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由此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圈以后，從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到毛逝世前1975年1月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除1954年2月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和十屆二中全會外，毛澤東從未缺席。十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長沙因病缺席，全會由周恩來主持；
而毛澤東在七屆四中全會缺席的理由，當年發(fā)表的全會公報稱：「毛澤東同志因在休假期間沒有出席全會」 。

　　眾所周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是以解決高崗、饒漱石篡奪黨內(nèi)最高權(quán)力的事件為主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事關(guān)黨內(nèi)高層的這一重大事件，毛澤東以休假的理由缺席，使對中共黨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

2001年9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日記》披露的信息，對解開這一歷史謎團似有所幫助，現(xiàn)抄錄于后（引文中下加橫線的字體為筆者按原注所加）1：

　　1月28日（以下是楊尚昆在另外幾頁紙上所記的1月28日毛澤東同他談話的內(nèi)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過，各中央局一人，軍委副主席，來電和信印發(fā)全會各同志。

　　組一委員會審查意見，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沖淡了中心。

　　凱（豐）、楊（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見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為另外決議。

　　修改經(jīng)過，由楊給以說明。

　　（2）文件應交Юдин（俄文人名，即尤金）、報告、決議（登黨刊）。

　　自我批評，交？登？

　　請考慮。準備登、交，在必要時。

　　對尤金是否說內(nèi)容？說就要泄密。

　　會后考慮，書記處或說，或不說，或另一次說，同我們黨是息息相關(guān)的�？辞闆r急否，即三種可能情況。

　　「沖」：

　　1.幾位主要同志不沖，可保證。

　　2.到會人不沖，事先招呼好，這可以。

　　3.他（指高崗）攻彭真，不要緊，可解決。

　　4.他攻劉，自己拉開，牽涉多人（可能不大，但準備著），則會期拉長，開小會，報告主席，甚至需主回處理。

　　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談話的方針：

　　聽他說，避免「對質(zhì)」。

　　按決議精神「自我檢討」。

　　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

　　應作檢討，一次不好，二次可說；
這次不好，以后還可說。

　　全會方針：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說明，說話人不要太多，開兩天。

　　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之目的在于「過關(guān)」。先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

　　「無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陳毅）。

　　19日，信送來，交劉（少奇），劉約周（恩來）、陳（云）、�。ㄠ囆∑剑�、彭（真）、李（富春）談話。

　　四個方案：

　　1.去杭──不好處理。

　　2.主回──也不好處理。

　　3.由主指定書記處談話，組織，目前太重，也不好處理。

　　4.主指定劉、周與談，小平可參加，陳（云）不參加為好。

　　具體提議：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則請回高，并告劉周：來信已轉(zhuǎn)，不必來，委托什么人談。

　　招呼──可以不發(fā)生問題。

　　準備有人沖，可以避免。

　　攻勢──也不要緊，力求避免主回。

　　全會完后，請鄧（小平）、羅（瑞卿）立即動身，需要10天。

20號前二讀黨章（應為憲法──引者注）。立即看材料，法國、美國。

　　2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陳〔伯達〕、喬〔胡喬木〕同志）。

　　3月1號討論，由劉、周、鄧（小平）負責，3月份內(nèi)開會，把人找齊，3月內(nèi)完，4月1日交（政治顧問身份），劉、鄧、鄧（子恢）、伯達（伯達可解釋）交蘇共中央征求意見，5月1日公布。

　　新民主國家是否交？總路線文件應交。

　　由恩來召集談話。

　　（3）會議3天為好，必要4天，看情況。

　　方針：堅持、正面批評，「懲、救」。

　　爭�。褐鸩礁淖�，改變環(huán)境，決議后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huán)境，增強教育、說服力量；
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評（財經(jīng)錯誤）。

　　林楓應講。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分配人幫助。對林，由陳（云）、李（富春）；
薄，小平幫助。

　　他力免不沖，自己是不愿擴大的，如向彭真攻，讓其攻下去，也可以過去。自己避開，說不清楚。擴大，開小會；
請主回，極力避免。

　　其目的在過關(guān)。

　　小平可以參加。

　　上述談話的背景是，1954年1月21日楊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來了1月19日高崗寫給毛澤東的信，高要求來杭州，當面與毛商討在四中全會上檢討一事。從毛與楊的談話內(nèi)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幾層意思：

　　一是對高崗要來杭州與毛面商一事如何回應，談話提出了四個應對方案，即：1、讓高崗來杭州，不好處理；
2、毛澤東回北京，也不好處理；
3 、由毛澤東指定書記處與高崗談話；
4、具體指定劉少奇、周恩來與高崗談，鄧小平可參加，陳云不參加為好。如毛澤東同意，則請楊尚昆回覆高崗，來信已轉(zhuǎn)，不必來，毛澤東已委托什么人與之談話。并告訴劉少奇、周恩來。

　　二是與高崗談話的方針：聽高崗自己說，避免「對質(zhì)」；
按決議精神，只作「自我檢討」；
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
檢討一次不好，可作二次，這次不好，以后還可說。

