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癥結(jié)

　　我想從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談起，因為他的批評引起了許多中國人的注意。有人反對，也有人贊成。

　　那么，我們怎么看待顧彬的批評呢？當代中國文學的成就究竟是大還是小呢？

　　評判標準：一要看對中國的影響。二要看對世界的影響。

　　現(xiàn)在科技進步為考察作家及其文學作品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極為簡便而客觀的方法：那就是上網(wǎng)，通過yahoo,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一下，看看網(wǎng)上提到了誰，是從哪個角度提到的；
當然也可以用老辦法：翻翻辭書，看哪些辭書收了誰，收了什么作品：一般情況，越是初級的辭書（如小學生詞典、兒童百科全書等）收的越有影響。通過外文網(wǎng)站和辭書可以看出該作家在國外的影響程度。稍作調(diào)查，就能得出答案。

　　我想，我們得出的答案大概是：我們的當代文學有成就（盡管有許多作品的確是垃圾），但成就不大，跟1949年以前比有相當差距。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曹禺、郭沫若、冰心等老一代作家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而且還要延續(xù)下去。1949年以后出現(xiàn)的作家裡大概找不到一個超過他們或者像他們這樣有影響的作家，連他們自己（如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等）也沒能超過自己1949年以前的水平。跟世界上一些先進國家的文學比，差距就更大了。我認為，主要在兩個方面有差距。那就是思想的深度和藝術(shù)手法的創(chuàng)新都還沒有達到足以令世人嘆服的程度。其實當代中國沒有出現(xiàn)令世人矚目的大作家是不奇怪的，因為成就一個偉大作家，除了作家本人的主觀條件以外，還需要一些客觀條件。

　　客觀條件包括政治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兩個方面。

　　政治環(huán)境是指最高當局的文藝政策和統(tǒng)治嚴密程度。1949年以前，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雖然不利于文學發(fā)展，但它們的統(tǒng)治不夠嚴密，作家有空子可鉆，因此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寫。這樣就出現(xiàn)了一批大作家。1949年以后到文革結(jié)束，“無產(chǎn)階級專政”無比嚴密，作家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監(jiān)督，而且懲罰也無法無天，空前殘酷，其殘酷程度遠遠超出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代，也遠遠超出了野蠻的沙皇時代和蘇聯(lián)時代。反胡風，反右，直到文革，運動不斷，帽子滿天飛，作家動輒獲咎，往往被整得家破人亡，萬劫不復。胡風因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文藝主張而坐牢幾十年，張揚因《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即使像老舍那樣歌頌新生活受到當局高度肯定的作家也難免被迫自殺。有些作家剛剛嶄露頭角就被打成異類，剝奪了寫作的權(quán)利，不能再繼續(xù)寫下去。例子很多，不勝枚舉。謹小慎微，戰(zhàn)戰(zhàn)兢兢，自然很難寫出好作品來，即使按照最高當局的配方，寫出一些在當時看來頗受讀者歡迎的作品，也因經(jīng)不起歷史檢驗而被時間淘汰了。很多作品是配合各種政治運動寫的，缺乏藝術(shù)魅力，時過境遷，難免被人忘記。另外，在教育上要求青年做螺絲釘，反對青年成名成家，則從根本上斷絕了青年進取向上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后，政治環(huán)境寬松了，出現(xiàn)了一批好作家好作品，如劉心武，賈平凹，叢維熙，古華，柯云路，李國文，陸文夫，張賢亮，莫言，蔣子龍，馮驥才等等，等等。我們都曾經(jīng)欣賞過，感動過�？墒墙又�又出現(xiàn)了市場大潮。在市場大潮的沖擊下，真正認真搞文學的人已寥寥無幾。不過這些年來也出現(xiàn)了許多頗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如王小波、鐵凝、舒婷、王安憶等，他們的作品的確受到了許多國人的喜愛。但是還沒有出現(xiàn)令世人矚目的大作家。要出現(xiàn)這樣的大作家，除了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以外，還需要濃厚的文化氛圍。

