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般人很難形成歷史學家那種嚴謹科學的歷史觀念，所以，歷史學家才在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人們從他們的記述中了解過去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事情，藉此認識身在其中的現(xiàn)實，并進而展望未來……正因為這樣，人們對那些記憶、描述和解釋歷史的人總是充滿了敬重，認為他們在從事一項非常人所能勝任的偉大工作，談到他們總要排列出許多溢美之辭。比如，我們絕不簡單認為《史記》是失意文人為了紓解內(nèi)心苦悶所做的文字排列，我們從中看到令人驚嘆的嚴謹，體味到隱藏在字里行間的凝重，它對我們靈魂的啟示猶如一個睿智朋友的提醒……這不是所有歷史著作都具備的品質(zhì)。我始終覺得，司馬遷對歷史材料的使用達到了至今無人能夠達到的境界，這位在空間意義上離我們很遙遠的人由于敘說了耐人尋味的歷史而離我們很近，我們甚至聽到他議論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現(xiàn)實狀況，講述不久的將來會發(fā)生什么事情……是的，他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身邊一個睿智的朋友。

　　司馬遷固然守著國家圖書館，自身又“學富五車”，但是我仍舊免不了感慨，在記憶材料單一（石刻和書簡）的漢代，這個人究竟是如何采擷浩如煙海的歷史信息的？如果我們把歷史學家的敘述看成歷史的客觀記述，那么，這里的“客觀”又來源何處？歷史學家說的真的是歷史本身想要說的嗎？

　　據(jù)我所知，司馬遷10歲開始閱讀古書，大概屬于早熟或者天才之類，然而早熟和天才并不意味必定會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好在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yǎng)，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tài)度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司馬遷20歲從長安出發(fā)到全國各地游歷去了,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guī)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后“仕為郎中”；
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說的是，他先到浙江，探訪傳說中的大禹的遺跡，然后到湖南，考察有關舜的傳說，再到孔子的故鄉(xiāng)曲阜，收集有關孔子的歷史資料。有了官職以后，他又到西南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四川、貴州、云南等地去了解風俗民情。

　　在長年的游歷中，司馬遷開闊了眼界，“歷史”這兩個字在他心目中也獲得了沉甸甸的份量，從此以后，試圖說出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的想法，猶如美好的希望一樣浸潤著他年輕的心，這意味著這個意向高遠的年輕人有了具體的人生方向，他的一切都為它而存在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遷從西南游歷歸來，三年以后繼任去世的父親為太史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在“金匱石室”即國家圖書館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開始正式寫作《史記》。

　　我相信，這位偉大歷史學家再現(xiàn)歷史的時候，所倚重的絕不僅僅是石刻和竹簡上那些呆板的資料，他從廣泛游歷中擷取的民間記憶一定發(fā)揮了獨特鮮活的作用，是那些記憶讓歷史活動了起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從這部偉大著作中看到歷史的因果關系，看到人物栩栩如生，看到閃爍在歷史深處的今天的映像……我可以斷言，如果沒有這些來自民間的記憶，我們看到的將不是一部活的歷史，我們只能看到一部蕪雜的歷史資料匯編。

　　無獨有偶，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個叫希羅多德的歷史學家（他與司馬遷幾乎處于同一時代）也在做著同樣的工作。

　　希羅多德的著作名為《歷史》，字面意義與《史記》同名。希羅德出生在上流社會，受過良好教育，這一點與司馬遷也頗為相近。一個人選擇了這項事業(yè)而沒有選擇那項事業(yè)，一定與這個人的性格有關。這位希羅多德天生喜歡游歷，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時代，他的足跡曾經(jīng)踏遍黑海、巴比倫、埃及，幾乎走遍了西亞和地中海東部主要地區(qū)。值得注意的是，希羅多德不簡單是一個狂熱的旅游愛好者，他更是一個對眼前和過去事物極為感興趣的人，他每到一地都要去探訪名勝古跡，到當?shù)厝嗣裰虚g觀察民情風俗，搜集能夠找到的任何文字記錄和舊聞、傳說，并把他們記述下來。我們可以把它的這種獨特旅游方式描述為學術探訪，就是在這樣的學術探訪中，希羅多德寫作完成了流傳于世的偉大歷史著作《歷史》。

　　《歷史》亦名《希臘波斯戰(zhàn)爭史》，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希臘人和異族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紛爭原因和波斯的興起為線索，依次敘述呂底亞、米底、巴比倫、埃及、波斯、斯基泰、利比亞和希臘等地區(qū)的往事、地理、民族和風習；
第二部分以希臘波斯戰(zhàn)爭為線，從愛奧亞城起義敘述到普拉提耶和米卡列戰(zhàn)役。

