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在錢鍾書先生和他們的獨生女兒錢媛相繼去世后，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寫出了家庭回憶錄《我們仨》。書還沒上市，已有多家報紙選刊部分章節(jié)。我迫不及待地等著拜讀，不僅因為錢先生是我從青年時代就景仰的大師，而且我還幸運地與錢先生有兩面之緣，通過幾次信，有過幾年短暫的交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這一生，如果有這么兩次與敬仰的智者談話，所愿已足！”

　　一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學期間開始接觸錢鍾書先生的著作，先是《圍城》，再是《管錐編》，對先生的博學睿智佩服得五體投地。一九九○年，我在舊書店淘到一本徐燕謀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編寫的英文散文選讀，書前有錢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錢先生和徐先生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舊體詩集也是錢先生作的序。當時我正在編《文匯讀書周報》，就約請徐先生的學生陸谷孫先生翻譯這篇文章。陸先生一口答應，但要我先征得錢先生同意。我冒昧寫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學所轉錢先生。過了幾天，收到錢先生的回信，信中說：“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懷。承寄示一篇，不過其中末例。似不必勞谷孫先生大筆迻譯，所謂‘割雞焉用牛刀’。貴刊并無‘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補白之下策�。俊�

　　第二年下半年，我約請上海師范大學的林子清先生寫了一篇回憶錢先生在暨南大學時期的文章。為了慎重起見，我把校樣寄了一份給錢先生，請他定奪。錢先生在回信中說：“子清同志此文實可不寫。盛情可感，而紀事多不確實，或出記憶之誤，或出傳聞之誤。遵命刪改一下，請子清同志過眼，并請他原諒。回憶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謂‘創(chuàng)造性的回憶’。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實人，對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際關系’實況，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話也刪掉了。”所謂“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當年暨南大學的教師詹文滸、李健吾和方光燾。錢先生在校樣這一段的旁邊批道：“都似可刪。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徒扯篇幅。”錢先生不僅把林先生的文章刪去五分之一，還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說有一次他看到錢先生在讀《胡適文存》，讀得哈哈大笑。錢先生刪去這段話，在旁邊寫道：“恐無此事，《胡適文存》我在中學時閱過，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焙髞砦野彦X先生改定的校樣給林先生看，林先生扯著大嗓門說：“我可以對天發(fā)誓，錢先生那時看的肯定是《胡適文存》！”盡管如此，我還是尊重錢先生的意見，把那段話刪去了。文章中還提到錢先生講文學批評課時說，他的講課內容與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有相似之處。錢先生刪掉了這段文字，并在旁邊寫道：“并非事實，恐系誤記。我只說朱先生的書主要利用法國Delacroix的Psychologie de L’Art，而大家不知道�！卞X先生把文中講到他翻譯毛澤東著作的幾句話也刪了，旁批說：“此事不宜講。譯事乃‘集體工作’，故譯本上無參加人姓名，中央政策，我怎好出頭居功！”從報上選刊的章節(jié)看，楊先生在《我們仨》一書中倒沒有回避此事，而有詳細敘述，還說到錢先生在翻譯毛選時，發(fā)現原文有個錯，他堅持說：“孫猴兒從來未鉆進牛魔王腹中。”負責毛選翻譯工作的胡喬木從全國各地調了不同版本的《西游記》查閱，證明錢先生的話是對的。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兩句。

　　二

　　錢先生有一次在電話中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但是下過《管錐編》這樣一只金蛋的“母雞”，誰又能不想見呢？

　　終于讓我逮著一個好機會。一九九一年秋天，陸谷孫先生主編的《英漢大詞典》出版了上卷，因為書名是錢先生題寫的，所以我就自告奮勇向陸先生提出，給錢先生送樣書。憑詞典這塊“叩門磚”總可以叩開三里河南沙溝的錢家大門了吧。

