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燒詩稿為哪般

　　聞“四清”而焚詩稿

　　聶紺弩從一九五八年七月，與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到北大荒，在虎林縣境內(nèi)的一個農(nóng)場勞動，到一九六Ｏ年冬回到北京。返京后，得力于朋友的照顧，安排在全國政協(xié)，但并不去上班，名義上是在家搞古典文學研究，實際上是自由賦閑。他后來曾說，如果要上交研究成果，他原來就有二十萬字的研究《水滸》的現(xiàn)成文字，可以拿去應付，結果是并沒有人過問他的研究。

　　因此，他就有了一段充裕的時間寫詩。直到了一九六五年底以前這四五年內(nèi)，正是聶紺弩舊體詩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他的一些優(yōu)秀作品大都是這個時期寫下的。包括收入《北荒草》的那些七律，并不是在北大荒的原始作品，而是他回京以后補做的。這段時間中，他幾乎每天都有新作出示和寄送給友人。先是覺得自己的毛筆字寫得不好，寫了詩就交給文懷沙的夫人代為抄錄，后來又自練書法。遺留下來的詩稿，很多是他自己用毛筆書寫的。

　　聶紺弩的詩稿得以遺存，是非常僥幸的。在一九六五年初，他有過一次焚詩的舉動，把他的詩稿都燒掉了。遺留到現(xiàn)在的詩稿，大多是他燒詩前就寄送給了朋友的，所以才有幸保存下來。

　　關于聶紺弩焚詩的事，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到。現(xiàn)在對這件事的了解，只有如下一些零碎的資料：

　　一九六五年二月某日，聶對某某人說：“我的詩燒了。這是我燒詩的詩（進書房看他新寫的條幅：‘自著奇書自始皇……’），圣人之跡息而詩亡，詩亡而后春秋作，但是，我燒了詩，詩亡了，我也不作春秋。余生不是從此沒有可消遣的，一天可以用酒醉他一場。我們‘人賤’，不是受歡迎的人物，就沒有權利做詩�！蹦衬钞敿幢硎荆涸姛�了可惜，希望他起碼把那幾首關于《水滸》和《紅樓夢》的詩留下來，這種無傷大雅的作品抄下來沒問題。聶說：“你真要，我可以抄給你，我還記得。不過，水滸、紅樓的詩，人家要挑起來也成問題。拿那首寫林沖的詩來說，人家問你‘英雄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是什么意思？‘臉刻黃金印’不是指戴‘右派’帽子嗎，你怎么答復？再問你‘白虎堂’指的是什么，你怎么辦？所以要有問題都有問題�！�

　　一九六五年二月又某日，聶同朋友張友鸞等一起晚飯。吃飯中，聶說他已經(jīng)把詩稿燒了，并且做了一首燒詩的詩。張說：“聽說了，而且聽說這首詩還不許人抄�！甭櫿f：“當然，抄更不好，抄了傳出去，人家問你為什么燒，這不是又一條罪狀？”聶接著說：“真不想再做詩了，這東西越做越好，越好就越成問題。我細算了一下，這幾年做的詩、寫給別人看、別人贈詩做了答詩或者有贈而別人不答的，總共有五十多人，這樣傳開去就不得了，所以就決定不寫。”張說：“古人所謂‘詩窮而后工’，窮不一定是沒有錢的窮，更主要是‘途窮’之窮，窮了什么都不能做，只好做詩，當然越做就越窮，越窮就越工，就越不好拿出去�！甭櫽终f想寫好字，張說“字寫得太好也不行”。聶笑說：“吾生不有，亦后何有，這就只好四大皆空了�！�

　　一九六五年二月下旬某日晚下班后，聶在家中同某某談起鐘敬文時說：“老鐘這家伙膽子非常之小，他極力勸我燒詩，說了很多，最后甚至于說，如果不燒，簡直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似的�！蹦衬痴f：“你呀，不燒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聶說：“可不是嘛！”

　　一九六五年五月某日同他人一起晚餐，餐后閑談中，聶說：“鐘敬文好久沒有來了，他怕我做詩牽累到他，這家伙膽小，如果不是他一回來就勸我不要寫詩，我的詩也不燒了，這叫庸人自擾�！�

　　一九六六年三月某日，聶紺弩在閑談中又說：“鐘敬文這個人很怕事，連同我們往來都怕，勸我不要做詩，連我拿詩給他看他都怕，其實怕有什么用呢？你什么都不動，不寫，好了吧，可是人家都會給你算舊賬，把你的舊作品拿出來批，還不是一樣倒霉！”

　　鐘敬文何許人呢？大學教授，著名的民俗學家。聶紺弩一九八二年寫的一篇散文中說，鐘敬文是“到現(xiàn)在相識已近六十年的老文友，也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文學家”（《鐘敬文•〈三朵花〉•〈傾蓋〉及其他》）。在《散宜生詩•自序》中又說鐘是他寫舊體詩的“多么可愛的兩個老師”之一。從以上引述的幾段談話來看，聶隨口戲稱鐘為“這家伙”，也可見他們的關系是很親切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鐘敬文一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任教。一九六四年鐘下去參加“四清”運動時，聶曾贈詩送行。那次首都院校師生參加“四清”，都是按照中央的統(tǒng)一指令，一九六四年一Ｏ月下去，到次年五六月間才返京。但鐘敬文不知何因，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初回了北京，也許是特殊原因臨時請假。當時聶紺弩在與他人談話中，甚至猜測鐘是“摘帽右派”的緣故，被從“四清”前線給打回來了。

　　就是在鐘敬文這次“四清”中途回京的時候，對聶紺弩作了一次嚴肅的談話，勸聶把詩燒掉，不要再寫詩。從實際情況分析，在當時一種政治高壓甚為恐怖的情形下，鐘敬文由于參加“四清”的親身感受，更能夠洞知時事，并產(chǎn)生對惡況的預感，從而出于對朋友的關懷和愛護，完全是為了朋友的政治安全，才勸聶燒詩。這種規(guī)勸是推心置腹之言。但聶在當時尚不能完全理解，詩雖然燒了，卻又要歸咎于鐘敬文“膽子非常之小”。到“文革”風暴席卷而來的時候，聶紺弩自己不是也曾急告朋友燒掉他所贈詩作嗎？可見再膽大的人，在那種政治環(huán)境中也無可奈何。

　　“四清”運動其實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一九六二年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斗爭問題，隨后中央決定在全國農(nóng)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亦即清政治、清經(jīng)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運動勢頭之猛烈，階級斗爭調(diào)子之高亢，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雖然先在農(nóng)村開展，其后必是城市。雖然是從整“四不清”干部開始，知識分子必是在劫難逃。文藝界已經(jīng)展開了對陽翰笙（電影《北國江南》）、田漢（戲劇《謝瑤環(huán)》）、邵荃麟（“中間人物論”）等人的批判，火藥味日益濃重。政治嗅覺靈敏的人都會預感到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大倒霉的時候到來了。這種氣候，聶紺弩并非沒有感覺。應該說也是他自己迫于形勢而采取了燒詩之舉，并不完全是鐘敬文力勸的結果。

　　“怕有什么用呢……還不是一樣倒霉！”聶紺弩這句話還是說到了本質(zhì)上�！拔母铩遍_始后，聶就被逮捕下獄。這次冤獄的起因是寫“反動詩”，但被以“現(xiàn)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卻不僅是寫詩的問題，還抓住了他日常的一些言論，應和了聶紺弩說過的那句話：“要有問題都有問題”。用一句成語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罢�治掛帥”的大一統(tǒng)極“左”思想下，根本不容許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存在，這是一切“詩獄”、“文字獄”的根本原因。

　　聶紺弩為燒詩而作的一首詩，即《歲暮焚所作》：

　　自著奇書自始皇，乾坤袖手視詩亡。

　　詩亡人豈春秋作，身賤吟須釜甑妨。

　　自嚼吾心成嚼蠟，盡焚年草當焚香。

　　斗牛光焰知何似，但賞深宵爝火光。

　　這詩是說，自己著了奇書，自己又當了焚書的秦始皇，天和地都竟然袖手旁觀，沒有一絲可憐之心，讓詩就這么燒掉了。孟子曾說：“《詩》亡，然后《春秋》作。”現(xiàn)在我的詩亡了，也無須再作《春秋》，自己本來是地位卑微之身，還吟什么詩呢？連生火做飯、一日三餐的事都妨礙了。嚼著自己的心，像嚼蠟一樣沒有滋味，焚燒詩稿就當作過年燒香了。古人說的那“劍氣射斗�！笔窃鯓拥囊环N光焰，且不用管它，只在這深夜里欣賞我燒詩形成的不滅的火炬吧！

　　燒詩的心情，真是復雜而委婉。

　　再談聶紺弩為何燒詩

　　關于聶紺弩焚詩一事，還有一些材料可資印證。這是吳祖光與聶的一次談話，當時被有心人記錄下來，后來也進入了檔案。

　　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某日。那天聶紺弩同吳祖光一起在“四川飯店”吃晚飯，飯后步行至王府井分手。閑談中吳說起近日在路上碰到了文懷沙，文被關押期滿出來了，聶也說在路上碰到過文。吳提出要借聶的詩稿來看，聶正色說：“這怎行？燒都燒掉了�！眳钦f：“燒了也不行，起碼你那本曬藍的，已經(jīng)有幾本流落人間了�！甭櫿f：“那是少數(shù)幾本，后來的沒有�！眳钦f：“何不趁文懷沙出來，再找他那小媳婦抄一本？”聶說：“不要開玩笑，我在考慮找個適當日子，把所有詩稿都來燒了，你們看好不好？”聶又說：“你們這個時候要看我的詩，別有用心，我還是燒了好，打算除夕就把它燒掉�！眳钦f：“你那‘卅年及時雨，二月轟天雷’（指聶懷念夏衍的詩）還在我那兒，我可不拿給你燒！”

