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之所以出現(xiàn)那樣僵化、滯后的局面是因為我們在研究中沒有堅持以歷史決定論為指導。堅持以歷史決定論指導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就必須首先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堅持以歷史時空為坐標來實現(xiàn)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正確定位；
二是要堅持以生產力為標準來衡量、評價該段歷史上的革命；
三是堅持把對歷史人物的研究與中國近代化進程有機結合起來，消除愛國主義史學的負面影響。這三個問題的科學解決，將使在歷史決定論指導下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出現(xiàn)一個嶄新的局面。

　　【關鍵詞】歷史決定論 中國近現(xiàn)代史 歷史定位 革命 歷史人物

　　西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總喜歡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稱之為歷史決定論，英國的卡爾•波普和美國的威廉姆•肖就是其中的代表。雖然這些西方的理論家們是持懷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去研究這個理論體系的，但就其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本質概括來說，其觀點則毋庸置疑是準確的。依據(jù)唯物史觀的內在邏輯，人類歷史的發(fā)展絕不是漫無目的地隨機游蕩，更不是在自我圈定的軌道上左右爬行，而是受著內在客觀規(guī)律的規(guī)范曲折地向前發(fā)展。它既反對主觀唯心主義的意志論，又反對客觀唯心主義的宿命論--這正是歷史決定論的要旨所在。它承認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主觀性、偶然性，但更強調這個過程的客觀性、必然性；
它重視人類精神生活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但歸根到底是強調經濟的因素、生產方式因素決定著歷史的走向。所以，我們認為，唯物史觀的基本特征就是歷史決定論、生產方式決定論。這這是個容易理解的結論，但并沒有在我們的實際理論研究中得到科學、充分的運用。正確地運用歷史決定論的基本原理來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對于改變該學術領域目前所存在的僵化、滯后的現(xiàn)狀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歷史定位

　　我這里所講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是依據(jù)目前學術界傳統(tǒng)的劃分方法而確定的，即從1840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這近110年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史上經歷的災難最為深重、跨越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階段最多、留下的歷史遺憾最為深切、遭受的陣痛最為持久、需要清理的遺產也最為繁雜的歷史。中國歷史上雖然有過數(shù)次長時間的動亂、迭蕩，但沒有哪一次象近現(xiàn)代史那樣經歷過那么多思潮的沖擊，人們也從沒有感受到那么凝重的精神失落，更沒有經歷那么多制度的遞嬗。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近現(xiàn)代史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近現(xiàn)代史與當代社會聯(lián)系最為緊密，現(xiàn)存的社會正是承接了近現(xiàn)代史的長河之水孕育而成，但這并不表明我們對其認識最清晰、最深刻、最科學，事實上的情形恰恰相反。目前史學領域里存在著的諸多難點、疑點、熱點問題當中，屬于近現(xiàn)代史部分的實在占有很大部分，各家爭論的程度也比較激烈。這其中原因除了歷史積淀短暫、特殊的個人情感、現(xiàn)實的-因素外，很重要的方面是人們對其研究的指導思想、具體方法把握得不好，從而對該段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理解不透，隨之產生了表面化、片面化、口號化、簡單化的趨向。我以為，要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首先要對該段歷史進行確切的定位。所謂歷史定位，就是要以一定的理論為指導，從整個人類發(fā)展史的進程中尋找某個歷史階段的運行軌跡和位置，以便于我們把握其發(fā)展方向和存在價值。

堅持歷史定位是歷史決定論的內在要求。歷史決定論既然承認歷史的必然性，就必然承認在這種必然性規(guī)范下的歷史運行趨向；
歷史決定論既然承認歷史發(fā)展的偶然性，就必然承認歷史運行有著與純粹必然性所規(guī)設的軌跡有所出入的獨特運行軌跡。當我們掌握了歷史的運行趨向和獨特運行軌跡后，就能實現(xiàn)對歷史的正確定位。如果我們不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進行確切的定位，那么我們對它的研究就會僅限于一些零零碎碎的枝節(jié)問題，這樣的研究就會各執(zhí)一見、各持一論、各據(jù)一理，缺乏系統(tǒng)性、整體性、前瞻性，就不利于我們對歷史本質的把握，就會使我們的研究本末倒置，就會使歷史科學大廈的創(chuàng)建缺乏牢靠性。這些都與歷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義背道而馳。

