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一八○五——一八五九)生活于一個沒有根基和充滿動蕩的世界。自從十六歲閱讀啟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顛覆之后,終生尋求確定性而不得,一直被懷疑所困擾,懷疑被他視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在他所處的時代,法國在革命和專制的輪回中掙扎,他為自己的民族的自由而奮斗,卻最終發(fā)現(xiàn)這個民族“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致皮埃爾·弗里斯隆)。托克維爾喜歡用大海來比喻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里立足�！�(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歐仁·斯托菲爾)。在這樣一個“天空不再給予希望、大地不再給予尊嚴”(貢斯當語)的世界,自我對每個人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托克維爾在二十六歲時就對此有深深的感受:“這個世界上我了解最少的存在莫過于我自己了。我對于我自己不斷地成為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一八三一年十月十八日致歐仁·斯托菲爾)這并非一個缺乏自信的年輕人對自己的懷疑,而是延續(xù)了一生的挑戰(zhàn)。去世前兩年,在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給斯維金娜夫人的信中,他寫道:“每當我仔細打量自己時,我找不到一絲的歡樂……我們有理由說,人從來不能自知,人們經(jīng)常弄不明白那些支配自己的沖動……”在一個承認自我的權(quán)利和價值的時代,自我成了最大的問題;而對于一個辯護個體自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何面對這個成為問題的自我可能是最大的挑戰(zhàn)了。

　　如果“天空不再給予希望”,上帝從世界中退隱,那么個體將承擔自我的命運,這是啟蒙運動的應(yīng)許和民主社會的期待。而等級制社會的瓦解使傳統(tǒng)的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guān)系不斷淡化,個體也獲得獨立的可能,于是“他們習慣于自視獨立,一廂情愿地認為他們的全部命運在他們自己的手中”(《民主在美國》)。然而,托克維爾通過對美國社會深入觀察,發(fā)現(xiàn)美國人“身處幸福之中而焦慮不安”,焦慮(inquiétude)是美國人的顯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平等雖然使個體在形式上獲得不斷改善自己狀況的可能,但平等將個體置于和所有人的競爭之中,結(jié)果個體不得不忍受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和現(xiàn)實的挫敗之間的反差,陷入焦慮和嫉妒之中。民主充分暴露了個體的軟弱,自我的獨立非但不是自由,而往往成為奴役。民主的個體在砸碎了等級制和不平等的枷鎖之后,發(fā)現(xiàn)他們獲得的自由竟可能是新的枷鎖。自由,這個現(xiàn)代社會的最高神和羅馬人的守門神雅努斯一樣還有另外一副面孔。這個現(xiàn)代雅努斯成為《民主在美國》所勾勒的現(xiàn)代人的肖像。

　　托克維爾對美國人或者民主心靈的深刻揭示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有不同尋常的洞察力。人們常常津津樂道于圣伯夫?qū)ν锌司S爾的評價:他在讀書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思考。這一評價并非夸張之辭,然而托克維爾如何去思考?他的思考的資源在哪里呢?他的書信給了我們答案:他的觀察和思考資源就是他自己。這一對自我的探究可以追溯到現(xiàn)代性曙光初現(xiàn)時期的蒙田。蒙田很敏銳地認識到現(xiàn)代是個體的時代,那么只要對自己進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類了。因此他聲稱他的散文是以自己為材料的,他的自我書寫并非是為了像奧古斯丁那樣在懺悔中發(fā)現(xiàn)自我并否定自我,而是把自我當成研究對象,讓自己和別人更了解他本人,也讓別人通過他的自我去了解他們自己的自我。托克維爾的書信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蒙田式的散文,他在書信中呈現(xiàn)自我,也讓他所處的時代在他的自我當中展露出來。托克維爾熱愛寫信,所以已經(jīng)出版的十七卷托克維爾全集中書信占了一半以上。事實上這種對書信以及日記的熱愛是十八、十九世紀法國知識界和文學界的某種風尚,這表明這一時期人們拷問自我的迫切。