　　從留存下的這幾句簡短對話中，可以獲得兩點啟示：一是使我們知道聶的詩集曾經(jīng)有過一個“曬藍”本，即是書寫在半透明紙上，然后和感光紙重合在一起利用陽光照射的方法形成的復制本；
二是使我們知道聶紺弩燒詩的念頭產(chǎn)生于鐘敬文勸誡之前。參加“四清”的鐘敬文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初返京的，其后他找聶談話，勸聶燒詩，促使了聶立即付之行動。而吳祖光向聶討詩稿看的談話在此之前，可見聶已先有燒詩的打算，鐘的勸誡才能起到催化作用。這正應和了一句哲學：內(nèi)因是根據(jù)，外因是條件。聶把詩燒掉自感后悔，卻不應埋怨于鐘。

　　既然不能歸咎于外人的勸誡，那么聶紺弩焚詩的內(nèi)在思想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據(jù)聶當時與其他友人的一些談話中流露，面臨著階級斗爭山雨欲來之勢，他是很難做到鎮(zhèn)靜若定的。據(jù)說聶當時“很緊張”，原因大概有三：一為后臺，二為階級，三為詩。

　　一者，所謂后臺，是指當年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全國政協(xié)副秘書長張執(zhí)一。張執(zhí)一是湖北漢陽人，與聶紺弩稱老鄉(xiāng)，關系非同一般。聶與友人談話中曾說到他從北大荒回京的經(jīng)過：

　　我是怎么回來的呢？是張執(zhí)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過后，在一次國務院的會議上提出來說，有些人在北大荒勞動年紀太大不適應，可以回來，比如聶紺弩。他故意在總理面前這樣說，他想只要總理不置可否，他就有辦法立刻讓我回來。誰知道總理說了一句‘聶某人自由散漫慣了，應當讓他多吃些苦有好處’，這一說，事情就擱起來了。過一個時期，和我很熟的一個局長又向張執(zhí)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說，要他回來容易，馬上能辦，可是回來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擺，回“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聯(lián)”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對他不好。張執(zhí)一說，只要他回來，工作方面我來安排。這樣我才回來，張把我安排在政協(xié)，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寫個研究計劃，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計劃給齊燕銘、夏衍看，他們同意，也批了。

　　這段話，足可以看出聶是如何倚賴于張。張執(zhí)一給聶安排了工作，聶還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寫詩、看書，何等逍遙。不僅如此，聶家的住房也是張執(zhí)一給解決的，借住郵電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張執(zhí)一說了話才讓繼續(xù)住。張執(zhí)一出了問題，聶當然很緊張，一是怕讓騰房，無處棲身；
二是怕讓上班，不得自在；
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連。

　　張執(zhí)一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成了批判對象，受到了所謂“蛻化變質(zhì)”的指責。農(nóng)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同時，城市開展了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只要運動在某個單位一開展，就一定會抓出不少的“階級敵人”。據(jù)聶紺弩當時聽到的傳聞，張執(zhí)一的主要問題是“多吃多占”，因為一個附屬生產(chǎn)單位，搞掉了幾萬元，糊里糊涂就沒有了，責任牽連到張的頭上�！拔宸础惫ぷ麝犨M駐后，就召開批張的大會。聶紺弩的夫人周穎在全國政協(xié)工作，她當時回家后提起批斗張執(zhí)一的情況，曾這樣說道：“機關整風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沒資格參加整。開張執(zhí)一的會，自己檢查了兩天，禮堂里滿都是人在聽，你猜參加的是什么人？禮堂飯廳的服務員娃娃，開電梯的，搞清潔衛(wèi)生的，獨沒有我們這些人。彭子岡還問，為什么那些人能參加，我們不讓參加？我想沒有我們的份兒更好，樂得睡個安樂覺。你想可憐不可憐，張執(zhí)一這樣的人檢查了兩天，卻讓些個娃娃來給他提意見�！睙o論如何，張執(zhí)一是在這次運動中垮了臺的。有人問到聶與張執(zhí)一的關系時，聶直率地說：“是同鄉(xiāng)，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協(xié)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現(xiàn)在靠山變成冰山了�！�

　　其次為“階級”緊張，是說運動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聶紺弩在與朋友閑談中說：“階級是可以制造出來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來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薄啊�四清’工作隊下來以前沒有提到階級，（他們）下來以后，階級就來了�，F(xiàn)在最可怕的是一個風潮一來就一切不顧，大煉鋼鐵一來，連吃飯的飯鍋也不顧�！薄斑@一次‘四清’是‘五七年’黨內(nèi)整風的繼續(x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基層整起，從黨員整起，整下去會整到上頭來，又要轉(zhuǎn)彎�，F(xiàn)在人的命運，十分渺茫！”聶紺弩有一個叫向思賡的朋友，當時還說過這樣的話：“老聶他們怕將來劃階級，我說你們不要怕，就是劃個資產(chǎn)階級也沒什么，我們這些人“帽子”戴慣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說資產(chǎn)階級帽子戴過兩年，人也就死了，還有什么身后是非呢？”當然，聶紺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說的都是氣憤之語，內(nèi)心不見得多么緊張，但戒備的思想還是有了。

　　三者為詩緊張，是因為聶詩在小范圍的傳遞，已有“反動”之嫌，這是他燒詩的最直接原因。

　　聶經(jīng)常給友人贈詩，或是把詩作抄給友人看。當政治氣候緊張之時，這些友人中有的就為他擔心，也有人害怕牽連到自身。如對聶詩頗為贊賞的向思賡，一次就關切地說道：“有人說老聶的詩反動，我也很擔心。其實有什么呢？他最大的吃虧是相信了文懷沙，讓文懷沙老婆抄詩，結果傳了出去，這人能相信嗎？最近還好，聶已經(jīng)有了警惕�！痹偃琰S永玉，他所在的美術學院開始整風后，擔心鬧到自己頭上，擔心把他和聶的交往關系扯出來，于是，黃就托肖離轉(zhuǎn)告聶紺弩說，萬一將來要交代同聶之間的關系，黃就準備說聶曾經(jīng)給他寄過詩，這些詩有幾首燒了，有幾首還在云云。聶紺弩聽了黃永玉這番話的傳達，認為黃不應該那么緊張，是沒有經(jīng)過風浪之故，然后就約黃出來吃飯，勸他不要慌張。聶說：“事情就出在慌張上，胡說八道會出亂子。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么也沒關系，罵我右派戴過帽子這些都不要緊，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即使提，也只能提我寫出來掛的那張，說就是這張，其他一概不承認。你若說燒了，好，越說人家越懷疑，最后追到我這兒來，要我把整本詩拿出來，這不就害人了嗎！”聶還對他人說：“ 我估計永玉的問題是個屁事，但是處理不好就會惹亂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后�，F(xiàn)在許多學校搞起來了，全是莫名其妙。許多普通中學的學生，解放初期頂多幾歲，都是戴著紅領巾長大的，現(xiàn)在要劃起階級來，這還得了，現(xiàn)在社會上都人心惶惶……”

　　一九六五年那次“社教”運動雖然沒有整到黃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虛驚一場。聶紺弩雖然勸說黃永玉“不要慌張”，其實正是由于黃永玉準備將詩稿交代出來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聶燒詩的動機大概也是由這件事引發(fā)起來的。

　　幾首詠貓的“反動”詩

　　聶紺弩雖然有了“政治警覺”，雖然采取了焚燒詩稿的行動，然而，他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寫詩活動早已被控制在專政機關的視線中了。

　　在階級斗爭被極端地擴大化的年代，文字獄的陰影很可怕的時刻籠罩著知識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沒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筆。聶紺弩就是這樣一個詩人。也許是他過于相信自己的良知，專政機關的眼睛早已經(jīng)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無覺察。他每寫下一首詩，很快就會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中。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份材料送到了專政機關領導的辦公桌上：

　　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聶紺弩，最近又寫了十多首“詠貓”的詩，內(nèi)容半屬反動，半屬色情，從這些詩可以看出，他仍堅持資產(chǎn)階級立場，反對社會主義。現(xiàn)將詩中反動性較明顯的選錄幾首如下：

　　黑 貓

　　社會主義是花，社會主義是朵，

　　花前朵下黑貓，酣睡蘧蘧是我。

　　闊 貓

　　日攘一雞擾戶庭，坐觀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輩真多事，計議贈君九子鈴。

　　老 貓

　　畫虎不成改畫貓，畫貓反類錦毛虎，

　　不隨雞犬去登仙，要捉人間白日鼠。

　　接到上述報告，負責人即批示曰：“聶這個人要注意觀察�！�

　　這個批示還算溫和，如果聶紺弩此后不再繼續(xù)寫這種“反動詩”，不再讓人家“觀察”到什么，也許會安然無恙。問題是聶紺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觀察”，他還要不斷地寫詩，也就不斷地被報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漸趨嚴厲，直到后來給他戴上“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監(jiān)獄，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詠貓詩，為什么會被定性為“反動詩”呢？

　　《黑貓》寫社會主義的花朵之下，貓兒優(yōu)哉游哉酣睡，這顯然是諷喻筆法。以此比喻那些掛著漂亮的招牌，卻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這不是批評個別人，而是譏諷時事。

　　《闊貓》對時政的譏誚又進了一步�！叭杖烈浑u擾戶庭”，是指責那些擾民的官僚的。貓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雞斗狗，擾亂民戶。群鼠為感謝貓，商議給貓贈送一件貴重禮物，這當然是行賄。九子鈴是什么？是宮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裝飾鈴。李商隱《齊宮詞》曾描寫道：“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老鼠把宮殿上的金玉器物盜出來去賄賂貓，實際不就是貓鼠勾結，公開盜竊國有資產(chǎn)嗎？我們知道，在當年，特別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干部貪占盜竊之風一度盛行，聶紺弩此詩應有所指。

　　《老貓》所寫，在我們今天看來，是一個正面形象。這只老貓不愿意隨波逐流，立志“要捉人間白日鼠”，不愧為反腐敗的斗士，但在當年，聶紺弩這樣寫就有“反黨”之嫌。

　　從聶紺弩寫這些詠貓詩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時隔四Ｏ多年了。時代在前進，社會理念在變化�，F(xiàn)在看來，這些詩無論思想性、藝術性，都是較好的作品。而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tài)高度劃一，階級斗爭風聲鶴唳的情況下，這些詩被視為“反動詩”也是毫不奇怪的。