要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進行確切的定位，就必須堅持歷史決定論為指導；
以歷史決定論指導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定位，就必須以歷史時間、歷史空間為其參考坐標。只有在這樣的坐標系上，我們才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運行軌跡，才可以把握中國近現(xiàn)代史與古代史、當代史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性，才能從宏觀上對這段歷史的性質、地位、價值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里，我們必須對歷史時間與歷史空間的概念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歷史時間不同于哲學意義上的客觀時間，也不同于編年意義上的歷法時間。哲學意義上的時間是一種無始無終的抽象存在，它是永恒的存在，永遠向前行駛，絲毫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它本身也不代表什么具體的東西；
歷法時間表示的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前后相繼的一種狀態(tài)，從形式上表現(xiàn)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整體性、統(tǒng)一性、連續(xù)性特點。而歷史時間則表現(xiàn)著人類社會歷史起伏迭宕、曲折迂回的狀態(tài)，它從本質上反映出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復雜性、豐富性等特點，它使人們看到了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中斷、時緩時急、流向反復等情勢。歷史空間也不同于一般哲學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哲學意義上的空間所表示的是一種無限延伸、無限膨脹、無止無境的狀態(tài)，它也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本身也不表示什么具體物體。歷史空間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有特定的內容、特定的發(fā)展狀態(tài)，它從廣度反映著人類歷史活動狀況，其范圍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發(fā)展而不斷擴展。

以歷史時空為坐標定位中國近現(xiàn)代史，則可清晰地看出其運行軌跡已不是一般靜態(tài)的延續(xù)，而是特殊動態(tài)的前進；
不是歷史人物、事件簡單化的重疊、匯演，而是復雜多變、洶涌不絕的潮流；
不是平緩的先后順序的遞換，而是激烈的新舊事物的搏擊；
不是漸進的演化，而是突發(fā)的巨變；
不是孤立不動的點線，而是不斷延伸、不斷膨脹的活體……總而言之，它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轉折，是歷史質的變異。更確切地說，它處在從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轉變的歷程、階段--這就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正確定位。而過去的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定位多是以階級的因素、-力量的因素作為參照坐標，根本忽視了反映生產力發(fā)展狀況的歷史時空在定位歷史中的作用。比如，過去我們總是突出反帝反封建在這段歷史中的位置，使這段歷史完全變成了階級斗爭史。事實上，反帝反封建只是歷史表象，是從一個側面、一個方面對歷史的反映，而不是對其內在本質的概括。

順便提及一下，我們必須要對下面這個于近現(xiàn)代史正確定位不利卻被學術界長期沿用的表述加以澄清 ----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個"淪"字，意在說明中國此后的多災多難，同時也含有倒退之義，給人的感覺是要從總體上對這段歷史加以否定。這個用法是錯誤的！從主權國家轉為半殖民地狀態(tài)，當然是一種倒退，但從封建國家到半封建國家卻是一種進步，這是根本性東西。如果用"淪"概括這段歷史的變化，就不能理解對其是"從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過渡"的歷史定位。

