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記述了自己的歷史，多數(shù)人會當作真理、宗教信仰般對待自己的歷史。但隨著考古學新發(fā)現(xiàn)、出土文物的新發(fā)掘，不斷挑戰(zhàn)、甚至刷新了早有定論的科學結論。比如，直立行走的人類是由靈長目動物進化而來，當一個名叫達爾文的科學家經(jīng)過周密研究重新強調它為事實后，卻在今天遭到了西方社會精英群體的猛烈攻擊。人們幾乎難以理直氣壯地斷言曾經(jīng)被認定的結論，今后不會在某一天被一個事實顛覆。也許這種存疑的態(tài)度本身更接近科學精神。

　　在現(xiàn)代人的描述中，人們對于制度史的認識，早已明確地定格；
民主制度理所當然地是“文明時代”的偉大創(chuàng)造，是直到近代才逐漸繁榮起來的一套游戲規(guī)則。這種認識由來已久，自古而然，用美國學者霍貝爾的話說：“古老的政治哲學認為，初民生活在一個犬牙魔爪暴虐統(tǒng)治之下的社會里，這一認識是毫無事實根據(jù)的。”（《初民的法律》31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自古以來的這種錯誤猜測充分體現(xiàn)了“文明人”的自負，我們把制度結構中理性的部分理解為“文明時代”的產(chǎn)物，而將制度結構中對人類構成傷害的部分看作是歷史的饋贈。這種成見即使不能說是顛倒黑白，至少也必須指出，這是人類對于自身歷史最荒謬的誤讀。

　　與達爾文大致同時代的英國學者弗雷澤（《金枝》）和美國學者摩爾根（《古代社會》），用嚴謹?shù)难芯拷沂玖巳藗冊谶h古時代或者說原始社會的生活面貌，描述了原始文化和原始民主制度的真相，這標志著人類對于遠古時代歷史的荒謬認識的終結。

　　在原始社會，那些被稱作酋長或者國王的政治領袖，其遴選、上任、下臺都在民眾的掌握之中。在有的酋邦，民眾如果對國王不滿意，只要送上幾顆鸚鵡蛋就能讓事情圓滿解決。弗雷澤介紹說，在18世紀的某一天，非洲埃俄王國的一個民眾代表團，受廣大民眾的托付，來到國王的宮殿，送給國王一些鸚鵡蛋作為禮物。這些禮物的含義是：國王您肩負執(zhí)政的重任一定很累了，現(xiàn)在是應該考慮擺脫繁重憂勞、輕松地休息睡眠的時候了。國王收到這份禮物，知道民眾已經(jīng)不滿意他了。他恭敬地向代表團致辭，感謝臣民為他的健康舒適著想，然后退回自己的內(nèi)室去歇息。表面上看好像是去睡覺，實際上他一進房就必須吩咐他的女人將自己勒死。整個過程很快就會完成。國王死后，他的兒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fā)生過一樣，安安靜靜地上臺執(zhí)政。這樣的習俗一直延續(xù)到18世紀末期（弗雷澤《金枝》404頁，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原始社會民主制度的完備和徹底由這個故事可見一斑。

　　摩爾根對原始社會之氏族制度的政治特征進行了這樣的總結：“氏族制度本質上是一個民主制度。每一個氏族、每一個胞族、每一個部落，都是一個組織完備的自治團體，當幾個部落聯(lián)合成為一個民族時，其所產(chǎn)生的政府的組織原則也將同該民族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活動原則相協(xié)調�！保�摩爾根《古代社會》19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在原始社會發(fā)展為階級社會的漫長過程中，有的民族過早出現(xiàn)了君主制度。隨著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君主制度卻越來越朝著集權、專制的方向發(fā)展。一個政治家越是才能超群、意志強大，他對原始社會的民主原則就背叛得越是徹底�？梢哉f，這是人類史上一個極其奇怪的逆流。

　　可是，也有一些民族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極為尊重歷史上的民主原則，千方百計呵護這種文明原則。就在埃及的法老、中國的周王號令四方時，古希臘城邦中的貴族們卻依然像氏族時代那樣商議公共事務，還常常召開國民大會對貴族們制定的政策和各種方案進行表決。這種對于國家事務的全民參與，對于治國和衛(wèi)國責任的全面承擔，忠實地體現(xiàn)了氏族時代“全體氏族成員共同負責”的政治原則。直到希臘北方的君主國家馬其頓將雅典、底比斯、科林斯、卡爾基斯等等城邦共和國全部征服之后，這些城邦的民主制度才被摧毀，希臘世界才跟埃及、中國一樣，進入君主制度時代

　　君主制度是對原始社會民主原則的全面背叛和摧毀，所以摩爾根旗幟鮮明地指出：“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摩爾根《古代社會》19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根據(jù)弗雷澤和摩爾根的研究，人類不僅擁有像亞歷山大和秦始皇那樣實行專制和奴役的歷史，同時擁有更加漫長的民主制度歷史。人們習慣上認為，人類作為一種物種已經(jīng)擁有三百萬年的歷史，也就是說人類的原始社會是從三百萬年前開始的。嚴格意義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人類社會的流行卻不到三千年時間。

　　既然民主制度在歷史上延續(xù)了三百萬年，專制制度不過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說民主制度更加適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類神經(jīng)深處的刻痕比專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當我們不得不為三千年專制史所留下的罪惡感到恥辱時，我們是不是更有理由為三百萬年的民主制度史感到欣慰和驕傲？三百萬年的民主傳統(tǒng)，其力量不足以低檔三千年的專制傳統(tǒng)的挾持和規(guī)范嗎？如果我們越過三千年專制制度之慘痛歷史，地球上每個人都可以驕傲地宣稱：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著自由、民主的血液，我們擁有三百萬年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經(jīng)驗。

　　令人遺憾的是，人類對于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一直沒有明確意識到，當弗雷澤和摩爾根向人類揭示這一歷史事實時，人類幾乎沒有予以起碼的重視。尤其不幸的是，弗雷澤和摩爾根的言論甚至沒有機會像達爾文的學說那樣遭到全社會的反對和聲討，因而無法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至今為止，他們的學說局限于研究歷史的少數(shù)學人之中，而不被公眾所了解。

　　當年的達爾文一定沒有意識到，那些對著他大吐唾沫的歐洲紳士們，為他的進化論之普及所做的貢獻是如何地與日月同輝。就此而言，一百個捍衛(wèi)和宣傳進化論的赫胥黎所能造成的影響，也比不過那些陣營強大的反對者們。

　　假如弗雷澤和摩爾根酒泉之下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他們對當年幾乎被“文明世界”的唾沫淹死的達爾文，該是多么羨慕不已。

　　好在人類在近幾百年來的歷史實踐中，一直在將原始先民（被稱為野蠻人）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實踐，轉化為所謂“文明人”建設民主政治的偉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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