　　《聶紺弩舊體詩全編》中有一首《詠貓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詩，多處用典，顯得艱澀，不如上述幾首詩寫得好。張正宇是“文革”前國內(nèi)很有名氣的畫家和舞臺藝術設計師。黑妮是黃永玉的女兒。張正宇在一九六六年春節(jié)所作的一幅畫上題有“要捉人間白日鼠”，顯然是用了聶紺弩一九六三年的詩句。七律《詠貓為正宇黑妮作》，當是聶紺弩看到張正宇一九六六年春節(jié)畫作之后，才又寫下的，并不在專政機關原已掌握的“十多首‘詠貓’的詩”之內(nèi)。

　　聶紺弩燒掉了許多詩稿，這無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進入了司法機關的檔案，有些作品聶后來又回憶重寫了，也有一些作品永遠找不回來了，這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在我們?yōu)槁櫧C弩焚詩而深憾的時候，也許更應該想想在那些政治運動接二連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詩人和著作家都曾經(jīng)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付之一炬，都曾經(jīng)有過不許寫、不敢寫、不能寫的殘酷遭遇�。�

　　然而，事實也向我們證明：詩是焚燒不掉的，聶紺弩的作品流傳著，并將會長久地流傳下去。一切優(yōu)秀的詩篇都會流傳下去。詩是思想的寄托，詩是自由的象征。詩總是在壓抑中生長，在壓抑中爆發(fā)。詩有著不屈的性格，詩有著不怕焚燒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聶紺弩的詩將會廣為傳播，成為詩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證。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蔽覀儾环涟言�，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動言論”真灼見

　　聶紺弩檔案中的“現(xiàn)反”犯罪證據(jù)，除了“反動詩詞”，還有許多的“反動言論”。被人舉報的“反動言論”材料達上百頁之多。其中一段時間內(nèi)，關于文藝問題的言論，集中在為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受到批判而鳴不平。

　　聶紺弩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滿懷憤慨，這一話題在與友人聚會中屢屢涉及。在有關機關反映他問題的報告中，稱之為“反對文藝整風”的言論。因為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的同時，各機關部門也都開展了整風運動，聶的言論涉及了當時重要的文藝方針。

　　“寫中間人物”問題，是文藝批評家邵荃麟在一九六二年提出來的一個創(chuàng)作觀點。這年六月召開的《文藝報》重點選題討論會上，他講到了“反映人民內(nèi)部矛盾”問題，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學要“寫中間人物”的觀點。他的這一觀點，在同年八月大連召開的農(nóng)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作了更為明確的闡述。他說，文學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壯麗輝煌的史詩題材，而是要從周圍比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間去認識社會變革的真實狀貌。寫英雄人物是為了樹立典范，但也應該注意中間狀態(tài)的人物。這是因為，“兩頭大，中間小，好的壞的都比較少，廣大各階層是中間的，描寫他們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時任全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他的這個文藝理論的提出，對于長久處在“左”的思想束縛中的作家們來說，應該能夠起到一定程度的寬松作用。然而風云變幻莫測，就在中國作協(xié)召開大連創(chuàng)作座談會的同時，毛澤東主席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抓階級斗爭。很快，小說《劉志丹》被定罪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接著，毛主席先后發(fā)表了兩則“關于文學藝術工作的批示”，強化了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嚴厲的政治控制。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海《文匯報》對孟超的新編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進行政治批判。到了一九六四年，便是邵荃麟首當其沖�！段乃噲蟆钒l(fā)表了《“寫中間人物”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文學主張》和《關于“寫中間人物”的材料》，對邵發(fā)起猛烈攻擊。隨之一大批作品，包括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北國江南》等，都被定為“毒草”。

　　這是已經(jīng)消逝的一幕歷史。那個時候我還在大學里讀書，出于對文學的愛好，頗為關心當時的勢態(tài)，也注意閱讀《人民日報》那些批判文章。對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電影照樣愛看，對于“寫中間人物”的代表作家趙樹理的小說照樣愛看，但同時，對那些批判文章的觀點也能接受，因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態(tài)度，是“階級斗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那個時候是聽不到第二種聲音的。文藝界的一批正直人士，當時就對那種“左”的方針抱著極大的不滿和憤慨情緒，這是我們完全不了解的。

　　當看到聶紺弩當年的那些叛逆言論的時候，是非常令我激動的，我感到聶紺弩就是那個時代剛直不阿的文化人的優(yōu)秀代表。

　　通過閱讀他的言論，重新回顧上世紀六Ｏ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藝界狀況，深刻感受讓斗爭哲學干預和踐踏文學藝術殿堂的那種殘酷和悲哀，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的獨立精神的頑強與可貴。

　　聶紺弩的這些言論，有幸保存在他被判處刑罰的司法檔案中，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發(fā)現(xiàn)出來的。這在當時肯定是一種被舉報的材料，有些當然也是充當了定性聶紺弩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證據(jù)的。無論如何，這些材料保存下來是彌足珍貴的。這里雖然只能從原始材料中摘錄一小部分的內(nèi)容，但我想也已足以顯示它的閱讀和研究價值。當然，聶紺弩也有他本身的認識的局限，他的言論未必都是正確的，這是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的。而且，這些言論都是聶紺弩日常的隨意言談，然后變成了舉報材料，所以，難免有種種不準確的情況，這也是我們在閱讀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責備的。

　　一九六四年一Ｏ月一八日上午，聶紺弩與登門造訪的友人交談，聶說：你知道現(xiàn)在文化界問題誰最嚴重嗎？最初我還以為是陽翰笙、田漢，都不是。原來在半年前，陳毅在上海有個報告，提到有些人黨齡很高、“比我還高”，他們在文藝方面也做過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們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辦事，這種人不管資格多老是要開除的。我初以為是搞陽、田，后來才知道不是，現(xiàn)在最嚴重的是邵荃麟，原來前年邵用“作協(xié)”名義召集一次北戴河的會，參加的有周揚、茅盾他們幾個人，提到寫中間人物的問題，周揚也講了話，認為可以寫。邵、茅又在大連開了一次作協(xié)的會就提出來，事情被上頭知道了，大發(fā)脾氣說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張唱對臺嗎？事先也沒有關照，事后也沒有報告，于是周揚他們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這樣，邵就嚴重了。

　　一九六四年一Ｏ月三一日下午四時，與友人在家閑談，聶說：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見嗎？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經(jīng)驗中得出來的意見，是談文藝創(chuàng)作，你卻把他拉到政治上來，這有什么道理呢？事實是如此嘛，英雄人物總是由中間人物發(fā)展下來的，你不寫中間人物就沒法子搞更多的文藝創(chuàng)作，這是文藝界多少年來的經(jīng)驗。好，這就給你扣個帽子，把個胡風拉出來與你相提并論。這不是邵荃麟撿起了胡風的刀子，而是他們撿起對待胡風的刀子來對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經(jīng)考慮過，胡風這個人真是聰明，他有許多看法是很尖銳很透徹的，他早就說過你們要糟糕的，你們將來會自相殘殺！想起來真是慚愧，我就沒有這個預見，在許多問題上我就沒有他看得深遠。胡風那“五把刀子”沒有一把不是正確的，解決問題的，在文藝問題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當政治問題，拿黨來壓，整個黨去跟一個人較量，就算胡風不是一個人，有個集團吧，也不過現(xiàn)在整出來的幾十個人，這又算得了什么呢？搞胡風那個時候不是聲勢煊赫，鬧得滿城風雨嘛，連我都整在里頭，都是胡風分子，最可憐的是一些青年人，愛看些文藝書，看到胡風的東西就向人吹，這一來就算胡風分子，反革命。部隊里有一個年青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此一直坐牢坐到現(xiàn)在。

　　胡風有許多見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說過不能寫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沒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沒有他的生活體驗，你寫出來只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只能騙中學生和小孩。

　　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實的英雄人物都是從中間人物發(fā)展出來的，他們都是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人物逐漸轉(zhuǎn)變成功的。一個無知無識的農(nóng)村老太婆，由于社會的壓迫，由于地主、軍閥和保甲長的壓迫，她活不下去了，經(jīng)過許多曲折的道路，只有革命一條路可走，她才逐漸參加革命，這才是客觀真實。寫一個農(nóng)民放下鋤頭去參軍，聽幾個報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純潔，非常勇敢和堅定的革命戰(zhàn)士，這不可能，這就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端疂G》里許多英雄人物，他們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們本來也沒想到上梁山當英雄，特別是宋江這樣的人物，他就沒想到上梁山當頭頭兒，他是經(jīng)過許多波折逼得他沒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說“逼上梁山”這是有道理的，他們當了英雄也都有缺點，《水滸傳》寫得好也就是寫出了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實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會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文藝作品中的英雄也不應是作家腦子里想象出來的，是根據(jù)真實的人、真實的社會環(huán)境提煉出來的。如果說文藝作品只能寫毫無缺點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馬列主義，這就只能搞假人物，這個道理對小學生講都會相信的，可是對作家們講他們就沒辦法做到。

　　荃麟的意見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也是根據(jù)這些年來作家們的失敗經(jīng)驗提出來的，這次的問題那么嚴重也不是由于他提出來，而是提出來之先沒有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其實他提出來的時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揚、林默涵他們?nèi)�都知道嘛，還有茅盾，只是中央領導不知道，等到事后看到了發(fā)表的意見才大怒，認為跟座談會唱對臺，最后把問題推到荃麟身上，都是這個原因。