　　所謂文化氛圍，指的是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包括：一、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水平，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必須借鑒前輩作家和同輩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如果前輩作家和同輩作家水平不高，那他的水平也不會高到哪里去。這就像珠穆朗瑪峰只能出現(xiàn)在喜馬拉雅山脈上而喜馬拉雅山脈又只能出現(xiàn)在西藏高原上一樣。二、專家們對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翻譯、研究和評論水平。這是向作家提供營養(yǎng)的基地，就像登山隊的后勤保障一樣。本國文學的研究也許尚能差強人意。但是外國文學的譯本無論數(shù)量或質(zhì)量跟先進國家相比差距都很大，就拿享譽世界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來說，一些中文譯本簡直令人不能卒讀，研究根本談不上。這里我想特別強調(diào)一下無私無畏、有遠見卓識而又滿懷激情的評論家在文學發(fā)展中的作用：俄國人的認識普希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偉大評論家別林斯基的指點的——我還沒有看見我國有這樣的評論家。三、讀者的文化水平。大概可以這么說，有什么樣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樣的審美品位，有什么樣審美品位，就讀什么樣的文藝書。作家為了養(yǎng)家糊口，不能不迎合讀者的口味。四、出版社出書的價值取向。出版社出書也不能不考慮市場需要。這四者互為因果互相影響，構(gòu)成了文化氛圍。沒有濃郁的文化氛圍，很難生長出偉大作家來；
而形成濃郁的文化氛圍，卻不是一朝一夕可能奏效的事。這需要各方面的有識之士痛下決心，共同努力。

　　中國當代迄今未能出現(xiàn)偉大作品和偉大作家，主要應歸咎于客觀條件。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上文提到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客觀條件，這里想談談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主觀條件。著重要談的是外語和借鑒外國文學的作用。

　　顧彬教授說中國當代作家大多不懂外語，對外國文學的理解和了解非常差，差得很，不可能創(chuàng)作出好作品來。他的提法，過於簡單，也可能有失偏頗，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對。有人說作家寫作可以不懂外語，沈從文不懂外語，寫得也很好。其實不懂外語的作家可以找到很多：中國有，外國也有。反對者的這種論據(jù)不是沒有道理。決定一個作家能否寫出好作品來的因素很多，這里包括作家的天賦以及德、才、學、識各個方面。

　　那么，外語有沒有用呢？答案大概可以這么說：外語不是寫出好作品的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但的確可以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對不需要向外國學習者無用，對需要向外國學習者就有用，特別是在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滿足不了要求的中國。通過閱讀外國作品開闊思路，尋找靈感，有用。借鑒外國文學的最新成就，學習別人好的寫作手法和看問題角度也有用。中國新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魯迅、茅盾、巴金的創(chuàng)作實踐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日本近代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它的創(chuàng)始人坪內(nèi)逍遙是學英語的，二葉亭四迷是學俄語的，森鷗外是留學德國的，等等；
隨后日本每一次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如島崎藤村、夏目漱石、菊池寬、有島武郎等等，大都跟外語有過深厚的因緣。即使在文學比較先進的國家，外語對作家也是有用的。德國大詩人歌德就通曉英語和法語。愛爾蘭的著名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爲了讀易卜生的作品曾學習過挪威語。以俄國文學而論，為世人所稱道的一些大作家，例如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也都通曉不止一種外語。他們不僅精通本國文學，而且也熟悉外國文學。

　　世界上有很多大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跟他們借鑒外國文學是有密切聯(lián)系的。

　　我們可以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做例子。俄國學者弗里德連杰爾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特點時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個特點，他不是把自己的藝術(shù)作品僅僅視為個人努力創(chuàng)作的結(jié)果，而是把它看作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眾多作家集體創(chuàng)作的繼續(xù)，也是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發(fā)展中共同的（就其本意而言）的傾向和規(guī)律的表現(xiàn)。這一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經(jīng)常不厭其煩地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及自己的寫作方法同另一些作家，諸如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勒薩日、席勒、巴爾扎克、喬治·桑等人作品和創(chuàng)作方法所進行的比較中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總喜歡把自己的長篇小說，把自己的前輩和同時代人的作品置於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把它們看作完成人類歷史向各個民族和各國文學所提出的共同任務的必要環(huán)節(jié)�！保▍㈤喐ダ锏逻B杰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施元譯，胡德麟校，上海譯文出版社版，第141頁）

　　連西歐北美一些大作家也是借鑒外國文學的。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出版以后，在俄國國外就產(chǎn)生了許多追隨者，據(jù)一些學者研究，法國保爾·布爾熱的《門徒》、安·紀德的《梵蒂岡的地窖》、阿·加謬的《局外人》、美國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都明顯地受到了《罪與罰》的影響（參閱同上書，第261-263頁）。

　　不言而喻，外語是作家了解和借鑒世界文學的重要工具，但絕不是唯一的工具。在現(xiàn)實生活裡，我們當然也不能要求一個作家非通曉外語不可。但有志於問鼎世界文學桂冠的作家卻應該從世界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中汲取有益的經(jīng)驗，這應該是不會有異議的。

　　綜上所述，我認為，當代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必須立足本國，放眼世界，借鑒和吸收本國的和外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和手法。