　　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錢先生答應召見。約定時間，我捧著詞典來到錢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錢先生不僅沒讓我難堪，還特別熱情把我拉到沙發(fā)上坐下，問我多大。我說二十八歲。錢先生馬上說：“奧斯卡·王爾德說過，天才也不如二十八歲�！蔽液髞聿榱瞬簧偻鯛柕碌臅�，也沒找到這句話。但我當時就覺得錢先生讀書多，學問好得不經意間就會溢出來。

　　錢先生翻看著《英漢大詞典》，夸陸谷孫先生了不起，可以和薩繆爾·約翰遜媲美。有一篇文章提到錢先生曾把約翰遜的那本詞典翻爛了，他說：“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詞典？不過，約翰遜的詞典編寫得很有趣，如‘枯燥’這個詞的例句就是：編詞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那一年，錢先生已過了八十，但精神矍鑠，毫無老態(tài)。記得我們談話時，有郵遞員送掛號信上門，錢先生忙著找印章，奔進奔出，異常靈活，根本看不出是個八十歲的老人。那天我?guī)Я恕秶�城》等幾本書請錢先生簽名，錢先生一一題詞簽名蓋章，又送了我一本《人·獸·鬼》和《寫在人生邊上》的合集，但聲明這本書他并沒有同意再版。

　　三

　　從北京回上海后，我恭恭敬敬地用毛筆給錢先生寫了一封信，寄了幾張我給他們拍的照片，并約請他們?yōu)椤白x書周報”寫稿。沒幾天就收到錢先生的回信，夸了我兩句后說：“具有如此文才，卻不自己寫作，而為人作嫁，只忙于編輯，索稿校稿，大似美婦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當接生婆（舊日所謂‘穩(wěn)婆’）。但是我們已無生育能力，孤負你的本領，奈何奈何！”

　　因為那次去北京時帶不了太多的書請他簽名，我又給錢先生寄了幾張紙，請他簽名后貼在他的其他幾本著作上。錢先生簽名蓋章后馬上寄還，用毛筆附了一封信，說“右拇仍倔強，如老殘游記所謂夾生魚翅也”。

　　沒多久，我看到報載北京某作家準備寫錢鍾書傳，據說得到錢先生本人首肯。我對這位作家印象不佳，不怕多管閑事，寫信給錢先生直言我的看法。錢先生回信說：“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時挨斗被迫‘低頭！’。他向楊絳軟磨，通過內線，又來軟磨我。湖南土諺：‘烈女怕纏夫’，我勉強消極地由他去干（與積極地支持或許可還有區(qū)別——天主教Casuistry最講究這一點）。反正有另外兩位好事者已寫成我的傳，其中一位還請我在南京的堂弟鍾韓審看修改過后，送南京文藝出版社（向我要照片，我才知道，言詞拒禁，不知有效否）。我已成為一塊腐爛的肉，大小蒼蠅都可以來下卵生蛆，也許是自然規(guī)律罷。謝謝你的關注。”到今天，錢先生的傳記已出版了過種，沒有一本能把錢先生寫活的。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中評《顧亭林年譜》時說：“昔人謂作譜之才，須與其人相稱，誠知言也�！� 這位作家一直沒有寫成錢鍾書傳，看來他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陣子，我買到幾張榮寶齋印制的水印信箋，請我認識的文化人寫字留念。我也寄了兩張給錢先生和楊先生。但錢先生回信說：“我本不善書法，前幾年面軟主意不牢，應人之請，胡亂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罰。三四歲來，右拇痙攣，不能運用毛筆，多方醫(yī)療，勉強可以鋼筆作字。足下書法娟秀，而要我獻丑，以弗洛伊德潛意識論深求之，不免居心殘忍！故我若應命，便為足下增添罪過。寄紙?zhí)�精妙，若涂抹壞了，是我暴殄天物�?br>若沒收了，是我貪黷人財，左右都是罪過。故謹璧還，彼此都清清白白，無可非議。一笑。”楊先生在信末附言：“我完全同意錢鍾書的話。”