　　楊獻珍的問題也是一樣，人家從另一方面提出補充，使得一分為二的觀點更完整，而并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對臺，可是就拿出來整，這樣人家是不會服氣的。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在莫斯科餐廳與友人小聚，飯間，聶說：‘五七年’左右真是個黃金時代，吃的東西什么都有，而且每家館子有每家館子的特點，現(xiàn)在呢，都一樣了。文章也是如此，剛解放時有些報告文學寫得真好，有真感情，現(xiàn)在呢，不敢寫。曹禺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劇本可以說寫一個成功一個，新中國成立后是寫一個砸一個，沒有辦法�，F(xiàn)在沒有人帶著真感情寫東西的……

　　我想，魯迅如果不死，會好一些，論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濟深之上，他應當有宋慶齡的地位，副主席再掛一個科學院之類的名義，他可以不寫文章，他的性格也決不會像郭沫若那樣，這就有個可以講實在話的人。現(xiàn)在不是，都是唯命是從的，都是唯恐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現(xiàn)在這個局面。

　　外國人寫傳記文學很少好的，他們是寫效果、寫政策，而不寫人，人的本身活動，人的思想，人的各種感受和他的反應，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國不同，中國傳統(tǒng)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動為綱，寫人物性格，寫他的感情，他對于事物的直覺和如何解決，近年來我們也學了外國的一套方法，寫歷史和事實都看不見人，看見的盡是些政策措施。我們中國的史書，既是史也是文學，因為它真切動人，這個好處現(xiàn)在沒有了。從前看聯(lián)共黨史，一開始很看不慣，當然后來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聯(lián)共黨史只寫了兩個人，列寧和斯大林，難道真的是這樣？中國人寫項羽是項羽，有血有肉，寫諸葛亮是個活的諸葛亮。聯(lián)共黨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記錄。

　　現(xiàn)在沒有人寫文章，有些人寫文章也寫得不好�，F(xiàn)在沒有辦法寫文章，因為不能寫人。

　　這幾年來文藝界什么成就都沒有，有什么東西呢？有《東方紅》吧。有好多事情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干的，《東方紅》單是演員夜宵費每晚得花四千塊錢，不要說不收門票，就是收門票也收不到一萬塊錢，夠開銷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友人交談中議到前幾天《人民日報》發(fā)了一篇關于批評《早春二月》的文章，該文說《早春二月》內(nèi)容是反動的，因此說“藝術性很強”這句話都不對。聶接住說：“藝術性越強，內(nèi)容反動就越應該反對”，這有什么理由呢？文藝這東西很細致的，不可能由你簡單地提出一句話來就做了定律。我做過研究嘛，藝術性和內(nèi)容有統(tǒng)一性，《水滸》、《紅樓》這些作品的內(nèi)容和藝術性是統(tǒng)一的。《水滸》、《紅樓》的內(nèi)容也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而是封建的，它帶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對乙封建，是彼勝于此，而不是離開了封建社會的局限，因此從內(nèi)容說也有反動的一面，那么你就反對它的藝術性？再說有些小說極個別的也有內(nèi)容完全反動而藝術性強的，比如《蕩寇志》之類，但是它不起影響嘛，你反對它有什么用，還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滸》，知道《蕩寇志》的人就不多嘛，有什么害處呢？什么是反動，什么不是反動，也不能呆板地看。科舉制度是反動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從士族門閥制度中開辟了一條挽救封建制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來的良好辦法，特別是武則天時代，科舉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籠統(tǒng)地說科舉制度就是完全反動的。這兩年沒人敢說話，你一提什么，他就拿毛澤東思想出來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來越覺得沒話可說。

　　你說藝術性越強內(nèi)容越反動就越應當排斥，那么這張《圣教序》內(nèi)容反動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學王羲之的字，這不是笑話嗎？藝術性是一種技巧，資產(chǎn)階級可以用，無產(chǎn)階級也可以用，各自為其內(nèi)容服務……

　　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這本來可以。可是現(xiàn)在除了那個第一位之外就沒有第二位了，誰都不敢提這個第二位，結果只有一個第一位，這叫提倡藝術呢，還是摧殘藝術？

　　我是不看報，最近有人到我這里來說，《人民日報》登出一篇不是批楊獻珍、就是批周谷城的文章，怎么看怎么不通，看來看去不能自圓其說。他說登出像這樣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報》的恥辱。我反正見了這些題目都不想沾一眼。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七日，數(shù)友人同在“四川飯店”晚飯，聶紺弩與吳祖光有如下交談：

　　吳：看到文懷沙沒有？

　　聶：路上碰到的，談得不多。他告訴我在那個地方（監(jiān)獄）也不勞動，也沒事情做，每月拿二五元五角的錢，期滿叫他簽字蓋章。他關在里頭也不算法律處分，也不算行政處分，理由是無牌照行醫(yī)。

　　吳：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輕里說。

　　聶：這當然是表面理由，也可能判決書上不好寫別的，他現(xiàn)在算是期滿了，但還回到那個地方去，他在那邊有錢拿，給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說“我是為這事進來的，你們還來找我？”其實找文懷沙開方子，吃興奮類的藥，就是所謂開“春藥方”這個罪名。

　　吳：這幾年來那么緊張的氣氛，歸根到底還得怪赫禿（赫魯曉夫），沒有他，我們還可以過些太平日子。

　　聶：可不是，沒有赫禿也沒有匈牙利事變，連“五七年”的事兒（指“反右”）也不會出來。

　　吳：從文件上看和外頭聽到的，好像黨內(nèi)問題還比較嚴重，出事的多數(shù)是黨員。

　　聶：出來的問題，怎么都提到了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李維漢、楊獻珍不用說了，邵荃麟表面上說什么中間人物問題，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對延安文藝座談會。

　　吳：周而復聽說又有問題，以前聽說過，后來報上又出來了，以為沒事，可是最近聽說《上海的早晨》圖書館都不讓借，可見有了問題，人大、政協(xié)的名單上都沒有了……龔之方最近告訴我，有人碰見夏公（夏衍），不好直接問他的事情，就問齊燕銘怎樣了，夏笑著說，他和我的問題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資本主義。從這個情況看來他大概還是比較灑脫的，還說些幽默話。

　　聶：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長）怎么樣？我認識的人當中，四個最走運的人，前幾年都很紅，一個是邵荃麟，一個是張執(zhí)一（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一個是夏衍，一個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問題，那么這些人可以說是同歸于盡了。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三日晚，聶在家里同友人喝茶，聶說：我從北大荒回來后，熟人、老朋友抖起來的（意即得勢）有四個人，夏衍、張執(zhí)一、徐平羽、邵荃麟，現(xiàn)在只有一個徐平羽沒事，其他全垮下來了，再說這些人其實也不算怎么抖，革命這么多年，腦袋隨時懸在半空中，頂多當個副部長，這算不得怎么樣吧，連我也算當過副總編輯，這算什么呢？但是垮起來卻垮得很徹底。

　　某友人說：你這四大皆空倒也干凈。

　　聶：可不是，現(xiàn)在輪到我了，一無所有，既沒有資格做當權派，連個鳥也沒有，已經(jīng)是渣子了，在我們這些人身上搞不到什么油水了，那就不會作為被整的對象，一無社會影響，二無任何本錢，這還不清凈？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Ｏ日晚飯后與友人攀談，說到“四清”運動，中央下發(fā)“二十三條”，安定人心，運動開頭那種緊張空氣過去了，穩(wěn)得多了；
談到最近彭真報告講得很清楚，運動主要是對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聶說：“二十三條”出來當然是好一點，但是什么當權派我也不信，田漢、荃麟這些是真正的當權派嗎？我看未必，再說孟超這么一個可憐得很的人也算是當權派拿來整一頓，這還不是鬼話！現(xiàn)在有許多事情別人不敢說，周總理做報告指責田漢說，田漢寫賈似道，今天誰是賈似道呢？我就是賈似道，這是公開報告，有人聽著的，這樣誰敢說話寫東西？一方面又鼓勵反抗精神，《水滸傳》的農(nóng)民英雄應當歌頌了吧，可是水滸這些梁山英雄是反對蔡京、高俅、童貫的，今天又是誰？這一問你受得了嗎？所以就是不叫人說話。林默涵報告里還說夏、田、邵他們是個集團，這更駭人聽聞。

　　某友人說：這不會的，誰不知他們平常談不在一起。

　　聶：這就是呀，林默涵報告有許多人聽了，確實這樣講，說他們是精神上的一個集團，這你就沒法說了。林默涵還說什么夏衍這些人和他同事，這些情況沒有發(fā)覺，是自己麻痹大意，這真是見鬼！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下午，聶說：有八個人公布了是修正主義，陽翰笙，田漢，邵荃麟，夏衍，齊燕銘，陳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說：荃麟這次也算上了，這個人本來是很穩(wěn)的。

　　聶：這和穩(wěn)不穩(wěn)沒有關系，隨你是什么樣的人，遇著了教條主義都沒有辦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日晚，聶說：香港出版了小說《杜秋娘》，像這樣一個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國現(xiàn)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寫現(xiàn)代人的生活，只好寫唐代人的生活，因為寫現(xiàn)代人的生活犯忌諱，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這種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寫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從古以來寫不好的，《三國》寫劉備、關云長都寫得很不成功，《水滸》寫宋江寫得失敗得很，寫張飛、曹操不作為正面人物處理，也不把他們作為英雄，《水滸》中的林沖、李逵、魯智深這些人物和張飛、曹操一樣都不是頂尖的人物，都寫得非常生動，比起劉、關、宋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讀《三國》會覺得作者把曹操寫成了一個真英雄，而劉備卻是個土偶人，老拖著眼淚鼻涕的可憐蟲，“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簡直與劉備毫不相稱。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觀想寫就可以寫出英雄人物來的，我命令你寫一個英雄人物出來，這是笑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同友人午飯間，談到老子和莊子，聶說：我現(xiàn)在深深體會到“為無為”這話有深切意義，老子叫人“為無為”，就是要做到順任自然。知識分子應當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擾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揮他、命令他干這個干那個，不能干這個、不能干那個，他自然能寫出好的作品來。你不是搞文藝的，可是偏要對文藝問題出許多主意，寫書記要寫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寫出來群眾不愛看，他媽的世界上沒有這種書記，毫無缺點的人物你怎么寫？康生說，你們?yōu)槭裁炊几愕焦诺淠抢锶チ四�？其實為什么，不是很簡單嗎？現(xiàn)代的東西不能搞，一搞就錯，越是現(xiàn)代的題材越不能搞，你寫毛、周，你敢寫？寫一筆都有無數(shù)人給你指手畫腳，所以只好搞古典的東西，使現(xiàn)代文學開倒車。其實，一件作品只要它對社會主義有好處，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對頭了，管他中間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寫。把人物分開幾類，這是中間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辯論什么能寫什么不能寫，這是無益的辯論，自找麻煩嘛！所以兩千年前的老莊是哲人，他叫人“為無為”才可以有為。

