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周作人來說，1928至1929的兩年間是其寫作欲望甚為低落的時期。據(jù)他自述：近來大懶散，久不寫文字，下筆板滯，甚不自滿意，以至“1929年幾乎全不把筆”，而他的“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如同古寺一般”。然而，正是在此期間，北方學界面對南、北政權更迭，以至圍繞北平大學區(qū)的設置引發(fā)一波又一波風潮，紛紜擾攘，久難平息，可謂多事之秋。周作人親歷其事，在與好友江紹原的私札往來中多有議論，其中涉及對所謂北大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的不予認同、人事變遷的取舍態(tài)度以及郁結于胸的學界派別意識等等。由此可以窺知“改朝換代”之際周作人這類知識分子的微妙處境和彷徨心態(tài)。關于此節(jié)，現(xiàn)有周氏譜、傳尚無載述。

　　北平大學區(qū)風潮的遠因，可回溯到1927年夏季奉系勢力入據(jù)北京，強行合組國立九校為“京師大學校”(校長劉哲)，致使北京大學在名義上一度不復存在。珍視北大傳統(tǒng)的人們扼腕痛惜，但曾經為“五四健將”的周作人卻另有所見：合并國立各校，“我雖未必贊成，覺得這樣辦亦無妨，因我也覺得北大或其他各大學之毀壞殊不甚足惜”。在他看來，北大的光榮傳統(tǒng)乃屬子虛烏有，該校近十年來所從事的幼稚的新文化運動實無功罪可言，胡適諸人高自標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殊屬過獎”，不足置信。此語出自曾經參與新文化運動且與北大關系非淺的周作人，不免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在他卻是并非沖動的“冷靜之言”。秉此認知，周作人其后在北平大學區(qū)風潮中與堅持護校的北大學生的立場大相徑庭。不過，可能是為了“少幾點鐘的功課”，周作人未曾接受“京師大學校”發(fā)來的聘書，一度淪為“自由人”，而這恰恰成為他后來蔑視“前恭后倨”的護校學生們的一種心理優(yōu)勢。

　　僅僅一年之后，奉系勢力退往關外，國民黨的北伐軍進入北京。原北大師生謀求復校，恢復校名。可是隨著北京易名為北平，加之教育行政高層意見不一，“京師大學�！备姆Q中華大學，合校體制未作任何變動，北大復校的努力遭受頓挫。出任中華大學校長者為李石曾，此人一向與“現(xiàn)代評論派”不睦，當年為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而力主北大脫離教育部，與周氏兄弟屬于同一營壘。顯然，周作人對李石曾北來出掌校政心存期待：“聞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想中華大學可以漸漸組織起來，惟現(xiàn)代派諸君子似因此有點灰心，無再來北平重整旗鼓之勢�！贝藭r的周作人，面對“改朝換代”之際朋友們多已高升，而自身仍為“布衣”的處境竟也處之泰然，所想望者乃是“回歸”大學實現(xiàn)組建“日本文學系”的夢想；
同時又能夠避開筆戰(zhàn)雖過而余怨未消的現(xiàn)代評論派“正人君子們”。稍后他又聞知李石曾校長籌得經費50萬，寒假前可無短絀之虞，便愈加露出謹慎的樂觀。

　　然而，李石曾無視教育界的反對意見，執(zhí)意在北方推行大學區(qū)制，改中華大學為北平大學，進而涵蓋平、津、冀、熱（河）四省市，設立北平大學區(qū)。當1928年冬他北上實施這一宏大計劃時，卻遭到原北大學生的武力抵制，引發(fā)一場震動學界的大風潮。周作人對學生的舉動十分反感，頗有譏議：“北平大學在籌備開門，惟北大學生尚在反對改組，此輩劉哲時代的順民到此刻忽然扛出‘北大光榮’的牌子來要保存整個的北大，未免可笑”。當學生武力護校與強行接收的大學區(qū)當局發(fā)生沖突，進而沖擊李石曾住宅后，周氏更加痛責學生：“此輩以重打趙家樓自豪，其實乃五四精神之敗類，北大前途因此未可樂觀”。其實，無論是奉系合并各校，還是李石曾設置北平大學區(qū)，就管理體制而言，均非忽發(fā)奇想，而是其來有自。從民國初年始，即有大學區(qū)的劃分，袁世凱時期制定《教育綱要》，擬分全國為四個大學區(qū)，湯化龍出長教育部后，增至六個，范源濂任教育總長時，將全國分為七個大學區(qū)，如第一大學區(qū)為直、魯、豫三省，分科大學設在北京。當然此類分區(qū)僅限于籌議，遠未全面實施。不過，1922年間，蔡元培、胡適等曾議及“第一大學區(qū)(北京)國立各校合并”事宜�？芍�，試行大學區(qū)制亦非毫無基礎。那么，李石曾何以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對?這顯然與人事糾葛有關。

