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fā)展，中國取得了一種經濟上的自信，進而建立起一種文化上的自信。我們按照西方的標準來做，做得比西方更出色，這使我們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自信。最近的北京奧運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奧運會純粹是西方的產物，起源于西方，比賽項目和評判標準都是西方設定的，但是中國辦了一屆不比西方差的奧運會，不僅比賽場館、后勤保障、志愿者服務是世界一流，而且中國獲得的金牌數超過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國成為自1920年以來，第四個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第一的國家，前三個國家是美國、蘇聯（獨聯體）和德國，這標志著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跨入世界前列。

　　成功的“西化”強化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而這種自信產生了一個相反的結果，那就是在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上回歸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這次奧運會開幕式大量地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號來體現民族的文化認同，并且以中國博大精深、歷史久遠的“和”的思想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文化職責。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度遭到唾棄、被批得體無完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第一次受到官方和民眾如此尊重和表彰，并被視為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來源之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西化”的成功反而促成中國在文化上對傳統(tǒng)的認同與回歸？

　　二

　　與今天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代以來以“西化”為內容的中國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與失敗，都加重了我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背離和批判，“西化”的不成功帶來的是要求進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盤西化”。

　　第一、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連遭挫敗，這直接導致了后來的洋務運動，當時洋務官僚實施“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同時，尚且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到了1895年甲午戰(zhàn)爭敗于日本，維新派發(fā)動了戊戌變法，開始對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進行革新；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后，迫使清政府實行了更為激進的新政：廢科舉、興西學，預備立憲。直到辛亥革命后，議會民主制的受挫激起了更為激烈的“全盤西化”運動。

　　中國現代化的努力屢屢受挫，造成我們對歷史的否定和對傳統(tǒng)的詆毀不斷升級：從器具詆毀到政體，從政體詆毀到整個文化價值，甚至于詆毀到我們的文字，乃至詆毀到“國民性”本身。1915年前后，中國在內憂外患中衰落到了極點，知識界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顛覆也進入新高潮。陳獨秀在其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上發(fā)文力倡文化的西方化，他斷言：儒教與現代生活絕不相容，東西文化的差異是“奴隸”與“自主”、“保守”與“進步”、“退隱”與“進取”的差異，因此要把儒教徹底打倒。當時，舊學功底深厚的中國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還提出了最激進的“廢滅漢文”的主張，錢認為，漢字屬于象形文字而不便識寫，字義含糊文法不精，因此無法表達現代的新事新理，不可能適用于二十世紀，廢除漢字后可以用世界語代之�！叭�盤西化”論的始作俑者胡適更曾撰文指責中國人為“又愚又懶的民族”，“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胡告誡青年，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唯一的出路在自己認錯而全心全意地學習西方�！拔覀儽仨毘姓J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庇纱丝梢姡�中國知識界對西化改革受挫的反思，從未針對西學本身進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將原因歸之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國民性甚至于中國的人種。

　　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傲立于世界東方，政治上與周邊國家建立了“朝貢體系”，文化上則始終“以夏變夷”。近代在遭遇西方列強侵略后，不斷地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這種古今巨大的落差激起了國人急切的追趕心理，轉而向西方尋求富民強國之路。但西化之努力連連受挫，國人不由產生了深刻的文化自卑心理，進而又對傳統(tǒng)文化發(fā)動了更猛烈的批判，以求脫胎換骨。這構成了從“新文化運動”直至今天的一個主流敘事，其指向是傳統(tǒng)文化以及現實政治背后的所謂“封建專制”的陰影。“文革”后的反思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新文化運動”的敘事方式，于是在20世紀的80年代出現了一場以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為價值導向的“思想啟蒙”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將“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進一步內化，其核心敘事是“中劣——西優(yōu)”，不但要以西方價值作為認識中國歷史與現實的最高準則，更要以西方價值作為改造當代中國的標準。

　　三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發(fā)生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共和國成立60周年以及“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這預示著中華民族已站在一個發(fā)展的歷史拐點上——現代化所取得的成果鑄就了我們的民族自信，而這種自信要求我們重新返回傳統(tǒng)，吸收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以此實現民族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進而帶動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在未來的20年如果能夠順利地完成工業(yè)化，尤其是制造業(yè)的現代化，那么這樣的文化復興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一次遭遇挫折，是否還會再次興起強勁的反傳統(tǒng)浪潮？自由主義的思潮是否會重新成為中國的主流敘事？這樣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

　　當前，思想界對于“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tǒng)思潮有三種態(tài)度。第一種是“順著講”，這依然是中國目前較強勢的話語，即高舉西方的“民主”與“啟蒙”的大旗，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遇到的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為政治問題，并在其背后尋找所謂三千年封建專制的余毒。第二種是“接著講”，“接著講”是馮友蘭曾使用過的詞，他指的是要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傳統(tǒng)思潮進行反思和揚棄，要分別看到其正面與負面的效應，尤其是對負面效應做出評價。也就是說，要正確處理近代以來中國所面對的兩對主要矛盾：中與外、古與今的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主張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即要以中國為中心，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第三種態(tài)度是“對著講”，這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與“新文化運動”的思潮相對立，反對全面詆毀中國的傳統(tǒng)與歷史，反對“全盤西化”，要求大量恢復傳統(tǒng)文化符號和文化精神，把民族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自尊結合起來，并按照中國自己的需要來規(guī)劃未來的現代化進程。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世界結構中的位置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對西方“仰視”的時代已結束，現在正進入一個中西“平視”，即平等對話的階段�？磥恚�只有以中國為中心，“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才能重新確立我們民族未來發(fā)展的價值目標，才能建立起凝聚民族的價值共識，也才能使近代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的中西、古今兩大對立得到和解。

　　(本文載于《社會觀察》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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