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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俊臣:賀雪峰“農民工非理性消費有害論”不能成立

        發(fā)布時間:2020-06-1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在我國農村發(fā)展研究學界,賀雪峰教授是我尊敬的學者之一。我敬佩他經常深入農村基層調查,常常發(fā)現別人沒有觀察到的現象,提出與別人不同的觀點,而且文章多產。當然,他的不少論點我也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

          例如,據最近廣州日報報道,2009年元旦后不久,賀雪峰教授到了貴州省湄潭縣聚合村,進行了半個月的駐村調查,發(fā)現了許多城里人坐在辦公室發(fā)現不了的信息,例如一個山村的農民工返鄉(xiāng)的具體情況、農民工返鄉(xiāng)的原因、農民工的想法與今后打算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但是他就此得出的“刺激農民消費將使其陷入困境”的結論,卻是聳人聽聞的、子虛烏有的。令人奇怪的是,媒體卻借此大做文章。據網易報道,香港出版的《蘋果日報》2009年1月28日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有這樣一句話:“蹊蹺的還有,胡錦濤在春節(jié)前政治局集體學習時還強調,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農村。但昨日內地多份報章大唱反調,引述中國鄉(xiāng)村治理中心賀雪峰授近日的調查結論,痛斥‘鼓動農民消費,說愛國主義就是消費的觀點,是荒唐的’!庇械木W站轉載時將標題改為“賀雪峰跟黨中央唱反調?”,很是吸引眼球。

          綜觀賀雪峰教授的論點,主要的包含三層意思:一是農民工在城市形成了高消費習慣;
        二是農民工回農村后受消費刺激將會很快把積蓄花光;
        三是農民工花光了積蓄就會偷盜搶劫。在此我把它概括為“農民非理性消費有害論”。

          其實,賀雪峰教授的結論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據悉,賀雪峰教授的結論是調查了貴州省和湖南省的村莊得出的,湖南省的調查材料沒有看到,僅從他調查貴州省農村調查公布的材料來看,尚沒有支持他的結論的案例。如果退一步,賀教授即使舉出他在貴州省湄潭縣聚合村調查時發(fā)現的案例,也有一個統(tǒng)計學上的分析意義問題。一個或幾個案例,有沒有普遍性?是苗頭,或是多數現象、大多數現象、少數現象?是調研點的現象,或是一個縣的現象、一個省的現象、全國的現象?是富裕農戶的現象,或是貧困戶的現象、中等戶的現象?如此等等,賀雪峰都沒有回答,也沒有分析。

          在此,讓我們引用賀雪峰教授的原話:“我們在農村調查看到及擔憂的是,若農民將多年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用于消費,而非生產性投資,則這些以青春為代價賺取收入的農民,在花光自己的積蓄以后,卻并無再獲得收入的能力,他們后面的人生日子將會極其難過,因為他們年齡大了,不再有外出務工賺錢的能力!憋@然,他的邏輯推理也是有問題的。

          第一,從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的理論來看,農民外出務工經商賺的錢怎么消費,農民都是會理性算計的,輕信別人煽動而非理性消費的也有,但畢竟是個別的,不能以偏概全。我在農村調查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現,農戶手中有了一點錢,相比城里人花錢來看,總是將幾種不同方案掂量來掂量去,算計來算計去,總是優(yōu)選出自己滿意的方案,如果不能采取自己最滿意的方案,也要選擇次優(yōu)方案,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選擇最差方案。例如,貧困山村農戶有人在外打工賺了點錢回到家里,如果在全家人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這個家庭的決策將肯定是首先到集市購買糧食,因為讓全家人餓肚子是不行的。在此,賀教授的生產性投資當然很重要,但是比起全家人餓肚子,畢竟是第二位的,或者說降到了次要位置。

          第二,就消費與生產的關系來看,在一個農戶家庭雖然可以大致的加以劃分生產行消費和生活行消費,但是在多數時候卻是很難區(qū)分的,包括學者在內的外來人的指手畫腳往往都是瞎說。我們知道,就一個再生產過程中,從學者的研究來看,當然可以區(qū)分生產與生活、生產性投資和生活消費性投資。但是實際上,生產與消費、生產性投資和生活消費性投資是密不可分的,生產性投資中有消費性投資,消費性投資里包含生產性投資。例如,貧困山區(qū)農戶購買化肥,按說是正而八經的生產性投資,但是化肥增產的糧食也就能更好的滿足吃飯這一消費。學者們?yōu)榱搜芯康男枰,當然把吃飯稱為消費、把買糧食吃飯等稱為生活消費性投資,但是學者不要忘記吃飯是人口再生產,買糧食吃飯是人口再生產性投資。貧困山區(qū)的農戶如若餓著肚子,哪有力氣從事種地、養(yǎng)殖等生產?

          第三,斷言農民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并以此得出“農民非理性消費”為時尚早。賀雪峰教授斷言“更嚴重的是,長期外出務工的農民很難適應農村的環(huán)境,他們在外務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回到村莊,收入來源沒有了,而消費習慣卻難以改變,一旦打工積蓄的那點錢花完,他們就可能偷盜搶劫。那個時候,農村的社會治安與秩序可能更加嚴重!睂Υ,筆者也是不敢贊同的。要說農民工在打工城市形成了不同于農村的消費習慣,那是正確的,而斷言農民工形成了高消費的習慣,則有待繼續(xù)調查并證明。我們所說的高消費,專指超出了國情和個人收入水平的消費。在此有兩個要件,一個是不是超出了個人收入水平,一個是超出了國情。說有的農民工的消費有時超出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可能是有的,但不是多數,更不是全部,因此不能得出農民工高消費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全國農民工平均工資每月不過1000元左右,即使他們超出了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費,也高不到哪里,這和社會公認的、遭到批評的“一頓飯(值)一頭牛”、“一件衣服()一座樓”式的高消費,并不沾邊。至于賀雪峰教授由此得出“錢花完就可能偷盜搶劫”結論,更是不符合事實,也荒唐到不合推理邏輯。據我調查,在城市因偷盜搶劫而犯案的,農民工的數量并不比其他成員多;
        而且城市里的那些官商勾結、貪污受賄、腐化墮落,而遭到社會一致憤慨的案例中,就幾乎沒有農民工!

          第四,就賀雪峰教授的本意來看,無非是擔心農民工受刺激消費而花光積蓄后生活陷入困境,由此并不能得出有的媒體炒作的“賀雪峰跟黨中央唱反調”的結論。中央做出的刺激農村消費決策,是基于農村相對于城市來說的消費不足,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包括了農村生活性消費,也包括了農村生產性消費;
        包括了農民作為人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包括農民享受現代人的物質、文化、精神等消費;
        包括了吃飯穿衣等消費,也包括了出行、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等消費,如此等等。中央講的農村消費,還含有農民收入水平低、無力消費的內容,因此中央做出了降低某些工業(yè)品價格、給購買“家電”等消費品的農民以補貼的措施。而雪峰教授研究的農民工的消費的面很窄、得出的結論也并不涵蓋整個農村消費,由此怎么能得出有的媒體炒作的“賀雪峰跟黨中央唱反調”的結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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