　　與司馬遷一樣，希羅多德的游歷愛好對于他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盡可能利用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所有文獻記錄，盡可能利用了自己在游歷中搜集到的軼聞資料，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他的歷史資料的主要來源。相對于司馬遷縱橫捭闔的宏闊歷史眼光，希羅多德顯然要遜色許多，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兩位歷史學家不約而同所做的調(diào)查了解工作對于歷史記述的巨大意義。

　　我們得到一個結(jié)論：歷史學家對歷史資料的采擷來源于人類的歷史記憶。記憶有兩種，一種有形，鐫在甲骨上，鑄在青銅器上，刻在竹簡上，書寫和印刷在紙張上……總之，為我們的視覺所能夠感覺到；
另一種無形，主要為口頭傳說，譬如民間社會中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的口口相傳，親朋好友飯桌前毫無遮攔的敘說，甚至于婦女們東家子長西家子短的閑扯，三教九流人員中的街談巷議，都會成為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東西，他們知道可以從中采擷到什么東西——當歷史學家把這些東西訴諸于文字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敘述了。

　　這就是說，歷史學家再現(xiàn)的東西并不神秘，僅僅是一種記憶，一種有形或者無形的記憶。猶如做成米飯之前我們必須擺弄“大米”一樣，我們談論歷史不能不談論記憶，記憶是歷史之源，很多時候記憶甚至就是歷史本身。

　　2

　　1969年1月25日，我在沒有選擇的選擇之中告別家人，登上西去的列車，離開北京到陜北插隊去了。雖然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到處都喧嚷著革命，但就人的內(nèi)心圖景來說，那是一個極為晦暗的年代，所以，當我們來到陜北高原的時候，就聽不到早就聽說過的“陜北民歌”了，這些東西都嚴厲被禁止了，所有人都野獸似的吼叫著歌頌黨和領袖的歌曲，沒有一個人敢于冒著被批斗的危險唱一唱那些曾經(jīng)從心底里流出的歌。

　　人對于被禁止的東西總是很好奇，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生蛋子”更是空前地好奇起“陜北民歌”來，想方設法要聽一聽到底是怎么回事。

　　鋤地到僻靜的山灣，央求老鄉(xiāng)唱上一首，老鄉(xiāng)就像聽到色情話題那樣笑著，認真地說:“那曲兒可不好哩！”問咋不好，老鄉(xiāng)摸著后腦勺，為難地說：“一滿（方言：“全部”的意思）是男女間的事情……”我們堅定地說我們就是想聽男女間的事情，老鄉(xiāng)相互看一眼，囑咐我們說：“不要說出去噢！” 于是輕聲吟唱起來：

　　青線線藍線線，

　　藍格瑩瑩的彩。

　　生下一個蘭花花,

　　實實的愛死人。

　　五谷里那個田苗子兒,

　　數(shù)上高梁高。

　　一十三省的女兒喲，

　　唯有那個蘭花花好……

　　我至今仍然記得老鄉(xiāng)吟唱這首被禁止的歌曲時那種既謹慎小心又陶醉其中的神情，他們的眼睛中閃爍著平時難以見到的人性光彩，在這種光彩沐浴下，我的靈魂世界氤氳著一種類似于宗教體驗的圣潔感情，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是那樣真實，那樣具有質(zhì)感，那樣值得用整個生命去熱愛。

　　插隊期間，我在類似場合聽到了很多這樣的歌曲，陜北民歌蕩漾著的生命激情始終鼓動著我，它讓我發(fā)現(xiàn)了在僵硬冰冷的現(xiàn)實世界下面，很深很深的地方，還有一個溫潤、柔軟的世界，人的內(nèi)在本質(zhì)就在那里，我們靈魂也寄寓在那里，那里才是我們能夠安歇的地方。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一個年輕的生命突然意識到了，在一個把人置放到被貶抑位置的社會中，世界分裂為“顯”和“隱”兩種狀態(tài)：前者意味合法，合法意味無我；
后者意味非法，非法意味我在……這種意識成為了我觀察社會與人的出發(fā)點。也正因為如此，我才很不幸又很幸運地走到了作家這條路上。

　　后來我上大學，畢業(yè)以后依照自己的文學理想在延安選擇了一個可以搞創(chuàng)作的單位。這時候，國家的政治局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所謂“粉碎‘四人幫’”），嚴酷的封建專制主義統(tǒng)治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的松動，被禁錮的思想有了狹小的活動空間，反映在我所置身的文化環(huán)境，進入八十年代，則有人斗膽提出收集整理已經(jīng)久違了的陜北民歌。