　　求字碰壁，也在意料之中。這之后，我錢、楊兩位先生那里還碰了好幾次壁。九二年底，我與幾位朋友籌劃開一家小書店，我想如果能請錢先生題寫店名招牌，一定能增色不少。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情，我給錢先生寫了一封信。不久接到錢先生的回信，信中說：“奉來信，又給我這個老東西以表現牛性的機會了！上次你寄紙請我寫字，我因七八年來右拇指不便運筆，敬謝不敏。為朋友交情，不肯獻拙；
倒為‘企業(yè)’的‘生意經’寫招牌之類，那是‘賣友 ’、‘賣錢’，雙重出賣。這是一。我字本不好，七年來因上述緣故，更謝絕了什么成都草堂、南京夫子廟、我故鄉(xiāng)勞什子的紀念館之類題詞寫聯。若看你大面子，一開此例，何以為絕呢？這是二。對不起，又使你碰了個軟（硬？）釘子。你記住，我是像Geothe Faust里的那個魔鬼，對什么事物都說：‘不行！’‘不對！’的�！�

　　有一回，我看到《隨筆》刊登了楊先生為新出散文集寫的序言，就寫信給楊先生寫信，希望能先發(fā)表幾篇未刊的文章。楊先生正病后療養(yǎng)，由錢先生代為回復：“零星轉載，大似舊戲中角色未出場先唱一句，官僚未上堂先咳嗽三聲，已成時流慣例。愚夫婦素無此排場，偶然被編者強自專擅，實乖本愿。”又說：“足下雅人，‘無一點塵俗’，何必蹈報人補白常習，出此下策！‘所請不準’，正是另眼看待也！”

　　四

　　錢先生去世已四年多，回憶紀念文章發(fā)表了不少，很多作者都是錢先生數十年的老朋友或學生，自然有相當詳實的內容。我寫這篇文章，只能如錢先生所說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錢先生先后寫給我的十來封信，都像他的散文、他的談話那樣妙趣橫生，所以在這篇回憶文章中盡量多引一些。

　　有一年中秋前，我寄了兩盒月餅給錢先生，馬上獲錢先生的回信：“衰病以來，口腹之欲大減，眼讒涎滴，如高衙內見陳麗卿之徒生‘眼里火’。兄一片美意，不料作成我為Tantalus，一笑。”但隨即又收到他的來信，說：“本想報告你，我不是圣安東尼，經不起引誘，還是吃了一個惠賜的月餅，好吃得很。但還有克己工夫，見好便收，送給我女兒的侄子等分吃了！此外，我只吃了一個汕頭送來的綠豆月餅，也算嘗新。‘想當年’（其實是六七年前我大病之前），真有今昔之感，Coleridge詩所謂：‘When I was young / Ah, Woeful When! ’”

　　九二年中，市場上突然出現一本《圍城之后》，鬧得沸沸揚揚。我在一封信中問及此事，錢先生回信說：“《圍城之后》已請‘版權代理公司’交涉。聽說‘暢銷’，我住宅前書攤上都大字：
‘XXX杰作《圍城》和《續(xù)集》’。……有一位美國人訪華，據說是《圍城》的fan，見到《續(xù)集》大罵‘impudent trash！’又指出一些英文上的幼稚錯誤，聽說作者也吸收了。”《讀書周報》后來刊發(fā)了一組文章談對《續(xù)集》的看法。錢先生看了報紙后來信說：“某君一文‘大不了一本書’則混‘法權’與‘藝概’為一談，正如兄所說我‘對外界不大了解’。西方凡作家去世未滿五十年者，其遺作都有一個所謂‘Estate’管理，‘續(xù)作’者必須得Estate同意并議妥條件。Scarlett亦屬此類，例證甚多（如英國已故作家Alistair Maclean之偵探小說‘續(xù)作’），不必多舉，看London Review of Books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即見一斑�！庇终f《周報》上有文提到一個法國作家說的一句名言，其實是從《管錐編》里“竊取”，這個作家的書“極不易見，弟轉引之”，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卻不注明出處，還把作家生活的年代搞錯。“乃知今日作家伎倆，非特我‘不大了解’，即wittier如兄者亦為騙過矣。”錢先生在信的最后說：“不足為外人道，稍存忠厚。至囑至囑。”所以我今天也不便點出作者名字和具體內容。

