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迪遜的《制憲筆記》是對美國一七八七年聯(lián)邦制憲會議最完整和最詳細的記錄。會議秘書威廉·杰克遜（William Jackson）的官方記錄和其他制憲代表的私人筆記都沒有像麥迪遜的記錄那樣，覆蓋從五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七日的制憲會議全過程，并細致記述那幕“夾雜著引人入勝的人物描寫、有關政治理論的長篇大論、透頂?shù)氖�望情緒和堪稱奇跡的成功”的“政治劇”。麥迪遜的筆記手稿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列入“頂級珍藏”，《一七八七年聯(lián)邦制憲會議記錄匯編》編者馬克斯·法蘭德（Max Farrand）說它提供了“標準和權威敘事”，中國法官何帆也稱它的歷史文獻價值“無法被替代和超越”，是“國內研究美國制憲史無法繞過的關鍵文獻”�！吨茟椆P記》無疑成為后世解鎖制憲會議原貌和《聯(lián)邦憲法》“原旨”的第一把鑰匙。
　　但美國法律史學者瑪麗·比爾德（Mary Sarah Bilder）《麥迪遜之手：偽造制憲會議記錄》（下稱《麥迪遜之手》，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書卻提出：《制憲筆記》不是對一七八七年聯(lián)邦制憲會議的忠實記錄。麥迪遜不僅在會議期間沒有客觀記錄制憲過程，他事后在補充和編輯筆記手稿時還做了許多不誠實的修改。事實上，麥迪遜修改過他的筆記手稿，早已眾所周知。一八四0年，他的遺孀多莉·麥迪遜（Dolley Madison）在出版《制憲筆記》時即坦言，麥迪遜“親自謄寫、修改過筆記”。而且，自一八四一年約翰·漢密爾頓（John C.Hamilton）公開質疑麥迪遜對他父親漢密爾頓的記述時起，學者和公眾“對麥迪遜筆記可靠性的潛在懷疑便始終揮之不去”。但之前卻無人像比爾德這樣通過新興的數(shù)碼技術和傳統(tǒng)的文本方法，全面呈現(xiàn)麥迪遜偽造制憲會議記錄的數(shù)量之多、程度之大，更無人像她這樣通過專門性與批判性的研究，系統(tǒng)解釋麥迪遜偽造制憲會議記錄的技術原因和政治目的。二0一六年，比爾德憑借《麥迪遜之手》獲得美國史學界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成為自一九四八年該獎項設立后第四位獲此殊榮的法律史學者。
　　《麥迪遜之手》主要講述《制憲筆記》寫作、編輯、修改和出版的全過程。歷史學者杰克·雷克夫（Jack Rakove）稱本書是“《（制憲筆記）傳》”，而它“必然也是筆記作者麥迪遜的傳記”（6頁）。比爾德一方面是要通過考察《制憲筆記》成書過程，說明筆記與真實制憲會議之問的驚人出入，另一方面是要通過解釋麥迪遜寫作、修改筆記意圖的變化，展示麥迪遜憲法與政治思想的“成長歷程”。比爾德為此先后回答了這樣兩個問題，即“麥迪遜最初如何寫作他的筆記以及這說明了什么”，“麥迪遜后來為何以及如何修改他的筆記”（4頁）。
　　《制憲筆記》最初的寫作目的和寫作方式表明，它自始就不是對一七八七年聯(lián)邦制憲會議的客觀記錄，而是麥迪遜對此進行創(chuàng)造性思考、過濾和加工的結果。比爾德回顧麥迪遜在一七八二至一七八三年任職邦聯(lián)國會期間“寫作‘立法日記’和與友人互通信息”的做法后指出：“《制憲筆記》從一開始就不是為留存后世寫的，而是為和杰斐遜分享信息之用�！保�19頁）記筆記不僅方便了麥迪遜日后與杰斐遜分享信息、交換看法，“寫作本身對他而言也是一種思考的方式”（19頁）。麥迪遜先在制憲會議上記下粗略草稿，之后再每兩周一次將其轉錄、擴充為詳細筆記，并在每一個發(fā)言之前按自己的理解附以概括說明；他詳細記述弗吉尼亞代表提出的建構有效聯(lián)邦政府的方案及其引起的爭議，而“將弗吉尼亞代表想象為會議議程設定者，將其他制憲代表降格為響應者或反對者”的寫作安排正是他本人中央集權政治偏好的投射（49頁）；他的筆記不僅充斥著對其他代表發(fā)言的價值評判，還表現(xiàn)出“絞盡腦汁的修改和創(chuàng)造性思考”（74頁），且經常“將其他代表的想法置于自己名下”（117頁）�？傊�，麥迪遜“沒有像中立的第三方那樣客觀記錄會議過程”（28頁），反而常常在筆記中摻雜其作為會議參與者的利益和理念。