　　為什么要用“斗膽”這個詞呢？這是因為這個提議在當時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好在單位領導“審時度勢”（這幾個字顯示出中國人多么無奈和聰慧），頗有勇氣地給以支持，同意成立“陜北民歌收集整理小組”，并且撥出了幾百元經(jīng)費。十幾個專業(yè)和業(yè)余音樂工作者懷著極大熱情奔向鄉(xiāng)間，來到貧困到衣不遮體、飯不果腹的人民中間，挖掘整理前不久還處于“非法”狀態(tài)的人民的歌聲，一年半以后，竟然有厚厚兩大本16開《陜北民歌》油印出來，成為延安文藝界和其他各界喜歡陜北民歌的人士爭相索取的寶貴資料。那時候我已經(jīng)到了西安，《陜北民歌》洛陽紙貴，遍尋不見，最后還是一位要好的朋友想方設法弄到一套，饋贈于我。

　　二十多年來，工作單位幾經(jīng)變換，搬了很多次家，這套手工刻印的《陜北民歌》總是處在書架最顯眼位置。它樸實無華，散發(fā)著泥土芳香，遠比那些著名作家印制精美的所謂作品的無病呻吟來得真實；
它猶如一根文化臍帶，聯(lián)結(jié)著我曾經(jīng)生活過15個年頭的陜北高原，我在長篇小說中經(jīng)常插入陜北民歌歌詞，也都來自這套來之不易的《陜北民歌》……我常常感慨，盡管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種力量想干預人的存在，但是實際上它什么也改變不了，這是因為，人類記憶無法被斷離，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將頑強地延續(xù)著人的精神方向，提示人們不要忘記不該忘記的東西，不要忘記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

　　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歌曲《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段時間里幾乎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宗教歌曲。這首來路可疑的歌曲竟然被注明為“陜北民歌”，詞曲作者署名為“李有源”。后來得知，這首狂熱歌頌領袖的所謂“陜北民歌”，是政治力量和某些墮落知識分子強奸陜北民歌產(chǎn)下的一個怪胎，是地地道道的偽作——它的曲譜來自一首陜北情歌，歌詞則為文藝工作者偽造——偽造了歌詞就是偽造了民意，它制造的“民意”純粹出自于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宣傳，與人民的寄望風馬牛不相及，與陜北民歌中可貴的人性風馬牛不相及，與真實的歷史圖景風馬牛不相及。

　　自從一種專橫力量在中國大地上誕生以來，由它的內(nèi)在本質(zhì)決定的專制文化就不斷導致大規(guī)模的文化強奸不斷發(fā)生，《東方紅》只是其中一例，并且很可能不是最典型的一例——著名的《十送紅軍》不也是這樣的一首偽作嗎？許許多多所謂的“歷史歌曲”不也是“文藝工作者”大規(guī)模作偽的產(chǎn)物嗎？大躍進期間著名的“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我來了！”不也是這樣一首假托所謂“民謠”、實則反映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偽作”嗎？

　　仔細考察，你會發(fā)現(xiàn)無數(shù)假借人民的名義的所謂“民歌”、“民謠”、“民間故事”與人民無干，它們甚至成為了人民的反動，不斷從精神上攪擾著人們，折騰著人民，人民的真實心聲被它們封閉到了心底，成為了“非法”，非法的“合法”則大搖大擺，把所有人都代表了，就像街頭無賴牛二那樣混跡于街市，欺瞞詐騙，撒潑�；�，欺辱著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人民。

　　直到今天，我們?nèi)耘f不斷從國家宣傳機器中看到和聽到“公仆”們?yōu)槿嗣竦睦�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光輝事跡，而我們的政治權利、經(jīng)濟權利、文化權利被無端褫奪、本屬于我們的社會財富被權力無償劫掠的人生處境，我們試圖說出的那種聲音，則淹沒在了這些代表“民意”的高調(diào)喧嚷之中……此種情形，與陜北民歌的遭遇有什么區(qū)別嗎？

　　沒有什么區(qū)別。

　　這就是說，我們?nèi)耘f無法聽到真實的陜北民歌，我們聽到的仍舊是偽作《東方紅》；
他們不僅要我們每天去聽，還逼迫我們每天去唱，去為剝奪我們的那種力量歌功頌德。