　　三是對高崗或與會人員是否會在四中全會上「沖」（發(fā)動攻擊）作了預測：1、幾位主要同志（指劉少奇、周恩來、陳云）不沖，可保證；
2 、到會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沖；
3、高崗攻擊彭真，不要緊，可解決；
4、高崗攻擊劉少奇，他自己把問題扯開，牽涉很多人（這種可能性不大，但準備著），這樣會期就得拉長，或開小會，甚至需要毛澤東親自回京處理。應極力避免此種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只作正面說明，會上說話的人不要太多，會議開三天為好，必要四天，看情況而定。會上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高崗的目的在于「過關(guān)」。先給大家打招呼，是可以達到「和平會議」的目的。方針是：堅持正面批評，「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爭取高崗逐步改變，決議通過后環(huán)境就會改變，造成不利其陰謀活動的環(huán)境；
給一條路讓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絕路了，當作一種可能性來爭取。

　　彭真、薄一波、林楓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林楓，由陳云、李富春給予幫助，薄一波，由鄧小平幫助。

　　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一個中心──達到「和平會議」，極力避免毛澤東回京處理。

　　二、高崗發(fā)難與毛、劉分歧

　　中共黨內(nèi)發(fā)生像高崗如此明目張膽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絕無僅有的。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為何極力采取回避姿態(tài)？顯然事出有因。首先是與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在建設(shè)新民主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嚴重不滿，并公開進行批評和組織處置有關(guān)。

　　經(jīng)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奪取全國勝利以后，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當時估計是二三十年，然后再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嚴重步驟。這是從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到1949年制訂《共同綱領(lǐng)》期間，中共中央領(lǐng)導人的共識。但對于劉少奇1949年在天津與資本家談話說，在建設(shè)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對社會的發(fā)展是有功勞的；
1950年，當東北局提出黨員發(fā)展成富農(nóng)怎么辦時，劉少奇指出：「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2東北即使有一萬黨員發(fā)展成富農(nóng)也不可怕，這個問題提得早了；
1951年，劉少奇又明確指出，黨在現(xiàn)階段的任務，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而斗爭」；
同年，劉少奇批評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組織合作社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農(nóng)民的個體私有制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思想」；
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務院財政部制訂的新稅制，取消了對合作社經(jīng)濟的優(yōu)待，薄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又寫上了「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話，新稅制經(jīng)政務院批準頒布執(zhí)行后又引起物價風波等，毛澤東都是極不滿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高崗在收到劉少奇1950年1月關(guān)于東北富農(nóng)黨員的談話紀錄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于顏色」3。1951年7月，劉少奇在黨內(nèi)公開批評山西省委的意見是「空想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思想」后，毛澤東隨即明確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

　　對新稅制問題，毛澤東不但尖銳批評，而且上綱為「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黨內(nèi)的反映」；
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進而采取了一系列組織措施：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央關(guān)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tǒng)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于政府工作領(lǐng)導的決定（草案）》，決定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
5月15日，以政務院名義發(fā)出《關(guān)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財經(jīng)部門的工作領(lǐng)導的通知》，決定將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yè)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yè)部、建筑工程部、地質(zhì)部、輕工業(yè)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高崗領(lǐng)導。

　　5月19日，毛澤東要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fā)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jīng)他看過的，把結(jié)果向他報告。毛強調(diào)指出：「過去數(shù)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jīng)我看，擅自發(fā)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4這無疑是對實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嚴厲指責。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作為黨內(nèi)的右傾思想進行批判。

　　這一切，不能不被高崗認為是毛對劉、周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1951年，高崗得知毛澤東表態(tài)支持山西省委關(guān)于互助合作的意見后，隨即讓秘書編造了一個關(guān)于東北農(nóng)村生產(chǎn)互助運動的報告給毛澤東，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毛澤東看了高崗的報告后十分贊賞，于17日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并批示說5：

　　此件請閱，閱后請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區(qū)黨委。同時發(fā)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chǎn)黨員。

　　毛還代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要求各地仿效執(zhí)行6。1953年，在批判新稅制的「錯誤」，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的同時，調(diào)整了政務院領(lǐng)導的分工，周恩來除應負總責外，只具體分管外事口，然后又把政務院八個工業(yè)部的財經(jīng)大權(quán)劃給了國家計委主席高崗管轄。這種政治的貶褒、降升，對高崗來說，不能不認為含有弦外之音。

　　三、財經(jīng)會議的「火」是毛點燃的

　　現(xiàn)在沒有證據(jù)說明高崗拱倒劉、周的活動有毛澤東的授意，但高崗從1953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jīng)會議期間，到秋天南下游說，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也很難說完全是空穴來風。財經(jīng)會議上這把「火」就是毛澤東點起來的。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jīng)會議，批判薄一波在新稅制問題上的「錯誤」，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主題。指定薄一波在大會上作檢討的是毛澤東。據(jù)《周恩來年譜》記載，7月11日，「向毛澤東匯報全國財經(jīng)會議進行情況。鑒于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指示舉行領(lǐng)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