　　周作人在此次風潮最激烈之時曾有一番議論：學生們“反李（石曾）而擁蔡(元培)，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學辦法亦系蔡在任所時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現(xiàn)在又已提議停止青年運動，不知何以如此為學生所看中也?聞北大護校一派人對于所謂語絲派、猛進派均欲打倒，惟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此雖亦是流言，或不無幾分真實”。據(jù)此看來，人事因素構成此次風潮的主因。有一種較為通行的說法，三十年代的教育界，蔡元培的“北大系”和李石曾的“中法系”并立，不時摩擦，此消彼長，而發(fā)端即始自北平大學區(qū)設置前后。實則蔡、李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諸方面頗多一致或相近，曾長期合作，私誼可稱洽契，不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二人身后隱然各存一文人圈，雖大小不同，且時相交迭，然或因意見相左，或由利害所關，齟齬摩擦，蔡、李于此亦難全然置身事外。試行大學區(qū)制，本是蔡、李力主所致，然涉及北方教育權，二人又各有主張，難以協(xié)調。李石曾得到南京政府中樞護持，雄心萬丈，志在必得，而蔡元培居于少數(shù)，退處下風。可是李氏在教育界不甚孚人望，用人偏重留法一派，示人以不廣，胡適對李即一向不大看重，其日記稱：“十年以來，無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如此種種，當北大師生探知教育行政高層對設立北平大學區(qū)存在分歧(蔡主張慎重)，出現(xiàn)“反李擁蔡”的風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顯然，包括李石曾在內的“南京諸公”對蔡元培在北大的精神影響力估計不足。

　　豈止“南京諸公”，身處北方學界的周作人對“北大師生至今尚迷信蔡公”同樣困惑不解，連連稱奇：“惟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為說明”。在此，周氏對蔡施以貶意已顯而易見。蔡元培與周氏兄弟有同鄉(xiāng)之誼，當年魯迅進教育部，周作人任職北大，均系蔡氏延攬。在北大期間，蔡與周氏兄弟時相過從，為影印鄉(xiāng)賢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蔡曾委托周作人代管具體事宜。在校政方面，蔡一向比較依重歐美派學者，周氏相對顯得冷落。1926年暮春，周作人致函歸國后滯留南方的蔡校長，勸其北上履職，函稱：“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于教務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系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那時，周對蔡尚滿懷熱望。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蔡不得不“棄職”北大，以至連胡適對此亦大為不滿，周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此后蔡元培反對階級斗爭的言論和參與“清黨”的舉動，使得此時已經激憤起來的周作人難以容忍，遂公開撰文抨擊，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于清黨”，蔡、吳（稚暉）等元老難辭其咎。尤其令周氏頗感刺激的是，蔡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上列名提出停止青年運動議案，周后來慨嘆：“觀蔡公近數(shù)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jié)之不易保守”。不妨說，周作人對北大光榮傳統(tǒng)的不予認同，某種程度上是對蔡元培等深感失望之后的一種逆反。因此，大學區(qū)風潮當中，周與北大學生幾乎反其道而行之，自稱“反蔡而不擁李”。不擁李略嫌空洞，反蔡倒有幾分真實。