　　五

　　九二年十一月，我又去北京組稿，給錢先生打了電話，希望能再去拜訪他。錢先生同意我去，但在電話中約法三章：第一，不能送禮；
第二，不能照相，他說年輕人總喜歡找老頭子合影，把老頭子當陪襯人，他不干；
第三，不能寫報道。我當然一一答應。

第二天，十一月十八日，我再次走進錢先生家。錢先生與我并排在書房兼會客室的沙發(fā)上坐定，問我此番到北京有何公干。我說，看望老先生。錢先生說，老頭子有什么好看，不如看看年輕的女作家。談到《讀書周報》，錢先生說，報紙很精彩，可以看到老人的不可靠回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年輕人的互相吹捧。

　　話題就從《圍城續(xù)集》說起。我給錢先生看一張報紙，上面說續(xù)集曾得錢先生同意。他說，這是吹牛。他給我看了一份出版社的道歉信，毀版、賠一萬三千元。錢先生也看了續(xù)集，覺得太差，讀不下去，但也犯不著為之發(fā)火。臺灣一家報紙說他大光其火，所以報紙上的話都靠不住，說不定幾十年后有人會把報紙內容作史料，可見不可信。

　　我向錢先生請教他對幾個文化名人的看法。對王國維，錢先生說一向不喜歡此人的著作，在《談藝錄》中曾講到，若王國維真的看全叔本華的書，就不會用來評《紅樓夢》了。王國維從日本了解西方哲學，自比嚴復的眼界要寬，但嚴復海軍出身，能了解西方（主要是英國）哲學，已是相當不容易了。他說林琴南有首詩，寫的戊戌變法失敗后，林半夜去給嚴通風報信，讓嚴連夜逃出北京，才免遭劫難。

　　對陳寅恪，錢先生說陳不必為柳如是寫那么大的書。陳寅恪注錢牧齋的詩，漏注一處，即《管錐編》中引的《楞嚴經》的出典。他說陳寅恪懂那么多種外語，卻不看一本文藝書，就像他以前說的比喻，擁有那么多宮女，可惜是個太監(jiān)，不能享受。

　　對張愛鈴，錢先生很不以為然，說張愛玲近視，又不戴眼鏡，總是瞇著眼，又喜歡穿怪里怪氣的衣服，還不如蘇青樸實些。我說他在美國回答水晶的提問時，曾夸過張愛玲。錢先生說：“不過是應酬。那人是捧張愛玲的。”楊先生在一旁說：“勸他不要亂說話，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證�！卞X先生說無所謂。又說到張愛玲的祖父張佩倫，是李鴻章的女婿，打了敗仗回來，李鴻章的女兒寫了兩首詩：“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錢先生一邊念一邊還用雙手做著眼淚汪汪的樣子。

　　對胡喬木，錢先生還是很有好感的。文革后，胡喬木問他有什么著作，他說寫了《管錐編》，胡想看看，錢先生就挑了幾段給胡看，特別挑了談宗教的那段，覺得可能與正統(tǒng)看法不一致。不料胡喬木看了大為欣賞，全力促成出版。楊先生說《干校六記》的出版也全仗胡喬木的支持。

　　談到錢穆，錢先生拿出一本錢穆紀念集，翻給我看：有錢鍾韓的題字，有錢某某的題字，沒有錢鍾書！他還說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到他的內容都不準確，書中說在常熟遇見他，可他從未到過常熟。錢穆有一本書的序言，是他在十幾二十歲時代他父親寫的。言下頗為得意。

　　我又與楊先生談起楊必，問是不是有人想撮合楊必與林同濟？楊先生說，沒有這回事�？箲�(zhàn)前，錢先生和楊先生曾與胡適在陳衡哲家有過一次tea party，林同濟帶著他的前妻也來，所以見過林同濟一面。我聽說楊必很喜歡讀《兒女英雄傳》，所以文筆受其影響，很流暢。錢先生說，沒聽說楊必怎么喜歡這本書，但他卻很喜歡。

