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青年》聲張民主與科學，“民主”一詞業(yè)已形成國人的世紀情結。此一情結，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無減。但《新青年》所倡導的民主導向是有問題的，它把專制作為自己的對立面，卻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專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對于20世紀來說，業(yè)已成為歷史。問題是，由此導致的歷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參與這一歷史構成的人所明白，當然也包括長期以來的我們。

　　1999年，比五四還年長兩歲的李銳先生為紀念五四80周年，著文《又談德先生》。該文的立論是：“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是的，把民主和專制對立起來，乃是當年《新青年》的作業(yè)；
以民主反專制，更是由《新青年》發(fā)變而成的歷史走向。在這一歷史洪流中，無數的李銳和李銳們走上了以反專制為訴求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結果，一個世紀下來，當五四90周年時，我們依然沒有走出《新青年》的歷史格局，依然在這一格局中千呼萬喚“德先生”，依然希圖借五四之力，還民主之魂，驅專制之鬼。既如此，這個“德先生”就不僅是一種世紀情結了，更是一種我們到今天也未化解開的“世紀癥結”。

　　解開這一癥結，我以為，當把歷史推到《新青年》之前，回到梁啟超那個時代的公民常識和政治常識。1915年6月，亦即《新青年》誕生的前三個月，商務印書館為中學生推出了一本類似公民教科書的《法制概要》。在介紹“國家”問題時，教材緊扣“國體”與“政體”而展開。這樣的介紹框架、思路和內容，主要來自辛亥革命前的梁啟超亦即包括他在內的立憲派。梁氏的思想作為法制常識普及給中學生，但它顯然不如后起的《新青年》那樣喧囂奪人。在《新青年》看來，推翻專制，靠的是民主。因此它呼喚“直接行動”的國民運動乃至國民革命。但梁啟超至少在辛亥前就指出，民主本身即有走向專制的可能，尤其是它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時。

　　根據梁氏的立憲派，國家政治權力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表述，如果國體用以表述“權力屬于誰”，政體表述的則是“權力如何用(或：權力運用的表現形式)”。就國體而言，當時世界上的國家一般來說有兩種，一是“主權在君”的君主國，如俄國、中國；
一是“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如美國、法國。轉就政體言，也有兩種形式，即專制與立憲。專制政體在權力運用上是權力者對于政權的全部壟斷，立憲不然，它是打破壟斷，把政權分解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并且它們俱受憲法制約。如果以這樣的政治構成來看，《新青年》的“民主與專制”就不是對立的概念，它們不在一個范疇。真正和“民主”對立的是“君主”而不是“專制”；
正如和“專制”對立的是“立憲”而不是君主。這就意味著作為國體概念的民主除了與君主對立外，它和政體范疇中的“專制與立憲”沒有必然的聯系因而也沒有必然的對立，亦即它同時具有立憲和專制的兩種可能。李銳先生的“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是由《新青年》導出的一個政治學誤區(qū)，它直到今天還讓我們認為：民主與專制勢不兩立，只要實現民主，專制就不復存在。

　　這不妨是一個邏輯矩陣，它上面兩只角是國體中的“君主”與“民主”，下面兩只角是政體中的“專制”與“立憲”。這四只角可以構成國體與政體間的邏輯交叉有四種。君主國體既可以是專制政體，即君主專制(如俄國)；
也可以是立憲政體，即君主立憲(如英國)。同樣，民主國體也可以既是立憲政體，即民主立憲(如美國)，又可以是專制政體，即民主專制(如納粹德國)。美、德同為民主國，如果美國的民主在制度上具有立憲性；
納粹雖憑選票上臺，但，它的民主不是立憲民主而是專制民主。由于權力俱在希特勒之手，因此，這樣的專制可稱“民主專制”�！懊裰鲗Ｖ啤边@個詞，我個人以為是梁啟超的獨特貢獻，據我自己的閱讀，它也許最早出現在1906年的《開明專制論》中。當近世學者大都認為國家形態(tài)大略有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和君主專制時，梁啟超獨辟蹊徑地指出：“專制者不獨君主國，而民主國亦有非立憲者(有立憲之名，無立憲之實，則等于非立憲)�！狈橇�憲的政體即專制政體。當一個國家獲得民主后，如果權力運作沒有做到法治意義上的“限權”與“分權”，它就是專制政體。有意味的是，如果考查20世紀方始出現的新型專制即“極權主義專制”，可以看到，無論是左的極權如前蘇俄，還是右的極權如希特勒，俱出自號稱為民主的國家，而無一例是君主國。