　　從上面所錄言論，可以看出聶紺弩的文藝觀點。就我的感受而言，對“寫中間人物”的肯定，聶紺弩的觀點是確定無疑的；
對“英雄人物”的辨析，聶論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強調(diào)文藝創(chuàng)作不能由領導人的主觀意志而決定，文學藝術有自己的規(guī)律，將領導人意志強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條去束縛藝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就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藝術作品得以問世。從聶紺弩同友人的言談中，我們可以感覺到當年那種“左”的氛圍。大家每天都在打聽、議論、擔憂：誰又出問題了，誰又被批判了，誰又垮臺了，那是怎樣一種壓抑、恐慌的環(huán)境啊，那還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嗎，那還會有真正的文學藝術嗎？

　　“寫中間人物”的提出，確實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時整個文學藝術界已經(jīng)久無生氣，所以在一九六Ｏ年北京新僑飯店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和一九六二年廣州的劇作座談會上，周恩來都作了鼓勵作家解放思想、活躍創(chuàng)作的講話，直接領導文藝界的周揚等也試圖做一些“糾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深化現(xiàn)實主義、寫人民內(nèi)部矛盾、寫中間人物的理論。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時候，卻不分青紅皂白，沒有任何道理可講，所以，聶紺弩對此憤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關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明確指出運動的對象是“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聶紺弩還氣憤地說：邵荃麟是當權派嗎？尤其是說到“可憐得很”的孟超，聶憤然冒出一句“這還不是鬼話？”現(xiàn)在想來，他的這種激憤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對孟超的新編昆劇《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與柯慶施（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組織人寫的文章�！捌�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這也是聶紺弩經(jīng)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獄，一九七一年即已含冤去世。聶紺弩出獄從山西回到北京時，才驚聞邵公死于獄中連骨灰都沒有留下的悲慘情狀，以極度悲愴之感寫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詩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撐天地顫巍巍。

　　天下事豈爾可為？家太高明惡鬼窺。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闭Z出《漢書?揚雄傳》。邵荃麟那個時代，他支撐文學界的局面真是一種顫巍巍的狀態(tài)，天下事總是難遂人意，也不允許你有所作為，你的思想見解既很高明，就必會遭到惡鬼的忌恨。這與杜甫說的“魅魑喜人過”是一個道理。

　　我國的文學藝術已經(jīng)有了今天的比較繁榮的態(tài)勢，但是對于過去的事情，也還是要回頭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訓，讓正確的方針堅強地支撐起來，不再是那種顫巍巍的狀態(tài)。

　　豪飲縱論天下事

　　檔案中搜集的聶紺弩言論，都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fā)之前這段時間內(nèi)，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談話。所涉話題不僅是文藝方面，更多的是議論國際國內(nèi)政治時局。這當然就更容易引起專政機關的注視。后來他被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的罪狀中，“反動言論”都是涉及時政的。

　　現(xiàn)在來看這些言論，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聶紺弩的思想、才氣和人格；
另一方面，也會引起我們對歷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觀點，是人們許多年以后才達成共識的，有的也許是至今仍未被人領悟的東西。當然，一個人的即興談吐，尤其是帶有過激情緒的時候，言論未必都很準確。無論怎么說，在當時極“左” 思想盛行、炙手可熱的情勢下，他的那種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貴的。他的時事洞察力是敏銳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爾不群的。

　　有句老話說：“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是一種出世的思想，也許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讀書人的安慰和調(diào)侃。事實上，真正的文化人，沒有不關注時事的，整個世界的形勢都時刻裝在胸中。聶紺弩從北大荒回來后，一直閑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開會，但他對國際國內(nèi)的時局演化了如指掌。每與友人聚飲，酒過三巡，話如涌泉，從國內(nèi)到國外，從政治到文化，高談闊論中不乏見解精辟的驚人之語。

　　如談“中蘇”論戰(zhàn)，聶紺弩說：我們的《九評》很厲害，蘇聯(lián)被我們唬住，他們不敢公開辯論了，赫魯曉夫是我們哄他下臺的。但是，《九評》并沒有提出新的東西來解決當前的新問題，只是抓住了列寧當時講的一些東西，從那本《國家與革命》里翻來覆去抄，目前的形勢與列寧所處的形勢大不相同了，這些理論不能解決今天的問題。

　　如談到印尼的蘇加諾下臺，聶紺弩說：有人說蘇加諾聯(lián)共產(chǎn)黨聯(lián)壞了，艾地的過“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說得對，條件沒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沒有準備好就盲動起來，沒有不出亂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勢很好，東風壓倒西風，結果出了這么一件大事情，“左”傾冒險主義害死人。

　　如談到與西哈努克的友好關系，聶紺弩說：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輩子跟著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發(fā)動別的什么親王來倒掉西哈努克，國際斗爭，力量消長，不是看眼前的。

　　這是聶紺弩在一九六六年一月間的一些言談。四年之后，柬埔寨果然發(fā)生軍事政變，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廢黜。這不能不讓人嘆服聶紺弩對國際風云的敏銳觀察。

　　檔案中所見，他對形勢的評議大多還是國內(nèi)問題，茲摘抄部分言論如下：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晚上，數(shù)友人在聶家一起吃飯，飯后，話題從北大荒談起。聶說：你知道嗎，北大荒從前那些頭頭全都垮光了，從王某人起都換下來，他們現(xiàn)在什么都沒有了，組織部長最有權，犯的錯誤最嚴重，主要是浪費大量資金，生產(chǎn)沒成績。我們在那兒的時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溝，割草，天天讓你勞動，但是從來沒有人想到這些勞動力花下去應當?shù)玫绞裁唇Y果。他們不懂得什么叫經(jīng)濟，就懂得這些人空下來就會造反，所以拼命讓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兒爛了，運不出去。拖拉機播種，沒人收割，在地上爛了。冬天你去開溝搞水道，春天就垮了。這樣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貪污、浪費、亂搞男女關系，這些人有權，女人可以隨便搞。開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丟空了，生荒還好，反正可以積肥，熟荒更遭，整塊地就沒用了。現(xiàn)在北大荒又大大縮小了，駐蒙部隊都開發(fā)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東來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這些人都是災荒那幾年從山東來的。山東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來，不知還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實全國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兩個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問題，基層干部沒有一個好的，根子全都壞了，又不能連根拔，拔光了誰來干呢？這是不可解決的問題，而且是致命的嚴重。從這個問題看出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去搞，因為許多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他們體會社會主義要經(jīng)歷長的時期是在于知識分子，是要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我們體會的是這些根本問題不能解決。

　　現(xiàn)在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懂藝術……毛主席懂得詩詞，但沒人懂世界文學……在黨內(nèi)懂得世界文學的人，是田（漢）陽（翰笙）夏（衍）邵（荃麟），現(xiàn)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魯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魯不如毛，魯迅對中國民族的估價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國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
可是民主主義思想，毛不如魯，魯迅平日很強調(diào)民主�，F(xiàn)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這是錯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來做號召，八月一日的文章題目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傳統(tǒng)》，這是因為沒有，所以故做宣傳，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飾而已�，F(xiàn)在這個制度很可怕，是層層專政……這樣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

　　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說，不管怎么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類的前途，但是馬恩列對于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是個異常曲折的道路，也許開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論理，當然是遵循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體到行動，就是說當了最高的統(tǒng)治者，就有如何鞏固自己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為集體還是為個人？這個界限很難劃得清。但是為了鞏固，他不能不搬用過去那一套，甚至他本來反對的沙皇曾經(jīng)用過的那一套。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預見到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陰魂怎樣滲進革命最高領導的意識當中去借尸還魂�，F(xiàn)在黨的工作、組織路線，反帝反資的方向，都是對的，主義沒有錯，問題在于領導人，在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陰魂在借尸還魂，在領導之間借尸還魂。

　　這兩年國內(nèi)的糧食問題不那么緊張了，靠天吃飯罷了，但問題仍然存在，而且許多問題仍然是嚴重的，整個說來不是樂觀的�，F(xiàn)在看來，許多國家也可能一朝變成社會主義，甚至落后的國家也可以變成社會主義社會，但是越是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就越困難，甚至奴隸制社會都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建設卻要從經(jīng)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來一整套，這是很難的。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強國還是戰(zhàn)前的英美法德意日，這些國家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先例，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談何容易。

　　我們僅僅從一些現(xiàn)象看出癥候，我們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的材料來看出社會主義到共產(chǎn)主義的真正道路。當然，共產(chǎn)主義是人類的必然趨向，但是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更具體地指出方向。這樣一個人，也許不是我們這個社會可以誕生的，不言而喻，我們這種社會不容許有人去想這個問題。我相信將來一定有這樣一個偉大人物揭穿了這些問題，從而告訴我們以正確的道路，但是這個人不容易誕生出來。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晚上，聶同友人在書房聊天，說：近幾年來，人家一看，本來有些愛國主義愿意回來的也不想回來了。我們的失敗主要是內(nèi)政問題，三年災荒，三面紅旗，暴露了一切弱點，你這個社會主義都不能解決人民最基本的吃的問題，那你這個社會主義的好處在哪里呢……

　　今天有許多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時代，列寧以后的時代無法解決的問題。一是為什么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中國、蘇聯(lián)在內(nèi)，都無法解決國內(nèi)的生產(chǎn)問題和糧食問題？二是為什么擁有原子彈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自己絕對強大的時候都不使用原子彈？不管是什么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能夠運用正確理論來解決這兩個問題，他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理論就可以指導全世界前進。