　　而且，比爾德基于筆記手稿八月二十一日與二十二日之問的明顯斷裂指出，麥迪遜在制憲會議期間因為身體不適和起草憲法草案工作繁重，只完成了八月二十一日之前的筆記。他遲至一七八九年秋季杰斐遜返國前夕，才開始著手補充余下部分。其結果是，由于兩年多的時間跨度，“麥迪遜對制憲會議的記憶已經消退”（155頁），八月二十一日之后的筆記尤其不可靠。特別是，制憲會議結束后的兩年，麥迪遜在異常激烈的憲法批準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憲法原初實踐中，“一次又一次為了新的目的、向新的聽眾解釋憲法”（154頁），這無疑深刻改變了他對制憲會議和《聯(lián)邦憲法》的理解，也使得他于一七八九年秋季之后補充的筆記與制憲會議原貌相去甚遠。
　　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年的新形勢與新問題催生了麥迪遜的新思想。一是政治主張。為了推動各州批準憲法，麥迪遜的中央集權傾向開始變得溫和。他在制憲會議后期即認識到，“自己的筆記無法捕捉到制憲會議的復雜性”，也“無法完全掌握憲法草案中不斷浮現(xiàn)問題的范圍和尺度”（141—142頁）。他后來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與弗吉尼亞憲法會議上，努力給制憲會議充滿矛盾的決定“尋找邏輯依據(jù)，建構單一意圖”（154頁），從而將自己從制憲會議上的極端主張和欲求未滿的失落情緒中解放出來。一七八七年五月，麥迪遜懷揣著徹底革除“邦聯(lián)體制諸弊病”的計劃出席制憲會議。他主張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寬泛的國會否決權是新體制的關鍵要素”，聯(lián)邦政府應當被授予否決各州議會立法的權力（77頁）；在聯(lián)邦和各州權力之間劃分“明確界限”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完全不可行的”（76頁）；“聯(lián)邦政府吞并各邦政府的趨勢……不會產生致命后果”（99頁）。但提議的失敗和政治的發(fā)展促使麥迪遜重新思考各州的憲法地位。在憲法批準運動中，他轉而主張建立聯(lián)邦與各州分享主權的二元聯(lián)邦體制。他不但詳細列舉聯(lián)邦有限權力，也絕口不提減損各州剩余權力。二是解釋方法。為了保證憲法順利實施，麥迪遜在解釋憲法時沒有拘泥于其在制憲會議上的立場。他在擔任第一屆聯(lián)邦國會眾議員期間，“綜合運用精神、原則、結構和文本等憲法解釋方法，以實現(xiàn)聯(lián)邦政府運轉的實用目的”。對麥迪遜而言，即使援引憲法原旨，他在制憲會議上的主張也無“必然約束力”（176頁）。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麥迪遜的新思想在杰斐遜政治理念和日益激化的黨爭催化下持續(xù)發(fā)酵。這種新思想也使得麥迪遜在補充、編輯筆記手稿時想要且也能夠掩飾和修改他在制憲會議上的立場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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