　　托克維爾終身被焦慮所困擾。他的焦慮在他看來是無法治愈的“漫長的疾病”,因為焦慮成為他的個人氣質(zhì)的一部分,是他的自我的構(gòu)成因素。在托克維爾的書信中,我們看到他常常試圖向親人和好友描述這種在他看來無法言傳的焦慮。

　　這個充滿焦慮的托克維爾似乎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在美國》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那是一個飽含激情而又充滿理性的思考者,在他的作品中理性和激情構(gòu)成了優(yōu)美的和諧。然而思想當中理性與激情的和諧與生活當中這兩者的沖突并不構(gòu)成矛盾,而是生命的不同層面。并且,對于一個思想者來說,思想也可能成為焦慮的原因。這首先是因為思想本身的艱難,但托克維爾并不隱瞞自己從事思考和寫作背后的那些并不那么偉大的動機。在給斯維金娜夫人的信中,托克維爾不憚于從“最難看”的一點來坦白他的焦慮的原因:“您相信這種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難道不是源于終生激勵我的對于成就、影響和聲望的激情嗎?這一激情有時能促成偉大的事物,但它本身顯然并不偉大。這是作家們通常有的一點壞毛病。對此我也像別人一樣無法逃避�！�(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維金娜夫人)一八四○年《民主在美國》第二卷的出版并沒有像第一卷那樣取得成功,托克維爾對評論界的沉默感到沮喪,在給盧瓦耶-科拉爾的信(一八四○年八月十五日致皮埃爾-保羅·盧瓦耶-科拉爾)中表達了對自己作品的價值的懷疑。這并非僅僅像評論者認為的那樣說明托克維爾缺乏自信,而是他對于自己不能取得期待的成功而感到失望。托克維爾并沒有否定偉大事業(yè)背后的個體對不朽和榮耀的追求,他甚至希望民主時代的軟弱個體能有這樣一種雄心和驕傲,但是他知道這種個體的驕傲本身作為一種自我的私欲本身不是那么崇高的,不是他所推崇的那種忘我的美德。不過,托克維爾并非要對個體的驕傲進行道德審判,而是要指出這種驕傲會因為其挫敗成為個體的重負,特別是在一個承認個體的驕傲和尊嚴的民主時代。