　　還有一個當代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的變質(zhì)問題。按照馬克思的學說，有個黨，有個堅強的組織核心這都是對的�？墒�，以蘇聯(lián)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權慢慢的他就唯我獨尊，掛社會主義招牌，行封建統(tǒng)治之實，他們抓住了最高統(tǒng)治的權就把封建皇帝那一套照搬出來，這一來革命就變了質(zhì)。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是個新問題，科學地掌握它本來是很困難的�？墒菑霓q證法觀點來看，什么都有個一分為二，唯有中央的政策不許一分為二，這就無法自圓其說。本來理論是根據(jù)事物發(fā)展的真實情況加以正確反映使人信服的，但是現(xiàn)在的理論是由毛澤東的權力來使人接受的，這就不好談什么馬克思的原則了�，F(xiàn)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將來，你看吧，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搬開，單獨提出毛澤東思想來了。

　　一九六五年一Ｏ月二九日，聶同友人在“五芳齋”吃晚飯。席間有人說到“徐放已經(jīng)出來了”，聶說：怪呀，他既名“徐放”為什么先放呢？他應當后放才對呀！

　　晚飯后到和平餐廳喝咖啡。聶談到：國際的情況不好，現(xiàn)在聽說又要轉(zhuǎn)過來扭轉(zhuǎn)國內(nèi)的空氣，開始用擴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法來緩和知識分子的感情。把李宗仁拉回來，大搞孫中山生日的紀念等等，現(xiàn)在據(jù)說中央許多領導人都知道有問題，想法子要扭轉(zhuǎn)……剛才說徐放出來了，其實不只徐放，胡風也早就打算讓他出來，潘漢年他們都出來了，胡風為什么不出來呢？說他是反革命，但是從他所有的事實來看，沒有一點可以說是反革命的理由。進去既然沒有理由，那么出來又借什么理由呢？這就很難了，所以胡風一直無法出來，大家也不敢提。其實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什么李宗仁、孫中山可以挽回得了的，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對知識分子的問題，現(xiàn)在把所有革命的知識分子全都趕出外頭，這是致命之處。工人、農(nóng)民這些都好辦，你可以隨便搞掉，命令他們怎么樣就怎么樣，知識分子就不行。過去我們從來都沒有對工作對生活感到疲沓，最困難的時候我也覺得干起來有勁，原因是有個理想�，F(xiàn)在呢，好多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你叫我怎么辦就怎么辦，你叫我干這個我就干這個，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你叫我“四清”我就“四清”。其實“四清”搞出什么名堂呢？一點都不解決問題，相反的暴露了許多嚴重問題，知識分子原來不了解的，現(xiàn)在就更不清楚了，原來農(nóng)民問題一點都沒辦法。林巧稚就說到農(nóng)民連六分錢一支的眼藥水都買不起，你想，解放了一六年農(nóng)村還是這樣的情況，你干的什么工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上午，聶與友人到莫斯科餐廳吃飯，飯店還冷冷清清的，兩個服務員在門口談天。聶說：像這樣一個餐廳虧多少本！奇怪，商業(yè)部門就可以不管，要是在外國早就關門大吉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的服務員是來享福的。社會主義可以干活，也可以不干活，一樣拿錢，老板大，賠得起，可是養(yǎng)成了許多新的寄生階級。過去沒有經(jīng)過社會主義，幻想得很美，現(xiàn)在身在其中才發(fā)現(xiàn)有無數(shù)問題。記得列寧說過的，資本主義有許多優(yōu)點，是列寧說這話。資本主義最大的缺點是剝削，剝削別人當然不好，但許多制度我們要學。你看從前上海人做生意對待客人的態(tài)度，和現(xiàn)在店員的態(tài)度，誰是真正在服務……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六日晚上，再次談到北大荒，聶說：現(xiàn)在沒辦法，當局對于內(nèi)政的許多問題都還不覺察，都還執(zhí)迷下去。比如說北大荒不宜于大規(guī)模開發(fā)這個問題，這是很清楚的。開荒，開了許多生荒，沒辦法種，反而損害了土地，開了荒，用拖拉機播種，都無法收割，用人收割割不多，損失了，連種子錢都收不回。這其實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偏偏要這樣干。伐木也一樣，幸好伐木的人都不真照計劃干，三個人一組，找個偏遠地方躲下來睡覺，到時候胡亂伐兩棵回去報就是若干若干方。如果真的都照計劃干，那個浪費就大得驚人，伐好了運不出，爛在原地，浪費了人力物力，造成了無比的消耗，這叫做建設？一切事情都是這樣，上下蒙蔽。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二二日，聶約人一起晚飯，飯間談話主題是莊子，后又說到：近年來神經(jīng)病的人很多……而且多數(shù)神經(jīng)病人都是政治原因。問題確實很多，現(xiàn)在是靠人的覺悟來生存，物質(zhì)條件這樣差，生產(chǎn)搞了十幾年搞不好，你就靠一個覺悟活下去？這叫做自欺欺人。

　　弓弦不能拉得太緊，這是古人早就說過的了，拉弓拉得緊有許多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拉緊了以后就松了勁兒，第二次就沒法拉了；
再說，拉緊就有斷的可能；
第三，拉緊了也有失手的可能，一失手，弓弦就把胳膊都打斷�？� 現(xiàn)在的情況是硬把弓弦拉得緊而又緊！

　　老子也是反動的，老子當時的社會地位和莊子差不多�？墒抢献佑行┮会樢娧�的道理，一個新的政權老是愛叫你做這樣做那樣，《尚書》里面就都是堯指揮誰去管什么這些話，因為新政權不這樣就樹不起一套制度，這是有為，老子卻主張無為，用無為給新統(tǒng)治者的有為唱反調(diào)。老子說，“法令滋彰，盜賊蜂起”，你的法律多了，反對這些法律的人就必然涌出來，你能說老子的話沒有道理嗎……

　　以上是聶紺弩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一些言談，從中可以找出幾個明顯的觀點：

　　一、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是個新的問題，科學掌握它是很困難的。許多新問題，是列寧以后的時代還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越是原來經(jīng)濟基礎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就越難。我國大躍進以來的極“左”政策，使生產(chǎn)力遭到了破壞。三年災荒，三面紅旗，暴露了我們的弱點，連人民最基本的吃飯問題都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是要長期去搞的。

　　二、“四清”暴露了很多的問題。好多地方都存在干部腐化，濫用職權，貪污，浪費。有些領導不懂經(jīng)濟，造成生產(chǎn)破壞。干不干一樣拿錢，“老板大、賠得起”，而對這些問題又不能正視。相比之下，資本主義有它的某些優(yōu)點，在管理制度上應當學習資本主義的東西。

　　三、中國有著很深的封建主義傳統(tǒng)，缺乏自由民主的傳統(tǒng)。權力集中在少數(shù)人身上，這就是封建主義的影響。某些東西也是受了斯大林的影響。蘇聯(lián)斯大林掌權后唯我獨尊，掛社會主義招牌，行封建統(tǒng)治之實，把沙皇那一套照搬出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變質(zhì)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借尸還魂，是馬克思、列寧沒有解決也沒有預見到的當代最嚴重的問題。共產(chǎn)主義是人類的必然趨向，但是還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們正確的道路。

　　四、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嚴重挫傷人們的生產(chǎn)和工作積極性，尤其是打擊了知識分子，把革命的知識分子排斥在外，搞得政治空氣緊張，人人神經(jīng)過敏。弦繃得太緊，不符合社會治理的規(guī)律，必然要出問題。上述這些觀點，站到中國改革開放三Ｏ年之后的今天來看，大多已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回頭想想幾十年前是個什么情況呢？聶紺弩在那個時候就議論風生，鞭辟入里，這不能不讓人感嘆和欽服，讓人感到他每一句話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在談到“四清”運動轉(zhuǎn)彎的時候，聶紺弩說了這樣一句話：“很可能再搞下去又轉(zhuǎn)一個彎，現(xiàn)在人的命運十分渺茫！”果然，時間未久，就轉(zhuǎn)成“文化大革命”了，他本人也遭到了噩運。這句話是他智慧的預見呢，還是不幸而言中呢？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字真如，曾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xié)和民革中央常委，一九五八年他曾上書毛澤東主席，指出毛“個人修養(yǎng)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不周”。這大概與聶紺弩所見略同。聶是陳的好友，卻一直沒有到過陳家，一九六五年陳逝世，聶前往祭悼，同事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 編輯）問聶：“陳真如生前讓你到家里來，你怎么不來？”聶說：“到他家里要寫會客單，我就不愿意�！标愡兌�說：“陳真如說過，你的許多高論都可以入《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是南北朝時宋臨川王的名著，記述逸事瑣語，經(jīng)久流傳，盈篇都是機智絕妙的話語。陳銘樞用《世說新語》比擬聶紺弩的妙語高論，并非是過分的褒賞。他經(jīng)常有語出成珠、驚人不俗之語。本文中所列言論的來源，都是別人根據(jù)記憶寫出來，報告給司法機關，筆者又從司法檔案中摘錄出來的，也許聶紺弩還有更為精彩的話語恰恰給漏掉了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段膮R報》發(fā)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隨后印成了一本小書發(fā)行。

　　那時我在北京讀大四，放寒假前在新華書店買了姚文元的書，坐火車回家的途中讀了一遍。那幾年文藝界批判成風，作為局外人，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普通的文史愛好者，雖然對這類文章總是要看，甚至認真去看，但并不了解其背景。誰能想到，一篇文章出臺的后面，竟然會有那么復雜的政治斗爭和邪惡的陰謀活動！“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到來的。

　　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批判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是江青親自籌謀，張春橋全力張羅，陰謀家們精心炮制的一出惡作劇。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跑到上海，經(jīng)與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張春橋密謀，把批判吳劇的寫作任務交給了慣于揮舞批判棍子的姚文元。姚文發(fā)表之后，張春橋指令《文匯報》開辟《�！穭∮懻搶０妫�引誘文藝界人士發(fā)表反駁姚文的觀點，有意仿效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的“陽謀”策劃。