　　三、海外華人作家的歷史使命

　　問鼎世界文學桂冠，海外華人作家應該當仁不讓。第一，他們具有國內(nèi)作家所缺少的優(yōu)越條件：1）環(huán)境寬鬆，可以自由創(chuàng)作。2）可以接觸各種文化：吸收各種思想，借鑒各種外國作品乃至接觸外國作家。第二，他們有雄厚的潛力。海外有一大批作家在辛勤耕耘。他們中間出現(xiàn)了許多聞名遐邇的受到各地華人喜愛的作家，如金庸、梁羽生、瓊瑤、余光中、於利華、陳映真、高行健、嚴歌苓等等。還有一大批中青年在紛呈異彩。以眼前的洛杉磯地區(qū)來說，情況就是這樣。老將寶刀不老，如黎錦揚、蕭逸、凌芭、黃美之、羅斯凱、劉俊民等，耄耋之年仍然筆耕不輟；
中青年作家更是爭奇斗艷，努力攀登文學藝術(shù)高峰：如黃宗之、朱雪梅夫婦近年相繼推出了《陽光西海岸》、《未遂的瘋狂》（其新作（《去哈佛的路上》亦將于今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伊犁不久前在大陸出版了新作《等待綠卡》，劉加蓉繼《幸福鳥》之后又在準備發(fā)表力作《洛杉磯的中國女人》，汪洋在短短的四年中間便出版了長篇傳記《走向彼岸》、長篇小說《暗香》《與郎共舞》《在痛疼中奔跑》，冰人出版了十四卷《冰人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之后，去年又在作家出版社同時推出了兩部長篇小說——《東北大馬路》和《碎片》。而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還有一批以陳銘華為代表的詩人以詩刊《新大陸》為基地在安貧樂道地向自己的繆斯貢獻犧牲。

　　當然華人作家要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會遇到一些不利條件。其中主要的是遠離祖國生活，可能對其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不利影響。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僑居國外時都遇到過創(chuàng)作困難。現(xiàn)在交通、通訊都那么方便而且會越來越方便，問題解決起來要比他們那時容易得多。其次是語言生疏。長期生活在國外，使用外語的時間多，難免對祖國語言要生疏一些，所以海外華人作家特別要注意培養(yǎng)自己對祖國語言的熱愛。在這方面，長期僑居國外、幾乎通曉歐洲所有語言的屠格涅夫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他說過：“我忠於西歐生活培育出來的原則，但是這并未妨礙我對俄羅斯語言純潔性的深刻領會和熱烈愛護。我仿佛記得，雖然祖國評論界給我加了那么多五花八門的罪名，卻從來沒有責備我的用語不純潔、不準確，是模仿外國筆調(diào)�！保ㄒ姟锻栏衲�夫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6卷第254—255頁）。在病危期間，他寫了一首散文詩《俄羅斯語言》，充分表明了他對俄語的重視程度：“在疑惑不安的日子裡，在痛苦地擔心著我的祖國的命運的日子裡，——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偉大的、有力的、真實的、自由的俄羅斯語言�。∫�是沒有你——誰能看見我們故鄉(xiāng)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絕望呢？然而這樣的語言不給予一個偉大的民族，這決不能叫人相信！”（同上，第68頁）我想，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可像他這么愛自己祖國的語言？

　　我希望志存高遠的海外華人作家應當像屠格涅夫那樣為推動祖國文學走向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屠格涅夫不僅在國外寫了許多作品（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獵人筆記》），他同時也向外國讀者推薦祖國文學（如推薦《克雷洛夫的寓言、謝德林的《一個城市的歷史》、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等等》），而且也向祖國讀者介紹外國作家和作品。我覺得海外華人作家在創(chuàng)作之余，也應當擔負起溝通中外文學的重任來。他們接觸外國作家和作品跟國內(nèi)作家相比要方便得多，及時得多，因此由他們來向國內(nèi)介紹外國作家和作品可能會更得心應手一些。另外，他們生活在國外，精通外語又了解外國讀者的接受習慣，由他們向外國讀者推薦祖國作家和作品，效果一定也會更好一些。在這方面，紐約市立大學退休教授、國際筆會會員、紐約文藝協(xié)會理事董鼎山先生為海外華人作家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他不僅長期在美國的英文報刊雜志上發(fā)表文章，也在中國的《讀書》和《博覽群書》上開辟過專欄介紹美國文學，曾被中國讀書界譽為美國文學的“大使”。

　　另外，我覺得海外華人作家如果從事文學翻譯的話，不僅選材方便，在外語上也佔一定的優(yōu)勢。語言裡有些東西，是單靠書本學不到的。大翻譯家汝龍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文學教師》時就把high school （高中）譯成了“高等學校”。我想生活在英文國家的人是不會犯這類錯誤的。

　　一得之愚，謹就教於方家。

　　2007年5月脫稿，2008 年11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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