　　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革命

　　革命，就其外在表現(xiàn)形式來看，它是大規(guī)模的群體活動；
而就其內在本質來說，它則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一種手段。既然近現(xiàn)代中國處于從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發(fā)展階段，而革命則具有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人們自然會想到利用革命來加速近現(xiàn)代史的前進步伐，因而革命便成了近現(xiàn)代史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自然它也就成了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革命問題的評價上，我國理論界向來持贊成的態(tài)度。對于這一點，我也不想表示什么異議，但在區(qū)分革命與否的標準上，我以為史學界并沒有把握準確。目前史學界出現(xiàn)的"告別革命論"與"革命論"之爭，皆根據(jù)一些枝枝節(jié)節(jié)的歷史人物、事件展開其話題，結果都是在兜圈圈，似乎誰都有理。其根源在于人們對"革命"一詞內涵理解上有偏差--他們都把一些非革命性的事件、人物當作革命性事件、人物，然后 ，通過研究這些事件、人物的積極或消極作用作為歸納革命的積極或消極作用的依據(jù)�；�于這樣的前提進行思維，其結論的科學性焉能有保證？比如，有人以太平天國組織、宣傳上的封建落后性、實行過程中的混亂、內訌，洪秀全個人生活上的腐化怠惰、獨斷專行、推崇迷信等消極面作為否定革命的立論依據(jù)就是錯誤的，原因就在于其立論前提--"太平天國是一場革命"。事實上，太平天國運動根本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判定一場歷史活動是否屬于革命，不在于其參加人數(shù)多少、參加者是否來自下層、持續(xù)時間是否長久，而要看其對生產力發(fā)展是否有所促進。更進一步說，判定一場歷史活動是否屬于革命的根本標準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革命的最本質含義就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這個結論是歷史決定論的必然邏輯。既然決定歷史進步的根本因素是生產力，作為歷史進步的一個直接動因的"革命"就必然要最終影響到生產力的推動。不推動生產力發(fā)展，它何以能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當然，革命對生產力的推動不是直線式實現(xiàn)的，它往往是通過欲擒故縱、以退促進似的方式來實現(xiàn)對歷史的推動作用的，它需要付出代價、需要流血流汗、需要社會發(fā)展的暫時混亂、停滯，需要對舊的、腐朽的事物作毫不留情的撻伐，但它最終不能沒有催生先進生產關系的先進思想、觀念及付諸實踐的行動。否則，要么是空想，要么是披著新妝的老嫗。太平天國運動，無論其指導思想、行動綱領、客觀效果、組織方式、社會理想，還是領導者的認識水平、行為方式都不符合時代潮流的需要，因而算不上一場嚴格意義上的革命。我們可以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從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主義和近現(xiàn)代西方的人道主義的立場來同情這場運動、理解這場運動的創(chuàng)因；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出發(fā)，站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當中對于這場運動的種種缺點給予歷史的諒解，和對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參加者們的悲慘、苦難狀況施以無限的同情；
甚至可以說，我們應該要在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中對這場運動給以很悲壯的描述。但是，從歷史決定論的基本原理出發(fā)，我們卻無法對太平天國運動作出具有"革命性質"這樣過高的評價。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中國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是應如何采取措施以便實現(xiàn)從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跨越。簡單說來，要實現(xiàn)三個轉變，即-上由皇權至上轉向平民至上，經濟上以農為本轉向重視工商，思想文化上由一元化、專制化轉向多元化、自由化。只有循著這樣的方向發(fā)展，中國才能大力發(fā)展生產力，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實現(xiàn)近代化。當時，中國實現(xiàn)近代化的道路有兩條：其一是利用清政府的舊權威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一系列近代化措施，走后來日本明治維新式的道路；
其二是推翻現(xiàn)有的舊制度、舊政權，而代之以先進的制度、政權，然后再推行近代化建設措施。第一條道路由于清政府的昏聵、頑固、執(zhí)迷不悟，兼之缺乏能影響清政府實行開明政策的有識之士，故而在當時明顯走不通；
對于第二條道路，從形式上看，太平天國運動作出了相當大的成績，它極大地動搖了清政府的根基，很有積極意義。但就其指導思想、政權性質來說并沒有超越清政府的水準，它沒有解決好除舊布新的問題。它們崇尚君權、神權、族權，實行舊式的科舉制、爵祿封賞制、法律上的株連制，這種做法與清政府在本質上有什么區(qū)別？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封賞本姓家族、大興土木、征選美女、興建三宮六院，沉溺于聲色犬馬，惰于政務，又哪里有一個先進的新政權領袖的跡象呢？很明顯，太平天國運動沒有解決近代化進程的一個必要條件--反封建，所以它從根本上不符合生產力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因此也就無法從宏觀上體現(xiàn)它的進步性。