　　按說文藝界屢經(jīng)挫折，人們應該有所警惕了吧，然而善良的知識分子畢竟不是陰謀家的對手，仍然不免要落了圈套。有不識時務者，果然就出來與姚文元唱反調(diào)，導演者一看，正中下懷，于是一臺“文化戰(zhàn)線兩條路線斗爭”、“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階級斗爭”的新鬧劇就成功上演了。

　　聶紺弩就是一個不識時務者。他雖然沒有發(fā)表文章，但他的許多不合時宜的言論都引起了專政機關的注視。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

　　姚文發(fā)表還不到一個月，聶在晚間與人閑談中，話題便直沖此文。說到《文匯報》幾篇關于《海瑞罷官》的文章反駁姚文元時，聶說：

　　“現(xiàn)在一切是非都沒辦法說……現(xiàn)在是誰也不敢、不想寫文章，就是怕這個（沒有是非講）。老舍說，他現(xiàn)在寫一百字就頭痛，他不寫了。吳晗、老舍，這些還不說，夏衍、田漢、荃麟、胡風、艾青……這些人一個一個地弄垮，這些人都不讓寫，人家是幾十年的老革命，這些人都不讓寫，吳晗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寫歷史都不讓寫，現(xiàn)代的更有什么能寫呢？姚文元這個人我非常討厭他。本來嘛，把清官、貪官、好官、壞官一律抹黑，都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這就沒有歷史，也沒有誰推動歷史前進的問題。你說人家寫謝瑤環(huán)、寫海瑞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三面紅旗’，這不得了哎，這就是封人家的筆！你以后可以拿任何作品來判決任何作家犯罪，可以判決吳晗，也可以判決聶紺弩！文藝作品有影射時事的事例，歷史上很多，但也有絕不牽涉時事的，這是個文學史的普通常識，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指為以古諷今，這有什么公道？你可以問田漢，也可以問吳晗，但是你不能憑人家的作品你就下結論！”

　　從吳晗寫海瑞受批判，聯(lián)系到馮雪峰還在寫太平天國，面臨這種形勢，馮的寫作也該收場了。聶說：“當然啰，兩個主角（指馮筆下的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李秀成，一個石達開，這不都是犯忌的嗎？”

　　接著，聶紺弩又想到了黃藥眠對周揚的議論�！白蛱炜吹近S藥眠，他跟我講得很沉痛。他說：‘周揚這個人我和他私人感情很好，在延安我生了重病，得到他照顧我才好的，可以說他救了我。但是這個人講話是沒有人不頭痛。他做報告，第一次聽了真是精彩，有理論有感情，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你就會倒胃口。比方說，談到武訓傳，他第一次說，這部電影有問題，我們作為共產(chǎn)黨員，沒有這個水平看出來，是十分慚愧的。這樣把自己也檢討了一下。第二次談這個問題，他就說，武訓傳這個問題，許多人都看不清楚，這說明大家的理論水平不高，就把自己略微減卸了一點。第三次就在大會上正顏厲色地說：武訓傳這樣嚴重的問題，你們都看不到，這還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嗎！這樣就搖身一變，成為先知先覺了�！�藥眠說得非常之形象化，這就是周揚。就是這樣的人自居領導，你說有什么辦法呢？現(xiàn)在主要是打擊文藝界三十年代活著的人和文藝領導。這些人垮下去，人才就沒有了。有許多人過去都是沖鋒陷陣，在文藝界立過不少戰(zhàn)功的，現(xiàn)在就這樣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五百年’，這句話，現(xiàn)在只能改為‘各領風騷五六年’�，F(xiàn)在是非常混亂的時代，不能安靜生活的時代，文藝沒有搞頭�！�

　　聶紺弩轉(zhuǎn)述黃藥眠的話，由議論周揚，而想到人才問題，指出了世事的“非�；靵y”。然而，他還沒有完全預料到，一個更加混亂的歷史時期正在逼近，連周揚這樣的本來很“左”的文藝領導人也跟不上越來越“左”的形勢，即將垮臺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

　　關于文化人士遭受打擊的事，是聶紺弩那段時間與友人聚會中經(jīng)常涉及的話題。如談到文懷沙，聶說：文懷沙還在里面（監(jiān)獄），原因是他沒有職業(yè)，只好回到里頭，還可以拿二五元五角一月，叫做就業(yè)分子，就是說刑滿了但是仍在里面就業(yè)，那兒給他一個房間很安靜，他在那兒給人看病。他自己也奇怪，他犯的罪就是無牌照給人看病，到了那里還是看病，所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這天下午，到了和平里肖離家。肖離是湘西土家族，黃永玉同鄉(xiāng)，他和他愛人肖鳳原來都是《大公報》記者，摘去“右派”帽子后，都在家里工作（編教科書），據(jù)說過得像“隱士”。肖離與聶紺弩談話間，說起很多北大荒的事，說有個叫戴璜的新華社記者從北大荒回來后，寫了一個報告給組織上，把他所見到的北大荒各種不合理的非法現(xiàn)象都揭發(fā)出來，組織上說這很好，是重要材料，叫他留下來，第二年就把他送勞改了。還有一個叫朱華的，原是合作總社負責干部，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因為寫報告反北大荒的情況又被整，現(xiàn)在還在勞動。他們自己整風可以，你們這些人千萬不能提，一提就倒霉。

　　在肖離家，聶紺弩又說到文懷沙，以為文受打擊是周揚挾嫌報復。聶說：因為文愛隨便說，私下傳播周揚的隱私，周便懷恨在心。恰巧文懷沙在十三陵水庫和毛主席一起照相這件事，主席知道了很不高興，說了幾句這個人招搖等話。大概毛主席早就知道有個文懷沙，有一次沈尹默送一本詩集給主席，主席就問了一句：給文懷沙那首也在內(nèi)嗎？這不過是一句開玩笑的話，沈告訴了文，文就有點飄飄然，所以那次在十三陵水庫勞動，文懷沙就敢于混上主席臺，和毛主席一起拍照。周揚借了這個機會就決定對文報復，恰有馬某控告文在看病時調(diào)戲他老婆，所以就把文抓起來。說到看病，文確實有一手，許多老中醫(yī)都對他很佩服，并且得過衛(wèi)生部一次獎狀。

　　文懷沙受到處理是否與周揚有關，無從考證，聶的話只是茶余飯后的閑言，不必當真。但是，那個年代的許多事情確很荒唐。文懷沙既然醫(yī)術不凡，獲得衛(wèi)生部獎勵，又為何以非法行醫(yī)罪判刑？既然以非法行醫(yī)罪判刑，又為何允許在監(jiān)獄中繼續(xù)看�。窟�有，新華社記者只是給組織上反映情況，組織上也認為很好，為何也被判刑勞改？可知“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冤假錯案并非偶然現(xiàn)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種種冤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早已屢見不鮮。聶紺弩每議及此，氣憤已甚，但他并沒有預料到冤獄已經(jīng)張開大口，正在等待他的入網(wǎng)。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聶紺弩約友人大談莊子。他在集中精力精讀莊子，講起來興致勃勃：“老聶還是有兩手吧，從莊子里看出許多問題來。要是過去，讀了就讀了，體會不到，有些體會也不那么深。”言下之意，現(xiàn)在他才真正深悟了，認為自己的研究深度是前人未曾有過的。

　　他說：“莊子內(nèi)篇第一篇就是《逍遙游》，是什么意思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打破枷鎖。這就很清楚，什么人才有這種要求呢？”他認為，莊子是代表被鎮(zhèn)壓、被壓迫的人說話的。

　　他還講到莊子中的一個故事�！白迂暼タ匆粋�老頭，他在灌田，用個小罍一下一下去澆，別人勸他用水車，他堅決反對。這個人在勞動，卻反對有效果的辦法，這說明他對勞動一點積極性都沒有，勞動只是磨洋工，不是為生產(chǎn)。如果你不到北大荒，理解得了這種道理嗎？”

　　他講述莊子的內(nèi)容，都是與他自身的現(xiàn)實體會相聯(lián)系的。他在朋友面前滔滔道來，但同時他也意識到講這些東西是有危險的。他會突然間厲聲地說：“媽的！以后我也不對人多講了，講出來是危險的�！�

　　邵荃麟自己未落難以前，曾關切地問過聶紺弩研究莊子的情況。據(jù)聶本人說：“邵荃麟問過我好幾回：你研究莊子的動機何在？他的意思是怕我出事。不會的，我講馬克思主義嘛 ，首先肯定莊子是反動的……”

　　由此看來，聶紺弩并不是不知道身臨境遇的危險性，但他仍然過于自信。他認為他對莊子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實際上他已踏入雷區(qū)。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周穎因胃病在家，聶紺弩給她煮蛋花湯喝。有友人來訪，閑談起來，周穎說：最近北京的備戰(zhàn)空氣十分濃厚，不但每個干部要在機關挖防空壕，把許多人累得要命，日常工作也放下不搞了，還規(guī)定讓大家討論機關要不要保留，不必保留的機關都解散，年老的就退休；
還有的機關保留下來有無必要待在北京，或整個機關遷移，有些干部就調(diào)動，把機關精簡，或有些人調(diào)到地方去，弄得人心惶惶。每隔一個時期就制造一次緊張空氣，老實講，這些辦法我不同意，也不了解為什么隔一個時期就折磨人一次，叫人不得安生？現(xiàn)在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樣，照理說，要把國家生產(chǎn)搞好，也得讓人家有個安靜的時刻來做做研究工作，總是搞得你心煩意亂，安定不下來，人人都無法安于自己的職業(yè)。

　　聶接著說：人家是不要搞生產(chǎn)，一九五八年以后生產(chǎn)就已經(jīng)垮了，一直到現(xiàn)在都沒辦法，大家餓著肚子搞什么生產(chǎn)呢，機關除了軍事機關和政權機關之外，都可以不要，要有什么用呢，不解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然后又閑談到國際問題，再從國際問題回到國內(nèi)問題。周說：我們國內(nèi)的情況，用句老話說就叫軍人當政，這兩年所有機關的領導都換了軍人，連文化部長都換了軍人。

