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為尺度，從霍布斯以降的現(xiàn)代政治哲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因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tài)”從未在世界坐標內消失，不僅如此，身處“諸神競爭”的時代，世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代表現(xiàn)代政治制度的民族/國家不但沒有緩和國際間的自然狀態(tài)，反而是激化自然狀態(tài)的罪魁禍首和始作俑者。如果全球化的到來是一個硬邦邦的事實，那么超越民族/國家限制、建立全球政治秩序究竟有無可能？

　　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的《帝國》，對上述問題給出了西方學者的一個回答。這部被捷克左翼知識分子齊澤克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共產黨宣言》”的著作由兩位作者合力寫就，其中哈特寫書時年僅四十一，是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內格瑞六十八歲，是意大利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曾因在思想上“啟發(fā)”了意大利紅色旅而被判入獄13年，據說至今仍對意大利反資本主義青年充滿“魔”力。這部厚近500頁，以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為主要理論資源的著作莆一問世，便風靡全球，迄今為止已有十幾種不同文字的版本發(fā)行，google搜索服務器上相關的消息多達33400條。

　　《帝國》開宗明義，劈頭就是一句時代的診斷報告：“我們正眼睜睜看著帝國正在成為現(xiàn)實”。佐證這一“現(xiàn)實”的兩個理據是：第一，民族/國家的主權正在逐步衰落；
第二，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正在誕生，這種新的全球主權形式就是——帝國。

　　中國語境里，帝國主義一直是個臭名昭著的字眼，初讀《帝國》極易產生望文生義的誤讀。不過此“帝國”非彼“帝國主義”，兩者最大的差異在于：帝國主義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后果，它的政治基石是民族/國家的主權超出自身疆界的擴張；
而帝國則是后現(xiàn)代語境中的產物，它不建立權力中心，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是無中心、無疆界、身份混合、等級模糊、多元交流的統(tǒng)治機器。

　　帝國雖然不是帝國主義的后裔，但也絕非天外飛仙，而是其來有自：根據作者的觀點，它可以上述到古羅馬帝國時期，在那時，帝國境內天下太平，眾生都能得到公正。而為了維護社會太平以及倫理真理，必要時帝國的唯一握權者就可以發(fā)動“正義戰(zhàn)爭”。根據這一判準，作者認為眼下已經可以確認出一些帝國概念復活的跡象，比如說“正義戰(zhàn)爭”觀念的復興。簡單說，作者認為帝國的應運而生正是為了解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國際沖突，只有解決既有沖突的國際共識已經形成，并且帝國已經嵌入這種共識之鏈中，帝國才會形成，才會在法律上獲得合法性。

　　帝國要想進行“正義戰(zhàn)爭”，就必須擁有“干涉的權利”以及“普遍的價值觀”。但是只要仍舊處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之下，正義戰(zhàn)爭，干涉（無論道德的、法律的還是軍事的），普遍價值這些概念就必定是改頭換面的地方性策略或者說“偽普適主義”。作者認為，帝國之所以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超國家權威結構，乃是因為帝國擁有“控制社會”和“生態(tài)權力”（bio-power）這兩個核心特征。這是援引自福柯的兩個概念，所謂控制社會，是相對規(guī)訓社會而言，其特點在于規(guī)訓的規(guī)范化手段的強化和普遍化，在這種社會中，控制實現(xiàn)于靈活、多變的網絡系統(tǒng)之中，從而使它的效力范圍遠超出由各種社會機構構成的架構嚴整的場所，完全內化為個體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而所謂生態(tài)權力，強調的則是權力已經伸展到社會結構的每一個神經末梢，潛入到個體的意識和身體之中。

　　從現(xiàn)代性的“規(guī)訓社會”到后現(xiàn)代性的“控制社會”和“生態(tài)權力”，權力的作用方式從“有招”變“無招”，效果則更為隱蔽而全面。隨著通訊交往工業(yè)產生的語言系統(tǒng)，全球化的生態(tài)權力以一種后現(xiàn)代的方式不斷消解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歷史，建立起去中心和反疆界的生態(tài)權力結構。這樣一來，現(xiàn)代性背景下曾經是你死我活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在帝國背景下轉化成一場自我生成、自我調控、動態(tài)平衡、無足輕重的游戲。

　　從帝國主義到帝國，世界歷史雖然有所進步，但絕非已臻完善，作者承認，在許多方面，新權力關系甚至比已被摧毀的舊權力關系更加野蠻， 因此要想避免帝國腐敗與異化，就必須訴諸“民眾”力量加以反抗和制衡。

　　如一位評論家所言，除了在表述上好用規(guī)定式的和斷言式的口吻，《帝國》其實是一本冒著極大的理論不確定性的著作。比如，“民族/國家已經逐步衰落”便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事實描述”；
此外，帝國的哲學基礎仍舊植根于西方文化的脈絡之中，在精神基因上極易指認出文化普適主義和基督教帝國的影子；
而作者心目中的帝國抵制力量“民眾”則像是“駭客帝國”中的尼奧——身份不明，行蹤難覓。

　　簡言之，割了“主義”這條尾巴的“帝國”不僅成分復雜，而且問題多多。如果這就是我們必須投身的未來世界，實在是憂大于喜。基于此，中國學者趙汀陽提出的“天下”模式作為回應。在《“天下”概念與世界制度的哲學分析》等文章中，趙汀陽指出，在中文語境中，與“帝國”遙相呼應的概念是“天下”，但“天下”表達的與其說是帝國的概念，不如說是關于帝國的理念，也即“關于帝國的一種理想或完美概念”的觀點。通過對“無外”原則和“禮不往教”原則等傳統(tǒng)中國思想資源的分析，趙汀陽力圖證明，天下理論雖然在古代中國沒有獲得充分發(fā)展，但其潛力極大，而且天下模式在思考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則上具有哲學和倫理學的優(yōu)勢。

　　表面上看，《帝國》與《天下》的最大區(qū)別在于，《帝國》的作者自認為是對一個正在發(fā)生的歷史進程的事實描述，而《天下》的作者卻從不否認自己只是對一個可能世界的理論構想，其實無論帝國，還是天下，都是對于現(xiàn)存世界秩序的一種超越性想象，因為這個世界需要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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