牢經(jīng)驗的語言總匯。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評蘇聯(lián)領導人斯大林,這位青年軍官在前線被捕,頭戴所謂“反蘇”罪名,在勞改營里度過長達8年的苦難歲月。鐵窗是他全部文學書寫的起點。他從此獲得了反抗性敘事的動能。

          從處女作《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索爾仁尼琴堅定地揭露專制政治對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臨,他打開的嘴再也沒有閉上。在豪華的雅爾塔療養(yǎng)院里,到處擠滿了表情 諂媚的歌德派作家,他們像蒼蠅一樣贊美著自己所寄生的體制。而像索氏那樣甘冒生命危險的作家,只有幾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在內(nèi)。他們是支撐民族文學 的堅實基石。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托舉起了整個俄羅斯文學。而在擁有全球最大數(shù)量作家的中國,這樣的作家,據(jù)說一個都沒有。

          正是基于一種政治抗爭的立場,他被視為國家的危險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場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點喪命,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 后,他被克里姆林宮逐出國境,移居美國的偏遠村莊。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并未高聲贊美收留他的白宮,而是開始痛斥西方消費時代的道德淪喪,呼吁以基督的 價值重建社會倫理。這種左右開弓的先知立場,令他在東西兩個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為憤世嫉俗和不合時宜的批評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撐著這個人的獨立信念,而不被各種政治勢力所收購?索爾仁尼琴在自傳里宣稱,被捕就是他開始懺悔并獲得神啟的時刻。他在囚室里聽到了上帝的 聲音。癌病房境遇還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機。在流放地哈薩克斯坦,做完手術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開了觸電式的對話。越過無邊的黑暗,病友 向他低聲說出福音,閃電般擊中了內(nèi)在的黑暗。他從此獲得了畢生戰(zhàn)勝恐懼的勇氣。

          索氏的終極關懷,與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轍。他們的三位一體,勾勒出俄羅斯文學的近現(xiàn)代輪廓。這是東正教文學的巨大光芒。在某種意義上,索氏就 是兩位先賢的翻版——不僅敘寫反抗黑暗和尋找光明的先知話語,而且還擅長文學敘事(盡管索氏的文學成就遠不如他的前輩,甚至不如同時代的納博科夫)。他是 孤獨的民族祭司,怒氣沖天地審判著這個問題輩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從美國歸來,開始向普京大帝致敬。這是一個富于戲劇性的激變。他把俄羅斯的衰落,歸咎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錯誤,同時盛贊克林姆 林宮的現(xiàn)任主人,能夠令俄羅斯重修強國地位。索爾仁尼琴甚至為“獨裁者”普京辯解說,西方民主處于嚴重的危機狀態(tài),而俄羅斯不應對此草率模仿。索氏就這樣 背棄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為捍衛(wèi)威權的政治神父。普京對此大喜過望,親自到索氏府上造訪,授予他聯(lián)邦國家勛章,還把先知衰老而憤怒的容貌,張貼到全國 的大街小巷。這是一場古怪的聯(lián)袂演出,塑造著一對互相取暖的國家英雄。從索氏到普京,俄羅斯艱難輪回了100年,并沒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陰影。

          但在自己的故鄉(xiāng),國家主義先知遇到了比專制更陰險的敵人——它從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們。在索氏批判市場之后,市場對他實施了反審判。富裕起來的“新 俄羅斯人”主宰了這個自我更新的國家。索氏著作的銷售量急劇下滑,他的短篇小說集《崩解的俄羅斯》只賣出區(qū)區(qū)5000本,甚至不到一個平庸的暢銷書作家的 百分之一。人們在書店里已經(jīng)很難聞到他所散發(fā)的氣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發(fā)表憤世嫉俗的演說,偶爾也閃現(xiàn)于電視屏幕上,猶如一件沾滿塵土的古董。在全球娛 樂時代,先知早已喪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這正是思想和文學的最大悲劇。2008年,他和反抗文學一起中風,死于人類狂歡的午夜。(原載英國金融時報中 文網(wǎng),發(fā)表時標題有所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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