　　然而,托克維爾的焦慮更多地并非這樣一種追求成功而不得所帶來的苦惱。他認為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讓一個有理智的人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他自己絕不是這樣一個理智的人,因為他要在一個平庸的時代追求偉大,在民主的時代夢想貴族時代的德性。尋求偉大的托克維爾的焦慮不同于追求福利而不得的民主個體的焦慮�！睹裰髟诿绹�》通篇對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較時時浮現(xiàn)出對貴族制的偉大的懷念,雖然他強調(diào)民主制遠比貴族制公正。他一直被一種追求偉大的激情所支配:“神已賜給我對于偉大行為和偉大美德的天然愛好,然而當這種偉大事物總是在我眼前飄蕩、而我卻一直無法把握時,我很失望;我的靈魂希望生活于一種理想的創(chuàng)造當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時代卻與之相去甚遠,這令人悲哀�！�(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維金娜夫人)生不逢時而不能像先輩一樣在偉大的事業(yè)中呈現(xiàn)生命的意義,這是托克維爾的焦慮所在。托克維爾所追求的偉大是一種自由的政治行動,它并非為了謀求利益——他的書信中常常表現(xiàn)出對利益的鄙視,而是彰顯一種如其曾外祖父馬爾澤爾布所表現(xiàn)出來的自我犧牲的公共精神和剛毅的美德(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因此,托克維爾總是把自由和偉大關(guān)聯(lián)起來,自由的意義在于通向偉大。然而,民主時代的人們熱愛自由不過是因為自由可以使他們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如果專制能夠更好地保證利益,他們寧愿放棄自由。七月王朝時期,法國人特別是資產(chǎn)者濫用自由競逐私利,而第二帝國時期,法國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私利而放棄了自由。因此,托克維爾悲痛地看到他和他的時代格格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他厭倦和焦慮。只有“重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情感”才能讓他平靜。托克維爾以政治人為自己的理想,致力于在政治上成就大業(yè),因為只有政治行動帶來的激情才能平息他的焦慮。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個政治為名利所充斥的時代,他自己的信念和氣質(zhì)與之背道而馳。事實上從政不久,托克維爾就悲哀地發(fā)現(xiàn)自己在當時法國的議會政治乃至政治世界中找不到位置(第四十二封信),政治行動中的無力感常常使他陷于一種深深的憂郁和焦慮。不過,讓他略感欣慰的是,他一直受到他的選民的支持,選民的忠誠是他在政治的荒漠中的一小塊綠洲。他長時間擔任家鄉(xiāng)地區(qū)拉芒什省政務(wù)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他一直珍惜這個職位,因為在其中他能夠為他的家鄉(xiāng)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自從托克維爾十六歲失去信仰之后,他的焦慮就成了存在意義上的問題,因為他的靈魂失去了根基和方向,生命當中缺乏一種根本的確定性。這顆靈魂在世界上上下求索卻無法找到安息之處,人世的任何美好事物都不能在根本上滿足它。托克維爾對人類存在的種種問題感到憂心,試圖去探求人生的奧秘但卻總是陷入不確定當中。托克維爾一直試圖重建信仰、尋回生命可以立足的確定性根基,對人類生存的問題尋求確定的答案,然而他一直沒有成功。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在一切事情上我想追求一種理想,但它總是不斷后退。我渴望一種絕對、一種完整,但它們并不存在�！彼麑π叛鲇幸恍┏橄蟮钠毡樾杂^念如上帝的存在及其絕對正義、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及對善惡的賞罰等,但除此之外,他無法形成或接受其他的信念。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他不得不承受懷疑的折磨,一直把懷疑視為世界上最讓人不能承受的惡之一,年輕時將其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夏爾·斯托菲爾),而到了中年則認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惡劣(一八五○年八月致科塞爾)。面對懷疑,人自身的無能為力彰顯無遺:在晚年(一八五八年)給他的哲學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對人的狀況的描述和帕斯卡爾如出一轍:“(人)被賦予足夠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狀況的悲慘,卻沒有足夠的光來改變它�！�

　　托克維爾認為他的焦慮是“所有人的故事”,是現(xiàn)代人的處境。不過,托克維爾并沒有因此陷入絕望。大革命之后法國政界頻頻改朝換代,社會動蕩不定,改變立場、轉(zhuǎn)換陣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以至于在十九世紀的法國,不動搖(l’inflexibilité)、堅定(constance)成為受人欽佩的德性。我們在托克維爾身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德性,雖然他一直在議會政治中處于邊緣,無法進行真正的政治行動,但他始終秉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接受了一度被他視為精神導(dǎo)師的科拉爾的教導(dǎo),一個人不能指望在政治中發(fā)現(xiàn)高貴,而是要通過自己的行動使政治高貴,正如科拉爾所言:“今天議會代表的生活是一種粗俗的生活……別指望在那里找到光榮,應(yīng)當把光榮帶給它。”一八五五年冬天,這時托克維爾早已接受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敗而退出政界,他在雪后的貢比涅森林中散步,回首差不多二十五年前他和博蒙在田納西的森林中散步的情形,對歲月的流逝充滿感傷,然而他對自己過去的選擇和奮斗并不后悔。在給博蒙的信中寫道:“當我回顧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開始這四分之一世紀,我想做的事與我已經(jīng)做的不會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寬慰。也許我會努力改正細節(jié)上的錯誤,防止一些明顯的蠢行,但整體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為,都不會有任何改變。我也清楚地意識到,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對于人的總體看法很少變化。從中可以看出,托克維爾不僅僅是一個充滿焦慮和懷疑的人,也是一個在道德上堅定、忠誠于自己的原則的人。

　　正如這封給博蒙的信中所體現(xiàn)的,這種忠誠特別體現(xiàn)在友誼當中。和蒙田用旁征博引來為自我做注腳不同,托克維爾直抒胸臆,讓自我的沉重、內(nèi)在的沖突在對朋友的傾訴中完全暴露出來。書信中的自我并非散文、日記和回憶錄中的獨白式的自我,而是和他人分擔、在友誼中敞開的自我。通過書信來表達自我,托克維爾事實上是在借助友誼來面對孤獨的自我。