　　錢先生說自己身體不好，晚上睡不好覺，前列腺也有病。每周住兩天醫(yī)院，平時跟楊先生練鶴翔功。

　　我看到錢先生的書桌上攤著一本外文書，旁邊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著英文筆記。前一次去拜訪的時候，錢先生就給我看過他的幾本筆記，其中有一本是他文革中患病時記的，十六開的本子上大字歪歪斜斜只記得下三四行。現在商務印書館要影印錢先生的全部筆記，應該也會收錄這一本。

　　臨別時，楊先生說，天氣陰暗，但愿不要下雪。我說正盼著下雪呢。楊先生說，現在北京已沒有什么雪景可看了。我說以前曾用雪水泡過茶，但水很臟。錢先生說，那是詩里寫的東西，還是讓張愛玲去抒寫詩意吧！

　　六

　　我與錢先生就見過這么兩次。我在上海隔幾個月會給錢先生打個電話問候，錢先生在電話中也很健談。有一次我們報上刊發(fā)了一篇枕書先生寫的回憶傅雷的文章，其中說到楊必翻譯《名利場》時經常向傅雷請教，錢先生說這是不可能的，楊必有問題總去問他們，怎么會向傅雷請教呢？他和楊先生兩個人爭著說了很多傅雷的事。后來楊先生還專門寫來一封信，要求登在報上，糾正枕書文章的說法。

　　九三年，我在上海的外文舊書店里買到一本英譯蘇東坡集 Selections From Works of Su Tung-p’o，一九三一年倫敦Jonathan Cape初版，扉頁上有已故英國文學專家方重先生題寫的一九四四年十月于劍橋的英文字，不知怎地流落到舊書店。翻譯這為英國人Le Gros Clark（中文名字李高潔），他太太配木刻插圖。記得錢先生在清華讀書就看到這本書，并在《清華周刊》上發(fā)表過一篇書評，在肯定李高潔的譯筆時，也指出一些誤譯，如將“蘇子”譯成“蘇的兒子”，將“東坡居士”譯成“退休的學者東坡”等。錢先生在文章中還夸獎李夫人的木刻插圖，說此書因這些漂亮的木刻和尾飾而魅力大增，再現蘇東坡的神韻，以至于我們只有贊美，無暇批評，就是看看也滿足了。在《談藝錄》中，錢先生提到為這本書寫過序。但我買的那個版本卻沒有錢先生的序。我寫信給錢先生詢問，錢先生回信說：“Le Gros Clark乃當時Sarawark Borneo的Governor（英國殖民高級官），由其老友德國人（清華教授）先請我介紹，又審看譯文，為再版作序。其夫人才貌雙全，我們在英時，他們回國述職，特請我們在牛津大飯店晚飯。其弟為牛津生理學教授，亦請我們吃飯。以后又通過幾次信。我們去法國后遂失去聯系。想其夫婦皆已去世。

‘李高潔’乃其自用漢名。”

　　這是錢先生給我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錢先生住院治病，也無法在電話里交談。我過一陣子打電話去他家詢問錢先生的病情，有時是楊先生接的電話，好幾次是錢媛女士接的。楊先生不太愿意談錢先生的情況，但錢媛女士談得很詳細。再后來聽說錢媛女士也因病住院。據介紹，這本《我們仨》是錢媛女士在病床上開始寫的，但僅寫了五篇就去世了。兩年后，錢先生也故世�！拔覀內�人就此散了。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楊先生在《我們仨》中說。但楊先生并沒有閑著，“夢魂長逐漫漫絮，身骨終拼寸寸灰”（錢先生為楊先生構思中的小說所寫的詩句），這幾年不僅翻譯了柏拉圖的《裴多》，還整理了全部錢先生的手稿，再接著錢媛寫完了這本回憶錄。

　　我在這里以一個與錢先生有過短暫交往的后輩，感謝楊先生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愿楊先生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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