7月13-25日，根據(jù)毛澤東11日指示精神，周恩來「主持九次全國財經(jīng)會議領(lǐng)導小組擴大會議。13日，薄一波作關(guān)于財政、金融、貿(mào)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高崗、饒漱石借機鼓動別人猛烈攻擊薄一波，使其成為『桌面斗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7。高崗在發(fā)言中，借批評薄一波的錯誤，直接引用劉少奇關(guān)于資本主義剝削、富農(nóng)黨員、批評山西省委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思想等一些觀點進行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搞「批薄射劉」一套，并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攤攤」。對所有這些，毛澤東除說過「不能把華北的幾個同志說成宗派」8外，其他并未表態(tài)。只是會議溫度居高不下，周恩來難以為會議做結(jié)論，毛澤東才讓周把在外地的陳云和鄧小平請回來轉(zhuǎn)圜。

8月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嚴厲批評9：

　　新稅制發(fā)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fā)展。

……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再次尖銳批評了所謂的「分散主義」。全國財經(jīng)會議后，劉少奇于11月約陳云一起到高崗處，向高崗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10。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少奇沒有必要去登門檢討；
高崗若不摸底數(shù)，豈敢對劉少奇如此無禮。這表明，高崗在全國財經(jīng)會議以后多方進行活動，顯然與毛當時的政治態(tài)度是有關(guān)的。

　　可以用來證明的是，事隔十幾年以后，在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領(lǐng)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當年高崗攻擊劉少奇的這些「炮彈」又被重新搬了出來。

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擊1949年劉少奇在天津與資本家的談話，誣蔑劉少奇是「為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
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竟然把劉少奇關(guān)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和天津講話作為「修正主義」的罪行，寫進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之同時，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崗說成是劉少奇圈圈的人──同時在白區(qū)工作過的人也統(tǒng)統(tǒng)被打倒。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潛在的必然聯(lián)系。

　　四、出于無奈把高崗端了出來

　　高崗自恃腰板硬，對劉少奇登門檢討不予理睬，但終究還是缺少黨內(nèi)斗爭的經(jīng)驗而走了「火」。這就是高崗除向職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許愿外，為了爭取陳云、鄧小平的支持，竟然公開與陳云說什么：「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 11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一旦被拿到桌面上來，顯然就站不住腳。因此，當陳云、鄧小平將高崗這種非組織活動向毛澤東報告以后，毛澤東就不得不考慮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把高崗端了出來。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召陳云、鄧小平談話，并指派陳云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向當?shù)卮髤^(qū)、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12。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13，并提議起草增強黨的團結(jié)的決議。這時，高崗才走了神，覺得事情嚴重了。為了安全過「關(guān)」，只得要求面見毛澤東。

　　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jié)的文件時，并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的事。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對劉少奇送來的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給劉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14。信中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箷r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關(guān)于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交代，討論加強黨內(nèi)團結(jié)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惯@說明，毛對高崗問題的基本意圖是「�！垢哌^關(guān)。與之同時，毛又敲打劉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單獨給劉的信中，要他也在全會上作檢討15。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崗19日的來信后，毛澤東于1月22日給劉少奇電報，再次重申16：

　　關(guān)于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后一點我在1月7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jù)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

　　對高崗要求來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給了劉少奇。毛并在電報中說：「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決定「�！垢哌^關(guān)，又極力回避與高見面，看似矛盾，實際又是統(tǒng)一的。因為，高攻劉、周的問題，在政治上毛與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毛在與楊尚昆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fā)生錯覺？在中共黨內(nèi)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干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fā)生錯覺」，因而引發(fā)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想必這就是避免「主回」的謎底。

　　可見，《楊尚昆日記》記載的：「避免對質(zhì)，對具體事實不深究，講到別人，暫不深問。力求避免主回�！蛊渲写_有難言之隱。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后改為三四天）；
發(fā)言者有四十四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
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相反的是，在四中全會結(jié)束后，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guān)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zhì)、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不會擅自作主的。那么，是什么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這是須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注釋：

　　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00-103。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jīng)濟建設(sh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155。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98。

　　4毛澤東：〈關(guān)于用中央名義發(fā)文件、電報問題的信和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229 -30。

　　5、6毛澤東：〈關(guān)于轉(zhuǎn)發(fā)東北農(nóng)村生產(chǎn)合作互助運動報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476；
476-77。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14。

　　8、10、11、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70；
189；
192；
191。

　　9毛澤東：〈反對黨內(nèi)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90、92。

　　13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47。

　　14、15毛澤東：〈關(guān)于建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問題給劉少奇等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432-33。

　　16毛澤東：〈關(guān)于高崗來信和七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頁440-41。

　　林蘊暉，1992年退休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教授。近著有：《走出誤區(qū)──我觀共和國之路》。

　　原載《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二○○八年五月號總第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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