　　托克維爾理解的友誼首先是一種信任和尊敬的情感,能夠體貼和關(guān)心彼此的軟弱,也能夠向?qū)Ψ匠ㄩ_自己的軟弱。對于少年和年輕時的朋友,這一點毋庸置疑。即使后來認識的一些長者,托克維爾也強調(diào),自己對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他們對他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對他們尊敬和信任基礎(chǔ)上的。其次,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這種友誼是一種品質(zhì);這種品質(zhì)在于理解和接納對方的“善”或品性,并以自己的善和品性來加以回應(yīng),“回報的友愛則包含著選擇,而選擇出于一種品質(zhì)”(《尼各馬可倫理學》1157b30)。真正的友誼要求相互的回應(yīng)和責任。托克維爾一直希望“在大社會以外形成一個理想的小城邦,那里居住著我熱愛和尊敬的人,我希望在那里生活”(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日致皮埃爾-保羅·盧瓦耶-科拉爾)。通過他的書信我們可以領(lǐng)略一下他“理想的小城邦”,那里的少數(shù)居民圍繞著關(guān)于人生、信仰和政治的重要問題在進行嚴肅的討論;托克維爾常常和他的朋友們探討他的作品,和他們分享他寫作的動機、意圖、構(gòu)思、困惑和主題等等,傾聽他們的批評和意見。在托克維爾那里,思想構(gòu)成友誼的源泉,而友誼也成為思想的伙伴。

　　托克維爾以道德和友誼來面對焦慮,但并沒有能克服焦慮。這也許是為什么我們無論在他的肖像還是在他的文字當中都能感受到一種憂郁。他沒有逃避自己的命運,面對內(nèi)心的緊張中而堅守對德性和偉大的追求,并不惜承擔由這一追求帶來的更大的緊張�！睹裰髟诿绹�》的寫作也是托克維爾理解和面對其焦慮的一種方式。他通過處理民主時代的人的焦慮來思考自己的焦慮。我們已經(jīng)提到,他從自己對成功的渴望而感到的焦慮當中深切地體會到現(xiàn)代人關(guān)注自我利益和成功而帶來的焦慮。此外,現(xiàn)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慮而遺忘了對偉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時代的平庸和墮落會讓追求德性和偉大的人感到焦慮;而現(xiàn)代社會中上帝的不在場讓現(xiàn)代人陷于對生命意義的焦慮當中。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問題是大多數(shù)人沉溺于第一種焦慮當中甚至不會再產(chǎn)生后兩種焦慮。因此,托克維爾首先致力于說明第一種焦慮可能導(dǎo)致的平庸、墮落和罪惡等種種危險,而試圖借助于通過政治自由和宗教來培育道德和友誼。如果在一個民族實現(xiàn)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結(jié)合,良好的民情成為政治的基礎(chǔ),公民的友誼成為城邦的紐帶,那么這第一種焦慮是可以得以克服至少是被緩解的。而對偉大和對生命意義的焦慮,在托克維爾看來,這仍需要人們在政治、友誼和宗教中去面對。他尤其強調(diào)宗教對于現(xiàn)代心靈的意義,雖然他自己始終沒有形成堅定的信仰;這并非是一個有某種隱微教導(dǎo)的人提倡一種顯白的教導(dǎo),而是常常對帕斯卡爾感佩不已的托克維爾對人生的感受。不過托克維爾遠沒有像帕斯卡爾和冉森派那樣走向?qū)θ诵院褪澜绲姆穸?更沒有接受他的助手戈比諾(ArthuerdeGobineau)的宿命論和種族主義,而是相信“如果想要從別人和自己那里獲得巨大的力量,我們就不應(yīng)該蔑視人”(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根本上,托克維爾是一個有宗教情懷而敢于直面人生不幸的人文主義者。

　　謹以此文紀念托克維爾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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