但是，有人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積極意義。他們認為太平天國高舉反帝旗幟，維護了國家和民族利益，其功不可磨滅。對于這樣的結論，我們姑且不考慮其正確與否，也無需對于太平天國是否真正進行過反帝作一番考證，首先要求我們思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反帝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進步中究竟有多大的積極意義？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時期，盡管中國已遭受被迫割地、賠款之辱，但基本上還是一個主權國家，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并沒有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當時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迎頭趕上世界近代化浪潮，而不是象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葉所面臨的民族危機嚴重、沒有進行近代化建設的環(huán)境、必須以反帝為中心來解放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外在枷鎖那樣一種情形。太平天國時期，如果我們高舉"反帝"大旗，只能導致更加閉關鎖國，無助于中國的進步。所以，把"反帝"當作太平天國的功勞從邏輯上是講不通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否定太平天國運動革命性的內在要求就是要肯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具有超越于舊時代的新制度、新思想，都對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作出了重大貢獻。辛亥革命的三民主義自然要比�；手髁x、立憲主義先進，辛亥革命所草創(chuàng)的資本主義制度自然要比封建制度先進；
中共崇奉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自然要比辛亥革命的三民主義先進，中共提倡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自然要比 資本主義優(yōu)越，這一點是確切無疑的。辛亥革命使中國從封建帝制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使阻礙中國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阻力開始逐步消除，新民主主義革命使中國從列強分割、蹂躪的無主權國家主變成了一個主權國家，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消除了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個外在阻力。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由此可見，否定革命，尤其否定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積極意義的論點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一切與革命有著外在相似性的群體運動的積極作用的論點也是不足取的。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革命的光榮性、進步性論點，但又必須堅決反對濫扣革命帽子的做法。

應該指出的是，在近現(xiàn)代革命問題的研究中之所以出現(xiàn)上述中的錯誤，是與我們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的。我們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常常不是從客觀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出發(fā)，而是從價值的角度、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研究、分析問題的。我們因為同情下層民眾，便對下層群體性活動一味地加以贊美、甚至不惜遷過于他人；
我們因為主張反帝反封建，便對一切與外國、與舊時代有聯(lián)系的人加以徹底的否定。此種研究方法的危害性波及至今。

　　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的評價

　　歷史人物是人類歷史的主體，歷史人物的活動是人類史的一個縮影，對歷史人物研究程度的深淺直接反映了史學研究水平的高低。歷史人物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指導者、旁觀者，他比歷史事件更加復雜、更加難以捉摸，因為每個歷史人物的一生發(fā)展都不可能平衡式向前，其思想的變化、行為的動機很難準確把握，僅憑文獻記載又存在著片面的缺點，所以評價歷史人物向來是個難題。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由于與現(xiàn)存的社會較近，與現(xiàn)存的-、文化狀況聯(lián)系緊密，其本人及親朋故舊所留下的直接間接的歷史材料又相對地蕪雜，所以對他們的評價更加艱難。

但是，導致對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研究更加艱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從事此項研究的主導思想不夠科學。鴉片戰(zhàn)爭后，有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仁人志士大都以歷史為工具，力圖從中華民族過去的繁榮和近代的落后、屈辱的歷史對比中汲取出能激發(fā)中國人奮發(fā)圖強、變革現(xiàn)實的偉大力量，所以無論是洋務派、維新派，還是革命黨人，都熟諳于以史諷今，希圖從歷史中尋求變革現(xiàn)實的精神力量，從而在整個近現(xiàn)代的史學研究中形成了一股以愛國主義為主流的史學思潮。維新巨擘梁啟超公開宣稱："本國人于本國歷史，則所以養(yǎng)國民精神，發(fā)揚其愛國心者"；
革命先驅章太炎則坦言："歷史的用處不專在乎辦事，只是看了歷史，就發(fā)出許多愛國心來，是最大的用處"；
無數(shù)反清志士都曾從《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等史籍中受到過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從袁世凱當政直到抗戰(zhàn)時期，由于民族危亡的日益加深，為中華民族的覺醒計，一批具有很深史學造詣的史學大家們都開始了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研究、宣傳，寫出了許多頗有現(xiàn)實教育意義的著作，郭沫若、范文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建國后，出于民族獨立、清除殖民心理的需要，我們高舉反帝大旗，對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者的一切侵略、賣國行徑給予了猛烈的批判，史學在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方面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獨特功能。但是，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不在于培養(yǎng)人的愛國心，其研究內容也不能僅僅限于愛國與否的范圍。史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揭示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為人類的現(xiàn)實與未來發(fā)展提供科學的指南。一味以愛國作為史學研究的中心任務，勢必沖淡對史學研究真正任務的認識，而把史學變?yōu)槟承┤藢崿F(xiàn)其功利欲的工具，歷史學作為科學的證據(jù)也就不夠充分。