　　聶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主張，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可以天天講打仗？馬克思主義和黷武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兩回事。蘇聯(lián)主張和平，主要是贏得時間來搞生產(chǎn)建設，沒有大量豐足的生產(chǎn)，談什么共產(chǎn)主義。主張和美國有一定限度的接觸，原是不錯的，全世界的生產(chǎn)只有美國是先進的，可以在經(jīng)濟上利用和美國的接觸，吸取那些優(yōu)秀的技術來促進蘇聯(lián)的生產(chǎn)，這并沒有錯。

　　周說：卡斯特羅說得很對，現(xiàn)在是中蘇兩大國爭權奪利，卻犧牲了古巴、越南這些小國。

　　聶說：中國這一手是很厲害的，蘇聯(lián)的領導人現(xiàn)在最傷腦筋的也在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產(chǎn)黨都分裂為兩派，有的掌權的是親華派，有的掌權的是親蘇派，但是總的還是兩派，這可是便宜了誰呢，便宜了帝國主義。

　　他們這一番對話，讓我們回想起當年“反修”斗爭和備戰(zhàn)的情況。大概是首都機關的人，尤其是文化機關的人，對那種備戰(zhàn)的緊張空氣大為不滿吧，而我當時還是一個青年學生，習慣了參加勞動，讓挖防空洞也沒有覺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贊成中央的觀點，反對蘇聯(lián)搞修正主義的�，F(xiàn)在看來，學生畢竟幼稚。聶紺弩他們當時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贊成極“左”的做法。我想，當時也并非只有聶紺弩他們幾個人，持有正確主張的應該大有人在，可惜他們只能私下議論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發(fā)，就會被以“反革命”治罪。

　　黨內(nèi)和人民中間的正確聲音無法表達，只是一味地極“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就必然無可避免，聶紺弩被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難逃。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聶紺弩、張友鸞、周紹良等，在“恩成居”晚飯，然漫步到東安市場。其間，談到《海瑞罷官》。周、張都說：“現(xiàn)在動輒得咎，古典文藝不能搞。歌頌海瑞固然可以說是借古諷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說是借古諷今，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單單拿出一個海瑞來批評？《膽劍篇》，說實在的，我們就反對在那個時候來演出，越王勾踐是亡國的，我們的國家剛建立，方興未艾，為什么拿臥薪嘗膽來比喻我們今天呢？這不是借古諷今嗎？”聶紺弩說：“你們這些都是皮毛之見，海瑞、包公不是吳晗第一個提出來的，他不過是聽了上頭的指示寫成劇本、寫成文章而已。當時上頭提出來是因為底下亂七八糟，貪污弄權的太多，主張有些清官去進行調(diào)查整頓。所以吳晗如果在學術上批判的話，他承擔了，那就沒有問題。問題在于他那篇檢討，觸及了廬山會議的秘密，這就問題大了，這就構成嚴重的問題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哪里出來的呢？正是從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來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膽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險，他也是根據(jù)上頭的指示……《膽劍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頭的意思提倡艱苦建國，就把臥薪嘗膽提出來嘛，要不是有這一點保證，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發(fā)表出來批判曹禺�，F(xiàn)在的問題是上面，錯了就讓別人承擔……”

　　從上述話題，又引申到今后文藝創(chuàng)作如何進行。按當時的趨向，文藝工作者就是既能生產(chǎn)勞動，又能創(chuàng)作的人。聶紺弩說：“那就是說扭扭秧歌，說說快板，文藝就滿足了�！薄拔乃噯渭兓�了，將來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現(xiàn)在就是管子說的‘軌里連村’的社會�！�

　　春秋時代，管仲改革齊國的行政組織，居民按照士、農(nóng)、工、商劃定住處，不準隨便遷徙和雜處，并且把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結合起來，每鄉(xiāng)以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xiāng)，五鄉(xiāng)為軍。實行這種“軌里連村”，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擴大了國君的權力，也擴充了軍隊的兵源。

　　聶紺弩對當年我國社會狀況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確切地得到了證實。國家機關實行軍管，基層社會實行“全民皆兵”，農(nóng)民外出也要請假，同管子的“軌里連村”確是很相像的。聶紺弩認為，這種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喪失。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

　　聶紺弩分析當時社會問題的癥結，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權利越來越少，他認為治理社會不能順其自然，就會像莊子講的“鑿混沌”的寓言一樣，“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這天晚間，聶與友人漫談中說道：“現(xiàn)在農(nóng)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nóng)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么種，他有完全的權利，他有種地的本領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塊土地上�，F(xiàn)在的農(nóng)夫一點權利沒有，叫你種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種什么。種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結果自己一無所有，這樣的制度是沒有辦法搞生產(chǎn)的。連賣菜的也不好當。過去賣菜，他知道這條街道住些什么人，他們的胃口喜歡吃什么，到時就販進什么菜來供應客戶，自己賺點小錢，安樂生活�？墒乾F(xiàn)在呢，你沒有選擇貨色的自由，上級分配什么你就賣什么，你用不著去了解顧客的胃口，因為你了解了也無法供應。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著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學習，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錯誤。這樣，賣菜的也就無所施其本領，積極性也發(fā)揮不出來。這是個自由問題�！�

　　接著，聶又談到了“層層專政”的問題。他說：“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們更痛苦，因為他們同我們一樣有些話想講不能講，又不像我們反正是專政對象，我們彼此坐著不說話，相視一笑就都能會意。而他們不行，他們既是專政對象，又是服務對象，他還要聽上級的話行事，有許多行動和自己內(nèi)心不一致，有許多的心里話不能對人說，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幾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談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話可不能同你說，因為一說他就離開了他的地位，就會產(chǎn)生各種不測的情況，因為他也是被專政的�！�

　　“現(xiàn)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也是莊子提出的逍遙游，現(xiàn)在人們要求那種逍遙游的境界。莊子高就高在他藐視一切，自己找到這個境界�，F(xiàn)在社會是相反的，天天在‘鑿混沌’，這樣鑿，不到七日，混沌就會死的。”

　　仔細品味聶紺弩這一段話，似乎含有一種對于“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后果的預測意味。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

　　晚上，友人黃某來到聶紺弩家。聶說：“下午出門，找這個找不著，找那個出去了，最后到陳邇冬那兒坐一會兒，回來路上碰到儲安平，到他家殺了一盤棋，人家要吃晚飯，只好回來了�！比缓笥终f：“昨天打電話你不出來，我一個人到莫斯科餐廳吃晚飯，吃完了碰到黃藥眠，他同我談起，要找一Ｏ個大家都認識的人，第一次由他請客，在廣東酒家吃一頓作為聚餐的開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錢。意思是年紀老了，又沒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點兒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問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個鐘敬文，一個你，一個陳邇冬，你有沒有興趣參加？”黃某說：“可以呀，大家出錢，一個月不過兩塊錢的事。”

　　這段對話，使我們可以想見亂世文人的蕭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來，這種計劃輪番做東的聚餐活動，恐怕是沒有讓他們?nèi)缭敢詢敯伞?/p>

　　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十四日：

　　聶約好了鐘敬文在中國書店見面，到虎坊橋“湖北餐廳”中飯。鐘拿出他寫的一首《參觀收租院泥塑展覽》的詞出來，讓聶提意見，聶說：“這首詞只寫你參觀后的感想，沒有提到泥塑的藝術性，美中不足。”鐘說：“我這是政治掛帥。”聶說：“本來現(xiàn)在要歌頌的就是政治，就是共產(chǎn)黨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誰在真正提倡藝術？誰是真正為欣賞藝術去看展覽的？這種人不多，當然你是少數(shù)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藝術形式不要，掛上‘政治’兩個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聶與人相約到和平餐廳喝咖啡，又談莊子。聶說：“莊子有些道理確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為桎梏也’，這句話很有道理�！�

　　聶紺弩看到了在一個沒有自由可談的環(huán)境中，種地和賣菜都無所施展其能，藝術家就更無用武之地了，因而，藝術瀕臨滅亡的危險。他引出莊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話，實際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對當時形勢的思考。執(zhí)掌政權以后，如果恣睢用權，形成官僚主義，脫離群眾，趾高氣揚，剛愎自用，最終必然使權力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若是濫用權力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掌權者自己也將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們從檔案中能夠看到的，聶紺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論記載。

　　從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他七月被捕，這一段時間中，聶紺弩還有一些言論，但在現(xiàn)在解密的檔案材料中沒有找到�，F(xiàn)在只發(fā)現(xiàn)了兩頁書寫內(nèi)容很雜亂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寫。

　　在這兩頁雜亂的手稿中，寫有這樣的殘句：“幾曾地主悲殃馬，不見田單罪火�！�。這是一個對偶的句子，“地主”對“田單”，“殃馬”對“火�！�，顯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飾效果。從內(nèi)容看，前句是說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階級的“左”的做法，連地主家里的馬也無端受禍；
后句是說“文化大革命”，紅衛(wèi)兵蜂起造反，像田單利用火牛陣一樣。

　　在后來的法院審訊筆錄中有過這樣一句問話：“你說過‘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陣一樣，紅衛(wèi)兵是牛？”聶答：“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經(jīng)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了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五月二十九日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口號。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兩個月后，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做出了《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八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盁o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自此，全國進入全面動亂時期。

　　那種歷史，我們都是經(jīng)歷過的。我在大學將要畢業(yè)的時候，因趕上了這場動亂，推遲畢業(yè)而有幸在首都體驗了風暴中心的狂烈。

　　聶紺弩和他的那些文友們在“紅色恐怖”中的驚悸是可以想見的。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們的聚會和高談闊論當然是銷聲匿跡了。

　　這年八月二四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盡。聶紺弩寫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漢武秦皇轉(zhuǎn)笑人”，這是他被捕入獄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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