　　一個世紀以來，國人如此痛恨專制，卻不知道，在反專制的道路上，至少有立憲和民主兩種不同的方式。比較之下，立憲的方式是改良，它不觸動國體；
民主的方式必須改變國體，因而是革命。革命的問題在于，革命者很難在成功之后做到自我立憲。當然，有這樣一種理論，認為國體決定政體，比如君主必然專制，民主必然反專制。其實不然，解決國體問題，無以保證同時解決政體問題。倒是反過來，從政體問題入手，最后則必然觸動國體的根基。以英國為例，保留君主的名分和權力，但條件是必須以議會限制君權。結果，看起來，國體未變，但，立憲之下，君就成了“虛君”，權卻掌握在民的手里。梁啟超將此稱為無革命之名有革命之實，即形式上依然保持君的地位，但制度的性質卻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此可見，只要走上立憲的道路，民主其實是遲早的事。但，這個命題不能反過來，即只要是民主，就一定走向反專制或非專制。專制與否，只在立憲與否。如果立憲的根本是限權，那些經過疾風暴雨般的革命從而獲致權力的民主國家，依其慣性，權力只會更放縱，卻無以反身自噬。當年，梁啟超言及“民主的專制國家”時，舉例就是英國革命后的克倫威爾政權和法國革命后的羅伯斯庇爾政權。待至后來蘇俄出現，所謂革命不過是更換了權力者，權力的性質卻沒有變。甚至，和當年君主的權力相比，布黨的權力遠遠地超過它，直接壟斷社會的一切。這樣的民主，聲稱主權在民；
但因為沒有立憲，民便成了“虛民”(這個詞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說法，很準確)。

　　這樣就可以看出梁啟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在《新民叢報》上和孫黨往復辯論，力反革命而堅挺立憲。梁啟超除了擔心國體變更而于政體無補外，按照一位日本學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啟超的憂慮還在于“民主專制比君主專制更加危險”�！耙驗樵诿裰鲗Ｖ葡拢�由政治家煽動操縱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壞既存的社會秩序而創(chuàng)造出無秩序狀態(tài)，而且可以以民意為名使其正當化。”(《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從后來的歷史看，梁啟超的擔心一概變成了現實。

　　這是晚清革命黨和立憲黨的不同，革命黨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滿清(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排滿的民族主義，梁啟超將此稱之為“種族革命”)，而梁啟超的立憲黨才是和種族革命相對應的政治革命的反專制。在反專制的路徑上，梁氏堅持認為政體比國體更重要，換言之，則立憲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專制，卻可能走向專制，甚至是極權式的專制；
但用立憲反專制，專制則無遁身之余地(哪怕國權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啟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響上，主導20世紀的，不是梁啟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體的改革，而是國體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國歷史是沿著《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啟超早已被歷史邊緣化，盡管他對歷史的未來有著驚人的洞見。

　　“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業(yè)已構成一個百年迷途，我們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為其首途；
那么，在政治學的識見上，《新青年》及其時代，委實是梁啟超時代的倒退。當年，梁啟超們解決了的問題，《新青年》卻又把它攪混了�！缎虑嗄辍返恼�治誤區(qū)在于，北洋時代并不是專制時代，盡管有袁世凱、段祺瑞等人的獨斷專行，但這種擅權不是制度意義上的專制。《新青年》鼓吹民主，發(fā)起國民運動，后來更發(fā)展為推翻北洋的國民革命。那些讀著《新青年》的青年們紛紛南下，投入國民革命的洪流，結果，非專制的北洋給推翻了，迎來的卻是貨真價實的專制(國民黨一黨專制)。然而，歷史并不到此為止，國民黨專制只是20世紀中國專制的一個驛站。受五四精神影響，李銳那一代人(比如李慎之、李普等)走上了歷史舞臺，他們“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為反國民黨專制，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拋頭顱灑熱血。于是，種瓜得瓜，1949年，歷史終于迎來了“Totalitarian society”中的另一種政體，這就是毛澤東稱謂的“人民民主專政”，至今它依然懸在我們的憲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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