　　周作人的“反蔡”還與他拒斥胡適等“現(xiàn)代評論派”的隱秘心理有關。風嘲中學生們的“擁蔡”立場與“惟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其他各派均欲打倒”的流言，無疑牽動了周氏那根敏感的神經。前不久還在暗自慶幸現(xiàn)代派諸君子無來北平重張旗鼓之勢，而今他們的“幽靈”又在北方學界游蕩了，如何叫周氏不警覺?周作人與胡適諸人曾一度“謬托知己”，后來因“女師大事件”反目成仇，勢若水火，雖已事過境遷，終是心存芥蒂。他身在北方，卻始終關注“論敵”們的后續(xù)動態(tài)：北伐后不久，“聞現(xiàn)代派諸公在東南甚得法，新月書店又已開張，喜可知也!殊令人有蔣總司令的革命乃是為他們而革的之感”。這大概就是他晚年撰寫《知堂回想錄》憶述“北伐成功后，所謂吃五四飯的都飛黃騰達起來，做了新官僚”的初始印象。蔡元培出任南京政府大學院長，堅邀胡適充任大學委員會委員一職。對此，周氏這樣議論道：“在北方的人看去，他(胡適)似乎是太上院長”。學界向有“蔡、胡一體”之說，周作人對此確乎深信不疑。

　　正當北大學生護校高潮趨向平息，有關各方協(xié)商“善后”之際，胡適于1929年1月忽有北平之行。此行本為參加協(xié)和醫(yī)學院董事會議，且屬于公開活動，但周作人卻疑其與北大校事有關：“聞胡博士秘密來平，不知何作”，“目下情形似陳公辭后，以博士繼任也”。即揣測胡適接替陳大齊出長為保持北大獨立性而特設的“北大學院”。胡適南返后，周作人仍疑慮重重，認為“別一方面也可以派自己的人來接任，如胡博士。”不難看出，周氏的警覺始終未曾放松。魯迅對北平大學區(qū)風潮亦嘗有所議論，他在致章廷謙、李霽野的函中稱：“聞北京各校，非常紛紜，什么敢死隊之類，亦均具備，真是無話可說也”�！拔铱幢本�學界，似乎已經和現(xiàn)代評論派聯(lián)合一氣了”。這分明是說，北大等校拒李風潮與現(xiàn)代評論派難脫干系。周作人對此說法的反應是“疑信參半”，他承認，北大此次風潮“原因頗復雜，吾輩雖站在旁邊，有時亦莫測高深”。周作人與胡適關系的“解凍”，是后來胡因“人權問題”與國民黨大起沖突之時，周主動去函，勸胡北返，雙方自此重修舊好，此乃后話。

　　北平大學區(qū)風潮的余波持續(xù)到1929年的上半年，繼北大學生“武力示威”之后，又有北師大學生的第二次沖擊，加之女子學院問題、教員索薪活動，使北平大學區(qū)實際主政的李書華焦頭爛額，最后只得一走了之。周作人斥其“頑鈍”，對北平大學現(xiàn)狀明顯表示不滿。此時他不僅“歸隊”仍做國文系教授，還曾一度代理系主任之職，然其消極低調則日甚一日。他不時抱怨：“北大開學才一個月，而經費似就有問題”，“北平一切如故，北平大學無錢亦如故”，“近來頗想購書而不敢花錢，想作文而又不能靜心，每日馬馬糊糊過日子而已�！苯洕�上如此，精神上亦復“消沉”，比較《語絲》時期的盡性發(fā)抒，已然不得不強自內斂。其自述：年來經驗日多，世故漸深，對時事絕不妄評，惟旁觀而已，“可惜因此亦缺少執(zhí)筆之興，即別的文章也不大作”。國民黨“革命”政權向北方的擴展，起初曾造成傳統(tǒng)知識界的內心緊張。略微夸張一點說，周作人1929年的“幾乎全不把筆”，似乎蘊涵著時代即將轉換的某種預感，他的所謂“民國十八年的新覺悟”一說恰恰與其寫作狀態(tài)低落相互對應，且透露出內心隱憂：“我覺得現(xiàn)在世界上是反動時代的起頭，低文化的各國多趨于專制，中國恐亦難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會現(xiàn)象亦更不佳。既無反抗之志與力，我想且稍取隱逸態(tài)度為宜�！彼�謂隱逸態(tài)度，蓋“閉戶讀書”之類是也。

　　同年6月間，北平大學區(qū)宣布撤消，北京大學終于恢復�？墒蔷驮诖撕蟛痪茫�周作人突然向江紹原表示：“近來很想不做教員，只苦于無官可做，不然的確想改行也”。此語的虛實尚待考究，不過社會政治變動時期，北方高等學府中頗不乏“棄學從政”的升遷之士，一向恬靜閑適的周作人其內心偶爾也不免躁動不安。看來知堂先生標榜的“隱逸功夫”還遠未純熟，需要繼續(xù)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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