以愛國主義為史學研究的主導思想的趨向在對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的研究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我們長期據(jù)此總以愛國與賣國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標準，其結果就使得對歷史人物的分析過于簡單化、公式化 ，無法揭示出人物活動的復雜社會背景和豐富的內心世界活動。而且，我們對愛國與賣國的真正的衡量標準、內涵也不甚了了。主觀上愛國，客觀上可能賣國；
從短期看是愛國，從長期看可能是賣國;從局部看是愛國,從全局著眼卻可能是禍國。所以，以愛國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是不精確的、模糊的，容易為研究者人為地、片面地取舍材料大開方便之門。

我們長時期曾用極其"戰(zhàn)斗"的語言來否定曾國藩、李鴻章等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其依據(jù)是他們賣國；
而賣國的表現(xiàn)是他們跟外國人接觸密切，"替洋人"效過勞。我們很少分析李鴻章等為什么要賣國？我們也沒有分析過其"賣國行徑"的前因后果，對具體歷史進程進行詳細的考察。比如，作為曾國藩"賣國"表現(xiàn)的"天津教案"、對抗"太平天國"的行動及李鴻章"賣國"表現(xiàn)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簽定，過去的史學界就幾乎沒人研究這些事件、行為形成的具體歷史背景，至少沒有客觀地指出他們在委曲求全的同時有勵精圖治、富強中華的苦衷，更沒有指出他們的那些行為背后的決定因素是物質性東西、是時代條件，給人造成的感覺是如果這些人主觀上能從愛國心出發(fā)去拼死力爭，中國就能自然御敵于外、巋然不動。這其實是唯心論的邏輯結果，而不是歷史決定論的邏輯必然。歷史決定論始終強調歷史人物的活動受制于生產力因素。當然，強調生產力對歷史人物活動的決定作用并不否定歷史人物主觀因素的作用、更不否定"賣國賊"的存在，而是防止在歷史人物研究中簡單貼標鑒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方法。比如，過去我們將李鴻章"賣國賊"罪名定性后，便忘記了他曾說過"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等極富遠見的言論；
對于他畢生從事的"洋務運動"也簡單地打上"企圖鞏固封建統(tǒng)治"的口號。這種研究方法能算是科學的嗎？如今，當有人力圖從另外的角度對李鴻章等人重新研究時，卻被某些人斥為替"賣國賊"說話、搞歷史翻案的嘩眾取寵行為，由此可見得愛國史學對人們的影響之深了。

翻一翻建國后的近現(xiàn)代史學教科書，其中展現(xiàn)的場面恰似古裝戲中的情景：黑白分明，忠奸對陣；
一邊是浩然正氣的英勇義士，一邊是茍且偷生的奸佞蟊賊；
愛國者，凜然威武，一塵不染；
賣國賊，畏畏縮縮，雞鳴狗盜。賣國求榮者決然可鄙，愛國赴難者固然可敬，但史學研究絕不能限于這種質樸的情感層次，而必須上升到深刻的理性高度。我們沒有必要把愛國者打扮成先知先覺的圣者，對賣國賊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謾罵。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愛國者，這是毫無疑議的事實，但是有多少人對他的那種愛國行為的科學性作過研究呢？我們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幻想，許多人把鴉片戰(zhàn)爭中中國的失敗歸咎于沒有他的領導，進而歸咎于琦善、穆彰阿等投降派的"搗亂"，這種認識顯然是非科學的，不利于后人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那么，研究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究竟如何貫徹歷史決定論原理呢？我認為，還是要堅持生產力標準，以是否推動了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否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作為衡量歷史人物得失成敗的根本標準，在此基礎上再展開對其細枝末節(jié)的深入細致的研究。

　　中國近現(xiàn)代史事件浩繁，人物濟濟，需要以歷史決定論為指導來重新審視的問題實在是不可計數(shù)，而無論就本文的篇幅還是本人的水平都不可能對之作全面深入的論述。本文僅就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三個大的問題說明真正堅持歷史決定論指導該領域研究的重大意義，旨在拋磚引玉而已。當代史學大家胡繩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個人文集中曾倡導學術界要以社會現(xiàn)代化為線索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作一番重新梳理、研究。我覺得這是高瞻遠矚的建議，其精髓與歷史決定論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如果我們將胡繩同志的這個建議真正貫徹到實際研究當中，中國近現(xiàn)代史（胡繩同志界定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下限自1840至1949）研究必將出現(xiàn)一個新局面。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該領域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并沒有超出60多年前蔣廷黻先生的那本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小冊子的水平。

既有古人，豈無來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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