　　3

　　陳行之先生，你不是在談論歷史嗎？怎么說到陜北民歌上去了呢？難道這一切與歷史有關系嗎？

　　我的回答是：有關系。

　　我甚至可以說，我談論的就是歷史本身。

　　還是回到我上面說到的收集陜北民歌這件事上來。

　　那套油印本《陜北民歌》一共收錄了646首陜北民歌，都是陜北老鄉(xiāng)演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音樂工作者采錄下來的。如果我們把陜北民歌被封閉的日子看成歷史曾經(jīng)被遮蔽的那個部分，那么，這種演唱、采錄以及最終油印成書，就是還原了本應當“在”的歷史——換一句話說，歷史用還原記憶的方式還原了歷史自身。

　　誰在記憶？

　　人。

　　記憶是這樣一種東西：當某個事件發(fā)生的時候，人類大腦皮層就會被調(diào)動起來，接受和儲存關于那個事件的相關信息，成為某種記憶資源。只要生命仍在運行，這種記憶資源就不會消失，它將不斷參與和整合人類獲取的新的信息，形成經(jīng)驗，作用于人類的知與行。記憶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根本標志，記憶的喪失與殘缺意味著人類本性的喪失與殘缺。

　　如果我們把人類記憶視同為歷史記憶，認可本文標題“歷史，簡括了說就是記憶”的陳述，那么我們就有理由以人類記憶為例，來說一說歷史記憶究竟處于何種狀況。

　　與人一樣，一個社會事件一旦發(fā)生，歷史的大腦皮層就會被調(diào)動起來，接受和儲存關于那個事件的相關信息，成為某種記憶資源。只要真實的歷史仍在延續(xù)，這種記憶資源就不會消失，它將不斷參與和整合歷史在延續(xù)中獲取的新的信息，形成為歷史經(jīng)驗，以隱蔽的或者顯現(xiàn)的方式作用于歷史。記憶是歷史之所以為歷史的根本性標志，歷史記憶的喪失意味著歷史本身的喪失。

　　結(jié)果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景：當有人試圖掩蓋歷史的時候，首先想到要做的就涂抹掉歷史記憶，就像禁止傳唱陜北民歌那樣，就像大規(guī)模制造偽作（民意）以替代真實的民歌那樣。他們認為凡是他們想禁止的東西都是能夠被禁止的，他們認為凡是礙事的歷史記憶都是能夠從人民頭腦中抹去的，在記憶被抹去的地方，他們認為有足夠的能力編造出一部虛假的歷史。

　　在一段時間里，他們的確做到了——陜北民歌確確實實從陜北大地上消失了，歷史上發(fā)生的駭人聽聞的事件，確確實實不再以任何形式在傳播媒介中出現(xiàn)，既不能描述，又不能討論，更不能質(zhì)疑，血跡被擦干了，生命消失的地方回旋著吉祥的歌舞，一種超級力量以罕見的專橫用謊言涂抹著歷史的畫廊，那里花花綠綠，熱鬧非凡，光天化日之下，虛假猥褻著真實，良知被棍棒敲打，記憶以非記憶的形式向人民施展淫威，我們聽到囂叫，聽到欺瞞，聽到花言巧語，唯獨聽不到歷史的真實聲音，聽不到從人民心底里流出的歌聲，蒼茫大地一片寂寥……這就是失去記憶的世界的模樣，這就是強力強加給我們的世界的模樣。

　　就是在這樣一個晦暗的世界中，我們?nèi)耘f聽到陜北民歌，聽到人民心底的聲音。這是因為，記憶——不管人的記憶還是歷史的記憶——可以暫時被遮蔽，卻絕不會消失，永遠不會消失，總有一天，它會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后來者究竟發(fā)生過什么事情，我們的后人都能夠像我在陜北插隊期間那樣，在僻靜的山灣里聽到人們吟唱陜北民歌，聽到歷史的真實訴說，他們聽得到。

　　這樣想來，那種試圖遮蔽一切的力量竟然那樣不自量力，竟然那樣輕飄可笑——如果這時候你遇到司馬遷怎么辦？你遇到希羅多德怎么辦？當他們游歷到民間，聽到人民訴說的時候，他們會違背歷史學家的良知，接受一部你偽造的歷史么？當然，你可以把他們投入監(jiān)獄，也可以把他們消失為無，但是，請記住，歷史歸根結(jié)底不是歷史學家的歷史，更不是權力者的歷史，它是人民的神圣記憶，一種刻寫在人民心田上的文字，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圖抹去這樣的文字，你也不能，你永遠不能。

　　陜北民歌終究會在美麗的陜北高原上回響，那將是異常雄渾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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